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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讨论的，只是病名和病历，如果真要给他们看看病，我们必须探讨病
原，找出他们生病的原因。这些原因可分四项来说：

　　第一个原因是“泛祖宗主义”。俗话说“穷极呼天，痛极喊娘”。无知的人
们遇到困难，左冲右撞，还是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逆退”（ｒｅ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心理，退到穿开裆裤的时代，拿出吃奶的力气，喊凡声妈。因为在孩童
时期每一叫妈，问题就有人代为解决了，所以总觉得叫妈很灵，所以总想叫妈。
但叫妈是个人的事，对一个民族而言，人人叫妈成何体统？于是聪明人想出一个
好办法--叫孔夫子！这真是一大发明！因为这样一来，天下大事就好办了，孔
子是我们“泛祖宗主义”的焦点，是我们全民族的“父亲意像”（ｆａｔｈｅｒ
ｒｉｍａｇｅ），也是我们的弥赛亚。不幸的是，在三百年来欧风美雨的吹打下，
我们的弥赛亚不但不灵，反倒误了我们--我们想占祖宗的便宜，结果反倒吃了
大亏。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ｐｅｔｒｉ－ｆａｃｔｉ
ｏｎ）。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
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
　　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
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
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在他
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ｒｅｖｉｖａｌｉｓｍ）；在
他们所过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ｆｕｔｕｒｉｓｍ），
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
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俱、钱穆都是激烈的
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励、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
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
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
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

　　他们的通病在于不明了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
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壁反
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
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
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部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
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相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
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
三经二十丑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

　　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大多的“东方文明”：那是
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
妙手的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可是，事实上，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
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
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
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瘴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
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俏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盂学
报》写篇“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
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
美国了！

　　第二个原因是“浅尝即止的毛病”。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
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
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
“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
“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民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义，今天又要学苏
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
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中国历史精神》
页十四）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账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
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二意的“学”过任何玩
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
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
没看到影儿呢！

　　可是，当代的“史学家”却告诉我们过去都是“迷途”，劝我们“回过头来
再认识一下自己”。我也是弄历史的人，我只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认识”
自己，在认我们是一个“四夷来朝”的华夏民族，识我们是一个“奄有四海”的
中土之邦。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光荣的纪录，直到道光皇帝在连呼“不可”的叹气
声中批准南京条约为止，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对自己认识的错误，但是认识有什
么用？认识了两千年，能镇住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不来太岁头上动土么？

　　如果我们真有点认识的能力，我们首先就该认识我们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
现代化（ｗｈｏｌｅｈｅａｒ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我们
只想投机取巧，我们从来没有学到别人的“精神文明”，诸如科学态度与科学精
神，民主政治的ｆａｉｒｐｌａｙ，富裕经济（ｅｃｏｎｏ　ｍｙ　ｏｆａｂｕ
ｎｄａｎｃｅ）的观念与眼界，动力主义（ｄｙｎａｍｉｓｍ），乃至见人就叫
声“嗨”（ｈｉ）的爽朗与真诚。我们所学到的、所肯学的，只不过是点极可怜
的层面。在现代化的水准前，我们只是一个幼稚园的小学生，至多能说开始学，
绝不能说“学遍”了！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某次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
蛮人竟是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间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
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Ｉ
　ｕｓ＇ｕｍ　ｆｏｒｋ　ｎｏｗ。）

　　这虽然是个笑话，却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
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幕日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
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料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
孔祭祖时的冷猪肉？……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
奉把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
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力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
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
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

　　我们最大的悲哀在大家根本不知真的洋货是什么，我们总以为舌尖舐到的那
点是洋货；眼睛瞟到的那点是洋货；与圣经贤传吻合的那点是洋货；二毛子学人
贩卖的那点是洋货。

　　流风所及，真正的洋货还没进口就被我们“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真正谈
点西学的时候，一些“善为气矜”的土包子就看不过去了，就要“向政府质询”
了，就高叫这是“东方人的耻辱”了！

　　第三个原因是“和经济背景脱节”。传统派不知道我们东方这一套思想完全
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修己以顺天。资源是有限的，基本的
资源是几亩地，一代一代的土生土长，谁也没有扩展的可能，机会的扩充（ａ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是做不到的，每个人
生存的条件是祖传的农作。一块土地，爷爷交给老子，老子交给小子，小子恭恭
敬敬涕泅横流的收下来，年轻一代生存的机会是年老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不能不
敬老，所以老年人在我们社会最神气；可以“养于国”、可以“杖于乡”、可以
拿棒子乱敲人的膝盖。因为土地资源就是那么多，你年轻人想吃饭，就得听话。

　　农业社会的经济往往是一种“匾乏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ｃａ
ｒｃｉｔｙ）。在匾乏经济下，东西就是那么多，你多要了我就没有了，所以要
“知足”、要“克己”、要“乐天知命”、要“允执厥中”、不要“以有涯随无
涯，要乖乖的，要“知礼”。

　　礼教是叫我们要安分，重名分，各守岗位，不要“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讲“仁”，“人而不仁，如礼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这种模子底下烙守“非礼勿言”．如果你想打破传统秩序，
如果你敢藐视老年人的独占系统，你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了！用上面这种观
点来解释中国思想、解释儒家学说，则易如庖丁解牛、则一针见血。

　　好景不长的是，正在我们“日入而息”的时候，另一种经济形态出现了，那
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经济。按说这两种经济碰了头，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贫而无谄”，
人家“富而好施”。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是个落后国家。

　　不想做落后国家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

　　但是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
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
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
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却不这样想，他们死爱面子，总是不肯“琵琶别抱”，他
们忸忸怩怩的，欲说还休，于是钱穆又出场了，钱穆唱道：

　　中国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农业上，因此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可有办法……
不是农业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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