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祸头子最怕挨饿
祸头子最早挨饿是在小学时代，有几回早上没吃早饭去上学，因身上没有零用钱，课余时间买不了零食填腹，眼瞧着同学们三五成群打打闹闹地上合作社，自己却赶紧找个没有人的角落里躲着作糖砖、巧克力房子的白日梦，不怕同学们小气，怕的是自己以后没法请回去，祸头子曾在外公、外婆家养尊处优惯了，刚回去和爸妈那对三天一吵、五天一打的百事哀的穷父母同住的时候，的确在同学朋友间受到了相当严重的自尊心的伤害，这也许是为什么后来祸头子的自卑超越需要特别强烈的原因，最厉害的时候，祸头子甚至不愿在同学面前打开便当盒，怕同学们瞧见了自己寒酸的饭菜而抛来我最受不了的那种同情心，这种情况延续到上大学还不曾断绝。
上大学的时候，父母已经离婚，爸的终身俸只够自己开销，妈在别人家打工带小孩，赚的钱也只够自己和刚出世的异父小弟弟的费用，幸好大弟在部队里当学徒，自己养活自己，最苦的要算是二弟了，二弟刚上国中，跟我住在学校附近的两坪半的租来的房舍里，为了维持两人的生活及学费，我除了外公、外婆接济之外，必须打工赚钱，而白天上学，晚上工作，工作收入又都不固定，可把二弟给饿惨了，记得有一回，我三天没露面，二弟连吃了两天面条，第三天竟因没饭钱又不好意思欠帐，竟活活饿了一整天。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巧碰上楼下房东家死了个老太太，停棺客厅，吓走也可能是臭走了楼上其他几位同学，当我装满了整个信封袋的打工钱，赶回宿舍的时候，竟发现二弟已饿得趴在桌上睡着了，我连忙喂他吃了个苹果，缓了缓饿劲，然后揣着信封袋，兄弟两人，找了间餐厅好好地饱餐一顿，这才解了饥恨。
就这样饱一顿，饥一顿，再加上收入实在和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于是最后得了肺结核，等祸头子发现咳血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结核菌已扩散，是二期开放性结核，幸好防痨中心的药都是免费的，妈和大弟也搬到一块儿来住了，就这样，我休了一年学，却在休学中开始写简单的歌曲，没想到竟吃上了这碗饭，且一吃就是十几年。
因此，每当有人责问我七年前离开台湾是对我亲人的不负责任的决定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予理睬，因为，只有不了解我们兄弟姊妹互相扶持、相依为命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在大陆上的七年间，对家里在经济上的帮助是不少的，且经常因为给父母兄弟亲人花钱和前妻程琳打得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于此我心安理得，毫无亏欠。其实，我到大陆去也未尝没有带着将来改善大家的环境的想法。我实在是挨饿挨怕了，更怕看见全家人挨饿。
宋楚渝、文工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当宋楚渝先生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时候，曾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过一次，告诉我他在“龙的传人”的第三段后面加上了一段歌词，大概是什么“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一类的话，没几天后，宋先生就以“龙的传人”为题，在成功岭向正在集训的大专学生演讲，由于报纸、电视等媒体争先恐后地报导，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我当时也极感备受礼遇，心里面美滋滋地。
好景不长，没等两天，新格唱片公司便接到来自新闻局的电话，说什么要求重新录音，把宋先生的新词灌成唱片，新格为尊重原作的意见征求我的同意，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便明确告诉新格我不愿更改歌词，宋先生因此请我和我的老师及几位学者专家在希尔顿吃饭，饭局中，我再一次明确婉拒了宋先生的美意，并建议宋先生可另外再写一首新曲，在新曲中传达宋先生的意思，这一段新闻，或许有些读者还有印象。
我之所以拒绝更改歌词的原因，主要是独立个性使然，倒并非认为宋先生的词写得不好，或是我不愿意庄敬自强，不愿意处惊不变，只因这两句话是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口号，而我无意把自己看待成宣传工具罢了。结果，引起了许多传统、保守、王道人士自动自发的抨击，从“龙的传人”这首歌有多不好，最后评到写这首歌的人有多无知等，我则一来接到许多支持不改歌词的人的慰问信，二来当惯了独行侠，不太需要社会大众的肯定，心里不曾因此而感觉到如何难受，唯一的反应是发了几顿牢骚，借题发挥跟女朋友撒了几顿骄，成就了自己被压迫的英雄形象，满足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侠客风范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感。
后来，真正让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文工会邀请我参加了一次与其他几位作曲界老前辈的早餐，在当时刚开业不久的来来香格里拉饭店，会中，国民党文工会的负责人向我们发出了征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的邀请，主任的礼遇与抬举，其实让当惯了游侠的祸头子左右为难，文工会并没有强我所难，难在我自己取舍两难，我自“龙的传人”走红以来，名气不小，却没得到什么经济实惠，加上脾气太倔，与电影、广告合作不易，生活不单不宽裕，反经常入不敷出，着实头疼，不少朋友劝我识抬举，抓紧机会往上爬，千万别错失许多人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把个性收敛收敛，千万别再犯上回不给宋先生面子的错误。
祸头子尽管天生叛逆，却的确与国民党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怨仇，祸头子在学校里虽然总摆出一付爱搭不理的反对派姿态，却始终不曾与当权派有什么大不了的实质冲突，因此，祸头子唯一得以抗拒文工会的美意的武器，仅天生的独立性格而已，若再有些什么，则是当时还十分模糊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自恃罢了。
终于，狗改不了吃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祸头子尽管没有足够的勇气当面回绝文工会的美意，却私自作下暂时离开台湾回避的决定，祸头子本有意出国深造，下定决心以后，便积极着手联系英国伦敦国际电影学院作曲系，今日旧事重提，绝非说明宋先生、新闻局、文工会乃促使我去大陆的根本原因，却的确让我作出了暂时离开台湾的决定。
七年过后，大陆来去有感，不论在何处，不论是那个党领导，中国知识分子想要独善其身，保持独立超然的立场与判断力实非易事，不单要扛得住压力，还得要禁得起诱惑，不单要耐得住打杀，还得要挡得住捧杀，真乃步步都有杀机，路路都有陷阱，在这个一贯依靠政权肯定自我的御用文人传统下，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超然的立场与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依附政权而能建立自信，不随庸俗而能自我肯定，这滋味虽不好受，却是越嚼越有味，而其中滋味，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实难相告。
先有奴才，后有皇帝
在祸头子从泰东边区的难民营回来以后，原本嫉恶如仇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无法忍受那日益庸俗化的假仁、假义，尤其痛恨那些四肢发动、头脑简单的愚忠、愚孝。祸头子总爱在公开场合里不留情面地揭发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长者们虚伪的面纱，更经常挖苦讽刺同辈们被洗脑而失去独立判断思考能力的糗样。祸头子经常借此发泄对压倒一切理想的台湾现实、近视主义的不满，同时也借以拉开自己与社会的距离，从而满足自己自命不凡的俯视众生的需要。
记得在祸头子离开台湾赴大陆的前两年，就曾经在梅花戏院看电影时演出过一场反权威、反现实、反愚弄、反洗脑的闹剧。相信大家都还清楚记得，八、九年前，在电影正片上映之前，都要起立唱国歌，在唱国歌的画面里，老蒋总统一副民族救星的姿态，站在总统府的阅兵台上，向学生、军人及群众脱帽挥手致意。那天，就在国歌影片里震耳欲聋的蒋总统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我突然感到恶心，我发现画面里全副戎装、满胸勋章的人，怎么越看越象希特勒、墨索里尼，若我在那之前曾看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红卫兵的崇拜的影片的话，我也一定会把接受万岁呼声的人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先生联想到一块儿去。
只记得我当时不知从哪儿钻出一股莫名怒火，就在七、八百人都起立唱国歌的同时，我突然一屁股又坐了下去，如果当时在场没有其他人的任何反应的话，这顶多是我个人的一小段性格悲剧的插曲，而不幸的是，还没等我坐下来十秒钟，脑瓜上突然被人用力猛击一下，待转过脸来定眼一看，才可悲地发现，打我的人竟然是和我年龄相仿，看似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观众，看到他那副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忠君爱国的糗样，恨得我扭住便要打，幸亏与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劝住了，让我别和这蠢货一般见识，否则这将不仅仅是一出闹剧，可能还会变成一场荒诞的悲剧。
七年多了，我不知道七年后的今天，那位忠君爱国的热血同龄人醒觉了没有，他是否还坚持自己对权威的崇拜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事，他是否有权干涉别人不崇拜他所崇拜的权威？在他心里，今天是否还有其他任何人可以等同国旗、国歌、国家，他是否还随时准备看见某人的相片就要起立、敬礼？而我却是越来越反对偶像权威。祸头子始终认为，中国之所以少不了皇帝的根本原因，绝非有多少野心家拼了命地想当皇帝，却在于有多少奴才，他们不能没有皇帝，他们迫切需要一个皇帝，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总统、主席、书记给硬捧成皇帝。
因此，祸头子把彻底消灭中国传统制造奴才的奴性文化，当作是中国人和平民主事业的最关键的战阵，而这一切都要从反对偶像，反对权威做起。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三
一阵运动强风竟把祸头子给卷了进去
那是八三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祸头子应缴到人民剧场演出,当时早已传闻香港港台歌曲是靡靡之音,是精神污染的源泉的风声,许多文艺团体都纷纷调整节目内容以适应新的形势,许多演唱通俗歌曲的演员都纷纷中箭下马,遭到停演的处分,这些事?我愤慨非常,但又找不到机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正好借着他们邀请演出的时机,提出与程琳合作的要求,当时程琳在大陆上有小邓丽君的别号,我早知中共宣传部及文化部的某些老左们看她不顺眼,早就在各大报上公开评?她的台风和唱腔,这回借着搞运动,更是杀气腾腾,颇有不择手段,去之而后快的架势.
本来一切都说好了的,不料在开场前十分钟,负责调度的前台主任突然来找我非常客气却又毫无商量余地地告诉我说,由于程琳的演唱风格问题,他们接到上面的通知,不能与程琳合作,希望我能自己一个人表演.听完了他的话,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才蹦出几个字,意思是,你们反对港台歌曲,而我从台湾来,只会唱台湾歌,我干脆也不唱拉倒算了,说完,拉着吓得脸白胡小程琳更离开了剧场,演出了中共建国以来头一场罢演的闹剧.
没想到,当时的中共还果真以统战为重,第二天早上便由更高一些的文化部官员带领着前一天犯错误的舞台人员,到我住的旅馆来道歉,说什么全是一场误会,绝对没有禁止程琳演出的公文,并一再解释,抵制精神污染运动是有必要的,只是具体工作同志对政策理解不当,而造成扩大化的现象,说什么中央的政策是正确,英明的,错不在上,却在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
没过两天,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为弥补失误,特在人民大会堂安排了晚宴招待我和程琳,并请了许多大陆音乐界的名人作客,会后并请我和程琳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第二天,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整个情况,文艺界都是紧抓住机会为自己受压的演员和节目平反,一时间,港台歌曲又再度合法化了.
这是我和中共官方的第一次接触,（此处有删节）而我个人,却因此开始了与程琳的缘分,定下了后来的情感基础.
大陆上把"权"看得比命还重要
除了搞政治运动以外,大陆给祸头子上的第二堂社会教育课是"夺权",像苍蝇叮臭肉似的,那里有权,那里就有成群结队的争夺者,因僧多粥少,人多权少,其争夺之激烈则有如饥不择食,每每不拚个你死我活绝不善罢干休,其争夺的结果却永远总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阶下囚,甚至于性命不保.因此,每个争夺者都非常清楚一切仁慈,侠义之心都危险和不必要,且越是有经验的夺权者,越是明白千万不能手软,千万不能保存任何人性的道理.
在大陆上夺权都是不能公开,见不得人,只许做,不许说的事.由于不能公开,所以不需要规则,由于没有规则可以依循所以根本说不上公平,因为不讲公平,所以大家都不择手段,由于什么狠毒的招都用,所以失败的代价无比惨重,因为害怕失败,所以非全力以赴,拚个你死我活不可,因为害怕报复,所以非置敌人于死地而后再踩三脚以免他日还有翻身的机会.
祸头子到了大陆半年之后,接受了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的邀请,留在大陆生活,工作,并开始在大家的协助下申请成立东方录音公司,而批准的权力在广播电视部手上,在我申请之前,录音公司一直是广电部垄断的独家买卖,是广电部的摇钱树,而文化部从七八年改革开放,一切向钱看之后,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弄个录音公司分广电部的肥水,因此,祸头子在不知不觉当中,竟成了文化部利用来向广电部夺权的工具,只见王昆先出动了自己的丈夫---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再搬出了自己的亲叔叔,最后连周恩来的遗孀---王昆的干妈邓颖超都出动了,这才好不容易搞下来一张执照,且搞下来以后还瞒着不让我知道.
我知道公司批准下来的消息,还是东方歌舞团的一位临时工告诉我的,他不单告诉我公司执照批下来了,还告诉我王昆自封公司董事长,王昆的心腹内定总经理的消息,我带着怀疑的心情去问王昆,王昆告诉我说是文化部的安排,但当我再问文化部的负责人的时候,文化部却推说是王昆的决定,并告诉我说王昆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我的意见,我听完了两边牛头不对马嘴的说法之后,只感到被欺骗的感觉,而且是被很低级而赤祼祼地欺骗,可我当时还不知道另外还有更无耻恶劣的事情正在发生.
就在我还及弄清楚的究竟的时候,有位接近中共上层领导的包打听来告诉我,王昆打了个关于我的黑报告,告了我四条罪状..
一 拒交所得税.
二 逃漏海关关税
三 跟程琳乱搞男女关系
四 无驾照开车
包打听更告诉我,对台办主任在一次会议中,根据此报告对我进行批评,并态度强硬地表示---像这样无法无天的人,我们不欢迎.
我这才明白,原来王昆请我到东方歌舞团是为了利用我的统战身分,待公司执照批下来之后,王昆因怕我阻碍他当董事长而先发制了告我的黑状,把我告成坏人以后,王昆再拿着对我的批评到文化部里去说我不得负责公司事务的证据,最后终于与自己的心腹双双当上了董事长和总经理,而我则只好向文化部打了自动辞去是东方歌舞团职务的报告,希望早日脱离这场权利斗争的苦战.
祸头子当了黑人
没有户口的人,在大陆上叫黑人,由于没有单位,开不出介绍信,买不了机船票,住不进一般的旅店,黑人在大陆上往往寸步难行,祸头子在得罪了王昆以后,在大陆当了一年黑人.
祸头子在交完了离开东方歌舞团辞呈以后,先因肺炎,紧接着又得了肝炎,住在广州中山医院,当时祸头子在大陆过的第二个春节.
但祸头子怎么也没料到,王昆已经把祸头子逼到广州去之后,还不放心,还不肯罢休,竟派人跟踪监视我的朋友,弄得好心到医院来照料我的一位广州的朋友被王昆弄来的公安人员查得死去活来,最后竟连单位都不敢用他,我因肝病,心情原本不佳,再听到这般恶劣的故事,气愤中打了一封电报把王昆痛骂了一顿,没想到封电报竟成了王昆继续整我的材料,我索性提出申请回台湾,这是八五年二月中间的事.
后来胡耀邦出国,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经过了半年的调查,才把王昆打的黑报告给查清楚了,王昆事后还恶狠狠地告诉调查组的人说,你们可真厉害,把我的报告都驳回来了,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果然,我申请调到广东去的事立刻如石沉大海,突然变得没人管,没人问,我到广东去报到,广州文化局表示没有文化部的公文或介绍信,广东方面实在是爱莫能助,我到北京文化部去打听,文化部则一推四五六,说我已申请转调广东不归文化部管,就这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开始过我的黑人生活,好在有程琳相伴,程琳的家人对我也不嫌充,这才在最失落的情况下稍有安慰,还记得当时我回答记者说:我之所以还留在大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有程琳相伴.
到此,王昆仍不满意,还继续运动丈夫,叔叔,干妈势力到处排挤我和程琳,当时我实在弄不明白,王昆那儿来的深仇大恨,待久了以后,我才渐渐地明白过来,原来这些都是他从前被别人整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手段毒惯了仁慈不起来,另外,他还担心没把我踩死的话,那天我翻了身黑心过来报复他,天晓得我每天忙着自己活得更快乐些,那会整天惦记他老人家.
祸头子打官司告文化部侵权
祸头子虽然酷爱捣乱，更爱得意洋洋地欣赏大家的反应，却不爱打官司，因祸头子总以为斤斤计较实非游侠本色，每次碰上争端，总是以祸头子自动弃权告终。事实上，祸头子过去在台湾的时候，除了公证结婚以外，从来没到过法院。祸头子对钱财借贷原则是：不问是否欠我，只管我不欠人。
八四年间，祸头子因求功心切，争需要建立自己工作必须的录音室地，因此，当主管部门刁难我们因资金不足不得申请成立东方录音公司的时候，祸头子曾答允个人私款赞助人民币20万元，当时祸头子完全料想不，王昆等人为了夺权当董事长竟不择手段打黑报告陷害祸头子，因此，在祸头子自动辞去东方歌舞团职务，不再过问录音公司事务之后，理所当然不再愿意赞助20万元给这个令祸头子几乎身败名裂的公司，却想不到王昆在挤走了祸头子之后，居然还厚着脸皮来找祸头子要赞助，祸头子当然拒之门外，不但不理，还讽刺了他们一顿。
在这之后，祸头子莫名其妙地当了一年多黑人，还以为这无非是公文旅行，效率太低的缘故。直到第二年八五年的四月，与祸头子合作生产发行"新鞋子，旧鞋子"专辑录音带的南海音像公司写信告诉祸头子：根据文化部公文要求，南海音像公司居然在通知祸头子之前，便已经把南海欠祸头子的版税移转到文化部去了，一共是人民币十九万六千无，全部是祸头子个人依法课完所得税后的净收入。到此，祸头子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钱，并立刻向南海音像公司和文化部抗议。
一 文化部既非司法部门，何来裁判权之有，行政机关凭公文侵犯私人财产于法无？应立即停止这种盗用权力，公报私仇的野蛮行径。
二 赞助乃乐捐，东方歌舞团断无强人不乐之捐的道理，若王昆认为有任何其他财务债权问题，可向司法机关请求仲裁。
三 南海音像公司与祸头子签有合同，应继续依合同给付祸头子应得版税，祸头子不承认南海未经祸头子同意而擅自移转文化部的钱是祸头子的版税南海应自付其责。
祸头子想尽一切办法，盼望能得到公正的裁判，不料王昆帮势力雄厚，竟然没有任何人敢过问，包括中共领导人都拒不见面，而当时新上任的文化部部长王蒙居然在听完了我的抗议以后，顾左右而言他，假装没听见我的话，因此，祸头子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八七年十月向法院提出告诉。
在法院受理，调查完后，于八八年初开庭，文化部居然以小小县市法庭，没有资格传学堂堂中央文化部的理由拒绝出庭，而法庭不得不延期，后来北京最高检察院把地方法院叫到中央去痛斥一顿，之后，到我被赶出大陆之前，地方法院一直再无消息，大家都假装不曾发生过任何事似的。
大陆高干公报私仇的曲折模式
在大陆上，与文艺有关的两个部门，文化部与广电部，互不相让，是两个平行平级部门，因此，在王昆与祸头子交恶之后，虽然通过在文化部任副部长的丈夫百般为难祸头子，却无法全面控制电视与电台，在祸头子当黑人的时候，之所以寸步难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文化部曾发出公文通告各省，市地方的文化单位不得与祸头子合作，而由于各地方电视，电台不归文化部管辖，王昆不得不运动其个人的关系与势力，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封杀祸头子与程琳，这就是何以祸头子虽然是第一个回大陆的音乐人，却在许多港台歌星之后，迟到第五年才能突破王昆封锁，得以参加大陆上最重要的电视节目，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祸头子尽管明白王昆到处整祸头子的事实，却始终不明白，一个文化部下属的东方歌舞团团长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关系与势力左右另一个部门的行政工作，直到前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谢文清先生离休以后，才勉强向祸头子透露了其中的部分真相，谢文清先生是大陆正义人士，（此处有删节）我个人完全相信谢老先生的故事，并相信谢老先生身不由已的苦衷，他在告诉我的时候已经做了淡化处理。
那是某次中央电视台邀请我们参加录影演出完后不久，谢老先生突然接到电话，是王昆的新叔叔，平日，像这般顶了天的老人是很少会亲自打电话给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的副部长的，因为两者的级别差距太远，且一般打电话搞些个人权益，也多半不会利用上班时间，何况本人既是管理中共党员纪律问题的最高人物。
谢副部长接过电话，只听他的姪女王昆想找谢说话，却没有说明其他，便把电话挂了，谢老先生在接完电话以后不单十分愤怒这种以权压人的作风，也感觉到了其姪女的要求绝非平常稀松的事，其姪女王昆的要求是无论如何必须照办不误的，谢老先生尽管十二万分不乐意，还是打了个电话给王昆，听听命令的详细内容，于是我们的表演便硬生生地给从节目中砍掉了。
谢老先生在对我和程琳说这段故事的时候，依然情绪波动，气愤不已，（此处有删节）。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四
下去不!!
北京人通常在话尾加上一些语气词，例如当他们在回答某人的要求时说"好呗"，这和台湾人说"好呀"一样，而"下去不"里的不字的用法也是一种加强语气的语尾助词，这里的"不"字有时也有"好不","好不好"等带些商量而实则表示自己已无法再忍受的强制意思。
在北京各体育馆，音乐厅里，不知从何时开始，流行起喊''下去不"的风气，起初是听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自己不喜欢的节目的一种抗议，而后来渐渐地演变成不论任何节目都免不了被"哄"的
命运，祸头子还没回到北京再度上台表演之前，
就曾听到许多文艺界同行们被哄的故事，其中某次一位五十年代初回到大陆学音乐的正统派歌唱家，更曾经惨遭挨哄，年轻人一般都爱听流行歌曲，而这位年过五十的艺术执着者只会唱正统歌曲，观众听不下去，胆大点儿的便开始起哄，喊"下去不"，不料这位歌唱家也不甘示弱，在自己演唱乐句间休息处还反击观众说:"
我就是不下去"，就这样台是。台下你一句，我一句，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其他的观众竟买一张票看两场戏也跟着加油，好不不容易把第一首歌唱完了以后，这位歌唱家突然大发脾气，高声问"是谁喊的"，台下调皮的观众教他这突如其来的质问给吓住了，谁也不敢承认，全场意外地呈现一片安静，谁知道这位歌唱家不懂得见好就收，停了几秒钟，开口道:"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名还没报完，全场观众像突然醒过来似的，全部站起来大喊:"下去不"，接着是一大堆冰棒，纸团从台下扔上台去，这位歌唱家才十万分不愿地下了台。
祸头子第二次从广州回到北京公开表演，正是学运前的八九年初的冬天，这次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音乐堂演唱会上，头一次目睹观众喊"下去不"的壮观景象，大家好似与台上的演员有深仇大恨似的，不管是谁，都拚了命地喊叫，起哄，大有老子花钱买票就可以哄你的意思，而祸头子却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正常的宣泄，祸头子明确地感觉到北京的年轻听众已不再甘于寂寞，老老实实地被安排在台上坐着听歌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要求参与演唱会，这变化让祸头子感到十分兴奋，因这现象说明了观众自我觉醒，北京已作好了进入摇滚音乐的准备了。
祸头子兴奋之余，立即触景生情写了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下去不"在后台与乐队和了一遍就上了台去，祸头子上了台去以后对台下的观众说：
我刚才一直在后台听现场的反应，听到大家喊"下去不"(观众一阵尴尬笑声)，我觉得虽然有点不太礼貌(观众一片安静)，却更觉得挺过瘾的(有人鼓掌)，所以，我临时写了这首歌，歌名就叫"下去不"(一阵大笑)，我觉得大家都不仅只想听歌，还更愿意开口唱一唱(有人喊好)，现在大家请跟着我一齐喊"下去不"。
祸头子：噢哄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噢哄，大声点
观众齐喊：下去不。
祸头子开始指挥乐队进入演奏：噢哄
观众在乐队伴奏中跟着节拍喊：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的神经已经有点衰弱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这午后好像不再属于我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你们昨天都还为我吆喝。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可今天怎么这么恨我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还想再为大家唱首歌。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可我真不知道应该唱点儿什么......。
这首歌的现场反应可讲空前热烈，当时是八九年三月初，有位在场的记者事后还在人民日报上写篇夸奖我懂得如何宣导观众情绪的文章，并建议中共领导
人不妨学学，用来面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不满情绪，（此处有删节）。
一条龙与一条虫
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而每当三个以上的中国人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却往往只能是一群虫。
我到过许多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台湾、香港、大陆，甚至于泰柬边区的难民营，我曾和各式各样的中国人一起生活、工作、交友，甚至一块参与运动，而今天，我不得不告诉大家：
中华民族是个不可理喻的民族；
中国文化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
中国人是一群没法讲道理的人；
中国的内部矛盾是很难用和平方式解决；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以仇恨为动力的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在我们中间，找到能够避免这个恶性循环所需要的理性、宽容的民主涵养。
（这里删节几章）
非法偷渡入境
六月十八日，早上六点乘巡逻艇出海，下午七点被送上一条台湾渔船。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台湾方面完全不知情，我即将面对非法偷渡入境的现实。
六月廿日，早上八点从南方澳渔港上岸，中午十一时半回到台北木栅家里，下午七时向司法机关自首，午夜到调查局接受调查。
六月廿一日晚十一时半，台北地方检查官宣布“责付”交给我母亲领回家去，随传随到。
六月廿三日下午三时，举行记者招待会。
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
六月廿三日，我从一家台湾的报纸上明确地感觉到有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的意思，也同时由于这份报
祸头子最早挨饿是在小学时代，有几回早上没吃早饭去上学，因身上没有零用钱，课余时间买不了零食填腹，眼瞧着同学们三五成群打打闹闹地上合作社，自己却赶紧找个没有人的角落里躲着作糖砖、巧克力房子的白日梦，不怕同学们小气，怕的是自己以后没法请回去，祸头子曾在外公、外婆家养尊处优惯了，刚回去和爸妈那对三天一吵、五天一打的百事哀的穷父母同住的时候，的确在同学朋友间受到了相当严重的自尊心的伤害，这也许是为什么后来祸头子的自卑超越需要特别强烈的原因，最厉害的时候，祸头子甚至不愿在同学面前打开便当盒，怕同学们瞧见了自己寒酸的饭菜而抛来我最受不了的那种同情心，这种情况延续到上大学还不曾断绝。
上大学的时候，父母已经离婚，爸的终身俸只够自己开销，妈在别人家打工带小孩，赚的钱也只够自己和刚出世的异父小弟弟的费用，幸好大弟在部队里当学徒，自己养活自己，最苦的要算是二弟了，二弟刚上国中，跟我住在学校附近的两坪半的租来的房舍里，为了维持两人的生活及学费，我除了外公、外婆接济之外，必须打工赚钱，而白天上学，晚上工作，工作收入又都不固定，可把二弟给饿惨了，记得有一回，我三天没露面，二弟连吃了两天面条，第三天竟因没饭钱又不好意思欠帐，竟活活饿了一整天。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巧碰上楼下房东家死了个老太太，停棺客厅，吓走也可能是臭走了楼上其他几位同学，当我装满了整个信封袋的打工钱，赶回宿舍的时候，竟发现二弟已饿得趴在桌上睡着了，我连忙喂他吃了个苹果，缓了缓饿劲，然后揣着信封袋，兄弟两人，找了间餐厅好好地饱餐一顿，这才解了饥恨。
就这样饱一顿，饥一顿，再加上收入实在和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于是最后得了肺结核，等祸头子发现咳血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结核菌已扩散，是二期开放性结核，幸好防痨中心的药都是免费的，妈和大弟也搬到一块儿来住了，就这样，我休了一年学，却在休学中开始写简单的歌曲，没想到竟吃上了这碗饭，且一吃就是十几年。
因此，每当有人责问我七年前离开台湾是对我亲人的不负责任的决定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予理睬，因为，只有不了解我们兄弟姊妹互相扶持、相依为命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在大陆上的七年间，对家里在经济上的帮助是不少的，且经常因为给父母兄弟亲人花钱和前妻程琳打得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于此我心安理得，毫无亏欠。其实，我到大陆去也未尝没有带着将来改善大家的环境的想法。我实在是挨饿挨怕了，更怕看见全家人挨饿。
宋楚渝、文工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当宋楚渝先生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时候，曾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过一次，告诉我他在“龙的传人”的第三段后面加上了一段歌词，大概是什么“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一类的话，没几天后，宋先生就以“龙的传人”为题，在成功岭向正在集训的大专学生演讲，由于报纸、电视等媒体争先恐后地报导，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我当时也极感备受礼遇，心里面美滋滋地。
好景不长，没等两天，新格唱片公司便接到来自新闻局的电话，说什么要求重新录音，把宋先生的新词灌成唱片，新格为尊重原作的意见征求我的同意，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便明确告诉新格我不愿更改歌词，宋先生因此请我和我的老师及几位学者专家在希尔顿吃饭，饭局中，我再一次明确婉拒了宋先生的美意，并建议宋先生可另外再写一首新曲，在新曲中传达宋先生的意思，这一段新闻，或许有些读者还有印象。
我之所以拒绝更改歌词的原因，主要是独立个性使然，倒并非认为宋先生的词写得不好，或是我不愿意庄敬自强，不愿意处惊不变，只因这两句话是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口号，而我无意把自己看待成宣传工具罢了。结果，引起了许多传统、保守、王道人士自动自发的抨击，从“龙的传人”这首歌有多不好，最后评到写这首歌的人有多无知等，我则一来接到许多支持不改歌词的人的慰问信，二来当惯了独行侠，不太需要社会大众的肯定，心里不曾因此而感觉到如何难受，唯一的反应是发了几顿牢骚，借题发挥跟女朋友撒了几顿骄，成就了自己被压迫的英雄形象，满足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侠客风范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感。
后来，真正让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文工会邀请我参加了一次与其他几位作曲界老前辈的早餐，在当时刚开业不久的来来香格里拉饭店，会中，国民党文工会的负责人向我们发出了征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的邀请，主任的礼遇与抬举，其实让当惯了游侠的祸头子左右为难，文工会并没有强我所难，难在我自己取舍两难，我自“龙的传人”走红以来，名气不小，却没得到什么经济实惠，加上脾气太倔，与电影、广告合作不易，生活不单不宽裕，反经常入不敷出，着实头疼，不少朋友劝我识抬举，抓紧机会往上爬，千万别错失许多人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把个性收敛收敛，千万别再犯上回不给宋先生面子的错误。
祸头子尽管天生叛逆，却的确与国民党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怨仇，祸头子在学校里虽然总摆出一付爱搭不理的反对派姿态，却始终不曾与当权派有什么大不了的实质冲突，因此，祸头子唯一得以抗拒文工会的美意的武器，仅天生的独立性格而已，若再有些什么，则是当时还十分模糊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自恃罢了。
终于，狗改不了吃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祸头子尽管没有足够的勇气当面回绝文工会的美意，却私自作下暂时离开台湾回避的决定，祸头子本有意出国深造，下定决心以后，便积极着手联系英国伦敦国际电影学院作曲系，今日旧事重提，绝非说明宋先生、新闻局、文工会乃促使我去大陆的根本原因，却的确让我作出了暂时离开台湾的决定。
七年过后，大陆来去有感，不论在何处，不论是那个党领导，中国知识分子想要独善其身，保持独立超然的立场与判断力实非易事，不单要扛得住压力，还得要禁得起诱惑，不单要耐得住打杀，还得要挡得住捧杀，真乃步步都有杀机，路路都有陷阱，在这个一贯依靠政权肯定自我的御用文人传统下，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超然的立场与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依附政权而能建立自信，不随庸俗而能自我肯定，这滋味虽不好受，却是越嚼越有味，而其中滋味，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实难相告。
先有奴才，后有皇帝
在祸头子从泰东边区的难民营回来以后，原本嫉恶如仇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无法忍受那日益庸俗化的假仁、假义，尤其痛恨那些四肢发动、头脑简单的愚忠、愚孝。祸头子总爱在公开场合里不留情面地揭发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长者们虚伪的面纱，更经常挖苦讽刺同辈们被洗脑而失去独立判断思考能力的糗样。祸头子经常借此发泄对压倒一切理想的台湾现实、近视主义的不满，同时也借以拉开自己与社会的距离，从而满足自己自命不凡的俯视众生的需要。
记得在祸头子离开台湾赴大陆的前两年，就曾经在梅花戏院看电影时演出过一场反权威、反现实、反愚弄、反洗脑的闹剧。相信大家都还清楚记得，八、九年前，在电影正片上映之前，都要起立唱国歌，在唱国歌的画面里，老蒋总统一副民族救星的姿态，站在总统府的阅兵台上，向学生、军人及群众脱帽挥手致意。那天，就在国歌影片里震耳欲聋的蒋总统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我突然感到恶心，我发现画面里全副戎装、满胸勋章的人，怎么越看越象希特勒、墨索里尼，若我在那之前曾看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红卫兵的崇拜的影片的话，我也一定会把接受万岁呼声的人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先生联想到一块儿去。
只记得我当时不知从哪儿钻出一股莫名怒火，就在七、八百人都起立唱国歌的同时，我突然一屁股又坐了下去，如果当时在场没有其他人的任何反应的话，这顶多是我个人的一小段性格悲剧的插曲，而不幸的是，还没等我坐下来十秒钟，脑瓜上突然被人用力猛击一下，待转过脸来定眼一看，才可悲地发现，打我的人竟然是和我年龄相仿，看似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观众，看到他那副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忠君爱国的糗样，恨得我扭住便要打，幸亏与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劝住了，让我别和这蠢货一般见识，否则这将不仅仅是一出闹剧，可能还会变成一场荒诞的悲剧。
七年多了，我不知道七年后的今天，那位忠君爱国的热血同龄人醒觉了没有，他是否还坚持自己对权威的崇拜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事，他是否有权干涉别人不崇拜他所崇拜的权威？在他心里，今天是否还有其他任何人可以等同国旗、国歌、国家，他是否还随时准备看见某人的相片就要起立、敬礼？而我却是越来越反对偶像权威。祸头子始终认为，中国之所以少不了皇帝的根本原因，绝非有多少野心家拼了命地想当皇帝，却在于有多少奴才，他们不能没有皇帝，他们迫切需要一个皇帝，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总统、主席、书记给硬捧成皇帝。
因此，祸头子把彻底消灭中国传统制造奴才的奴性文化，当作是中国人和平民主事业的最关键的战阵，而这一切都要从反对偶像，反对权威做起。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三
一阵运动强风竟把祸头子给卷了进去
那是八三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祸头子应缴到人民剧场演出,当时早已传闻香港港台歌曲是靡靡之音,是精神污染的源泉的风声,许多文艺团体都纷纷调整节目内容以适应新的形势,许多演唱通俗歌曲的演员都纷纷中箭下马,遭到停演的处分,这些事?我愤慨非常,但又找不到机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正好借着他们邀请演出的时机,提出与程琳合作的要求,当时程琳在大陆上有小邓丽君的别号,我早知中共宣传部及文化部的某些老左们看她不顺眼,早就在各大报上公开评?她的台风和唱腔,这回借着搞运动,更是杀气腾腾,颇有不择手段,去之而后快的架势.
本来一切都说好了的,不料在开场前十分钟,负责调度的前台主任突然来找我非常客气却又毫无商量余地地告诉我说,由于程琳的演唱风格问题,他们接到上面的通知,不能与程琳合作,希望我能自己一个人表演.听完了他的话,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才蹦出几个字,意思是,你们反对港台歌曲,而我从台湾来,只会唱台湾歌,我干脆也不唱拉倒算了,说完,拉着吓得脸白胡小程琳更离开了剧场,演出了中共建国以来头一场罢演的闹剧.
没想到,当时的中共还果真以统战为重,第二天早上便由更高一些的文化部官员带领着前一天犯错误的舞台人员,到我住的旅馆来道歉,说什么全是一场误会,绝对没有禁止程琳演出的公文,并一再解释,抵制精神污染运动是有必要的,只是具体工作同志对政策理解不当,而造成扩大化的现象,说什么中央的政策是正确,英明的,错不在上,却在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
没过两天,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为弥补失误,特在人民大会堂安排了晚宴招待我和程琳,并请了许多大陆音乐界的名人作客,会后并请我和程琳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第二天,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整个情况,文艺界都是紧抓住机会为自己受压的演员和节目平反,一时间,港台歌曲又再度合法化了.
这是我和中共官方的第一次接触,（此处有删节）而我个人,却因此开始了与程琳的缘分,定下了后来的情感基础.
大陆上把"权"看得比命还重要
除了搞政治运动以外,大陆给祸头子上的第二堂社会教育课是"夺权",像苍蝇叮臭肉似的,那里有权,那里就有成群结队的争夺者,因僧多粥少,人多权少,其争夺之激烈则有如饥不择食,每每不拚个你死我活绝不善罢干休,其争夺的结果却永远总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阶下囚,甚至于性命不保.因此,每个争夺者都非常清楚一切仁慈,侠义之心都危险和不必要,且越是有经验的夺权者,越是明白千万不能手软,千万不能保存任何人性的道理.
在大陆上夺权都是不能公开,见不得人,只许做,不许说的事.由于不能公开,所以不需要规则,由于没有规则可以依循所以根本说不上公平,因为不讲公平,所以大家都不择手段,由于什么狠毒的招都用,所以失败的代价无比惨重,因为害怕失败,所以非全力以赴,拚个你死我活不可,因为害怕报复,所以非置敌人于死地而后再踩三脚以免他日还有翻身的机会.
祸头子到了大陆半年之后,接受了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的邀请,留在大陆生活,工作,并开始在大家的协助下申请成立东方录音公司,而批准的权力在广播电视部手上,在我申请之前,录音公司一直是广电部垄断的独家买卖,是广电部的摇钱树,而文化部从七八年改革开放,一切向钱看之后,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弄个录音公司分广电部的肥水,因此,祸头子在不知不觉当中,竟成了文化部利用来向广电部夺权的工具,只见王昆先出动了自己的丈夫---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再搬出了自己的亲叔叔,最后连周恩来的遗孀---王昆的干妈邓颖超都出动了,这才好不容易搞下来一张执照,且搞下来以后还瞒着不让我知道.
我知道公司批准下来的消息,还是东方歌舞团的一位临时工告诉我的,他不单告诉我公司执照批下来了,还告诉我王昆自封公司董事长,王昆的心腹内定总经理的消息,我带着怀疑的心情去问王昆,王昆告诉我说是文化部的安排,但当我再问文化部的负责人的时候,文化部却推说是王昆的决定,并告诉我说王昆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我的意见,我听完了两边牛头不对马嘴的说法之后,只感到被欺骗的感觉,而且是被很低级而赤祼祼地欺骗,可我当时还不知道另外还有更无耻恶劣的事情正在发生.
就在我还及弄清楚的究竟的时候,有位接近中共上层领导的包打听来告诉我,王昆打了个关于我的黑报告,告了我四条罪状..
一 拒交所得税.
二 逃漏海关关税
三 跟程琳乱搞男女关系
四 无驾照开车
包打听更告诉我,对台办主任在一次会议中,根据此报告对我进行批评,并态度强硬地表示---像这样无法无天的人,我们不欢迎.
我这才明白,原来王昆请我到东方歌舞团是为了利用我的统战身分,待公司执照批下来之后,王昆因怕我阻碍他当董事长而先发制了告我的黑状,把我告成坏人以后,王昆再拿着对我的批评到文化部里去说我不得负责公司事务的证据,最后终于与自己的心腹双双当上了董事长和总经理,而我则只好向文化部打了自动辞去是东方歌舞团职务的报告,希望早日脱离这场权利斗争的苦战.
祸头子当了黑人
没有户口的人,在大陆上叫黑人,由于没有单位,开不出介绍信,买不了机船票,住不进一般的旅店,黑人在大陆上往往寸步难行,祸头子在得罪了王昆以后,在大陆当了一年黑人.
祸头子在交完了离开东方歌舞团辞呈以后,先因肺炎,紧接着又得了肝炎,住在广州中山医院,当时祸头子在大陆过的第二个春节.
但祸头子怎么也没料到,王昆已经把祸头子逼到广州去之后,还不放心,还不肯罢休,竟派人跟踪监视我的朋友,弄得好心到医院来照料我的一位广州的朋友被王昆弄来的公安人员查得死去活来,最后竟连单位都不敢用他,我因肝病,心情原本不佳,再听到这般恶劣的故事,气愤中打了一封电报把王昆痛骂了一顿,没想到封电报竟成了王昆继续整我的材料,我索性提出申请回台湾,这是八五年二月中间的事.
后来胡耀邦出国,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经过了半年的调查,才把王昆打的黑报告给查清楚了,王昆事后还恶狠狠地告诉调查组的人说,你们可真厉害,把我的报告都驳回来了,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果然,我申请调到广东去的事立刻如石沉大海,突然变得没人管,没人问,我到广东去报到,广州文化局表示没有文化部的公文或介绍信,广东方面实在是爱莫能助,我到北京文化部去打听,文化部则一推四五六,说我已申请转调广东不归文化部管,就这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开始过我的黑人生活,好在有程琳相伴,程琳的家人对我也不嫌充,这才在最失落的情况下稍有安慰,还记得当时我回答记者说:我之所以还留在大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有程琳相伴.
到此,王昆仍不满意,还继续运动丈夫,叔叔,干妈势力到处排挤我和程琳,当时我实在弄不明白,王昆那儿来的深仇大恨,待久了以后,我才渐渐地明白过来,原来这些都是他从前被别人整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手段毒惯了仁慈不起来,另外,他还担心没把我踩死的话,那天我翻了身黑心过来报复他,天晓得我每天忙着自己活得更快乐些,那会整天惦记他老人家.
祸头子打官司告文化部侵权
祸头子虽然酷爱捣乱，更爱得意洋洋地欣赏大家的反应，却不爱打官司，因祸头子总以为斤斤计较实非游侠本色，每次碰上争端，总是以祸头子自动弃权告终。事实上，祸头子过去在台湾的时候，除了公证结婚以外，从来没到过法院。祸头子对钱财借贷原则是：不问是否欠我，只管我不欠人。
八四年间，祸头子因求功心切，争需要建立自己工作必须的录音室地，因此，当主管部门刁难我们因资金不足不得申请成立东方录音公司的时候，祸头子曾答允个人私款赞助人民币20万元，当时祸头子完全料想不，王昆等人为了夺权当董事长竟不择手段打黑报告陷害祸头子，因此，在祸头子自动辞去东方歌舞团职务，不再过问录音公司事务之后，理所当然不再愿意赞助20万元给这个令祸头子几乎身败名裂的公司，却想不到王昆在挤走了祸头子之后，居然还厚着脸皮来找祸头子要赞助，祸头子当然拒之门外，不但不理，还讽刺了他们一顿。
在这之后，祸头子莫名其妙地当了一年多黑人，还以为这无非是公文旅行，效率太低的缘故。直到第二年八五年的四月，与祸头子合作生产发行"新鞋子，旧鞋子"专辑录音带的南海音像公司写信告诉祸头子：根据文化部公文要求，南海音像公司居然在通知祸头子之前，便已经把南海欠祸头子的版税移转到文化部去了，一共是人民币十九万六千无，全部是祸头子个人依法课完所得税后的净收入。到此，祸头子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钱，并立刻向南海音像公司和文化部抗议。
一 文化部既非司法部门，何来裁判权之有，行政机关凭公文侵犯私人财产于法无？应立即停止这种盗用权力，公报私仇的野蛮行径。
二 赞助乃乐捐，东方歌舞团断无强人不乐之捐的道理，若王昆认为有任何其他财务债权问题，可向司法机关请求仲裁。
三 南海音像公司与祸头子签有合同，应继续依合同给付祸头子应得版税，祸头子不承认南海未经祸头子同意而擅自移转文化部的钱是祸头子的版税南海应自付其责。
祸头子想尽一切办法，盼望能得到公正的裁判，不料王昆帮势力雄厚，竟然没有任何人敢过问，包括中共领导人都拒不见面，而当时新上任的文化部部长王蒙居然在听完了我的抗议以后，顾左右而言他，假装没听见我的话，因此，祸头子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八七年十月向法院提出告诉。
在法院受理，调查完后，于八八年初开庭，文化部居然以小小县市法庭，没有资格传学堂堂中央文化部的理由拒绝出庭，而法庭不得不延期，后来北京最高检察院把地方法院叫到中央去痛斥一顿，之后，到我被赶出大陆之前，地方法院一直再无消息，大家都假装不曾发生过任何事似的。
大陆高干公报私仇的曲折模式
在大陆上，与文艺有关的两个部门，文化部与广电部，互不相让，是两个平行平级部门，因此，在王昆与祸头子交恶之后，虽然通过在文化部任副部长的丈夫百般为难祸头子，却无法全面控制电视与电台，在祸头子当黑人的时候，之所以寸步难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文化部曾发出公文通告各省，市地方的文化单位不得与祸头子合作，而由于各地方电视，电台不归文化部管辖，王昆不得不运动其个人的关系与势力，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封杀祸头子与程琳，这就是何以祸头子虽然是第一个回大陆的音乐人，却在许多港台歌星之后，迟到第五年才能突破王昆封锁，得以参加大陆上最重要的电视节目，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祸头子尽管明白王昆到处整祸头子的事实，却始终不明白，一个文化部下属的东方歌舞团团长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关系与势力左右另一个部门的行政工作，直到前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谢文清先生离休以后，才勉强向祸头子透露了其中的部分真相，谢文清先生是大陆正义人士，（此处有删节）我个人完全相信谢老先生的故事，并相信谢老先生身不由已的苦衷，他在告诉我的时候已经做了淡化处理。
那是某次中央电视台邀请我们参加录影演出完后不久，谢老先生突然接到电话，是王昆的新叔叔，平日，像这般顶了天的老人是很少会亲自打电话给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的副部长的，因为两者的级别差距太远，且一般打电话搞些个人权益，也多半不会利用上班时间，何况本人既是管理中共党员纪律问题的最高人物。
谢副部长接过电话，只听他的姪女王昆想找谢说话，却没有说明其他，便把电话挂了，谢老先生在接完电话以后不单十分愤怒这种以权压人的作风，也感觉到了其姪女的要求绝非平常稀松的事，其姪女王昆的要求是无论如何必须照办不误的，谢老先生尽管十二万分不乐意，还是打了个电话给王昆，听听命令的详细内容，于是我们的表演便硬生生地给从节目中砍掉了。
谢老先生在对我和程琳说这段故事的时候，依然情绪波动，气愤不已，（此处有删节）。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四
下去不!!
北京人通常在话尾加上一些语气词，例如当他们在回答某人的要求时说"好呗"，这和台湾人说"好呀"一样，而"下去不"里的不字的用法也是一种加强语气的语尾助词，这里的"不"字有时也有"好不","好不好"等带些商量而实则表示自己已无法再忍受的强制意思。
在北京各体育馆，音乐厅里，不知从何时开始，流行起喊''下去不"的风气，起初是听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自己不喜欢的节目的一种抗议，而后来渐渐地演变成不论任何节目都免不了被"哄"的
命运，祸头子还没回到北京再度上台表演之前，
就曾听到许多文艺界同行们被哄的故事，其中某次一位五十年代初回到大陆学音乐的正统派歌唱家，更曾经惨遭挨哄，年轻人一般都爱听流行歌曲，而这位年过五十的艺术执着者只会唱正统歌曲，观众听不下去，胆大点儿的便开始起哄，喊"下去不"，不料这位歌唱家也不甘示弱，在自己演唱乐句间休息处还反击观众说:"
我就是不下去"，就这样台是。台下你一句，我一句，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其他的观众竟买一张票看两场戏也跟着加油，好不不容易把第一首歌唱完了以后，这位歌唱家突然大发脾气，高声问"是谁喊的"，台下调皮的观众教他这突如其来的质问给吓住了，谁也不敢承认，全场意外地呈现一片安静，谁知道这位歌唱家不懂得见好就收，停了几秒钟，开口道:"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名还没报完，全场观众像突然醒过来似的，全部站起来大喊:"下去不"，接着是一大堆冰棒，纸团从台下扔上台去，这位歌唱家才十万分不愿地下了台。
祸头子第二次从广州回到北京公开表演，正是学运前的八九年初的冬天，这次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音乐堂演唱会上，头一次目睹观众喊"下去不"的壮观景象，大家好似与台上的演员有深仇大恨似的，不管是谁，都拚了命地喊叫，起哄，大有老子花钱买票就可以哄你的意思，而祸头子却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正常的宣泄，祸头子明确地感觉到北京的年轻听众已不再甘于寂寞，老老实实地被安排在台上坐着听歌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要求参与演唱会，这变化让祸头子感到十分兴奋，因这现象说明了观众自我觉醒，北京已作好了进入摇滚音乐的准备了。
祸头子兴奋之余，立即触景生情写了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下去不"在后台与乐队和了一遍就上了台去，祸头子上了台去以后对台下的观众说：
我刚才一直在后台听现场的反应，听到大家喊"下去不"(观众一阵尴尬笑声)，我觉得虽然有点不太礼貌(观众一片安静)，却更觉得挺过瘾的(有人鼓掌)，所以，我临时写了这首歌，歌名就叫"下去不"(一阵大笑)，我觉得大家都不仅只想听歌，还更愿意开口唱一唱(有人喊好)，现在大家请跟着我一齐喊"下去不"。
祸头子：噢哄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噢哄，大声点
观众齐喊：下去不。
祸头子开始指挥乐队进入演奏：噢哄
观众在乐队伴奏中跟着节拍喊：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的神经已经有点衰弱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这午后好像不再属于我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你们昨天都还为我吆喝。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可今天怎么这么恨我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还想再为大家唱首歌。
观众：下去不。
祸头子唱：可我真不知道应该唱点儿什么......。
这首歌的现场反应可讲空前热烈，当时是八九年三月初，有位在场的记者事后还在人民日报上写篇夸奖我懂得如何宣导观众情绪的文章，并建议中共领导
人不妨学学，用来面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不满情绪，（此处有删节）。
一条龙与一条虫
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而每当三个以上的中国人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却往往只能是一群虫。
我到过许多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台湾、香港、大陆，甚至于泰柬边区的难民营，我曾和各式各样的中国人一起生活、工作、交友，甚至一块参与运动，而今天，我不得不告诉大家：
中华民族是个不可理喻的民族；
中国文化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
中国人是一群没法讲道理的人；
中国的内部矛盾是很难用和平方式解决；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以仇恨为动力的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在我们中间，找到能够避免这个恶性循环所需要的理性、宽容的民主涵养。
（这里删节几章）
非法偷渡入境
六月十八日，早上六点乘巡逻艇出海，下午七点被送上一条台湾渔船。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台湾方面完全不知情，我即将面对非法偷渡入境的现实。
六月廿日，早上八点从南方澳渔港上岸，中午十一时半回到台北木栅家里，下午七时向司法机关自首，午夜到调查局接受调查。
六月廿一日晚十一时半，台北地方检查官宣布“责付”交给我母亲领回家去，随传随到。
六月廿三日下午三时，举行记者招待会。
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
六月廿三日，我从一家台湾的报纸上明确地感觉到有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的意思，也同时由于这份报
标签：
添加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