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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爾，魯迅，昆德拉——奈保爾評介（6之5）

曹長青

由於第三世界的成長背景，奈保爾的作品裡充滿了社會內容，充滿了憤世嫉俗，充滿了責任意識。如果說昆德拉是描寫共產主義社會的代表作家的話，那么奈保爾就是描寫第三世界的代表作家。

西方評論家經常把奈保爾和康拉德類比，不僅由於他們都寫了殖民地，他們的文字風格有相近之處，更由於他們的作品都對人性的野蠻之處流露出強烈的悲觀情緒，他們都明顯地推崇西方文明。奈保爾本人也非常推崇康拉德，並在他最好的作品裡模仿了康拉德。

康拉德17歲離開了出生、成長的波蘭，他的文學建立在遠離了家鄉之後，奈保爾18歲離開了出生、成長的千里達，他的文學也建立在遠離了生長地和祖籍印度之後。但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他們成年以後看世界的角度。他們雖然成年以後都選擇居住英國，用英語寫作，但他們都沒有真正的國家，同時也正因為沒有國家而瞭解更多的國家。

對於中文讀者來說，如果把奈保爾比做第三世界的魯迅可能更容易理解他是哪種作家。和魯迅一樣，奈保爾對社會的陰暗總是忍無可忍，他說“兩個半球的黑暗之處成了我寫作的主體。”他承認自己是一個感覺非常強烈的人，“我對事物的反應總是過於強烈，但正是出於這种對於事物的強烈反應我才寫作。當我對事情沒多少感覺的時候，就寫不出什么東西來。”“如果一個人對事情沒有強烈感覺，大概就不應該去寫作。”情緒的表達一直主導著奈保爾的寫作，這大概也是他和魯迅的共性之一。

魯迅苛刻、挑剔、對事情的態度絕不中庸。奈保爾也是觀點鮮明，絕不站在中間灰色地帶，同意他主張的人极為欣賞，反對他的人則恨之入骨。他的毫不“含蓄”的思想觀點、惹怒眾人的實況描述、刻薄不饒人的評論，都使他成為當代最有爭議性的英語作家之一。曾是他的好友，現在則是對頭的美國作家Paul Theroux在《維迪拉爵士的陰影》（Sir Vidia’s Shadow）一書中說﹕“他有很鮮明的觀點，有很強的個性，雜志編輯們喜歡這種作家。”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霍格蘭（Jim Hoagland）評論說，“奈保爾的本性和他作為作家的責任就是去刺激、激怒別人。”《紐約時報》記者問奈保爾是否對關於他而引起的爭議感到疲憊，他說，“一點兒都沒有。能惹起這種敵意對一個作家來說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個作家不能惹起敵意，他就死了。”

魯迅在愚蠻、酸腐、頑固的中國文壇一直是孤軍作戰，奈保爾在西方知識界的左派大潮和第三世界文化人的反西方浪潮中也是逆流而上。但是奈保爾比魯迅幸運得多，畢竟他生活在一個自己所讚美的文明社會、文化價值中；而魯迅則生活在一個他痛斥的文化和社會中，其艱難和悲憤可想而知。奈保爾說，“一個作家只能被他所認可的那個文化、那個社會和那個國家所接受和承認。”

魯迅對中國文化持強烈的批評態度，痛恨到用“吃人”來形容。奈保爾則乾脆認為第三世界（主要是指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等）沒文化。奈保爾和魯迅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指責大眾的愚昧和野蠻。但這種對大眾的指責似乎尚有值得探討之處，因為制度是統治者控制的，文化是知識人創造和發展的，而大眾只不過是制度和文化的雙重犧牲品罷了。而大眾這倒霉的犧牲品，在專制制度下不是奴僕就是暴民。

奈保爾對官方作家和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群體的批評也是他遭到攻擊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甚至痛罵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絕種了或毫無功能，他說，“西方這種社會不產生群體狂熱，而群體狂熱是知識份子墮落或絕種的結果。”

讀到如此精闢的論斷，不能不使人想起在中國發生的近在眼前的群體狂熱﹕北約誤炸中國領館後的舉國瘋狂，王偉事件的群情激昂，美國遭襲擊後渲洩仇恨的網民……

而在美國，在遭到歷史上最嚴重的殘忍攻擊、在三千無辜生命瞬間被謀殺之後，他們震驚，他們悲憤，他們支持美軍去抓獲恐怖份子，但卻沒有在全國任何一個地方舉行聲勢浩大、群情激昂的集會聲討穆斯林人、燒毀拉登頭像。他們只是默默地悼念死者、深情地高歌“上帝保佑美國”、然後堅定地舉起星條旗，舉起正義的力量、舉起自由的價值、舉起西方的文化、舉起人類的文明。

再看第三世界穆斯林國家和地區，在沙特阿拉伯、在印度尼西亞、在埃及、在阿富汗、在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瘋狂的集會怒吼、燒美國國旗、燒布什、布萊爾模型此起彼伏。然後呢？狂熱之後一片空白，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為什么價值而狂熱，只有渲泄仇恨。在憤怒聲討美國、把一切都怪罪西方之後，他們自己的社會照樣貧窮、照樣落後，照樣一團亂糟。面對這種現狀，不是他們的知識份子墮落或絕種，又是什么呢？當然，或許可以理解的一點是，獨裁政權太殘酷，把任何真正知識份子的種子都斬絕了。

如果把奈保爾和昆德拉相比，兩人也有相近之處，雖然他們後來都到了西方，但他們作品的主要內容都是抨擊自己曾經經歷過的、熟悉的那個社會。他們都急於在作品中表達對社會的看法，經常直接議論。雖然這種做法並不是文學的高明之處，但在狄更斯，甚至托爾斯泰的作品裡也偶然可以見到。而奈保爾比昆德拉的高明之處在於他的議論總是非常自然地由書中的人物敘述、表達出來，如果不是特別留意，並不容易察覺到；昆德拉則總是由作者直接跳出來議論，經常顯得很突兀。

奈保爾和昆德拉的另一個相似之處是結構和內容上的散亂。昆德拉的作品主要是小說，但讀起來卻很難有是在看小說的感覺，你得很有理性地把它們作為一種瞭解共產主義的教課書才能讀下去。讀奈保爾的小說和紀實作品也有同樣感覺，你也得很有理性地把它們作為瞭解第三世界的教科書去讀。奈保爾的幾本主要小說，像《比斯瓦斯的房子》和《河灣》等，其文學色彩和質量遠超過昆德拉的小說，但奈保爾的紀實作品則寫得很不到家，背景材料交代差，過於拘泥自己的旅行日志，而不是逐漸地、層層深入地介紹這些國家；很多不著邊際、並不能說明什么問題的的瑣碎細節也沒有刪掉。他自己間或的議論經常很精彩，可惜被夾雜在他旅途匆忙的腳印中，讀者如不十分留意就被閃過去了。

但奈保爾、昆德拉和魯迅這三位作家的一個類似特點是，他們的思想價值超過他們的文學價值。人們需要昆德拉去更深刻地瞭解、抨擊共產主義社會；人們需要奈保爾去瞭解（共產社會以外的）第三世界、去抨擊那個世界的黑暗；中國人也需要魯迅去更深入地認清中國社會和文化中的弊端。

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作家來說，從受害者的角度寫抨擊壓迫者的作品並不需要多少智慧，有原始的情感就夠了，所謂“有壓迫就有反抗”。但是能審視自身、本民族的問題則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
西方產生了這么多西方的批評者恰恰是西方的驕傲，西方民主制度的驕傲，西方文化的驕傲。而東方產生了這么多獨裁政權的維護者正是東方專制制度和非人文化的恥辱。

而奈保爾，這個第三世界獨裁制度和落後文化的抨擊者，才真正是東方、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驕傲。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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