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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铁:致槟郎——新年的祝福兼答《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 2003-1-1 23:11 )

标题：致槟郎——新年的祝福兼答《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作者：【旷新年 】 发帖时间：2002-12-31 13:52:53
　　
　　发言内容：致槟郎——新年的祝福兼答《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我是旷新年。大概几个月以前，偶然读到过你的文章，为你的真诚所感动。当我又偶然看到你的贴子《我常常准备着自杀》的时候，忍不住破了自己的戒到网上写点东西。有时候有朋友寄来一个名叫数学的网友的文章，数学说他写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娱乐游戏，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态度。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不与网上的人交朋友”。我深以为然。不要关心任何人的评论，不要为任何评论所左右。用心生活着，只为内心而生活着。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在网上注册一个名字，就是为了向你致意，并以此相忘于江湖。
　　在你的贴子下有这么一个跟贴：“社会太黑暗了……这个社会就是弱肉强食，需要去竞争，去欺骗，去害其他人，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就是受害者……”这个跟贴引发了我的思绪。这个被社会黑暗所压垮的灵魂竟然可悲地把自己心灵的丧失和崩溃当作勇敢，可见这个社会的伦理已经颠倒混乱到了什么程度。被所谓“强者”欺骗了、压迫了、剥削了、侮辱了，不去反抗，而去欺骗、压迫、剥削、侮辱更弱者，不正中了那些端坐金字塔顶的吃人者的下怀？不就成了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的愚昧的帮凶，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的不可缺少的链条？被这个丧失了人性的社会同化和吞噬，这样失掉了心灵的人，难道不才是真正的无可救药的受害者？弱肉强食的黑暗社会不就是靠着这样的行尸走肉的人群维持和巩固着吗？
　　我知道他的“学理”依据在哪里。这种弱肉强食的精髓都在朱学勤那个“之”字的中国现代史词典里：凡是顺着洋大人的就是好的历史，凡是反了洋大人的就是坏的历史。按照他这种洋奴历史哲学，打个粗俗一点的比方，说白了，就好比他们家族的光荣历史得从他奶奶顺从了日本大兵的“进入”（日本教科书把“侵略”表述为“进入”）那一时刻写起。连基本的是非、正义与非正义都分不清，居然历史学家，对于势利和奴役的崇拜居然就是思想。上海还有个愤愤不平自称是萧主流的弱智精英。他在《天涯》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一个法国青年居然还相信社会主义思想，肯定弱智，挣不到钱而仇恨富人。于是遇到法国人就很关切地打听那位青年的悲惨下场，却听说那个弱智的法国青年已经成了一位很风光的大班。也许萧主流自己抽了自己一个嘴巴还不知道呢。谁知道呢？萧主流说《天涯》是“新左派”杂志，我想即使仅仅从《天涯》发表萧主流这样弱智极右派的文章这一点上来说，《天涯》也得担上“新左派”杂志的罪名。因为另有一个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以后，就收到了不少责难编辑的电话和声讨的文章，更有不少正在创作之中，据说萧主流也在其列。然而，后来发表出来的几篇里却听说没有萧主流的，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杂志担心萧主流的智商呢？我不得而知。杂志的主编问我要不要反驳。我回答说，让他们自生自灭吧。萧主流在一篇文章里说，他们那里中文系的老师不知道旷新年是谁。萧主流把这当成了不起的新闻。我不知道萧主流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既不上电视，也不上报纸。然而，偏偏萧主流把他自己当成了我的知己，知根知底。在一篇文章里还为我创作了一份简历，煞有介事，似乎比我的情人还要更了解我。朋友们看到以后同我说，你为什么不起诉这种下流胚？我对朋友们说，有的人是你懒得抬手去打的，有的人是你不想用脚去踹的，像萧主流这种东西，你就当他是浮游生物吧。
　　长江读书奖风波的那会，各种各样的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攻击汪晖的污物和暴力，就像是一次小文革，或者使人想起当年对胡风人人得而诛之的声势。正好我有几位同学在三联书店当编辑，还有一位就是《读书》的编辑。他们向我描绘了那些英雄们当初参加评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流口水的样子，没有获奖之后如何嫉恨交加，恼羞成怒。其中有一位学者，写了一个类似当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长篇大论挂在网上，同时还在那个规模不小的地下写作组之间不断传阅修改，传来传去，传到我的手上来了。那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开头就说，他受到迫害的时候，汪晖是第一个声援他的，一副大义灭亲的崇高姿态，甚至余勇可贾想把我也连带着灭了。于是，我伸手给了他一巴掌。有人告诉他，他挨打了。于是，他很委屈，说可是我登门去拜访他的。我才疏学浅，又生性懒惰，觉得我这样的乡巴佬是不应该去打扰那些伟大的日理万机的学者名流们的，所以在大师云集的北京已经呆了十多年了，除了奉命跑腿之外，从来没有去打扰过某一位名流学者，不论是大师也好，小师也好。比如汪晖吧，连他住在哪个方向也不知道，他调来清华快一年了，同在一个20多人的小单位，同住在清华院内，可是至今也没有上门叨扰过。后来，他又说他那是“私人通信”，把自己演成是身负天下奇冤的胡风。明明是他自己在文章一开头就写着他受到了迫害，并且汪晖声援了他。然而却演成是我故意陷害他，演成是我向当局出卖了他。现在仍然能够想起当初我奉命拜访这位大师临别的时候，大师留给我EMAIL。回家以后，我简简单单写了一句话送给他：自由主义的意思很好，但我看到的打着自由主义招牌的人可大都是些坏人。可能是交浅言深吧。
　　由这一场世纪末知识界的小文革，我联想到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几十年了的那个作为研究禁区的文革，关于它的真相，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官方的一点文件和宣传，仅仅李锐、李慎之这些老官僚的一面之词以及徐友渔这样的某一派红卫兵的“自由的言说”，最多不过刘心武等人创作出来的伤痕文学，用刘心武自己的话来说，一经发表，官方就动员所有的宣传机器加以传播。然而，仅仅在北大清华就不知有多少关于文革的著作出版无日。至少，曾经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人告诉我，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可怜连对这两个概念都不知道。连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读书》奖的真相都不知道，对于文革的真相我们知道什么？可是网上一大批连文革的影子都没有见过的年轻人，仅仅道听途说了这个名词，就捕风捉影大发议论，似乎所有的秘密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似的。
　　文革是什么？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历史发展的过程就像难题论证的过程一样，不是科学家所能掌握的。结论是很简炼的，然而，过程却会不知多么复杂。需要多少年来证明毛泽东思想，谁知道？但是毛泽东肯定不是我们所想象、所解释的那样的人。有人说他是一个封建暴君，但是，哪一个封建暴君会向他的臣民宣布：“造反有理”？中国低眉顺眼的民众一直被压得那么低，只有在那个时代，才唯一一次抬起头来。有人说毛是权力欲。然而，有谁像毛泽东舍弃的那么多？他还有什么没有舍弃？他舍弃了那么多亲人，他舍弃了家庭，舍弃了儿子，舍弃了妻子。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连志愿军司令员都找不到志愿军司令部的朝鲜战场上，那不是去送死吗？因为身在北京，所以经常我能够听到他的女儿竟然看不起病的传闻和议论。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我不认识的老人说，毛主席的女儿看不病，那才是毛主席的女儿。想起来，共产党真是无情，就像《鸿》那部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即使是妻子、孩子生了病也竟然不能用公车。可是毛泽东又是诗人般的多情，在看《白蛇传》感到不公的时候，竟然忘情高呼，发生了掉了裤子这种难堪的事情。可是他做出难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得记住，那完全是出于他善良的天性，是为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泽东，我最主要的联想是，要改变吃人世界的法则是如此困难。
　　到底是谁改变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使中国人获得了尊严？中国人曾经被大量当作猪仔卖到美国，开矿、修路，但是中国人不许合法居留，不许结婚生子，这些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也就是说，甚至连动物的本能行为都被剥夺了。冯玉祥访美的时候，有感于华人被歧视，于是愤愤不平地在胸前挂了块牌子：“我是中国人”。不仅如此，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在上海的公园里，不就公然竖立着“华与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吗？直到朝鲜战争结束，李光耀才在英国第一次抬起头来走路，从此开始学习汉语，也就是说第一次感到作为一个华人自豪和有希望。
　　反右的时候，毛泽东根据送给他的材料提出划四千右派。只有通过研究才能知道，后来怎么划了55万，是怎么扩大到55万的。可是即使55万（如今天打55万右派，我等真人必在其中矣），想一想，现在中国每一年自愿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是多少？右派讲人权，他们所讲的人权是不会包括这些人的，也是不会包括这些人的任何权利的。在右派看来，这些人本来就该死，他们是弱者，就应该淘汰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中国的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了65岁，这不是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人权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权奇迹！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人均寿命会成倍地增长。今天上学完全是为了找个职业，可是，当时我上学的时候，仅仅是“我要读书”，仅仅是一种对于平等的追求，仅仅因为受教育是一种基本的权利，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就会自然地继而被剥夺其他的权利。今天谁还认为受教育是一种必要的权利？今天不正是通过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在逐步地不断地剥夺大多数人的人权吗？1957年打了55万右派，这是极大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僚当权派为了扫除了他们的利益障碍。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太平洋的那一边——美国，直到60年代还在法律上公然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你可以看到大陆知识分子狭隘、卑琐、可笑到什么程度，他们把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归结为毛泽东在北大受的委屈，据说，1957年中国划了55万右派仅仅是因为胡适曾经在北大打过毛泽东一个耳光。可是张学良为什么却对共产党人的胸怀如此肃然起敬？他当时认为共产党必杀蒋无疑。可是共产党却为了民族大义，没有计较过个人恩怨。仅仅在30年代初，蒋介石就屠杀了100多万革命者，然而其实那时候所有的共产党员一共才10万人。想一想，外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不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为什么都对毛泽东一致充满敬意？一个仅仅是为了权欲的人，一个权欲熏心的人，能够获得人们这样空前一致的敬意吗？右派们说中国个人崇拜被洗了脑，可是右派们不是说西方是民主的，没有个人崇拜的，并且还是反共的吗？怎么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也能被洗了脑呢？事实上，刚一解放，50年代初，毛就有意居退二线，专事理论研究。中国有古句话，叫做无欲则刚。正因为毛泽东坦荡磊落，没有丝毫个人的私利，所以有时候，他才那么不近人情，把自己的儿子都往死里送，大概这种事情是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够做出来的。然而，毛泽东从来主张说服，反对压服。想一想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态度，想一想国民党的战犯是怎样被改造的。可以翻一翻毛泽东的书，他一再强调，对于反动分子，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他一再说，不要向人民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他怎么会把枪口对准他所热爱并且为之辗转难眠的广大人民呢？甚至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了，在江西住的是将军楼，至于刘少奇在开封住的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
　　我在台湾遇到台湾大学外文系70多岁的齐邦媛教授，她是山东人，朱光潜的学生。她说她本来一直是向往统一的，后来看到大陆文革屠杀了几千万人，才害怕统一，支持独立。我问她从哪里得到这种数据。她说从你们大陆的书里。一位韩国朋友说，她以前在韩国因为接受反共教育，所以一直以为金日成是住在水里的一种吃人的妖魔，颜色是绿色的。
　　你对毛泽东很不以为然，这并不奇怪。毛泽东早已经走下了神坛，不仅如此，他还已经被严重妖魔化了，最多也不过是唐僧肉。有人说，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也许只有今天这样买办化的时代才会有如此的出国迷信吧？想一想那个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在那座闭塞的只有几千人的小城里，他对世界大势却了如指掌，他准确地预言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至于文革，我已经说过，那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
　　我们今天对毛泽东的任何一种解释都不得不是在简单化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只能看到他极小的一部分中极片面的一点内容。我的一位朋友说，今天的世界上，没有毛泽东派，而毛泽东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学生。
　　我们能理解毛泽东吗？不，我们连同样被妖魔化了的郭沫若这样的文人都理解不了。郭可是经过了一道又一道生死关的，我们有什么资格这么轻松地谈论一个无数次坦然地面对生死抉择的人？我们都知道陈布雷的下场，陈就是填补了郭空出的位置。蒋对郭极为倚重，这是今天那些写“内参”的精英可望而不可即，甚至连想都别往那么高的地方想。早在国共分裂之前，郭抛弃党国重臣的位置，怒斥蒋介石，写下了有名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后来参加南昌起义，流亡海外，以几个月的时间就参透了王国维几年才弄懂的古文字。以他的天才，他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做一个陈寅恪。抗战军兴，别妇抛雏，忍辱负重，参加抗战，所以他后来说：“蔡文姬就是我！”80年代，我也以为郭沫若把骨灰撒到大寨是不高明的作秀，是一个笑话。可是想起后来别的“伟人”把骨灰洒在大海，而郭洒在农田里，不是倒实在一点吗？在文革中，他忍看自己的孩子被捕杀，有人指斥他怯弱。我们什么时候看到郭沫若怯弱过？那些右派一方面责难郭沫若不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另一方面又责备太子党，责备共产党腐败，说是人治不是法治，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我们谁能够理解那个时候郭沫若的心中充满的是什么样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儿子背叛了他，正如他自己背叛了他自己的家庭一样。也许这就是所谓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吧。
　　很多人今天自称是右派、甚至极右派，如果是50年代，他们会不会自称是右派呢？其实他们恐怕什么政治信念也没有，他们只是风派，只是势利眼。看看王蒙、厉以宁、吴敬链这些学者名流的轨迹，看看他们忽左忽右的表演吧。我们是左派吗？我想在50年代我们早已经被打成了右派。我对左派右派的思想都充满了尊重，我鄙视的只是人性中普遍的势利、贪婪和愚妄。
　　前几年那么多人围攻余秋雨，余秋雨仅仅有那么一点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才气，一点点势利，一些人性中不可避免的弱点。我们仅仅打打他一顿屁股就行了，把打他拍他当成游戏好玩和娱乐。在我看来，他没有什么不可饶恕的罪恶，用不着大动干戈。我们大多数人谁不是在与时俱进？什么流行就唱什么歌？余最少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不是有意为恶之人。用我们家乡的话说，不是挖眼寻蛇打的人。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倒是那些想从余秋雨那里捞取政治资本的人，那些不断地制造各种高潮的运动员。
　　茅于轼、厉以宁、吴敬链等学者名流，或者在股市上唱双簧，一个买多，一个买空；或者一面讲非法财产应当合法化，一面又大讲诚信；一面说不要侵犯富人财产，一面纵容工人农民被抢成了穷光蛋。挂羊头卖狗肉没什么，既做婊子又立牌坊其实也没什么，因为人皆有好利之心，人皆有面子，这些都不是人性中最恶劣的东西。最恶劣的是那种颠倒是非、为虎作伥、助桀为虐、推波助澜的，最恶劣的是吃人还要大肆宣讲吃人的好处。我的一位从机关来读研的同学，毕业的时候赌咒发誓不去机关，感叹陈布雷的下场，连说了两声“油尽灯枯！”但是，最后还是经不受诱惑，去了机关，处长做得屁颠屁颠的。这又何乐而不为？毕竟机关的日子滋润啊。只要不贪，甚至只要不大贪，只要不因为自己贪而因此为难不贪的和自己贪多了因此反而看不起贪不着的，以为贪是一桩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其实大多为官的也并没有作如此想，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倒是媒体上那帮二丑学者，抬轿子，吹喇叭：贪得就是好，就是好。他们这种喇叭不知害了多少本来想守身如玉的人。从成克杰到薛慕绥，打倒的大官小官还少吗？细算起来其成果恐怕远远超过文革了。
　　你在韩国，一定体会了民族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一位北大的朋友，出国之前和我思想臭味相投，想不到从韩国过了一年回来以后，思想大变。有一次，从晚上8点争论到12点，停留在一个问题上：我说个人是最基本的，他说民族是最基本的。我强调个人当然不是把个人孤立起来。人性就在于其社会性，不可能离开社会来谈人性，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群，就造成什么样的人性。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在50年代产生雷锋，在90年代产生成克杰。在猪群里就是“猪孩”，在狼群里就是“狼孩”，在人群里就是人类。要有理想的个人，必得有理想的社会；要有理想的社会，必得有理想的个人。理想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者，必然倾向和同情社会主义，比如罗素、杜威。
　　这次宪法的讨论，右派刘军宁、王怡、陈永苗和官僚买办阶级以及腐败集团狼狈为奸的关系暴露无遗。刘军宁们想为腐败、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为强盗资本主义打个小配合。他们关心非法财产的合法化如此急不可耐，如此醉心于资本侵吞人性的自由。可是，为什么就没有关心过广大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呢？为什么没有起来反对对于人的基本能力的剥夺呢？为什么不关心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难怪有人说，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其实是没有不同政见的持不同政见者。我有意出个题目，测一下这帮傻大姐的智商。结果果然不打自招，丢人现眼。真不愧是傻大姐，帮倒忙，说穿帮话。
　　有一次，赫鲁晓夫和周恩来争吵起来。赫鲁晓夫说，我和你出身不同，你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我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周恩来回答他说，然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一大批人背叛了他们的家庭，比如周恩来、彭湃、毛泽东，他们背叛了他们剥削阶级的家庭；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同样也有一大批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那就是一大批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比如赫鲁晓夫，比如你我。不论我们现在身在何处，可是，我们都再也无法回到我们父母们的那种生活，不再可能和他们真正站在一起了，我们永远不可愈合地分裂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最深刻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站在两个世界之间，我们站在深渊边上，一边是天堂，而另一边是地狱。
　　我们这些农村子弟之所以能够背叛农村，是毛泽东平等思想实践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过去了，大门在我们的后面关上了，等级关系被固定了，我们的弟弟妹妹和子侄们再也不会和我们一样有这样和父母、家庭分裂的痛苦，他们再也不会像你我一样有机会背叛自己的家庭和阶级。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而以后这两个世界的鸿沟就会像两个现代国家之间的国境线一样被固定下来了。
　　我们有痛苦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脆弱的时候，甚至有想到自杀的时候。像那些自以为是精英的人，是永远都不会想到自杀的。
　　但是那些贪婪成性、失掉了良心的人，他们能够得到幸福吗？他们有无数的女人，但是那些女人都不过是玩具。他们只有贪婪，没有爱情，甚至没有任何感情和人性的感觉。吃下山珍海味，可是都变成了垃圾。他们必须用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钱（“人民币”）来证明他们是富有的。
　　让不应该活的人模狗样地活着，让应该活的活不下去，没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通常以为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实际上他们还是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据经济学界传闻，樊纲说，农民不满能怎么样，我们有原子弹。我不知道是不是谣传，是不是有人造谣诽谤樊纲，所以特意向樊纲转达，请他辟一下谣。
　　在这个腐败阶级和腐朽的买办阶级灯红酒绿的时刻，我要为在这个时代还保留着良心、同情和勇气的槟郎祝福，为那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与被践踏的工农阶级，为广大被剥夺、无望为告的人民祝福。
　　另外，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里的那句名言，我想你肯定是记得的。
　　2002/12/31
来源:不寐思想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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