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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爾不替母國印度遮丑——奈保爾評介（6之3）

曹長青

在英國居住了12年以後，30歲的奈保爾第一次去了祖先的家鄉印度。他雖然既不是在印度出生，又從沒有在印度居住過，但由於典型的印度移民家庭環境的影響，再加上他一直對千里達的反感，奈保爾一直對祖先的家鄉有一種幻覺、向往。但第一趟返鄉使他自幼建立起來的對印度的夢想破滅。印度的貧窮、落後和原始令他沮喪萬分，他感覺自己和印度之間的距離簡直無法逾越，認為“這是一個不應該有的旅行，它把我撕成兩半。”回到倫敦後三個月陷入無法寫作的失語狀，然後他把自己的見聞、感受、想法寫成了關於印度的第一本書﹕《黑暗的地方》（An Area of Darkness）。

在隨後的20多年裡，他又幾次回印度，寫出另外兩本關於印度的書﹕《印度﹕一個受傷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和《印度﹕數不清的反叛》(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構成關於印度的紀實三部曲。

印度自1947年從英國殖民地獨立以來，一直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她為什么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貧窮落後？這不僅是第三世界關注的問題，也成為中國這種國家的獨裁者和一些知識份子認為人口眾多的國家不適合實行民主制度的理由。

奈保爾的印度三部曲不是理論作品，所以不可能系統、有條理地回答這個問題。作為紀實作品，他寫得也比較零散、零亂，按自己的旅行日程、所見人物為序。但耐心的讀者從他對所見所聞的細膩觀察、感覺、描寫，和散見於字里行間的毫不掩飾的尖刻批評中，起碼可以感覺到兩個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人人平等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幻想害苦了印度。人所共知，甘地和尼赫魯是兩個印度最有名、對印度影響最大的人。作為著名的民權領袖，甘地不僅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份子，同時滿腦子烏托邦幻想。雖然他在印度獨立的第二年就被暗殺，但他的想法、他的巨大影響至今在印度仍深入人心。奈保爾認為“甘地沒受過多少教育，從來都不是一個思想家。他的理念今天毫無意義。”

甘地的弟子、領導印度走向獨立的尼赫魯也是充滿社會主義思想。自1947年印度獨立一直到1964年去世，尼赫魯做了17年印度總理。他領導的國大党在經濟方面一直實行社會主義式的國有制。尼赫魯去世後，自1966年到1977年，1980年到1984年，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夫人）作為印度總理，也延續這種社會主義式的、以國有為主的經濟制度。由於普通的印度平民深受等級制度之害，他們渴望平等，渴望烏托邦社會。在印度，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共產主義者是相當不乏其人的。同時由於長期是殖民地，印度從政府到知識份子一直都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對西方、對資本主義都相當有敵意。這些都導致印度一直是蘇聯的盟友。

奈保爾對尼赫魯家族對印度的長期統治倒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的，他認為尼赫魯家族對獨立後一片混亂的印度的穩定起了相當的作用；甘地夫人執政期間，印度已經開始往工業化方向發展。奈保爾認為印度在後尼赫魯時代更空虛、漂浮，“他們靠口號統治。”他自己拒絕把印度羅曼蒂克化，拒絕承認一般印度知識份子為印度的貧窮落後所找的理由（英國殖民）。“為什么印度那么容易就被外來進攻打垮了？我們必須尋找內部原因。僅僅去譴責外部原因是不夠的。這一直是我的觀點。我們必須檢討自己，檢查我們自身的弱點。”

奈保爾的作品更多表現了導致印度落後的第二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印度落後的等級文化，以及嚴重的宗教種族沖突。

印度人曾對獨立後的美妙前景充滿幻想，但獨立時的振奮、榮耀和歡慶迅速被貧窮、等級隔離、宗教沖突等代替，印度不僅成為一團亂糟，也成了屠宰場，由於部落種族爭鬥、巴基斯坦穆斯林教和印度的紅都教等的戰鬥，導致50多萬人喪生。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印度獨立後走向真正民主的道路十分艱難。

奈保爾認為印度歷史上最糟糕的是伊斯蘭教的進入，伊斯蘭教在印度的發展簡直扭曲了印度的歷史，毀掉了傳統的印度文明。雖然他認為印度教的等級制度是野蠻的，但伊斯蘭教，還有包含了伊斯蘭和印度教兩種內容的錫克教（Sikh），則給印度帶來災難，造成印度人的精神混亂，區域爭奪和宗教種族混戰。他認為伊斯蘭教在印度造成的破壞遠大於英國的殖民；野蠻之所以彌漫印度，因為它和宗教連在一起。由於伊斯蘭教像共產主義一樣強調人人平等，信徒之間都是兄弟，所以它對印度教裡面低等級的人很有吸引力。雖然許多年對伊斯蘭的信仰根本沒有改變那些窮人的困境，但印度人對糟糕的現狀卻有相當的忍耐力，他們慢慢地等待、指望著政府能給他們帶來公平。

除了抨擊印度的文化和種族、宗教沖突導致印度落後之外，奈保爾尤其強烈地批評印度的知識界。他說，“印度作家們不知道為什么他們的國家會是那么一團亂糟。他們不懂印度為什么會那么貧窮，他們不明白為什么十七、十八世紀的旅遊者把印度描寫的那么優雅。他們極其容易地把今天的一切糟糕全怪罪於英國（的殖民）。”“他們應該問一下，到底誰製造了這些廢墟？為什么會有這些廢墟？”

他甚至說，“在很長的時間裡，事實上有好幾個世紀，印度根本就沒有知識份子，根本不值一提。”他認為印度知識份子和西方左派不僅不清楚印度貧窮的根本原因，甚至美化印度的貧窮。“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印度人今天活在一個不清楚自己歷史的現狀中，所以他們不知道今天這一團亂糟到底是怎么來的……印度人自己無法走出殖民地的陰影。”所以，印度的落後並不是民主造成的，如果沒有民主制度，在那樣一個多語言、多種族、多宗教戰亂中，印度的糟糕程度只能更加嚴重。

但奈保爾在走訪了伊朗、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四個穆斯林國家之後得出的結論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度是這裡面最好的國家。911之後，奈保爾曾再次表示印度的穆斯林群體是最不具暴力傾向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也曾高度讚揚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印度的穆斯林人。

向世界說出印度丑陋的真實，自然不能使奈保爾得到印度的寵愛。他書中那憤怒的態度和嘲諷的口氣也讓印度文化人無法接受。印度人可以在自己的報紙上譴責他們政府的低效率和腐敗行為，他們對政府的批評很多甚至比奈保爾更強烈，但是，民族主義情緒非常嚴重的印度知識界也像中國人一樣奉行“家丑不可外揚”的不成文規矩。他們認為，像奈保爾這種瞭解內部情況的“外人”把印度的丑陋之處張揚出去，會更增加西方對印度的偏見。所以印度知識份子指責奈保爾背叛了印度，背叛了印度人對他的友好和熱情。印度知名詩人伊扎基爾（Nissim Ezekiel）氣得乾脆編了一本集子，專門攻擊奈保爾的《黑暗的地方》。

奈保爾對一位在美國的印度裔作家表示，“我並不認為我是詆毀印度，我只是記錄我的不開心……事實上，那只是一次憂傷的經驗。”他也不在乎作品在印度賣的不好，“我不是給印度人寫作，他們是不讀書的。我的書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國家有市場，而在原始的社會裡是沒有市場的。”“由於在我寫的那些社會裡根本就沒有知識份子，所以，你一寫，他們就憤怒。”

奈保爾對自己選擇居住的英國當然也批評，諸如他批評英國的福利社會主義政策，批評總理布萊爾對低俗的大眾文化的鼓勵等，但他對自己生長的千里達和祖先的家鄉印度都批評得更苛刻。

在印度三部曲的最後一部裡，雖然印度仍是問題嚴重，但畢竟開始有希望。變化、創造開始取代沉悶。他認為印度知識界已經開始連蹦帶跳地向四面八方舒展，而巴基斯坦，只知道宗教信仰，則越來越萎縮。自由的概念已經深入到印度的每一個地方，而這個概念二百年以前在印度是沒有的。個人主義的價值和人道情懷都開始在印度深入人心，知識份子已經開始反省。（有意思的是，在奈保爾獲得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後，我讀到的幾篇最強烈讚賞奈保爾“政治不正確”觀點的文章竟全是印度人寫的，一個《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一個紐約市立大學文學教授，一個印度作家。）

對於印度來說，奈保爾既是外來人，更是自己人，所以他對印度的觀察既超過純西方人，又超過印度人自己。雖然他沒在印度生長、生活，但印度早已無可選擇地成為他血肉的一部份，他在對印度的苛刻挑剔和嚴厲抨擊中，更充滿了對印度無法割舍的深情。他對印度真可謂﹕愛之深，痛之切。那種感覺大概在世界任何國家的流亡者中都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引起更強烈的共鳴。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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