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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爾歧視非洲？——奈保爾評介（6之2）

曹長青

雖然自18歲以後奈保爾一直住在英國，但他的作品卻主要是描寫第三世界，具體地說是寫非洲、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陸。再具體地說，大概除了中國，他把第三世界幾乎全寫到了。

1971年，奈保爾以《在放任的國家》（In A Free State）得到英國最高圖書獎布克獎（這裡之所以譯成“放任的國家”而不是“自由的國家”是因為小說指的是一個剛獨立、尚未建立起任何規矩的、混亂的非洲國家。而中文的“自由國家”通常指西方自由國家）。在這部由五個中短篇組成的作品集，奈保爾主要描寫了個人在面對外來文化時的困惑、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和不相容性。《在放任的國家》是一個中篇小說，或叫短長篇。在這部作品裡奈保爾通過一對歐洲男女在非洲某國的一次旅行經歷，主要寫了非洲從英國獨立之後的失控。

1979年奈保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被選入“20世紀百部最佳英文小說”的經典作品《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這本書描述了一個印度後裔的穆斯林人在某個沒有給具體名字的、剛剛獨立的非洲國家的經歷。這是他描寫非洲後殖民地時代現實的最重要作品之一。

在這本書裡，奈保爾用一個並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印度後裔但在非洲謀生的小雜貨店主的口吻、用平靜的語調，說出了人們不想看到、不願意承認、更不敢說出口的真實﹕殖民地獨立之後，非洲人民所遭受的災難遠超過殖民地期間。他們在掙脫了部落的枷鎖或殖民地的規矩之後，卻無法進入現代人的生活；社會沒有秩序、毫不安頓；形成了一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既無規矩、更無法律的混亂局面。“叢林在自行運轉著，人們無路可逃。”“叢林”（The bush）是奈保爾常用的代名詞，表示非洲以及整個第三世界。

在那個社會裡根本沒有知識份子，軍隊是唯一的權力，在軍隊之上就是“強人”（Big Man） 總統。任何政策的決定都取決於這個“強人”的奇想。就像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狀態。在那種世界，被壓迫者經常會像壓迫者一樣邪惡；兩者同樣都被黑暗和恐懼征服；普通人沒法有真正個人的事業，沒有個人的成就，他們很容易被各種幻想和謊言左右。

同樣像共產主義社會，“強人”根據他的統治需要，雇了一個白人學者重新改寫歷史。在這之前非洲的歷史也全都是歐洲人寫的，自然帶著歐洲人的主觀或偏見，但非洲人本身卻沒有寫下自己的歷史。奈保爾寫道，如果歐洲人不把非洲的歷史記錄下來，他們的歷史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沒有人在乎過去，也沒有人看重將來，他們只是活在當下。

奈保爾在這部書裡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歷史是在人類成就的基礎上寫的，沒有成就也就沒有歷史。他暗示，非洲的歷史是從歐洲人來了之後才開始有的。

《河灣》的男主角說﹕“逃離家庭、社會規定的生活不僅是一種渴望、需要，而是能倖存的唯一選擇。”這不能不說是許多第三世界人民的共同命運。所以奈保爾說他自己沒法在作品中充滿浪漫情懷地美化第三世界，沒法對那裡的野蠻做合理的道德解釋。那裡到處充斥貪婪、嫉妒、野蠻、仇恨；黃種人恨褐色人，褐色人恨黑人，黑人恨白人，就這樣循環著。這種仇恨似乎是正常的。奈保爾認為，“貧窮比任何現代機器都更把人非人化。”

對西方那些“飽漢不知餓漢飢”的讚美第三世界的歌聲，奈保爾在《河灣》中寫道：“你無法听下去那些關於人間不平的甜蜜歌聲，除非你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裡能享受到正義；你不可能歌唱世界的末日，除非你感覺到是安全地呆在一個將一直存在下去的世界。”

奈保爾在另一部以拉丁美洲為背景的作品《游擊隊員》裡，最刻薄地描述的是一個淺薄的左派英國女人。那個善良的白人女性，因為背後有另一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安全、富有等保護著，她根本對革命、對人要付出的代價、對那種社會的殘酷毫不清楚。她對周圍的荒誕完全沒有感覺，她的感官系統失靈。當她在非人的第三世界過得不開心的時候，以為就可以輕松地飛回西方自由世界的保護傘下。但最後無知被邪惡吞噬，她自己被強暴之後屠殺。奈保爾對西方人的“天真”似持不原諒態度。

他表示，對於“原始森林”（指原始野蠻的社會）他沒有西方人那種“溫柔的情感”，因為西方人只是周末到“森林”裡去野餐一頓；他們在西方自由通行證的保護下，輕松愉快地到非洲遛達一趟，見到和欣賞的是微風吹拂下的棕櫚樹和陽光下閃閃發亮的美妙沙灘（就像西方人到北京上海見到的是高樓大廈、霓紅燈閃爍，好一派現代化的美景）。

《河灣》的男主人說﹕“我很吃驚，歐洲和美國的報紙上居然對這裡的屠殺有讚美聲。當然，人們對他們不真正感興趣的地方、他們不必去居住的地方總是願意說些好話。”精闢、準確至極！

西方左派認為所有的社會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平等的價值，但他們自己卻絕對不去和西方具有“平等價值”的第三國家居住。他們大可以在西方全方位的精神、物質保護下，躲在西方的象牙塔裡讚美第三世界的迷人。事實是，一味地施舍廉價的同情絕不是真正的關心，對自己不必去居住的殘酷地方的輕松、瀟灑的讚美則不是無知就是可惡。如果有誰能真正放棄西方國家的護照，移居到第三世界國家居住，並熱烈地讚美那裡發生的一切，這才是值得佩服的；只有這種人才不是偽善。但還沒聽說過在西方有這種人，連加入阿富汗塔利班恐怖份子軍隊的美國人沃克爾（John Walker）都不肯放棄美國護照。

無論如何，世界上沒有比躲在象牙塔裡讚美“叢林”的人們更偽善的了。

奈保爾眼中的非洲是無法無天的相互殘殺、獨裁政權的野蠻統治、社會的貧窮落後。大概只有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在那種社會生活過、掙扎過，才能真正理解狄更斯的《荒涼山庄》裡那句話﹕“去旅游是個美妙之地，去居住則是地獄”。

現在不少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人，當他們像西方人一樣得到“自由通行證”的保護之後，也開始讚美那些他們不必回去居住、卻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旅遊、更可以瀟灑地離開的地方。自由給了他們讚美“叢林”的資本，也給了他們抨擊西方的特權。這類就是令奈保爾非常生气的“那些享受著自由卻不讚美自由的人”。

不少天真可愛的西方人對奈保爾的作品感嘆：“他寫的多么好呵，可是他為什么不寫寫西方白人的缺點呢？”也有人諷刺“因為他是棕色皮膚的，所以他就有了罵有色人種的執照了。”那個以攻擊西方文明、維護阿拉伯文化而著名的巴勒斯坦裔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賽義德（又譯薩伊德，Edward W. Said），則謾罵奈保爾是“白種人的黑鬼”（a white man's nigger）。可這個和巴勒斯坦的小孩子們一起向以色列哨所扔石頭的賽義德自己卻絕對不回到他的家鄉阿拉伯第三世界去居住，死活呆在給他所有言論自由的美國。

絕大多數和奈保爾有同樣想法的作家都縮著脖子不敢聲張，而奈保爾則毫不顧忌地寫（說）出自己鮮明的觀點。作為一個有色人種，他的確有著同時指責第一和第三兩個世界的特權，他也盡最大能量地使用了這個既沒人主動給、也沒人主動要、更挨第一、第三兩個世界主流輿論罵的特權。

有記者問奈保爾，“為什么非洲的作家們對他們自己的社會好像沒有你那么深入的批評？”他回答到﹕“有的社會刺激、促成有深度的作品；而另一些社會則不能，因為那種社會提供的促使智慧擴展的空間太小，所以作家們很難深刻。”奈保爾認為那些住在原始、野蠻、黑暗社會的人經常沒法清晰地看清他周遭的世界。

奈保爾曾對一位印度裔作家說，“拉丁美洲除了官方作家什么都沒有。”“官方作家是指他的觀點對現存體制、政府、政權不構成任何威脅……到處都是官方作家們，他們不冒犯任何人，就讓拉丁美洲那么一團亂糟，因為作家們不冒犯任何人。他們躲避了真實，所以混亂在繼續著。”

《河灣》中寫道﹕“每個人都放棄了一部份自己，去為他們的領導人服務。每個人都自願地自我渺小去凸顯他們領導人的偉大。”

當然，奈保爾並不是唯一的來自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批評者，自五、六十年代以來，已經有不少拉丁美洲、非洲和印度作家抨擊第三世界的獨裁專制、民族主義和腐敗落後，像拉丁美洲的塞爾文（Sam Selvon）、拉明（George Lamming），非洲的阿基比（Chinua Achebe），印度的納拉延（RK Narayan）和拉奧（Raja Rao）。但奈保爾則是其中最著名的。

奈保爾認為第三世界貧窮落後原因在於他們自己文化的糟糕、政治的獨裁、政府的腐敗、知識份子的愚昧、人民的野蠻。他對這樣的第三世界充滿悲觀，所以當有人問他非洲的前景在哪裡時，他說﹕“非洲沒有前景”（當然這話是在二十多年前說的）。他之所以敢這么大膽地說話是因為他沒有像西方作家那樣，帶著昨日殖民者的歉意美化非洲和拉丁美洲。

他的作品不僅描述了非洲、印度、中東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在困境中掙扎的悲慘現狀，更明確而尖刻地指出﹕雖然西方殖民對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人民帶來了文化震蕩，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但絕不成為今天第三世界國家落後、野蠻的理由。在殖民統治結束後，那些國家的情形更黑暗。而造成這種黑暗的原因完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自己﹕軍閥混戰的獨裁統治；迎合支持獨裁者的文化人；缺乏人性的文化；被原始、野蠻包圍的大眾。他尤其憤怒地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化人們從來都把他們自己國家的失敗歸罪於別人，歸罪於西方，而這正是他們的統治者所期望的。所以奈保爾認為第三世界幾乎沒有知識份子。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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