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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报》2002年第5期

一种奇特的阐释现象：析索隐派红学之成因
作者:孙勇进


摘要： 在《红楼梦》问世迄今二百余年的复杂接受史中，索隐派的阐释活动构成了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脉虽屡经考证派等红学主流的严厉批判，然历二百年而绵延不绝，至上个世纪转加兴盛，这种奇特的阐释现象背后实有其深刻之学理动因。对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即：1、以经史之眼观小说及民族主义的期待视野；2、《红楼梦》文本之特殊性提供的索隐空间；3、考证派自传说的缺陷。最后得出结论：红学索隐派的兴起及不绝如缕，是《红楼梦》文本外部、内部各种合力推动的结果，自有其学理上的必然性。并由此可以预言，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式解读的阐释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消亡。
关键词：红楼梦 索隐派 成因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索隐派的发展及提出的问题

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式的解读，这种奇特的阐释现象从《红楼梦》诞生并开始为人传抄之日起即相随而生，于上个世纪更是兴盛一时。早在《红楼梦》作为抄本流传时期，即有赵烈文在《能静居笔记》里提出“明珠家事”说，在程木活字本120回《红楼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发行后，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又提出了“张侯家事”说，这些可以看作索隐派红学的肇端。到了上个世纪初，沈瓶庵、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于1916年刊行，随后有蔡元培《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踵武其后，索隐派红学始具规模。此后，索隐派红学虽不断受到考证派红学、社会批评派红学的重创乃至“围剿”，却再蹶再起，继起者始终不绝如缕：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又有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问世，到了下半世纪，海内外的索隐红学也丝毫不寂寞，仅据笔者所见所知，就有：香港李知其著《红楼梦谜（上篇）》、《红楼梦谜（下篇）》、《红楼梦谜（续篇）》、《红楼梦谜（二续）》；台湾方豪撰文《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潘重规著《红楼梦新解》，杜世杰著《红楼梦考释》，高阳著《红楼一家言》，邱世亮《红楼梦影射雍正篡位论》，王以安《红楼梦引》，最近其又设立“红楼梦引”网站（http://www.balas.idv.tw/），宣扬其“林黛玉即董小宛”的索隐主张；内地有许宝騤于《团结报》撰文《抉微索隐 共话红楼》，霍国玲姐弟著《红楼解梦》系列及《红楼圆明隐秘》，冯精志著《大观园之谜》及《曹雪芹披露的故宫秘闻》，刘铄著《红楼梦真相》，元之凡于《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1辑撰文《薙发案、土番儿、耶律、荳童及其它——试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兼议红楼梦的索隐》，并于2000年设立“红楼梦境”网站（http://hlmjyzf.363.net/），声称高举蔡元培的索隐旗帜，打倒胡适的新红学，阐扬其索隐派主张，并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予以报导，近日笔者又在网上检索到另一对《红楼梦》进行索隐阐释的网站“红楼醒梦”（http://cn.geocities.com/yanyezhi），索隐者颜采翔索隐出《红楼梦》为朱明末系“隐王”所撰之满清“开国女皇”孝庄之秘史…… 。对索隐派诸家之说，学界多以其为谬悠而示以清高的漠视，间或冷嘲热讽，然而，此一脉历二百余年绵延不绝，不但没有因遭受严厉批评乃至奚落嘲讽 而消亡，至今反有转加兴盛的势头，实不可忽视。
也正因如此，学界渐渐开始感到以新的眼光审视索隐派红学的必要性，有的学者提出了“应如实的将索隐派红学看作是红学之作为显学的一大学派”[1]，有的学者对新索隐红学在索隐手段上的进步予以了相当的肯定[2]，更有学者认为从《红楼梦》文本的特殊性来看，索隐派的方法实有其合理性甚至高出考证派[3]，还有人谈到索隐派时说，“既觉得它匪夷所思，又觉得它是人类心智想象力的一个胜利。”[4](p.350)的确，索隐红学作为红学研究的特殊一脉，它的兴起和发展都非常复杂，并非可简单地以“无聊”“化神奇为腐朽”“点金成铁”之类斥之。
首先应该承认，绝大多数索隐者的学术态度都非常真诚，多付出了相当巨大的努力，若说是哗众取宠，他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也未免过高，而且对有些索隐者来说根本无以此来哗众取宠的必要，如蔡元培、潘重规这样的学者，至于高阳这样著作等身即使在大众文化圈也同样享有盛名的作家兼学者，更不必倚赖索隐红学来耸动视听；
其次，索隐者中固有文史根底不过关犯一些低级错误的 ，但也不乏学养深厚者，如蔡元培，如高阳，至若潘重规更是对《红楼梦》研究有素的专家。那么何以这些学识深湛的学者会走上在正统的考证派看来是“非科学的”乃至“反科学的”索隐之路，且往而不返？何以索隐一脉虽屡经攻诘辩驳，却始终不肯断绝，屡有继起者？对它的兴起、发展的动因及阐释理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总体性考察，应为学术界不可规避之课题。本文即拟对这一学派崛起的必然根由进行学理分析，至于它的阐释理路及其根本缺陷，笔者将另文探讨。

二、以经史之眼观小说及民族主义的期待视野

无论索隐家们索隐出的具体结论在一般人看来多么妄诞不经，但他们整体的阐释活动已成为《红楼梦》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就带来一个问题：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是什么样的期待视野使这些索隐家们选择了对《红楼梦》进行索隐这一阐释方式？
所谓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在阐释一部作品（在接受美学来看也就是生成一部作品的意义）时，已经具有的前在的审美意识形态，比如他以往的阅读经验形成的审美理想、文学价值观等等，用接受美学重要理论家姚斯的话来说就是：“类型的先在理解，从已经熟识作品的形式与主题、从诗歌语言和实践语言的对立中产生了期待系统。”{5}（p.28）而这些，无疑受读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制约。所谓“制约”，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因时代的推演带来的理解的不同，此为“变数”，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某种历史文化中催生出的阐释传统会在一个长时距内对不同时代的读者产生共同的影响，此为“定数”（当然也只是相对的“定”）。过于强调前者，就可能如有的研究者一样得出如下结论：“革命家从《红楼梦》中看见排满只能出现于清末反清需要的时代，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也只能迎合了当时反清排满之需要而风靡一时。可以想见，在今天，既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见解，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轰动效应。”[6]（p.9）衡诸索隐派上个世纪来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个结论下得未免简单化了，主张《红楼梦》阐扬反清复明的民族大义的索隐之作直到清朝覆灭近一个世纪之后的现在仍有推出，且颇有市场，这说明我们实有必要关注索隐家们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式阐释背后的相对稳定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动因，及它们如何作用于索隐家们的期待视野。对此，本文认为可以主要归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索隐，穿透文字的字面意义，索解出文字背后的事与义，这本就是中国古代文本解读的一种重要方式。春秋笔法，汉儒解经，《史记索隐》，……，形成了一脉重要的阐释传统，已有学者指出，这是《红楼梦》索隐派得以形成的大的文化背景[7][8](第一章“索隐方法与经纬学术传统”)。正因如此，蔡元培在回应胡适对他的《石头记索隐》的“猜笨谜”的批评时，答曰猜“笨谜”“正是中国文人的习惯”，并援《世说新语》、《南史》、《品花宝鉴》、《儒林外史》为例，坚信自己的索隐式解读自有其学术传统及学理上的依据[9]。此外，这里要进一步申说的是，具体到对小说这一文类的解读，中国古代向有以经史之眼来解读、衡估的阐释传统，相比于前述大文化背景，它更直接地作用于索隐家的阅读经验，构成他们的期待视野。经，史，子，集，中国古代的各种文类，在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中，实际上暗含着等级，其中以小说尤以白话小说地位为低，经常需要攀附经史来自高身价——或标榜弘扬儒家经典中的伦理道德，有补于世道人心，或声称于史有征，可补史乘之阙，这样的言说可谓比比皆是。此类言说，有可能仅仅是出于一种冀望获得价值认同的策略，也有可能就是作者真诚的创作动机的表述，同理，处于同一历史文化背景及阐释传统中的读者，自然也有可能形成以经学、史学之眼光来读小说、评判小说价值的期待视野，并以此期待视野去与具体小说作品进行“视野融合”，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小说接受史中也同样比比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新之的《妙复轩评石头记》以“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来读《红楼梦》，和索隐派诸家视《红楼梦》为隐写明清兴亡史并高扬种族大义的索隐之作，实为同一文化心理及阐释传统的产物。
其二，也是往往为人们忽略的一点，即反清之民族主义情结的潜在作用。
由于索隐派红学家们有相当一批数量的人从《红楼梦》中索隐出反清的民族大义 ，因此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
首先应说的是《红楼梦》这部作品是否有一种排满的民族情感在里面。要想全面地把握《红楼梦》的创作思想，这并非是个可以悬置的问题，而它又确实是一大疑问。清人梁拱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载，满洲学人玉研农曾说，满人“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污蔑我满人，可耻可恨”，其人做安徽学政时，曾出示严禁阅读刊行《红楼梦》；满人那绎堂亦极言《红楼梦》一书“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 正因为有这样的记载，才有索隐者据此申论：“玉研堂做过学政，其国学程度当然不坏，《红楼梦》若是写曹家的私事，他为什么说是污蔑满人？大概世上没有那种无聊的人，硬说别人的自传是骂自己的种族。同时就玉研农的话看，不仅他自己发现《红楼梦》骂满人，凡满人有识者流，皆有同感。”[10](p.27)当然举出曹雪芹的交游及《红楼梦》的赏鉴者中不乏满人的反例并不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索隐者的这一疑问不成立，不值得认真对待。如大家所周知的，永忠《延芬室集》稿本中有吊曹雪芹诗三首，上面弘旿的眉批中说到：“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已，而终不欲见，恐其中有碍语也。”批中“碍语”究为何指，学界迄无定论，就有非索隐派的学者也认为是指书中的讥刺满清之语[11]。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己卯、庚辰、戚序、戚宁等几种版本的《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均有宝玉将芳官改妆且易名为“耶律雄奴”并大发议论一大段文字，对于这一段文字，有潘重规、吴恩裕、余英时、刘梦溪、元之凡、柳存仁等相当数量的索隐派与非索隐派的研究者从中读出了作者的反满思想 。
现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无论《红楼梦》作品本身是否有讥刺满清的民族意识，都应注意，这部作品的主要传播范围是汉文化圈，而这一事实的背后实有不可忽视的意味：由于清政府自鸦片战争起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宰割，使中国乃至中华文明沦落到至为悲惨的境地，因此排满的民族情绪即使在清政权灭亡后也仍有余绪，近代半个多世纪的巨创深痛的历史，形成了后人的民族主义情结，这种情结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一般的汉民族人心中，只要是汉人反清，除三藩之乱外，那就几乎会被无条件地视为正义，同理，若说某人或某作品有反清意识，那就意味着他/它理所当然地有着某种正面的价值，这一点几乎是时至今天汉民族人观照有清一朝成立后近三百年复杂历史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明乎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清王朝已经覆灭、反满的现实要求已经不存在后，蔡元培、邓狂言仍然有热情从《红楼梦》中索隐出“持民族主义甚挚”和“种族大义”，同样，我们看到，即使时世迁移大半个世纪后的1976年，在台湾出版的《红楼梦考释》中，索隐者杜世杰仍然会说：
“就当时（引者按：指《红楼梦》产生的时代）的局势论，儒徒的唯一责任是复汉，而最可恶的是做汉奸，由此可知汉儒的立功立言都应以复汉为己任。红楼作者既然对自己的著作抱有救世雄心，那么书中必有大任务才对。”[10](p.26)
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问题，这段话其实并不正确，但值得注意的是，索隐者不假思索地将它作为索隐的前提来使用。
又如，主张《红楼梦》背后隐有一段曹雪芹和情人所谓竺香玉者谋害雍正的血泪情仇史的霍国玲等，在《红楼解梦》一书中，也把曹雪芹说成是反清志士，《红楼梦》第一回“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句旁有甲戌眉批四条，第三条为“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霍氏据此申论云：
“《红楼梦》一书的作者，其胸怀、志量与胆略，堪与辅佐汉室后裔刘备统一天下的诸葛武侯相比；堪与立志驱逐胡虏，夺回山河，确保汉族天下的武穆岳飞相比。批书人正是以上述两个实典，来比附我们的曹雪芹有捣毁异族统治、恢复汉族天下的勃勃雄心。”[12](pp.85～86)
结论固然难以成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霍氏此段论证语言中那种激昂的民族情绪（请玩味“我们的曹雪芹”这种表述背后的情感），做一个并非多余的假设，假设索隐者霍氏姐弟的民族是满族，会不会还有此一段慷慨横议呢？
因此，我们看到，在索隐者霍氏姐弟这里，认为将曹雪芹说成是反清志士，可使曹雪芹增加光彩，增加《红楼梦》一书的思想价值，在杜世杰这里，反清则是生活在《红楼梦》创作时代一个正派的汉族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义务甚至是“唯一的责任”，从这样一种“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得出《红楼梦》只能是隐写反清复明的历史的结论就不是多奇怪的事了。
这里不想对视反清复明为天然正义的这种“集体无意识”进行评价，只是想指出一个事实，在《红楼梦》的流播和被接受过程中，这种心理是怎样前在地参与构成了某些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将他们引向了反清复明的索隐方向。
以上两点，分析的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怎样前在地影响了索隐家们的期待视野，使其选择索隐这一阐释方式，以及为什么会指向反清复明这一索隐目标，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同样的文化阐释传统和历史背景下，为什么独独《红楼梦》唤起了人们异乎寻常的索隐热情？为什么不见《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被人持久地索隐？当代阐释学及接受美学无论怎样强调读者的解读对文本意义生成的重要性，但始终没有否认文本一方的制约作用，与彻底的相对主义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因此，这里对索隐派红学的探讨也就必然涉及到下一个问题：

三、《红楼梦》文本之特殊性提供的索隐空间

俞平伯在1978年所撰、1986年整理重抄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中指出，索隐与自传说两派“原从《红楼梦》来，其二说在本书开宗明义处亦各有其不拔之根底，所谓‘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既曰有‘隐’，何不可‘索’？”[13](p.1141)这实际也就是在说，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式解读这一现象，实深植根于这部作品的某些特殊性中。
这首先要归因于《红楼梦》的特殊写作手法，如大量的隐喻、象征和谶语，及叙事者声称的“假语村言”“真事隐去”，极大地唤起了某些接受者的索隐热情。有研究者精辟地指出：曹雪芹生活于经学复兴的时代，今文经学的寻求微言大义的思维对他的创作有影响，《红楼梦》的写作确实有隐喻的成分，再加上脂批屡屡指出文本的实录性质以及可能含有的微言大义，并示范以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去索解小说文字背后的“隐”，无形中推动了一些读者采用与创作的影射思维逆向运行的索隐方法来探寻作家原意和历史原貌[8]( 第一章“索隐方法与经纬学术传统”) 。说到脂批，这里要附带指出的是，被红学家奉为探寻《红楼梦》本旨的权威参照的脂批，其实也有相当可疑的过度诠释的成分，被索隐派藉以索隐发挥。如《红楼梦》第十四回叙秦可卿丧仪，写道：“那时官客送殡的有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理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子柳芳，齐国公陈翼之孙现袭三品镇威将军陈瑞文，治国公马魁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平，修国公侯晓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晓康。缮国公诰命亡故，其孙石光珠守孝不得来。这六家与宁荣二家，当日所称‘八公’的便是。”针对这一内容，甲戌本回前批曰：
“牛，丑也。清属水，子也。柳折卯字。彪折虎字，寅字寓焉。陈即辰字。翼火为蛇，巳字寓焉。马，午也。魁折鬼字，鬼金羊，未字寓焉。侯、猴同音，申也。晓鸣，鸡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回守业，即守夜也，犬字寓焉。此所谓十二支寓焉。” (批中“折”字疑应作“拆”，“其祖回守业”句中“回”疑应作“曰”)
如果说这不是过度诠释，曹雪芹的本旨就是要在这几个过场人物的姓名中搞一套“十二支寓焉”，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和必要性何在？有红学家以为“八国公”“明显影射满清八个‘铁帽子王’”[14]，可这又和脂批所云“十二支寓焉”有何关联呢？如果考证派、社会批评派等既要坚持尊奉脂批阐释作品意义的权威性，又无法回应这一段脂批提出的循此追索作品本意的挑战，就可能会有索隐派起而应战，比如杜世杰就认为牛是指曾以牛金星为相的李自成，“牛，丑也”是说李自成这类流寇为丑类[10](p.86)，霍国玲则据“清属水”推断金钏跳井（入“水”）是隐写林黛玉的原型进入清宫（含“清”字）的秘史[12](p.195)。二人的索隐当然都不正确，因为他们均置脂批“十二支寓焉”的总括性的语句于不顾，实用主义地断章取义，但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二人的索隐是否正确，而是要指出，过分尊奉脂批的权威性可能反而给正确阐释作品的意义带来不可克服的障碍，而给索隐者提供有利的索隐空间，类似的被索隐派利用的脂批例子还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
其次，必须指出的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确实留下了不少疑点，给索隐者提供了很大的索隐空间。如众所周知的，书中秦可卿这个人物，对她的叙述就有很多地方启人疑窦[15]，比如她的葬礼，一个晚辈少妇死了，族中从代字辈到草字辈上下四辈竟来了这么多人，而且又有如此多的各路王爵、高官前来致祭，规模如此之大、规格如此之高，若仅据考证派的“自叙传”说确实很难予以合理解释，因此便有诸索隐家起而索其背后之隐，如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提要》以为此隐叙董小宛之丧[16](pp.195~206)，潘重规也提出秦可卿的出丧，被着意铺排成帝王气派，质疑说“这在曹家如何附会得上”[17]，又如杜世杰则解作是影射崇祯皇帝的祭礼[10](pp.80~88)，刘心武也将其作为推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一条重要论据[15]，索隐者颜采翔则在其主持的“红楼醒梦”网站上发表意见认为是写皇太极之死[18]，索隐家上述种种推论固然令人难以置信，但考证派与批评派的红学家的意见又如何呢？比较通行的解释是，《红楼梦》中写秦可卿葬仪之隆盛系自《金瓶梅》中写李瓶儿之死一段化来（这种见解也是由另一路数的索隐家阚铎在《红楼梦抉微》中较早提出的），近年来又有研究者提出，这段描写和《红楼梦》中隐含的满族之萨满信仰有关[19]，但这些见解尚未成为学界之定论，既然如此，索隐家们以自己的方式来予以索隐式的解答，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样，《红楼梦》中人物年龄及活动之时序错乱亦为引人注目之一大疑点。对于这一大疑点，考证派学者有极力予以否认者，如某位极端强调《红楼梦》自叙传性质的学者坚持认为，《红楼梦》叙事“大有条理”“所叙日期节序、草木风物，无不吻合，粲若列眉”，对于书中明显的矛盾处则解作“信笔泛叙”“疑字有讹误”，“不必以辞害义”，“不得死看”[20]（第六章“红楼纪历”），但是这种看法显然难以服人，因为书中的时序矛盾舛错之处并非只是“偶有二三处欠合的”，据戴不凡先生的分析统计，前八十回几乎每一回都有这一问题，真可说“书中前后矛盾、可疑、破绽之处累累”[21]（“时序错乱篇”）。对此有些学者推断系因《红楼梦》复杂的成书过程所致，将这类问题视作“大醇小疵”“瑕不掩瑜” [21]（“时序错乱篇”）[22]；有红学家认为从艺术欣赏的方面来看，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它只是中国古代文学“遗形取神”“景为情用”等艺术传统的表现[23](pp. 32~33)；也有研究者认为书中贾宝玉年龄描写的矛盾现象是作者“重温繁华”“逃避自责”的创作心理所致[24]；还有人提出了别出心裁的“超越的遥远的观察‘哨位’”说[25]( 附录“时间是多重的吗”)。这些解释都可聊备一说，但不可否认的是，时序矛盾这一问题的揭出，在一般视《红楼梦》为完美典范的解读者那里，很可能会带来崇信危机 ，而索隐家们则坚信他们独具只眼的索隐恰能解决这一危机，恢复《红楼梦》完美典范的形象，因此便纷纷赶来在这一问题上各显身手进行种种推论索隐 。
最后，还有对作者意图进行过度推求导致的索隐立场。即如钱静方《红楼梦考》所云：“要之《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似而神非也。”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高鹗，以及可能存在的《红楼梦》前身《风月宝鉴》和/或《金陵十二钗》和/或《石头记》的作者——无论是谁，都毫无疑问具有当时至少是中上水准的文化修养，将当时诗文乃至时政掌故等等信手拈来，写入文中，是非常自然的，在作者也许是涉笔成趣，别无深意，但后人逆向解读时，就很可能索解出影射意图，将作者无意的成分解作有意，由此展开一系列过度诠释。这说明以意逆志这种文本阐释方式有其有效性之边界，并非可不加限制条件地孤立地任意使用，否则就会如《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尖刻讥讽的那样：“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26](p.104)当然，不是只有索隐派才有这个问题，这是所有的批评者都应加以警惕的。

四、考证派自传说的缺陷

索隐派不能为学界主流“扑灭”，还可从红学发展中找到内部原因。
红学索隐派虽常受考证派和社会批评派各路共同“围剿”，但因其与考证派都是从传统史学的历史之维去审视《红楼梦》并进行“史料还原”，均以还原《红楼梦》隐去的（或者说，它所影射的）历史上的原本事件、人物为己任，因此它主要的争竞对手就是考证派。虽然自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起，考证派的自传说屡予索隐派以重创，但因其本身的一些缺陷，也给索隐派留下了周旋的余地。
最大的缺陷就是相当数量的考证派学者过度强调《红楼梦》的实录性质，极端者就是制作年表之类。这就带来很多问题，如无法解说《红楼梦》文本中诸多情节前后时序不一致的矛盾，授索隐派以攻击并论证索隐合理的口实；
又如蔡元培当年针对胡适的“曹雪芹的自传”和“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曾提出一个问题：
“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辞当有分寸。今观第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9]
这句话向为人所忽略，考证派及社会批评派的自叙传说者并没予以充分重视，因此便有后起的索隐者不断据此发挥反击，如潘重规在《红学六十年》中质疑到：“《红楼梦》的作者对于贾府的恶意仇视，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焦大、柳湘莲的当面嘲骂，尤三姐托梦时的从旁控诉（庚辰、戚本第六十九回），每每都表现作者对贾府的痛恨。如果作者是曹雪芹，他为什么要诋毁他列祖列宗如此不堪呢？可见自叙传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17]又如杜世杰在《红楼梦考释》一书中引录了史料中关于曹寅为人品格忠正、干练多才的记载后，亦质疑云：“据自传派主张，吴玉峰、畸笏（有人主张是雪芹之父）、脂砚（有人主张是雪芹之兄或继室）、棠村（有人主张是雪芹之弟）、曹雪芹都是曹寅的子孙，都曾参与制造《红楼梦》，仔细想想，这话若是真的，那曹家人究竟集体得了什么病，要花十多年功夫，研究制造一部骂自己的书呢？……”[10](pp.21~22)
确实，对于过分地强调《红楼梦》自传、实录性质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个好回答的问题。说曹雪芹有叛逆精神、暴露意识也不见得全能令人心服，再叛逆也还有个人情的度，何况在很多红学家那里，渐渐也开始承认曹雪芹的思想还有很多局限性和保守因素。对这个问题，一些学者以《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予以解释，如有人认为，《红楼梦》的成书可能是先写了尽力暴露贾家黑暗的《风月宝鉴》后，又写了礼赞女性的《金陵十二钗》，再将前者打散开来分别放入后者中[27]。不过，对这一类的解释，索隐者仍可循其原来的理路追问：曹雪芹何以要写如此丑诋先人的《风月宝鉴》？
再有，应该看到考证的方法本身也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诸如《红楼梦》情节中相当数量的内部矛盾，考证派尚不能予以完满解答[27]，这就给了索隐家们用武之地，他们为将《红楼梦》完美化和必能索隐出文字背后真相的信念驱使，坚定地宣称：“其纰漏处均是绝大关键” 、“反常的地方，对立的部分，都是红楼上问题的所在”[10](p.42)。而在《红楼梦》被不断地经典化至不可超越的伟大典范后，一般层面的接受者也自然产生了对《红楼梦》完美化的接受期待，这也就是索隐家们努力弥缝《红楼梦》之种种固有矛盾的索隐之作，往往在非专门家的广大接受者那里颇有市场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索隐派的绵延不绝又与《红楼梦》被不断经典化的接受史大背景有一定的内在关联。

因此，从上述归纳的并不完全的几点来看，红学索隐派的兴起及不绝如缕，是《红楼梦》文本外部、内部各种合力推动的结果，实有其学理上的必然性。由此可以预言，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式解读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消亡，至于对这一现象应如何进行价值评判，那就需要另文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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