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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一种奇特的阐释现象：析索隐派红学之成因
孙勇进

摘要：
在《红楼梦》问世迄今二百余年的复杂接受史中，索隐派的阐释活动构成了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脉虽屡经考证派等红学主流的严厉批判，然历二百年而绵延不绝，至上个世纪转加兴盛，这种奇特的阐释现象背后实有其深刻之学理动因。对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即：1、以经史之眼观小说及民族主义的期待视野；2、《红楼梦》文本之特殊性提供的索隐空间；3、考证派自传说的缺陷。最后得出结论：红学索隐派的兴起及不绝如缕，是《红楼梦》文本外部、内部各种合力推动的结果，自有其学理上的必然性。并由此可以预言，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式解读的阐释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消亡。
关键词：红楼梦 索隐派 成因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索隐派的发展及提出的问题
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式的解读，这种奇特的阐释现象从《红楼梦》诞生并开始为人传抄之日起即相随而生，于上个世纪更是兴盛一时。早在《红楼梦》作为抄本流传时期，即有赵烈文在《能静居笔记》里出“明珠家事”说，在程木活字本120回《红楼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发行后，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又提出了“张侯家事”说，这些可以看作索隐派红学的肇端。到了上个世纪初，沈瓶庵、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于1916年刊行，随后有蔡元培《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踵武其后，索隐派红学始具规模。此后，索隐派红学虽不断受到考证派红学、社会批评派红学的重创乃至“围剿”，却再蹶再起，继起者始终不绝如缕：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又有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问世，到了下半世纪，海内外的索隐红学也丝毫不寂寞，仅据笔者所见所知，就有：香港李知其著《红楼梦谜（上篇）》、《红楼梦谜（下篇）》、《红楼梦谜（续篇）》、《红楼梦谜（二续）》；台湾方豪撰文《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潘重规著《红楼梦新解》，杜世杰著《红楼梦考释》，高阳著《红楼一家言》，邱世亮《红楼梦影射雍正篡位论》，王以安《红楼梦引》，最近其又设立“红楼梦引”网站（http://www.balas.idv.tw/），宣扬其“林黛玉即董小宛”的索隐主张；内地有许宝騤于《团结报》撰文《抉微索隐 共话红楼》，霍国玲姐弟著《红楼解梦》系列及《红楼圆明隐秘》，冯精志著《大观园之谜》及《曹雪芹披露的故宫秘闻》，刘铄著《红楼梦真相》，元之凡于《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1辑撰文《薙发案、土番儿、耶律、荳童及其它——试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兼议红楼梦的索隐》，并于2000年设立“红楼梦境”网站（http://hlmjyzf.363.net/），声称高举蔡元培的索隐旗帜，打倒胡适的新红学，阐扬其索隐派主张，并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予以报导，近日笔者又在网上检索到另一对《红楼梦》进行索隐阐释的网站“红楼醒梦”（http://cn.geocities.com/yanyezhi），索隐者颜采翔索隐出《红楼梦》为朱明末系“隐王”所撰之满清“开国女皇”孝庄之秘史…… 。对索隐派诸家之说，学界多以其为谬悠而示以清高的漠视，间或冷嘲热讽，然而，此一脉历二百余年绵延不绝，不但没有因遭受严厉批评乃至奚落嘲讽 而消亡，至今反有转加兴盛的势头，实不可忽视。
也正因如此，学界渐渐开始感到以新的眼光审视索隐派红学的必要性，有的学者提出了“应如实的将索隐派红学看作是红学之作为显学的一大学派”[1]，有的学者对新索隐红学在索隐手段上的进步予以了相当的肯定[2]，更有学者认为从《红楼梦》文本的特殊性来看，索隐派的方法实有其合理性甚至高出考证派[3]，还有人谈到索隐派时说，“既觉得它匪夷所思，又觉得它是人类心智想象力的一个胜利。”[4](p.350)的确，索隐红学作为红学研究的特殊一脉，它的兴起和发展都非常复杂，并非可简单地以“无聊”“化神奇为腐朽”“点金成铁”之类斥之。
首先应该承认，绝大多数索隐者的学术态度都非常真诚，多付出了相当巨大的努力，若说是哗众取宠，他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也未免过高，而且对有些索隐者来说根本无以此来哗众取宠的必要，如蔡元培、潘重规这样的学者，至于高阳这样著作等身即使在大众文化圈也同样享有盛名的作家兼学者，更不必倚赖索隐红学来耸动视听；
其次，索隐者中固有文史根底不过关犯一些低级错误的 ，但也不乏学养深厚者，如蔡元培，如高阳，至若潘重规更是对《红楼梦》研究有素的专家。那么何以这些学识深湛的学者会走上在正统的考证派看来是“非科学的”乃至“反科学的”索隐之路，且往而不返？何以索隐一脉虽屡经攻诘辩驳，却始终不肯断绝，屡有继起者？对它的兴起、发展的动因及阐释理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总体性考察，应为学术界不可规避之课题。本文即拟对这一学派崛起的必然根由进行学理分析，至于它的阐释理路及其根本缺陷，笔者将另文探讨。

二、以经史之眼观小说及民族主义的期待视野
无论索隐家们索隐出的具体结论在一般人看来多么妄诞不经，但他们整体的阐释活动已成为《红楼梦》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就带来一个问题：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是什么样的期待视野使这些索隐家们选择了对《红楼梦》进行索隐这一阐释方式？
所谓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在阐释一部作品（在接受美学来看也就是生成一部作品的意义）时，已经具有的前在的审美意识形态，比如他以往的阅读经验形成的审美理想、文学价值观等等，用接受美学重要理论家姚斯的话来说就是：“类型的先在理解，从已经熟识作品的形式与主题、从诗歌语言和实践语言的对立中产生了期待系统。”{5}（p.28）而这些，无疑受读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制约。所谓“制约”，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因时代的推演带来的理解的不同，此为“变数”，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某种历史文化中催生出的阐释传统会在一个长时距内对不同时代的读者产生共同的影响，此为“定数”（当然也只是相对的“定”）。过于强调前者，就可能如有的研究者一样得出如下结论：“革命家从《红楼梦》中看见排满只能出现于清末反清需要的时代，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也只能迎合了当时反清排满之需要而风靡一时。可以想见，在今天，既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见解，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轰动效应。”[6]（p.9）衡诸索隐派上个世纪来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个结论下得未免简单化了，主张《红楼梦》阐扬反清复明的民族大义的索隐之作直到清朝覆灭近一个世纪之后的现在仍有推出，且颇有市场，这说明我们实有必要关注索隐家们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式阐释背后的相对稳定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动因，及它们如何作用于索隐家们的期待视野。对此，本文认为可以主要归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索隐，穿透文字的字面意义，索解出文字背后的事与义，这本就是中国古代文本解读的一种重要方式。春秋笔法，汉儒解经，《史记索隐》，……，形成了一脉重要的阐释传统。已有学者指出，这是《红楼梦》索隐派得以形成的大的文化背景[7][8](第一章“索隐方法与经纬学术传统”)。正因如此，蔡元培在回应胡适对他的《石头记索隐》的“猜笨谜”的批评时，答曰猜“笨谜”“正是中国文人的习惯”，并援《世说新语》、《南史》、《品花宝鉴》、《儒林外史》为例，坚信自己的索隐式解读自有其学术传统及学理上的依据[9]。此外，这里要进一步申说的是，具体到对小说这一文类的解读，中国古代向有以经史之眼来解读、衡估的阐释传统，相比于前述大文化背景，它更直接地作用于索隐家的阅读经验，构成他们的期待视野。经，史，子，集，中国古代的各种文类，在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中，实际上暗含着等级，其中以小说尤以白话小说地位为低，经常需要攀附经史来自高身价——或标榜弘扬儒家经典中的伦理道德，有补于世道人心，或声称于史有征，可补史乘之阙，这样的言说可谓比比皆是。此类言说，有可能仅仅是出于一种冀望获得价值认同的策略，也有可能就是作者真诚的创作动机的表述，同理，处于同一历史文化背景及阐释传统中的读者，自然也有可能形成以经学、史学之眼光来读小说、评判小说价值的期待视野，并以此期待视野去与具体小说作品进行“视野融合”，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小说接受史中也同样比比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新之的《妙复轩评石头记》以“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来读《红楼梦》，和索隐派诸家视《红楼梦》为隐写明清兴亡史并高扬种族大义的索隐之作，实为同一文化心理及阐释传统的产物。
其二，也是往往为人们忽略的一点，即反清之民族主义情结的潜在作用。
由于索隐派红学家们有相当一批数量的人从《红楼梦》中索隐出反清的民族大义 ，因此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
首先应说的是《红楼梦》这部作品是否有一种排满的民族情感在里面。要想全面地把握《红楼梦》的创作思想，这并非是个可以悬置的问题，而它又确实是一大疑问。清人梁拱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载，满洲学人玉研农曾说，满人“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污蔑我满人，可耻可恨”，其人做安徽学政时，曾出示严禁阅读刊行《红楼梦》；满人那绎堂亦极言《红楼梦》一书“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 正因为有这样的记载，才有索隐者据此申论：“玉研堂做过学政，其国学程度当然不坏，《红楼梦》若是写曹家的私事，他为什么说是污蔑满人？大概世上没有那种无聊的人，硬说别人的自传是骂自己的种族。同时就玉研农的话看，不仅他自己发现《红楼梦》骂满人，凡满人有识者流，皆有同感。”[10](p.27)当然举出曹雪芹的交游及《红楼梦》的赏鉴者中不乏满人的反例并不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索隐者的这一疑问不成立，不值得认真对待。如大家所周知的，永忠《延芬室集》稿本中有吊曹雪芹诗三首，上面弘旿的眉批中说到：“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已，而终不欲见，恐其中有碍语也。”批中“碍语”究为何指，学界迄无定论，就有非索隐派的学者也认为是指书中的讥刺满清之语[11]。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己卯、庚辰、戚序、戚宁等几种版本的《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均有宝玉将芳官改妆且易名为“耶律雄奴”并大发议论一大段文字，对于这一段文字，有潘重规、吴恩裕、余英时、刘梦溪、元之凡、柳存仁等相当数量的索隐派与非索隐派的研究者从中读出了作者的反满思想。
现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无论《红楼梦》作品本身是否有讥刺满清的民族意识，都应注意，这部作品的主要传播范围是汉文化圈，而这一事实的背后实有不可忽视的意味：由于清政府自鸦片战争起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宰割，使中国乃至中华文明沦落到至为悲惨的境地，因此排满的民族情绪即使在清政权灭亡后也仍有余绪，近代半个多世纪的巨创深痛的历史，形成了后人的民族主义情结，这种情结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一般的汉民族人心中，只要是汉人反清，除三藩之乱外，那就几乎会被无条件地视为正义，同理，若说某人或某作品有反清意识，那就意味着他/它理所当然地有着某种正面的价值，这一点几乎是时至今天汉民族人观照有清一朝成立后近三百年复杂历史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明乎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清王朝已经覆灭、反满的现实要求已经不存在后，蔡元培、邓狂言仍然有热情从《红楼梦》中索隐出“持民族主义甚挚”和“种族大义”，同样，我们看到，即使时世迁移大半个世纪后的1976年，在台湾出版的《红楼梦考释》中，索隐者杜世杰仍然会说：
“就当时（引者按：指《红楼梦》产生的时代）的局势论，儒徒的唯一责任是复汉，而最可恶的是做汉奸，由此可知汉儒的立功立言都应以复汉为己任。红楼作者既然对自己的著作抱有救世雄心，那么书中必有大任务才对。”[10](p.26)
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问题，这段话其实并不正确，但值得注意的是，索隐者不假思索地将它作为索隐的前提来使用。
又如，主张《红楼梦》背后隐有一段曹雪芹和情人所谓竺香玉者谋害雍正的血泪情仇史的霍国玲等，在《红楼解梦》一书中，也把曹雪芹说成是反清志士，《红楼梦》第一回“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句旁有甲戌眉批四条，第三条为“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霍氏据此申论云：
“《红楼梦》一书的作者，其胸怀、志量与胆略，堪与辅佐汉室后裔刘备统一天下的诸葛武侯相比；堪与立志驱逐胡虏，夺回山河，确保汉族天下的武穆岳飞相比。批书人正是以上述两个实典，来比附我们的曹雪芹有捣毁异族统治、恢复汉族天下的勃勃雄心。”[12](pp.85～86)
结论固然难以成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霍氏此段论证语言中那种激昂的民族情绪（请玩味“我们的曹雪芹”这种表述背后的情感），做一个并非多余的假设，假设索隐者霍氏姐弟的民族是满族，会不会还有此一段慷慨横议呢？
因此，我们看到，在索隐者霍氏姐弟这里，认为将曹雪芹说成是反清志士，可使曹雪芹增加光彩，增加《红楼梦》一书的思想价值，在杜世杰这里，反清则是生活在《红楼梦》创作时代一个正派的汉族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义务甚至是“唯一的责任”，从这样一种“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得出《红楼梦》只能是隐写反清复明的历史的结论就不是多奇怪的事了。
这里不想对视反清复明为天然正义的这种“集体无意识”进行评价，只是想指出一个事实，在《红楼梦》的流播和被接受过程中，这种心理是怎样前在地参与构成了某些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将他们引向了反清复明的索隐方向。
以上两点，分析的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怎样前在地影响了索隐家们的期待视野，使其选择索隐这一阐释方式，以及为什么会指向反清复明这一索隐目标，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同样的文化阐释传统和历史背景下，为什么独独《红楼梦》唤起了人们异乎寻常的索隐热情？为什么不见《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被人持久地索隐？当代阐释学及接受美学无论怎样强调读者的解读对文本意义生成的重要性，但始终没有否认文本一方的制约作用，与彻底的相对主义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因此，这里对索隐派红学的探讨也就必然涉及到下一个问题：

[红学]无法走出的困境——析索隐派红学之阐释理路说起红学中的索隐一派，学界并不陌生。早在《红楼梦》作为抄本流传时期，即有赵烈文在《能静居笔记》里提及的“明珠家事”说，在程木活字本120回《红楼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发行后，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又提出了“张侯家事”说，这些可以看作索隐派红学的肇端。到了上个世纪初，沈瓶庵、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于1916年刊行，随后有蔡元培《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踵武其后，索隐派红学始具规模。此后，索隐派红学虽不断受到考证派红学、社会批评派红学的重创乃至“围剿”，却再蹶再起，继起者始终不绝如缕：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又有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问世。到了下半世纪，海内外的索隐红学也丝毫不寂寞，仅据笔者所见所知，就有：香港李知其著《红楼梦谜（上篇）》、《红楼梦谜（下篇）》、《红楼梦谜（续篇）》、《红楼梦谜（二续）》；台湾方豪撰文《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潘重规著《红楼梦新解》，杜世杰著《红楼梦考释》，高阳著《红楼一家言》，王以安《红楼梦引》、邱世亮《红楼梦影射雍正篡位论》，最近王以安又设立了“红楼梦引”网站（http://www.balas.idv.tw/），宣扬其“林黛玉即董小宛”的索隐主张；内地有许宝騤于《团结报》撰文《抉微索隐 共话红楼》，霍国玲姐弟著《红楼解梦》系列及《红楼圆明隐秘》，冯精志著《大观园之谜》及《曹雪芹披露的故宫秘闻》，刘铄著《红楼梦真相》，元之凡于《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1辑撰文《薙发案、土番儿、耶律、荳童及其它——试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兼议红楼梦的索隐》，并于去年设立“红楼梦境”网站（http://hlmjyzf.363.net/ ），声称高举蔡元培的索隐旗帜，打倒胡适的新红学，阐扬其索隐派主张，并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予以报导，近日笔者又在网上检索到另一对《红楼梦》进行索隐阐释的网站“红楼醒梦”（http://cn.geocities.com/yanyezhi），索隐者颜采翔索隐出《红楼梦》为朱明末系“隐王”所撰之满清“开国女皇”孝庄之秘史…… 总之，索隐派红学不但没有因一些红学家的严厉批评乃至奚落嘲讽而消亡 ，反有转加兴盛的势头。
也正因如此，学界渐渐开始感到以新的眼光审视索隐派红学的必要性：有的学者提出了“应如实的将索隐派红学看作是红学之作为显学的一大学派” ，有的学者对新索隐红学在索隐手段上的进步予以了相当的肯定，甚至还指出索隐派相比于考证派和社会批评派在学理上的优长所在 ，更有学者认为从《红楼梦》文本的某些特殊性来看，索隐派的阐释理路甚至高出考证派 。的确，索隐红学作为红学研究的特殊一脉，向学界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如：何以索隐派红学能蔚然兴起且继起者不绝如缕？这种现象深层的学理根由是什么？对此笔者将另文分析；又如，若从沈瓶庵、王梦阮1916年刊行较具系统性的索隐论著《红楼梦索隐》开始算起，发展了近一个世纪且至今未有断绝迹象的索隐派红学的阐释实践，真的仅仅用胡适的一句“猜笨谜”即可涵盖？或者如有的论者所说，是“不讲科学，不讲逻辑，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红楼梦》这本‘生活大书’的一枝一叶、一点一滴大做文章……”？须知索隐诸家不乏学养深厚者，如蔡元培，如高阳，象潘重规更是对红学研究有素的专家，难道这些学者的索隐都是“不讲科学，不讲逻辑”的违规操作？
指出红学索隐者们操作环节的具体问题以及某些索隐者学养的不足并非难事 ，但也应看到索隐派的索隐手段也在不断地追求发展、改进。如据刘梦溪先生在《红学》一书介绍：台湾索隐者赵同的《红楼猜梦》“一改过去索隐派用拆字、谐韵、类比寻求影射的惯常作风，转而集中使用考证派搜集和发现的关于曹雪芹家世的大量历史史料，包括倍受考证派重视的脂批，由这些材料来充实他假设的关于作者和影射问题的基本构架。从理论上说，《红楼猜梦》的作者赵同所做的，是把考证派和索隐派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在方法上是用考证的方法来达到索隐的目的。”其实利用考证派搜集和发现的关于曹雪芹家世的大量历史史料，包括倍受考证派重视的脂批，由这些材料来充实假设的关于作者和影射问题的基本构架，这是很多新索隐者的共同特性，例如霍国玲等著《红楼解梦》系列也同样如此，她们的一些具体的考证结论甚至得到考证派重要学者周汝昌先生和徐恭时先生的肯定。
总之，红学索隐派的索隐手段在不断地追求发展、改进，新的红学索隐者们力求融合考证派的新成果，具体索隐手法远比蔡元培时代成熟、系统，这些都是事实，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索隐派的索隐手段尽管在不断地变化，但他们既然被归于一派，他们有没有一个相通的根本性的的阐释理路？这一阐释理路是否又有无法克服的根本性缺陷？如果有，是什么？这就非简单地嘲笑几句“猜笨谜”或怒斥几声“胡乱比附”所能解决的了，这需要我们在更宏阔的理论视野上进行观照思考。
意大利符号学教授昂贝多·艾柯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意大利文学史上，但丁是第一个声称其诗歌传达了字面内与字面外两种意义的人，于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有一些批评家在反复阅读但丁的《神曲》后，声称在但丁身上发现了一种秘密语言或者说专门用语，并据此认为但丁作品中每一处指涉情爱与真人真事的文字都可以被解释为以隐喻的方式对教会进行抨击。据艾柯介绍，这类批评家的名单“令人难以置信地长”，接下来艾柯举了一个例子，讲的是一个叫罗塞蒂的批评者如何通过但丁的《神曲》发现，但丁是共济会、圣殿骑士团以及玫瑰十字会的成员（而历史上玫瑰十字会的思想其实形成于十七世纪初，共济会的第一个集会出现于十八世纪初）。限于篇幅，罗塞蒂具体的论证过程不在这里复述 ，这里只说一点，罗塞蒂的论证方式如果用汉语中的一个词来概括，那么最恰当的词就是——索隐，如果有兴趣者去阅读书中的具体介绍，就会发现罗塞蒂所采用的诸种阐释手段与红学索隐派可说如出一辙。
这个现象也许可以说明，索隐，其实是一种超越具体文化语境而广泛存在的文学阐释理路，因此深入探究它的方法论实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对绵延不绝的索隐红学一脉的阐释理路进行学理分析，实已成为我们不可规避的课题，这也就是本文的任务所在。
下面，我们将从逻辑学、符号学、索隐派阐释思想的理论前提、索隐派阐释实践的解构特征等四个角度，来分析索隐派红学的阐释理路。

一
胡适于《〈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曾说到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索隐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其实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合理，这不正合乎胡适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么？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来“配合”，如何能确立“配合”的合法性、有效性。
纵观各个时期索隐诸家的索隐之作，就会发现，无论是蔡元培时代的索隐著作，还是杜世杰、霍氏姐弟的新索隐著作，他们求证过程的第一步，都是将《红楼梦》文本中某一意义单元作为一能指符号，通过一系列语义转换手段，和文本外的某一所指（如明清历史中的某一人物或事件）对应起来，并将这种对应关系解为作者有意识的影射，这是索隐派构筑索隐大厦的基石，甚至是有些索隐者的唯一手段。
现在我们就来看两个这种通过语义转换来索隐的例子。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开宗明义即索隐道“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通过这样一系列转换，《红楼梦》中的“红”便和汉民族的“汉”形成了对应关系，然后再由此推论，《红楼梦》中“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 ；再看霍国玲姐弟《红楼解梦·第二集》中一例，《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中，薛宝琴说到八岁时跟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曾见到一个真真国十五岁女孩，对此，该书索隐道：
“‘真真’即真而又真之意。‘真而又真’岂非‘太真’？‘太真’是杨贵妃杨玉环的道号，传说此人后来成了神仙，居住在蓬莱仙岛。作者所谓‘真真’，实为‘太真’的变称。作者借用‘太真’称呼这为会写诗的十五岁美人，不正说明此人是一位脱离凡尘、居于仙境的神仙一流的人物吗？人间的仙境在何处？庙宇是神仙聚居之地，自然是在庙宇中！这就说明会写诗的十五岁真真国的女儿，是位出家为尼的少女。”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种语义转换过程可简括如下：
真真——真而又真——太真——杨贵妃的道号——杨贵妃——仙人——仙境——人间仙境——庙宇——出家为尼。
就这样，通过繁复的语义转换，真真国女子便指向了索隐目标——霍氏心中林黛玉的原型，一个出家为尼的少女。
索隐派的语义转换手段十分丰富。谐音、拆字是最简单的，复杂一点的，如蔡元培答辩胡适的批评时所说的推求三法：“品性相类者”“轶事有征者”“姓名相关者”。还有象景梅九《红楼梦真谛》中示范的：由高启诗句“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推出“雪”影“满”，“林”影“明”，又据《红楼梦曲》中“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雪”又影“薛宝钗”，“林”影“林黛玉” ，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
薛宝钗——雪——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雪满山中高士卧——满——满族——清王朝；
林黛玉——林——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月明林下美人来——明——明王朝

索隐派的语义转换手段难易有别，对索隐者的学识要求也有很大差别，正是从各索隐者不同的具体的语义转换操作中，可以看到每位索隐者不同的才情、学识背景乃至情怀（如一些张扬民族大义者）。但这些语义转换无论怎样的千差万别，一经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在他们复杂的语义转换过程中，并不是转换链中每一个转换环节都是必然的，其中总有某些环节是或然的，如“红”和“朱”表颜色时可以互训，但由表颜色的“朱”到表姓氏的“朱”这一转换的必然性依据何在？这样的多环节转换链的转换结果，便如有的学者以高阳的元春影福彭的考证为例时分析指出的那样：“它由材料向结论推理的过程，是由一种可能性向另一种可能性的过渡、转换的过程，其结论依然是一种或然性、可能性。”
索隐派对于影射关系的推求，如上举各例所看到的那样，恰恰是都不能避免有一些或然性的环节在内的转换过程，那么结论也自然只能是不确定的。如上引几例中转换水平最高的景梅九的索隐一例，指“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句中的“雪”为薛宝钗、“林”为林黛玉，验诸《红楼梦》文本，当无问题，由“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转换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也完全合理（这种地方正可看出索隐者的学识），但由“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得出结论以“雪”射“满”、以“林”射“明”（射覆法？），和接下来的由“满”对应到“满族”、由“明”对应到“明王朝”，这就很难说了，孤立地看，固然不可遽断为非，但也并不是必然正确的结论，而整个推论链中只要一个环节是不确定的，那么它的最终结论也只能是不确定的，只是多种可能的一种。
这也就是同一个人物、情节等文本材料在不同的索隐者那里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索隐结论的原因所在。如同样从“雪满山中高士卧”一句出发，在景梅九那里最后推出的结论是薛宝钗影射清政府，在蔡元培那里却是薛宝钗影射康熙朝的高士奇 ；如同主反清复明，蔡元培、邓狂言的结论是男人影射清，女人影射明，而杜世杰的却恰好相反 ；又如同样是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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