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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曾经出现在《脆弱》身上的接受困境,如今更加强烈地反射在《水果》这本书上。

我受到的几乎每一个打击都来自圈里人。先是一个写书评的朋友很不满地说：橡子,我看你还是应该继续写诗,你的《水果》就像拆散的玲珑宝塔,我看到的都是片段。过了没几天,一个我一向非常推崇的散文作家、北大的师姐拒绝了为《水果》写评论的邀约,她很客气地说,我以前没读过你的作品,我觉得跟想象的不一样,很不流畅。而另一个年龄比我略小、才气比我高、在南方一家报纸供职的兄弟对我说,《水果》不像是小说,像是“诗+散文+散文诗”。但与这些专业人士的评价相反,很多并不接触小说理论的普通读者倒是对《水果》青眼有加。这样的反差让我颇有感触,也让我更想了解,小说在同代人的心目中到底是什么样子。

如果不是小说,那么《水果》应该是什么呢？它首先不是诗,当然也不是散文,更不能因为它的诗性语言而把它看作散文诗,因为存在着大量虚构的故事情节,或者说细节。虚构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讲故事的技巧,而是想通过虚构本身呈现生命的历史性。生活在真实生活中的人,他的经历有太多的强迫性、合逻辑性和趋同性,这就遮蔽了生命的意义。只有在虚构中,人物按照作者的方式来体验时间,按照作者的意愿和审美趣向处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于是,强烈的个性就流露了出来,意义也得以呈现。虚构的合法性来自小说美学的内在要求。所以,作家即使在写自传体的小说时,也会塞进大量虚构的细节,他无法忠实个人的历史,他忠实的是内心的历史,或者说是体验的历史。

《水果》也是这样。这本书（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本书,而不是小说）里有我自己显而易见的痕迹,这是我无法隐瞒、也根本无意去隐瞒的,但是,我想告诉每一个索隐者的是,在几乎每一个故事中,都有来源于想象的情节与细节,这些细节是如此之重要,以致于完全改变了故事的性质。比如马拉和那个冷感的女同学在毕业晚会上跳舞的故事,就是被我篡改过的,情欲的发生和未遂让这个片段看上去有更多的意味。而真实的情形也许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走出屋子,也许是他们没有回到宿舍,也有可能他们真的上了床。在生活中,每一种可能性都存在过,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的同样的事,看起来就像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多种可能性的叠加,按照对历史求和的量子学法则,我把它写成了书中的样子,我认为这个样子才是美的、真实的和有效的。至于它与我本人的经历是不是一致,我觉得完全不重要。同样,在虚构的故事中也有纯粹个人的体验,比如,当楚王握住晏子的手时,晏子的心中漾起了阵阵幻觉,“如果有人能够让他永远与水果的气息沟通,他宁可拱手转让自己的祖国”,这是非常个人化的感受,也许只有我本人才会产生这种意念,我把这种意念出让给了晏子,并且没有向他索要任何费用,因为什么呢？把个人的体验转交给虚构的人物,是作者对小说承担的义务。如果作者没有向虚构的人物转让任何独特的内心感受,那么,他的写作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除了提交这些美学上的理由,我还花了一点时间给《水果》做了一个注释。这个注释工作的性质与其说是挖掘,不如说是缝补,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深化《水果》的主题,而是亲手把自己打碎的故事情节再缝合起来,把时间还原为时间、空间还原为空间,就像我的儿子玩欧洲地图的拼图一样。通过这个工作,我想告诉那些大失所望的读者,其实《水果》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但它在抒情性中变得若隐若现,需要花一点精力去发现。当你发现了它的时候,《水果》的地图也就完整了。这个发现的难度并不比玩拼图大多少,它需要的只是一点耐心。这也许能再次证明,《水果》的确是小说。

那些批评我的人,在文学方面都有很好的素养,他们不单广泛阅读,自己也写作。《水果》受到他们的质疑,当然有小说本身不成功的因素,但显然不是那么简单。1999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脆弱》出版时,也有很多文学圈内的人士批评它不是小说,但现在,似乎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一个事实：《脆弱》不仅是小说,而且是一本独特的小说。它在某些方面也许失之矫情,但表现出了适度的野心。《脆弱》曾经让我怀疑过自己的写作方式,现在,《水果》也让我有一点彷徨,但与三年前不同,我已经在叙事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信,我并不打算全盘接受对《水果》的批判,而且我还想对质疑提出自己的质疑。我怀疑我们这个时代对小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审美错误,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人们的阅读视野已经完全被当代写作所驯服,被狭隘的、浅薄的、粗鄙的、功利的写作所固化。人们的审美期待完全倾向于舒服,以致于沦为了纯粹快感的阅读,任何挑战、任何细微的挑战都让大家感到严重的不适。而同时,这样的审美期待也对当代写作产生了反作用力,那就是对庸俗写作的召唤,对探索性作品的拒斥,对先锋写作的彻底放弃,对严肃作品的不信任。当代汉语小说的路已经越走越窄,甚至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需要恸哭而返的地步了。

大约从王小波死的那一天起（谁能告诉我王小波是什么时候死的？）,当代汉语小说开始走向低俗的沼泽。这个断言当然是不严肃的。但是,当我们伸出十根指头,想要从近五年来数千部小说中列出几本好书来时,我们能想到什么？是《乌鸦》还是《上海宝贝》？是《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还是《来来往往》？我们会陷入严重的贫乏而面露尴尬之色。从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都有着勃勃生机的严肃写作实际上已经身陷困境,不但出版机构看淡好的作家,读者也不买帐,盛行于世的只有池莉、皮皮、海岩这样的三流作家,偶尔会有类似九丹这样的人物被发掘出来,吓整个世界一跳。

梳理在80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群,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已经退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的行列,一些人完全从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一些人苟延残喘,一些人沦为电视剧的奴仆,只有少数人仍然保持着生机。他们中,目前市场反响最为坚挺的有池莉和张抗抗。张抗抗在数年前凭借着《情爱画廊》横行书市,给中国小说以致命的刺激,培养了一批除了听故事根本就不动脑子的女性读者,近来,她又以时尚的姿态推出了《作女》,完成了对当代女性的做作的、软弱无力的命名。整本书里,最成功的地方是人物对话不用引号,以及第368页对一只鸟的描写。她写鸟写得很有人味,但写人却散发出一种鸟味,这本散发着鸟味的小说却成为了图书市场的一面旗帜。而池莉,这个曾经让我有着几分尊敬的女性作家,在电视剧这个怪胎的包养下,已经完全丧失了写作的合法性,近几年来,她几乎全部的写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被改编成电视剧,并且在改编成电视剧之前通吃一部分没脑子的读者。她的发迹从电视剧《来来往往》的戏剧性播出和停播开始,到《水与火的缠绵》到达顶峰,这本庸俗和无聊的作品以首印15万册封住了所有批评家的嘴。作为一个不幸的读者,我在2000年春天的一个悲伤的夜晚出于镇压悲伤的目的翻完了《小姐,你早》,当时我非常震惊,完全没想到池莉已经开始如此之不严肃,她完全抛弃了武汉这个地域的丰富和复杂性,走向了故事的“圆满”和趣味的庸俗。今年,我看到某报纸介绍池莉新推出了一本“城市小说的经典”——《水与火的缠绵》,就又买了一本,想要考证出它的经典性,我再一次被池莉侮辱了。像一位专栏作家所说的那样,这本书几乎囊括了坏小说的全部特点。人物平面化、面目模糊,故事不但在时间上完全线性,而且是明显的生编乱造,心理描写极为浅薄,对爱情的思索更是可笑,写到50多页时仍然没有进入预定的叙述轨迹,也看不出任何有关水、火和缠绵的精神探求。这是一本以最快的速度贡献给电视剧制片人的小说,是池莉对自己的背叛和对读者的羞辱,是对当代汉语小说的极大嘲弄。在《水与火的缠绵》之后,我再也不信任池莉这个作家了。我必须向池莉告别,并且和任何吹捧池莉的批评家划清界线。
刘恒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更重要的作家,但是,在他信笔勾出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他过去所流露的痛感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至少是被庸俗乐观主义的糖衣所遮盖。在这部不长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并且播得如火如荼之后,刘恒就进入了失语的状态。另一个重要作家莫言也险些命丧电视剧之手,前几年,他在本职岗位上写出了反映检察官题材的剧本《红树林》之后,又根据合约将它改编成了长篇小说。这本小说是莫言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改编就类似于把一把椅子改成一棵树,根本不可能收获任何文学价值。但值得庆幸的是,莫言抵抗了电视剧的诱惑,用比较长的时间写出了《檀香刑》这部重要的作品。在《檀香刑》中,莫言以非凡的勇气放弃了过去玩得轻车熟路的魔幻现实主义,向最为根底的叙事方式贴近,大踏步退回到民间讲述的立场,并且在语言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那种浓墨重彩的、完全本土化的小说语言每每给阅读者以强烈的撞击。而莫言一以贯之的残酷美学在《檀香刑》中得到了深化,并且给人以异质感。令人遗憾的是,《檀香刑》这部极其重要的作品并没有被市场看好。刘震云仍然保持着活力,这活力来自于他的幽默感,无论是从写作态度还是从小说内容上看,刘震云都拥有来自文化积淀的幽默感。也许是为了扔掉新写实主义那顶破帽子（的确是一顶破烂不堪的帽子,这从另一位新写实主将池莉的演变中就能得到证明）,刘震云先是倾其全部心力铸造了《故乡面和花朵》这部天书,近来又以略嫌草率的方式推出了《一腔废话》。说《故乡面和花朵》是天书,是因为,在这个由电子传媒和网络所全面控制的时代里,要把这部带有强烈探索性的小说读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买了它,也读了它,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读完。在我看来,只有两种人能读完《故乡面和花朵》,一种人是研究当代文学的博士和硕士,另一种人是赋闲在家的残障者。但《一腔废话》（这个书名有语病,因为废话都是说了出来的,不可能停留在腔中,停留在腔中的只有血和唾液）却很容易读完,这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文学价值较小。我甚至认为,刘震云将会因为在《一腔废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结构能力和卓越的隐喻技巧,而在当代文学史上变得更有分量。但是,《一腔废话》是有可能写得更好的,尤其是在语言方面,如果刘震云给“废话式”的语言以更好的弹性,而不是抻得那么紧而导致了疲劳的话,《一腔废话》将是一部妙不可言的作品。与《檀香刑》的命运相似,《一腔废话》也只是被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所喜爱。


电影和电视剧对小说的强奸虽然给作家带来了物质财富,但也阉割了作家的思维活力与探索勇气。为了迎合制片人,作家们不得不写故事更完整、情节更戏剧性、人物形象更讨“上面”欢心的作品,他们对人性价值的追求、对文学本体性的探索完全丧失了。80年代由诗歌、绘画所开辟并且为小说所继承的艺术活力完全失效。由于出版机制的僵化,出版社为了追求利润,为了和大部分趣味低俗不堪的书商相抗衡,也不得不向读者的审美期待让步,主动迎合甚至于“创造”更加低级的趣味。内容完全通俗化的“布老虎丛书”以探索性的步态搜罗了大批女性作者,出版了大量故事会式的小说之后,其中的许多作品被误以为是小说的“正宗”,这种来自民间的“美学观念”令人震惊地开始影响圈内人士,不少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不自觉地以《上海宝贝》来衡量同代的文学作品。在影视——出版——写作——阅读——批评的这种巧妙互动中,我们时代的阅读出现了大踏步的倒退,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趣味出现了沙漠化迹象。作为一种侧证,网络上大批富有才华的文学青年暴露出盲目追求故事性、片面强调戏剧化和耸人听闻效应的软肋。而网络本身所固有的浮躁（点击率、跟贴数量、网络人气）加剧了这种倾向,许多有可能成长为汉语文学脊梁的人正在网络上大肆炮制低俗小说,他们为一部只有较少的文学性、其趣味甚至不及《上海宝贝》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争论不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注定不可能为汉语奉献出伟大的、杰出的作品,我们注定不会有自己的卡夫卡、穆齐尔、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不会有自己的米兰·昆德拉、杜拉丝、圣艾克苏贝里、鲍里斯·维昂和让·图森,因为我们的路越来越狭窄,上面挤满了姿势雷同的写作者,我们的叙述越来越单调,散发着陈腐的气味。在这样的空气中,任何试图超出车辙的行为都会被看作非法,看做对传统的不敬,看做对大众审美的挑衅。写作所意味的精神独立性、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性已经荡然无存。这样的集体写作还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吗？还值得为它付出智力、精力和时间吗？


我不敢拿自己和那些闪耀的名字相比,也不敢拿《水果》和那些经典相比,我知道,我只是在汉语写作的低谷里做出了一个有点怪异的飞翔姿势。仅仅是一个姿势,就带来了群体性的不适反应,这让我感到沉重。

但是,于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在乎是不是与时代的写作趋同,是不是与流行的作家们合拍,那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我只按照自己的内心愿望和文化良心来写作。偶尔,我也会取悦一部分读者甚至个别人,但那是因为我还把写作看作礼物,既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也是我送给那些关注着我、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痕迹的人们的礼物。就像我在《水果》的结尾处写到,我一边吃着橙子,一边迎着大雪飞翔,最后,在我的手心只剩下了七枚果核。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是七枚而不是别的数字？我的答案是,那是送给过往岁月的礼物。

文/橡子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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