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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一******六 删节版
提交者 : 电音 于 北京时间 2005-02-07 09:33:30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一
楔子
“祸头子”是句北京土话，通常用来诅咒那些最调皮捣乱，最无法无天、无可救药、无法改造的人。一般人说这话的时候，都不愿当着本人的面说，怕的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下一回要闯什么祸，而你在那未知的祸事中将被他安排成什么角色，所以，即便是在祸头子犯案现场，人赃俱获的时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家也多半只是转过身，别过脸去拿斜眼瞅他一瞅，嘴里不清不楚地骂骂咧咧几句罢了，最好是别让他听明白了“祸头子”三个字，而你自己也能得到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既不得罪他，又满足了你不得不宣泄的愤恨。
祸头子有先天型与后天型之分，先天型者，毛泽东是也。（此处删去若干）我把十八岁成年以前便前科累累的闯祸惯犯都归到先天型里去，请看毛在十几岁时写过的一首打油诗，便能瞧见他的天赋“祸”秉：
咏蛙王
毛泽东
独坐龙潭如虎踞，树阴底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此处有删节
有别于毛泽东，我是个后天型的祸头子，是个骨子里还无法完全摆脱有些人对我的看法的祸头子，是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保守派祸头子，我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是学不会那种不顾一切，义无反顾，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绝无商量余地的先天型祸头子，我之所以只能是后天型祸头子的主要心理障碍是——既当婊子，又想立碑坊。
先、后天型祸头子的根本差别是：我只会喊“狼来了”，只会嚷：说自己要闯祸了，尽管我随时都能进入准备闯祸的状态，却永远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永远只能是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删节）。
联合报让我讲讲自己的故事，我立刻想到了卢梭的《忏悔录》，有感于有些祸头子已经作古，来不及忏悔；有的祸头子缺乏自知之明，无法忏悔；甚至有些祸头子压根不敢面对自己闯的祸，害怕忏悔；我决定把自己的故事正名作《祸头子正传》，至于祸头子这三个字，究竟是褒义词抑或是贬义词，闯祸这件事，究竟是建设性的行为，抑或是破坏性的行为，则实非吾辈今日必须盖棺定论之事，因此，各位看官直管凭个人好恶对《祸头子正传》尽情地评头品足，而我自己，则只考虑——有什么、写什么。
侯德建
一九九零年七月五日
永远变不成人的猴子
远古以前，在猴子们用两脚直立行走的年代里，有只顽皮的小猴子，在玩耍中发现了四肢都在地上爬的乐趣，引来了许多小猴子都竞相仿效，顿时间蔚然成风，却惹恼了猴长老们，认为兹事体大，长此下去，猴将不猴，因此，号召动员了立场坚持的猴众，用石头扔死了带头的那只小猴子。
不知是多少代以后，猴子们已进化成四肢爬行的习惯，可这一代的长老们，又以相同的理由，打死了一只带头用两脚直立行走的小猴子。
这同样的故事发生了不知多少遍，而无法宽容超前意识的猴子们，却依然是猴子，他们永远没法变成人。
祸头子他爹说：（若有可能，用四川话阅读更好）
祸头子他爹说：
“民国四十四年，大概是中秋节左右，找到那个什么关西瞎子去摸了一趟骨，那时我最孤独、最不得意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明年我要走桃花运，会有个十八岁的姑娘看上我，她父亲反对都不成，拉都拉不动她要嫁给我，我当时害二期肺病，哪里会相信他的话，结果，第二年中秋节过后不久，就生下你。”
祸头子他爹说：
“儿呀！我告诉你讲，我和你老妈不同，你到大陆去的时候，你老妈好伤心，可我却很高兴，虽然你事先没有告诉我，但我知道你是从小听我说老家的故事，是为我而去的，老爸一辈子没得出息，上不能孝顺父母，下不能照顾兄弟姊妹，在没有办法生你以前啊！我天天晚上做恶梦，梦到我一个人跑回去看你奶奶，看到你奶奶眼睛都瞎了，听得到我喊她，却看不见我，我这么一喊，被老共的哨兵发现了，跑也跑不动，枪也打不响，醒来以后浑身冒冷汗，可是呀！儿呀！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就再也不做这种恶梦了。”
祸头子他爹说：
“儿呀，你知道为什么我一想起我二哥就想哭，那是因为我把他害死了，他是我们兄弟中人长得最漂亮，脑瓜子最聪明的一个，他曾是谍报头子戴笠的手下，戴笠摔飞机死了过后，因为军统局的人都是直线联系，他因此和部队失去了联络，我考虑妈妈老了没人照顾，就介绍他到国防部去讨了个游击司令的委任状，回四川巫山老家去打游击，打死了不少共产党，自己也教人打死了，还连累了我父亲和大哥，统统都教共产党枪毙了。”
祸头子他爹说：
“我是黄埔廿一期的军校学生，毕业后在南京总统府警卫团当排长，打仗的时候，他妈的连师长都叛变跑了，营长说什么要我们去跟毛泽东合作，我拣了一张我们这边的飞机投下来的传单，看到弟兄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把口哨一吹，大喊了声“跟我来”，就这样把部队拉了回来，结果，到台湾来了以后，蒋经国训练出来的政工人员还说什么我有问题，妈那个ｘ，老子火大了，干脆一个人埋头苦读英文，儿呀！政治都是骗人的玩艺儿，表面上说得仁义道德，背地里都他妈的男盗女娼。”
祸头子他爹说：
“我到关西去摸骨头的时候，我廿九岁，身上穿着上尉军服，那个瞎子吹牛，哄我说我到卅八岁就能升少将，结果呢，升个屁，到了卅八岁我才升了个少校，我他妈是全军最老资格的上尉，在大陆上就是个少尉，到台湾来又当了十七年上尉，后来我火大了，把军校毕业证书甩在校长的桌子上，让他寄回给老校长，也就是老蒋总统，他们这才让我升了个少校，我这个少校真他妈的是发脾气要来的。”
祸头子他爹说：
“我为什么要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就装病提前退休呢？就是因为不服气，有个司令官的小老乡，因后台大，搞得学校里同事们都讨厌他，司令官就想提拔他升中校当队长，大家不服气，就把我也报了上去升中校当队长，结果司令官生气了，两个都不批，可狗儿子地，过了十天，司令官把他调到另外一个单位去升中校、当队长，格老子地，我吞不下这口气，就打报告退休，唉呀，要不然的话，我现在每个月能多拿万把多终身俸，你的脾气和老爸一模一样，但老爸绝不劝你改，改了就不像老爸的儿子，改了就不是侯德建了。”
祸头子的外公、外婆
祸头子十岁以前的童年，几乎全是跟着外公、外婆过的，祸头子是两老的长孙，当然是又宠又纵又疼又爱，特别是外婆，疼我疼的是顶在头上怕滑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里怕摔了，搂在怀里怕憋死了。所以，我常说外婆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养就了我这么个祸头子。而我之所以能从保守、自闭的传统填鸭式教育中幸运地逃出虎口，免被呆化、僵化的主要恩人，正是我的外婆，当然，没有我外公也是不行的。
外婆与外公生长自两个极端不同的家庭，为我的幼年教育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模仿对象，致使我的人格也在理想与现实两极分化中形成。
外婆来自八十年代前湖南最高贵的书香门第，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律师，外婆受教育直到师专毕业，在同时代的中国妇女称得上是人中凤，外婆一生不曾干过体力重活，生病以前由于环境好，生病至过世期间，外公曾伺候外婆近廿年，廿年如一日，其中从来没听见过他老两人大声说过几句话，这主要是由于外公出生自佃农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交完了田租之后，剩下来的仅能糊口，考上空军学飞行以前，所念的有限的书，全是在农闲时自修来的，因此，和外婆刚巧正相反，外公是个勤勤恳恳，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本本分分，从来不会有多余的暇想的人，在外公的现实基础上，外婆却教给了我幻想和作梦的情怀。
在记忆里，外公和外婆唯一的一次生气，竟然是为了一条鱼，鱼很大，很完整、漂亮，外公买回来后抹上盐准备挂在院子里晾晾，等下班回来做给我们晚上吃。毛病出在那鱼头上，原因是外公要砍了图省事，而外婆却坚持完整地挂在外面比较雅观，结果，上班时间快到了，外公把那条鱼放在菜板上当的一声切掉了鱼头，便匆匆忙忙上班去了。本以为外公今天非发脾气不可，甚至于晚上也不替我写毛笔字、作功课了；谁想到，下班后，外公站在院子里哈哈大笑，因他居然看见带着头的整条鱼，竟好好地挂在竹竿上，待走近一瞧，原来是外婆拿针线给缝回去了，外公笑得满脸面红地进了屋，外婆也笑了，那天晚上，我头一回吃了条带头的红烧大鱼。
后来，外婆得了乳癌，之后又中风成了半身不遂，外公就成了屋里屋外的长工，而我就更受宠了，因外婆需要我作伴，就必须总是准备了许多小点心、小玩具，也让我把小朋友们带回家来凑热闹，学校里的单身教师都上家里来吃过饭，忙的是外公，高兴的是外婆，而其实最乐的还是我，点心、礼物、玩具、零用钱全都不在话下，各门功课也都有专门老师帮忙作。
外婆过世的时候，外公好伤心，我却哭不出来，当时我念大学，也许是爱面子，不愿意当着这么些人面前哭吧，谁知道，都十几年了，我越来越想念外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就在我刚被遣返的头几天的一个清早，正当我开玩笑式的跟外公说，天安门广场上没被打死，肯定是外婆保佑，却没想到我和外公立刻眼泪忍不住往外滚，后来更连话都说不清楚，外公还只是流泪，我却长这么大头一回像个孩子似地哇哇大哭。
祸头子是外省猪哥
祸头子小时候住在冈山致远村，那是个仅有不到两百户人家的小眷村，四周全是菜地、农田。祸头子小学念的是前峰国小，在近三千人的学校里，祸头子和村里的孩子们是仅有的军人子弟，是绝对的少数民族。由于空军子弟小学离家太远不方便，祸头子的童年和青少年因此过得很不那么眷村，倒是几乎每天上、下学的路上以及在学校课闲时间里，总要听几遍本省同学有些好玩却不怎么恶毒地冲着祸头子，喊几句“外省猪哥”。
对于“外省猪哥”的称号，祸头子很少真的很介意。倒是祸头子与本省同学间得友谊比其他的外省孩子们更好些。祸头子经常应本省同学的邀请，到家里吃饭，到果园里去摘水果，顺便帮忙干些除草等杂活，在庙前广场上打橡皮筋，娃娃头，圆牌，吃面线，打弹珠，赌香肠夹着生蒜吃，黑轮就黑轮汤。
祸头子的妈一向要求祸头子学讲台语，妈说台湾人多，不会讲台语长大了以后是要吃亏的，吃什么亏，怎么个吃法，祸头子当年不明白，但却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台语，祸头子恐怕是在同龄外省孩子们之中台语讲得最好的一个，或许是因为自己有一双好耳朵，更多的是由于祸头子的小朋友们多半是本省同学的缘故。
在祸头子的记忆里，只有过两次与本省同学打架的印象，头一回祸头子还小，已记不得是谁是谁非以及为什么打架了。可第二回则纯属祸头子的不是。
那是国中二年级的时候，祸头子大概是青春期内分泌混乱的缘故，好勇斗狠得莫名其妙，每天总得找人吵架、打架，好像不打人或是不让人打一顿，这日子就没法儿过似的。
打架的那天，祸头子也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竟拉着另一个村里的男孩，跑到村边农家的番薯田里去练习扔标枪，让正在旁边田里帮忙干农活的农家孩子看见了，冲过来扭住就打，他双拳难敌我们四手，哭着背起书包就跑回家去了。
架打完了，尽管是以多欺少，好歹我们也算打赢了，可祸头子不单周身找不到一丁点胜利的快感，却觉得心里怪怪的，妈见我不对劲，问明白了故事后，问我该怎么办？
祸头子每闯完祸了之后，是个典型吃软不吃硬的家伙，祸头子不怕爹的棍子、棒子，就怕妈这种让你不得不良心发现的理喻，所以最后，由祸头子自首，让妈陪着，到人家去赔礼道歉，那孩子还挺好说话，他爹他妈就更厚道，不单拉住不明就里的邻居，不让他们动手打我，还不停地向妈表示歉意，说什么，小孩子打架没什么关系，这天傍晚，我听到了许多句：“外省猪哥”。
祸头子是个天生的客人
不论走到哪里，祸头子都只能是当地中国人的客人。祸头子的爹是四川人，妈是湖南人，在民国卅八年政府转进来台之前，祸头子在台湾无亲无故，因此，祸头子从小自称是四川巫山人，祸头子小时候最朗朗上口的两支歌，除了“哥哥爸爸真伟大”之外，就是“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尽管祸头子从小就在爸爸的家教下倒背家谱如流，而毕竟还仅限于理性的认识，从来没感觉到自视为四川人与生长在台湾两件事，有任何不能相容的矛盾。每当人问我是哪儿人，我总是说四川人，而每当人问我家在哪儿，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冈山致远村。
祸头子第一次明白感觉到自己是个客人，更因此而受到莫大的心灵伤害是高中毕业了以后的事，左营高中毕业，祸头子的高中生活一如国中、国小，都是在本省同学中长大的，联考完后的那个暑假，祸头子因思念去高雄市探望拒绝也被拒绝在大学门外的同学，那是一片养金鱼的农田，我们很痛快地玩了一整个下午之后，整个愉快的气氛竟教一个突然开口大谈本省、外省之分的同学给搅乱了，一提起这个话题，大家竟不约而同地看着我，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开口的那位原本挺不错的同学，竟对我怒目相视，然后跟其他的同学说：“不要跟他讲，不要睬他，外省猪哥”。
后来我去了大陆，大陆竟不管我自视为四川人而强迫我中奖，给我穿上一套“台湾同胞”的统战制服，确定了我在中共眼中的客人身份与地位。
甚至于，在戒严令发布的前一个晚上，当我正陪同一位澳大利亚的中国事务专家到广场上去逛的时候，一位同学竟指着我的鼻子跟与我刚说不到两句话的其他几位同学说：“别理他这种人，我们走。”在广场上，我也是北京大学生眼里的客人。
因此，正如十年前郭冠英和韩定国邀我去泰柬难民营一样的心情，我接受了（此处有删节）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表现得十分被动，这并非我本人没有参与的积极性，的确感到自己只是个客人，不该喧宾夺主，除非大家让我做什么，我一般不会主动提出要求非这样那样不可的建议。
这次，被以半哄骗、半强迫的方式逼我偷渡非法进入台湾，从台湾的某些报章、杂志上，我明白地感觉到，自己这回不仅是个客人，还是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因此，我才在不得已的心情下，提出在司法处置完了以后尽快离开台湾的打算。
祸头子爱当“电灯泡”
祸头子爱当电灯泡的历史，早在小学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且至今一发不可收拾。小时候，受害者是祸头子的舅舅、阿姨，电灯泡必须在暗处才能发挥作用，而正在谈恋爱的舅舅和阿姨们又专往暗处去，最常去的地方是电影院，等正片一上映，他俩正想享受会儿二人世界的时候，我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更拚了命地挤在他俩中间，祸头子小时候之所以爱当电灯泡的原委，不过是以“熄灯”来交换些零用钱和玩具而已。
如今，祸头子已卅三岁了，竟发现，自己已然成为国共两党之间的电灯泡了，习惯性地在两党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当儿，突然亮灯，在人最需要黑暗的时候提供最不受欢迎的光明，而这回，祸头子又能向两党双方要挟些什么来作为熄灯的代价呢？
台语注释：
"黑轮"估计是一种台湾小吃，林强的《向前走》专辑有一首"黑轮伯仔"(卖黑轮糕的老伯伯）
"猪哥"是骂人的话，有"公猪""种猪"的意思。
请精通台语的朋友指正！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二
有人说，祸头子是个不回头的浪子
台湾社会大学请我演讲，题目是“不回头的浪子”，并在介绍我的开场白里明白指出----我是许多人心里公认的浪子。我的第一反应是，大家是不是把浪子的资格标准定得太低了些儿？因我的确不认为自己够格当浪子。而基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们这个严重缺乏自信心，过份他虑，极端需要多余的安全感，离家不出卅里便开始大唱思乡曲的保守、自闭的习惯势力支配下，是无论如何也造就不了几个，能不为了追求多余的安全感而放弃自己的个性与信念，不会因害怕跟大多数人不一样而拼了命地人云亦云，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赶流行的真正的浪子。
在我心目中，真正够格被称得上浪子的人是:哥白尼、达尔文、佛洛伊德、尼采、马克思、梵谷、毕加索、拜伦、劳伦斯、福娄拜尔、斯当达尔、乔艾斯、艾略特、莫札特、贝多芬、华格纳、萧邦、柴可夫斯基、猫王、约翰蓝侬、巴布迪伦、平克佛洛衣德等，甚至，还可以加上两个日本人，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而至于能堪称是浪子的中国人，则古代仅老、庄、李白，近代仅鲁迅、郁达夫而已。若论至今仍健在者，则在我心目中，只有李敖和刘晓波两人罢了。究竟，一个人需要走多远，爬多高，要超越社会大多数人前，而且要孤独多久，才配得上浪子的称号，大家仔细看看我前面列的名单便能明白。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得要是多么宽宏大量的社会，才能培育出这些天赋异禀的浪子？得需是怎样文明、先进、开放、前瞻的社会，才能允许这些浪子们发挥一般人望尘莫及的超人才华。显然，从老、庄、李白、李敖到刘晓波等人的遭遇、故事，我们可以肯定：前瞻、开放、宽容，绝非中国文化的内涵。
当不想回头的祸头子被强迫遣返台湾之后，发现阔别七年的中华文化复兴基地果然有进步，由于取消了报禁、党禁及戒严令，台湾的确已经从“多数人无法表达心愿”的原始、野蛮的深渊中，挣扎提高到了“多数人能说话，却不允许少数人出声”的比较进步却依然是另一种蛮不讲理的新问题当中。对此，祸头子不得不以被害人的身分，向那些因容不下祸头子的异言、异形，而企图堵上祸头子的黑嘴，甚至于不惜致祸头子于死地，枪毙完事的卫道人士们，提出严重抗议：你们有权不欢迎祸头子说话，却无权不让祸头子发言。
圣经里记载，当有群愤怒的人，准备用石头、棍棒打死一个有外遇的淫妇的时候，因耶稣要求大家在下手前，扪心自问灵魂是否比她清白而住手。祸头子以为，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收尾，只因为外国人有言行一致的传统，只因外国人用同一标准去要求别人，也用同样的标准来反省自己。倘若，换了是在中国人的社会里，祸头子相信，那妇人早就没命了，而凶手们却因为行凶而证实了自己的清白。
因此，祸头子之所以作不了浪子的根本原故，全都拜我们的保守、自闭的传统中国文化教育所赐。
正视真理的代价
伊底帕斯是个王子，不幸生下来之后，便交由宫女带出宫去，交给远方的牧羊人抚养，原因是伊底帕斯的叔叔夺取了他父亲的王位，更占有了他的母亲为妻，这些事，直到伊底帕斯长大了以后都完全不知情。
伊底帕斯长得又聪明又健壮，他的聪明解开了残酷的人面狮身的谜语，人面狮身问他什么动物早上用四支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而到了晚上却用三条腿走路，伊底帕斯回答说是人,破了妖法，走过了常人过不去的险关，而他的力气却在一次与旅行商人的争吵中，打死了一位年长的商人，而伊底帕斯不知道那正是他的亲身父亲。
后来伊底帕斯在众人的拥护和爱戴下，打跑了他的叔叔，得到了王位，并娶了前国王之妻，也正是他自己的生身母亲。直到有一天，正当伊底帕斯的事业成功、最骄傲的时候，有人把事情全说穿了，老牧羊人经不起伊底帕斯的苦苦哀求，终于证实了一切，母亲推开众人跑回内宫，伊底帕斯醒悟过来以后，追到母亲的寝宫，竟看见曾是自己爱妻的母亲，因承受不了打击而上吊自杀了，伊底帕斯看不下去，想闭上眼，别过头去，却又深知这一切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实，想睁眼直视，却又忍受不了这残酷的事实的摧毁力，最后，他没有合上眼，却拿两把匕首刺瞎了自己正视真理的双眼，伊底帕斯从此以后，放弃了王位，却成了先知。
若此事发生在中国历代后宫，其结局就完全不至于如此悲惨，当皇帝的，多半先让人把宫门关了，越少人瞧见越好，瞧见的人一多，事情就无法保密，就坏事了，就糟了。然后叫人把吊死的尸体抬出去销毁掉，再把销毁尸体的和所有看见的人统统杀了，过几天，选个黄道吉日宣布正宫娘娘病故，全国上下趁机吃几块冷猪肉，再来看看后宫里有没有合适人选可以扶正作皇后，若没有则更好，还能够借机广搜天下美女唱一部百凤朝阳。
中国几千年奴性传统文化视真理如粪土，道理是随便怎么说都可以的，只要他是为我服务的，不论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甚至于科学，都得为政治服务，而所谓政治则寡人的心愿而已，其实一点也不复杂，以历代炼丹以求帝王长生不老，（此处有删节），全都是为了某个不愿面对事实、想逃避真理的人服务，其目的不外乎长生永不老，政权永不倒，而事实上，他们全都成了睁眼瞎子，不但不能预卜未来作先知，好能够运筹帷幄，明天下之必变，而防患于未然，反而连眼前一班小人的善恶、丑美全都分辨不出来，结果先机全失，终因不能善诱、利导天下之变，而遭天下变之。凡此，皆由于眼光短浅，不愿为真理付出代价之罪也。
祸头子险些成了低能儿
祸头子他爹的原配夫人不是祸头子的妈，却是他爹的亲表妹，说有多亲就有多亲，表妹的爹是亲舅舅，也正是奶奶的亲弟弟的女儿。
舅老爷是出了名的神枪手，准得成天发愁没仗可打，后来去打神兵，大概像白莲教徒似的，跳跳神舞，念念仙咒，画几张神符，烧了后和水喝了，说什么刀枪不入，炮子化灰尘。舅老爷腰佩双枪，让唯一的儿子，也正是爹的表哥提着一竹篮子弹，就这么双枪匹马去打神兵。刚开始的时候一枪一倒，舅老爷还直喊“打得倒”，“打得倒”，可神兵操人海战术，不怕死，不一会儿就把舅老爷围住了，趁舅老爷换子弹的空儿，把舅老爷的头砍了，挂在电线杆上示威，这当然是向祸头子的爷爷为首的侯家势力示威。此后，爹的表妹就住到家里来，定好了是爹的童养媳。
还好爹因为读了几年洋书，提倡什么自由恋爱，说什么也不肯结亲，最后迫于奶奶没法向人交代，草草完了婚后，第二个星期便投考黄埔军校去了，否则要是爹从此在四川巫山老家安营扎寨，我可就真要成了近亲通婚的蒙古呆痴或先天肌肉萎缩症了。
我在大陆的时候和许多第一流的运动员常往来，尤其是女排的女将们，我常说中国的金牌全指望巾帼英雄了，普遍说起来，中国女性的体能与西方，甚至于非洲的黑美人们的体能都相距不远，在各类田、径、球赛当中，经常能跟大家一拼高低，弄几块牌子，然而，反观男子体能要求高的田、径、游泳等项目，则中国男选手永远只能陪着大伙溜溜，根本很少想到比赛、奖牌等事，中国男子的体能明显差西方一大截。
这种差异的原因固然很多，而长期近亲通婚所留下来的弱病肯定是主要原因，遗传学上讲，男子是病态遗传的表现者，而女子则是病态遗传基因的传带者，因此，祸头子家乡的女孩多半健康、活泼，而男孩却有不少呆痴、傻病，所以万一爹当年一时想不开，在老家生了我，我可能就只好象相片里的堂弟一模一样了。
提交者 : 电音 于 北京时间 2005-02-07 09:33:30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一
楔子
“祸头子”是句北京土话，通常用来诅咒那些最调皮捣乱，最无法无天、无可救药、无法改造的人。一般人说这话的时候，都不愿当着本人的面说，怕的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下一回要闯什么祸，而你在那未知的祸事中将被他安排成什么角色，所以，即便是在祸头子犯案现场，人赃俱获的时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家也多半只是转过身，别过脸去拿斜眼瞅他一瞅，嘴里不清不楚地骂骂咧咧几句罢了，最好是别让他听明白了“祸头子”三个字，而你自己也能得到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既不得罪他，又满足了你不得不宣泄的愤恨。
祸头子有先天型与后天型之分，先天型者，毛泽东是也。（此处删去若干）我把十八岁成年以前便前科累累的闯祸惯犯都归到先天型里去，请看毛在十几岁时写过的一首打油诗，便能瞧见他的天赋“祸”秉：
咏蛙王
毛泽东
独坐龙潭如虎踞，树阴底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此处有删节
有别于毛泽东，我是个后天型的祸头子，是个骨子里还无法完全摆脱有些人对我的看法的祸头子，是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保守派祸头子，我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是学不会那种不顾一切，义无反顾，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绝无商量余地的先天型祸头子，我之所以只能是后天型祸头子的主要心理障碍是——既当婊子，又想立碑坊。
先、后天型祸头子的根本差别是：我只会喊“狼来了”，只会嚷：说自己要闯祸了，尽管我随时都能进入准备闯祸的状态，却永远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永远只能是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删节）。
联合报让我讲讲自己的故事，我立刻想到了卢梭的《忏悔录》，有感于有些祸头子已经作古，来不及忏悔；有的祸头子缺乏自知之明，无法忏悔；甚至有些祸头子压根不敢面对自己闯的祸，害怕忏悔；我决定把自己的故事正名作《祸头子正传》，至于祸头子这三个字，究竟是褒义词抑或是贬义词，闯祸这件事，究竟是建设性的行为，抑或是破坏性的行为，则实非吾辈今日必须盖棺定论之事，因此，各位看官直管凭个人好恶对《祸头子正传》尽情地评头品足，而我自己，则只考虑——有什么、写什么。
侯德建
一九九零年七月五日
永远变不成人的猴子
远古以前，在猴子们用两脚直立行走的年代里，有只顽皮的小猴子，在玩耍中发现了四肢都在地上爬的乐趣，引来了许多小猴子都竞相仿效，顿时间蔚然成风，却惹恼了猴长老们，认为兹事体大，长此下去，猴将不猴，因此，号召动员了立场坚持的猴众，用石头扔死了带头的那只小猴子。
不知是多少代以后，猴子们已进化成四肢爬行的习惯，可这一代的长老们，又以相同的理由，打死了一只带头用两脚直立行走的小猴子。
这同样的故事发生了不知多少遍，而无法宽容超前意识的猴子们，却依然是猴子，他们永远没法变成人。
祸头子他爹说：（若有可能，用四川话阅读更好）
祸头子他爹说：
“民国四十四年，大概是中秋节左右，找到那个什么关西瞎子去摸了一趟骨，那时我最孤独、最不得意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明年我要走桃花运，会有个十八岁的姑娘看上我，她父亲反对都不成，拉都拉不动她要嫁给我，我当时害二期肺病，哪里会相信他的话，结果，第二年中秋节过后不久，就生下你。”
祸头子他爹说：
“儿呀！我告诉你讲，我和你老妈不同，你到大陆去的时候，你老妈好伤心，可我却很高兴，虽然你事先没有告诉我，但我知道你是从小听我说老家的故事，是为我而去的，老爸一辈子没得出息，上不能孝顺父母，下不能照顾兄弟姊妹，在没有办法生你以前啊！我天天晚上做恶梦，梦到我一个人跑回去看你奶奶，看到你奶奶眼睛都瞎了，听得到我喊她，却看不见我，我这么一喊，被老共的哨兵发现了，跑也跑不动，枪也打不响，醒来以后浑身冒冷汗，可是呀！儿呀！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就再也不做这种恶梦了。”
祸头子他爹说：
“儿呀，你知道为什么我一想起我二哥就想哭，那是因为我把他害死了，他是我们兄弟中人长得最漂亮，脑瓜子最聪明的一个，他曾是谍报头子戴笠的手下，戴笠摔飞机死了过后，因为军统局的人都是直线联系，他因此和部队失去了联络，我考虑妈妈老了没人照顾，就介绍他到国防部去讨了个游击司令的委任状，回四川巫山老家去打游击，打死了不少共产党，自己也教人打死了，还连累了我父亲和大哥，统统都教共产党枪毙了。”
祸头子他爹说：
“我是黄埔廿一期的军校学生，毕业后在南京总统府警卫团当排长，打仗的时候，他妈的连师长都叛变跑了，营长说什么要我们去跟毛泽东合作，我拣了一张我们这边的飞机投下来的传单，看到弟兄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把口哨一吹，大喊了声“跟我来”，就这样把部队拉了回来，结果，到台湾来了以后，蒋经国训练出来的政工人员还说什么我有问题，妈那个ｘ，老子火大了，干脆一个人埋头苦读英文，儿呀！政治都是骗人的玩艺儿，表面上说得仁义道德，背地里都他妈的男盗女娼。”
祸头子他爹说：
“我到关西去摸骨头的时候，我廿九岁，身上穿着上尉军服，那个瞎子吹牛，哄我说我到卅八岁就能升少将，结果呢，升个屁，到了卅八岁我才升了个少校，我他妈是全军最老资格的上尉，在大陆上就是个少尉，到台湾来又当了十七年上尉，后来我火大了，把军校毕业证书甩在校长的桌子上，让他寄回给老校长，也就是老蒋总统，他们这才让我升了个少校，我这个少校真他妈的是发脾气要来的。”
祸头子他爹说：
“我为什么要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就装病提前退休呢？就是因为不服气，有个司令官的小老乡，因后台大，搞得学校里同事们都讨厌他，司令官就想提拔他升中校当队长，大家不服气，就把我也报了上去升中校当队长，结果司令官生气了，两个都不批，可狗儿子地，过了十天，司令官把他调到另外一个单位去升中校、当队长，格老子地，我吞不下这口气，就打报告退休，唉呀，要不然的话，我现在每个月能多拿万把多终身俸，你的脾气和老爸一模一样，但老爸绝不劝你改，改了就不像老爸的儿子，改了就不是侯德建了。”
祸头子的外公、外婆
祸头子十岁以前的童年，几乎全是跟着外公、外婆过的，祸头子是两老的长孙，当然是又宠又纵又疼又爱，特别是外婆，疼我疼的是顶在头上怕滑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里怕摔了，搂在怀里怕憋死了。所以，我常说外婆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养就了我这么个祸头子。而我之所以能从保守、自闭的传统填鸭式教育中幸运地逃出虎口，免被呆化、僵化的主要恩人，正是我的外婆，当然，没有我外公也是不行的。
外婆与外公生长自两个极端不同的家庭，为我的幼年教育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模仿对象，致使我的人格也在理想与现实两极分化中形成。
外婆来自八十年代前湖南最高贵的书香门第，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律师，外婆受教育直到师专毕业，在同时代的中国妇女称得上是人中凤，外婆一生不曾干过体力重活，生病以前由于环境好，生病至过世期间，外公曾伺候外婆近廿年，廿年如一日，其中从来没听见过他老两人大声说过几句话，这主要是由于外公出生自佃农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交完了田租之后，剩下来的仅能糊口，考上空军学飞行以前，所念的有限的书，全是在农闲时自修来的，因此，和外婆刚巧正相反，外公是个勤勤恳恳，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本本分分，从来不会有多余的暇想的人，在外公的现实基础上，外婆却教给了我幻想和作梦的情怀。
在记忆里，外公和外婆唯一的一次生气，竟然是为了一条鱼，鱼很大，很完整、漂亮，外公买回来后抹上盐准备挂在院子里晾晾，等下班回来做给我们晚上吃。毛病出在那鱼头上，原因是外公要砍了图省事，而外婆却坚持完整地挂在外面比较雅观，结果，上班时间快到了，外公把那条鱼放在菜板上当的一声切掉了鱼头，便匆匆忙忙上班去了。本以为外公今天非发脾气不可，甚至于晚上也不替我写毛笔字、作功课了；谁想到，下班后，外公站在院子里哈哈大笑，因他居然看见带着头的整条鱼，竟好好地挂在竹竿上，待走近一瞧，原来是外婆拿针线给缝回去了，外公笑得满脸面红地进了屋，外婆也笑了，那天晚上，我头一回吃了条带头的红烧大鱼。
后来，外婆得了乳癌，之后又中风成了半身不遂，外公就成了屋里屋外的长工，而我就更受宠了，因外婆需要我作伴，就必须总是准备了许多小点心、小玩具，也让我把小朋友们带回家来凑热闹，学校里的单身教师都上家里来吃过饭，忙的是外公，高兴的是外婆，而其实最乐的还是我，点心、礼物、玩具、零用钱全都不在话下，各门功课也都有专门老师帮忙作。
外婆过世的时候，外公好伤心，我却哭不出来，当时我念大学，也许是爱面子，不愿意当着这么些人面前哭吧，谁知道，都十几年了，我越来越想念外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就在我刚被遣返的头几天的一个清早，正当我开玩笑式的跟外公说，天安门广场上没被打死，肯定是外婆保佑，却没想到我和外公立刻眼泪忍不住往外滚，后来更连话都说不清楚，外公还只是流泪，我却长这么大头一回像个孩子似地哇哇大哭。
祸头子是外省猪哥
祸头子小时候住在冈山致远村，那是个仅有不到两百户人家的小眷村，四周全是菜地、农田。祸头子小学念的是前峰国小，在近三千人的学校里，祸头子和村里的孩子们是仅有的军人子弟，是绝对的少数民族。由于空军子弟小学离家太远不方便，祸头子的童年和青少年因此过得很不那么眷村，倒是几乎每天上、下学的路上以及在学校课闲时间里，总要听几遍本省同学有些好玩却不怎么恶毒地冲着祸头子，喊几句“外省猪哥”。
对于“外省猪哥”的称号，祸头子很少真的很介意。倒是祸头子与本省同学间得友谊比其他的外省孩子们更好些。祸头子经常应本省同学的邀请，到家里吃饭，到果园里去摘水果，顺便帮忙干些除草等杂活，在庙前广场上打橡皮筋，娃娃头，圆牌，吃面线，打弹珠，赌香肠夹着生蒜吃，黑轮就黑轮汤。
祸头子的妈一向要求祸头子学讲台语，妈说台湾人多，不会讲台语长大了以后是要吃亏的，吃什么亏，怎么个吃法，祸头子当年不明白，但却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台语，祸头子恐怕是在同龄外省孩子们之中台语讲得最好的一个，或许是因为自己有一双好耳朵，更多的是由于祸头子的小朋友们多半是本省同学的缘故。
在祸头子的记忆里，只有过两次与本省同学打架的印象，头一回祸头子还小，已记不得是谁是谁非以及为什么打架了。可第二回则纯属祸头子的不是。
那是国中二年级的时候，祸头子大概是青春期内分泌混乱的缘故，好勇斗狠得莫名其妙，每天总得找人吵架、打架，好像不打人或是不让人打一顿，这日子就没法儿过似的。
打架的那天，祸头子也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竟拉着另一个村里的男孩，跑到村边农家的番薯田里去练习扔标枪，让正在旁边田里帮忙干农活的农家孩子看见了，冲过来扭住就打，他双拳难敌我们四手，哭着背起书包就跑回家去了。
架打完了，尽管是以多欺少，好歹我们也算打赢了，可祸头子不单周身找不到一丁点胜利的快感，却觉得心里怪怪的，妈见我不对劲，问明白了故事后，问我该怎么办？
祸头子每闯完祸了之后，是个典型吃软不吃硬的家伙，祸头子不怕爹的棍子、棒子，就怕妈这种让你不得不良心发现的理喻，所以最后，由祸头子自首，让妈陪着，到人家去赔礼道歉，那孩子还挺好说话，他爹他妈就更厚道，不单拉住不明就里的邻居，不让他们动手打我，还不停地向妈表示歉意，说什么，小孩子打架没什么关系，这天傍晚，我听到了许多句：“外省猪哥”。
祸头子是个天生的客人
不论走到哪里，祸头子都只能是当地中国人的客人。祸头子的爹是四川人，妈是湖南人，在民国卅八年政府转进来台之前，祸头子在台湾无亲无故，因此，祸头子从小自称是四川巫山人，祸头子小时候最朗朗上口的两支歌，除了“哥哥爸爸真伟大”之外，就是“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尽管祸头子从小就在爸爸的家教下倒背家谱如流，而毕竟还仅限于理性的认识，从来没感觉到自视为四川人与生长在台湾两件事，有任何不能相容的矛盾。每当人问我是哪儿人，我总是说四川人，而每当人问我家在哪儿，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冈山致远村。
祸头子第一次明白感觉到自己是个客人，更因此而受到莫大的心灵伤害是高中毕业了以后的事，左营高中毕业，祸头子的高中生活一如国中、国小，都是在本省同学中长大的，联考完后的那个暑假，祸头子因思念去高雄市探望拒绝也被拒绝在大学门外的同学，那是一片养金鱼的农田，我们很痛快地玩了一整个下午之后，整个愉快的气氛竟教一个突然开口大谈本省、外省之分的同学给搅乱了，一提起这个话题，大家竟不约而同地看着我，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开口的那位原本挺不错的同学，竟对我怒目相视，然后跟其他的同学说：“不要跟他讲，不要睬他，外省猪哥”。
后来我去了大陆，大陆竟不管我自视为四川人而强迫我中奖，给我穿上一套“台湾同胞”的统战制服，确定了我在中共眼中的客人身份与地位。
甚至于，在戒严令发布的前一个晚上，当我正陪同一位澳大利亚的中国事务专家到广场上去逛的时候，一位同学竟指着我的鼻子跟与我刚说不到两句话的其他几位同学说：“别理他这种人，我们走。”在广场上，我也是北京大学生眼里的客人。
因此，正如十年前郭冠英和韩定国邀我去泰柬难民营一样的心情，我接受了（此处有删节）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表现得十分被动，这并非我本人没有参与的积极性，的确感到自己只是个客人，不该喧宾夺主，除非大家让我做什么，我一般不会主动提出要求非这样那样不可的建议。
这次，被以半哄骗、半强迫的方式逼我偷渡非法进入台湾，从台湾的某些报章、杂志上，我明白地感觉到，自己这回不仅是个客人，还是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因此，我才在不得已的心情下，提出在司法处置完了以后尽快离开台湾的打算。
祸头子爱当“电灯泡”
祸头子爱当电灯泡的历史，早在小学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且至今一发不可收拾。小时候，受害者是祸头子的舅舅、阿姨，电灯泡必须在暗处才能发挥作用，而正在谈恋爱的舅舅和阿姨们又专往暗处去，最常去的地方是电影院，等正片一上映，他俩正想享受会儿二人世界的时候，我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更拚了命地挤在他俩中间，祸头子小时候之所以爱当电灯泡的原委，不过是以“熄灯”来交换些零用钱和玩具而已。
如今，祸头子已卅三岁了，竟发现，自己已然成为国共两党之间的电灯泡了，习惯性地在两党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当儿，突然亮灯，在人最需要黑暗的时候提供最不受欢迎的光明，而这回，祸头子又能向两党双方要挟些什么来作为熄灯的代价呢？
台语注释：
"黑轮"估计是一种台湾小吃，林强的《向前走》专辑有一首"黑轮伯仔"(卖黑轮糕的老伯伯）
"猪哥"是骂人的话，有"公猪""种猪"的意思。
请精通台语的朋友指正！
《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二
有人说，祸头子是个不回头的浪子
台湾社会大学请我演讲，题目是“不回头的浪子”，并在介绍我的开场白里明白指出----我是许多人心里公认的浪子。我的第一反应是，大家是不是把浪子的资格标准定得太低了些儿？因我的确不认为自己够格当浪子。而基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们这个严重缺乏自信心，过份他虑，极端需要多余的安全感，离家不出卅里便开始大唱思乡曲的保守、自闭的习惯势力支配下，是无论如何也造就不了几个，能不为了追求多余的安全感而放弃自己的个性与信念，不会因害怕跟大多数人不一样而拼了命地人云亦云，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赶流行的真正的浪子。
在我心目中，真正够格被称得上浪子的人是:哥白尼、达尔文、佛洛伊德、尼采、马克思、梵谷、毕加索、拜伦、劳伦斯、福娄拜尔、斯当达尔、乔艾斯、艾略特、莫札特、贝多芬、华格纳、萧邦、柴可夫斯基、猫王、约翰蓝侬、巴布迪伦、平克佛洛衣德等，甚至，还可以加上两个日本人，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而至于能堪称是浪子的中国人，则古代仅老、庄、李白，近代仅鲁迅、郁达夫而已。若论至今仍健在者，则在我心目中，只有李敖和刘晓波两人罢了。究竟，一个人需要走多远，爬多高，要超越社会大多数人前，而且要孤独多久，才配得上浪子的称号，大家仔细看看我前面列的名单便能明白。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得要是多么宽宏大量的社会，才能培育出这些天赋异禀的浪子？得需是怎样文明、先进、开放、前瞻的社会，才能允许这些浪子们发挥一般人望尘莫及的超人才华。显然，从老、庄、李白、李敖到刘晓波等人的遭遇、故事，我们可以肯定：前瞻、开放、宽容，绝非中国文化的内涵。
当不想回头的祸头子被强迫遣返台湾之后，发现阔别七年的中华文化复兴基地果然有进步，由于取消了报禁、党禁及戒严令，台湾的确已经从“多数人无法表达心愿”的原始、野蛮的深渊中，挣扎提高到了“多数人能说话，却不允许少数人出声”的比较进步却依然是另一种蛮不讲理的新问题当中。对此，祸头子不得不以被害人的身分，向那些因容不下祸头子的异言、异形，而企图堵上祸头子的黑嘴，甚至于不惜致祸头子于死地，枪毙完事的卫道人士们，提出严重抗议：你们有权不欢迎祸头子说话，却无权不让祸头子发言。
圣经里记载，当有群愤怒的人，准备用石头、棍棒打死一个有外遇的淫妇的时候，因耶稣要求大家在下手前，扪心自问灵魂是否比她清白而住手。祸头子以为，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收尾，只因为外国人有言行一致的传统，只因外国人用同一标准去要求别人，也用同样的标准来反省自己。倘若，换了是在中国人的社会里，祸头子相信，那妇人早就没命了，而凶手们却因为行凶而证实了自己的清白。
因此，祸头子之所以作不了浪子的根本原故，全都拜我们的保守、自闭的传统中国文化教育所赐。
正视真理的代价
伊底帕斯是个王子，不幸生下来之后，便交由宫女带出宫去，交给远方的牧羊人抚养，原因是伊底帕斯的叔叔夺取了他父亲的王位，更占有了他的母亲为妻，这些事，直到伊底帕斯长大了以后都完全不知情。
伊底帕斯长得又聪明又健壮，他的聪明解开了残酷的人面狮身的谜语，人面狮身问他什么动物早上用四支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而到了晚上却用三条腿走路，伊底帕斯回答说是人,破了妖法，走过了常人过不去的险关，而他的力气却在一次与旅行商人的争吵中，打死了一位年长的商人，而伊底帕斯不知道那正是他的亲身父亲。
后来伊底帕斯在众人的拥护和爱戴下，打跑了他的叔叔，得到了王位，并娶了前国王之妻，也正是他自己的生身母亲。直到有一天，正当伊底帕斯的事业成功、最骄傲的时候，有人把事情全说穿了，老牧羊人经不起伊底帕斯的苦苦哀求，终于证实了一切，母亲推开众人跑回内宫，伊底帕斯醒悟过来以后，追到母亲的寝宫，竟看见曾是自己爱妻的母亲，因承受不了打击而上吊自杀了，伊底帕斯看不下去，想闭上眼，别过头去，却又深知这一切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实，想睁眼直视，却又忍受不了这残酷的事实的摧毁力，最后，他没有合上眼，却拿两把匕首刺瞎了自己正视真理的双眼，伊底帕斯从此以后，放弃了王位，却成了先知。
若此事发生在中国历代后宫，其结局就完全不至于如此悲惨，当皇帝的，多半先让人把宫门关了，越少人瞧见越好，瞧见的人一多，事情就无法保密，就坏事了，就糟了。然后叫人把吊死的尸体抬出去销毁掉，再把销毁尸体的和所有看见的人统统杀了，过几天，选个黄道吉日宣布正宫娘娘病故，全国上下趁机吃几块冷猪肉，再来看看后宫里有没有合适人选可以扶正作皇后，若没有则更好，还能够借机广搜天下美女唱一部百凤朝阳。
中国几千年奴性传统文化视真理如粪土，道理是随便怎么说都可以的，只要他是为我服务的，不论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甚至于科学，都得为政治服务，而所谓政治则寡人的心愿而已，其实一点也不复杂，以历代炼丹以求帝王长生不老，（此处有删节），全都是为了某个不愿面对事实、想逃避真理的人服务，其目的不外乎长生永不老，政权永不倒，而事实上，他们全都成了睁眼瞎子，不但不能预卜未来作先知，好能够运筹帷幄，明天下之必变，而防患于未然，反而连眼前一班小人的善恶、丑美全都分辨不出来，结果先机全失，终因不能善诱、利导天下之变，而遭天下变之。凡此，皆由于眼光短浅，不愿为真理付出代价之罪也。
祸头子险些成了低能儿
祸头子他爹的原配夫人不是祸头子的妈，却是他爹的亲表妹，说有多亲就有多亲，表妹的爹是亲舅舅，也正是奶奶的亲弟弟的女儿。
舅老爷是出了名的神枪手，准得成天发愁没仗可打，后来去打神兵，大概像白莲教徒似的，跳跳神舞，念念仙咒，画几张神符，烧了后和水喝了，说什么刀枪不入，炮子化灰尘。舅老爷腰佩双枪，让唯一的儿子，也正是爹的表哥提着一竹篮子弹，就这么双枪匹马去打神兵。刚开始的时候一枪一倒，舅老爷还直喊“打得倒”，“打得倒”，可神兵操人海战术，不怕死，不一会儿就把舅老爷围住了，趁舅老爷换子弹的空儿，把舅老爷的头砍了，挂在电线杆上示威，这当然是向祸头子的爷爷为首的侯家势力示威。此后，爹的表妹就住到家里来，定好了是爹的童养媳。
还好爹因为读了几年洋书，提倡什么自由恋爱，说什么也不肯结亲，最后迫于奶奶没法向人交代，草草完了婚后，第二个星期便投考黄埔军校去了，否则要是爹从此在四川巫山老家安营扎寨，我可就真要成了近亲通婚的蒙古呆痴或先天肌肉萎缩症了。
我在大陆的时候和许多第一流的运动员常往来，尤其是女排的女将们，我常说中国的金牌全指望巾帼英雄了，普遍说起来，中国女性的体能与西方，甚至于非洲的黑美人们的体能都相距不远，在各类田、径、球赛当中，经常能跟大家一拼高低，弄几块牌子，然而，反观男子体能要求高的田、径、游泳等项目，则中国男选手永远只能陪着大伙溜溜，根本很少想到比赛、奖牌等事，中国男子的体能明显差西方一大截。
这种差异的原因固然很多，而长期近亲通婚所留下来的弱病肯定是主要原因，遗传学上讲，男子是病态遗传的表现者，而女子则是病态遗传基因的传带者，因此，祸头子家乡的女孩多半健康、活泼，而男孩却有不少呆痴、傻病，所以万一爹当年一时想不开，在老家生了我，我可能就只好象相片里的堂弟一模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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