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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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以下摘自＜＜疯颠与文明＞＞ 第八章 [新的划分]
作者 福柯
19世纪初，所有的精神病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被同一种愤怒情绪所支配。我们
到处看到相同的义愤，相同的谴责：“居然没有人因把精神病人投入监狱而脸红。”埃斯基罗尔（Esquirol）历数了波尔多的阿城城堡，图卢兹和雷恩的教养院，在普瓦捷、康城和亚眠依然存留的“比塞特尔”以及昂热的“古堡”，然后写道：“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监狱里没有胡言乱语的疯人；这些不幸的人带着手铐脚镣与罪犯关在一起。这种混杂是多么可怕！平静的病人受到的待遇比罪犯还要糟糕。”
整个19世纪都对此做出呼应。在美国，图克一家成为自己先辈工作的历史学家和辩护士；在德国，继瓦格尼茨之后，赖尔（Red）为那些不幸者“像政治犯一样被投入人道主义的目光永远看不到的地牢中”而发出不平之鸣。实证主义者们在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地宣称，是他们最早把疯人从与罪犯相混杂的可悲状态中解放出来，把无辜的非理性与犯罪区分开。
然而，证明这种说法的浮夸性是很容易的。多年以来，早就有人发出过同样的抗议。在赖尔之前，弗兰克（Franck）就说过：“那些参观过德国疯人院的人回想起所见所网都会心有余悸。人们一进入这些苦难之地就会感到毛骨悚然。人们听到的只是绝望的哭喊，但是，在这里居住的是有才智有道德的人。”在埃斯基罗尔之前，在皮内尔之前，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和特农（Tenon）都有所表示；在他们之前，整个18世纪都有持续不断的抗议声音，提出抱怨者甚至包括会被人们视为最冷漠的、最愿意维持这种混杂状态的人。在皮内尔等人大声疾呼前二十五年，马尔塞布（Malesherbes）“为了进行改革而参观国家监狱。凡是他认为精神失常的囚犯…被送到医院。他说，在那里，社会环境、体育锻炼和他精心规定的疗法定能治愈这些人。”在18世纪更早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总监、财政官和管理员一直在小声地要求把疯人与罪犯分开。这种要求有时得到实现。桑利的慈善院长请求警察当局把一些犯人带走，把他们随便关在那个城堡里去。布伦瑞克教养院的管理员在1713年就要求不应将疯人与在工场劳动的犯人混在一起。19世纪利用各种同情心大张旗鼓地提出的要求，不是在18世纪已经被低声说出并被不懈地重复着吗？埃斯基罗尔、赖尔和图克父子所做的不正是大声疾呼，对多年来收容院里习以为常的事情提出抗议吗？从1720年到法国大革命，疯人被逐渐移出监狱的现象可能就是
这些抗议的最明显的成果。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在这种半沉默状态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吧。当桑利的慈善院长要求将疯人与某些罪犯分开时，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他（指一个犯人）很可怜，另外两三个人也很可怜。把他们关在某个要塞里，他们的情况会好些。因为和他们关在一起的另外6个人是疯子。这些疯子日夜折磨着他们。”这番话的含义对于警察当局来说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即应该释放这几个犯人。不伦瑞克管理员的要求也包含同样的意思：工场被精神病人的喊叫和制造的混乱搅得鸡犬不宁；这些人的狂乱发作随时可能制造危险，最好还是把他们送回禁闭室，或者给他们带上铁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两个世纪的抗议虽然表面相同，但其实质并不相同。19世纪初，人们的义愤在于疯人受到的待遇并不比刑事犯人或政治犯更好些。而在整个18世纪，人们关注的是犯人应该有比把他们与精神失常者关在一起更好的命运。在埃斯基罗尔看来，义愤出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仅仅是疯人，而在桑利那位院长看来，问题在于犯人毕竟只是犯人。 这种差别也许并非如此重大。而且这种差别应该很容易被觉察到。但是，有必要强调这种差别、以便理解在18世纪的进程中疯癫意识是如何转变的。这种意识不是在人道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演变的——那种运动使它逐渐地贴近疯人的人性实际，贴近他最动人、最亲见的方面；这种意识也不是在某种科学需要的压力下演变的——那种压力使它更关
注和更真实地反映疯癫会为自己说些什么。如果说这种意识是在慢慢地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发生在既真实又不自然的禁闭空间中。这种意识经历了结构上的某些不易察觉的变化以及时而发生的强烈危机，逐渐形成了与法国革命同步的疯癫意识。疯人逐渐被分离出来，单一的精神错乱被划分为几种基本类型，这些与医学进步和人道主义态度都毫无关系。正是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禁闭本身去寻找对这种新的疯癫意识的说明。
这种意识与其说是一种慈善意识，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意识。因为如果说18世纪的人觉察到在被禁闭的人中，即在自由思想者、道德败坏者和侮罪的浪子中，还有另一种性质的“神志错乱”，其焦虑是无法消除的，那么这种认识正是这些被禁闭者本人的感受。他们是最先而且以最激烈的方式提出抗议的人。大臣、警察总监、地方行政官不断地听到内容相同的抱怨：有一个人给莫尔帕写信，信上怒气冲冲，因为他“被强迫与疯人混在一起，其中有些疯人十分狂暴，我每时每刻都有遭到他们凌辱的危险”；另一位蒙特克利夫神甫也向贝里耶总监发出同样的抱怨：“9个月来，我一直被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与15个或20个胡言乱语的疯人、各种癫痛患者挤在一起。”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反对禁闭的抗议呼声愈益强烈。疯癫渐渐地变成囚徒所恐惧的幽灵，他们蒙受屈辱的象征，他们的理性被消灭、被压制的形象。终于，米拉波认识到，这将疯癫混同犯罪的可耻做法既是一种野蛮地对待受惩罚者的巧妙工具，又是专制主义施展淫威的象征。疯人不是禁闭的第一个和最无辜的牺牲品，却是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最持久的象征。专制暴政一直秘密地以这种非理性的可怕形式存在于被禁闭者中间。就在禁闭的心脏，在理性狂欢之地，反对现行政权、反对家庭、反对教会的斗争继续进行着。而疯癫则充分地体现了这些惩罚权力，它有效地产生一种补充惩罚的作用，在教养院的统一惩罚中，这种补充的折磨有助于维持秩序。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在向乞丐问题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证实了这一点：“对癫病病人和教养院其他病人，甚至对游手好闲的穷人所施加的一种惩罚，就是把他们放到疯人中间。”这种做法的丑恶完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体现了禁闭的残酷真相，是禁闭中最恶劣的消极工具。在18世纪有关禁闭的全部文献中随处可见的一个事实，即住在教养院中的人必然会疯癫，不也体现了这一点吗？如果一个人被迫生活在这个谱妄世界中，被横行无阻的非理性所裹挟，那么在这种环境里他怎能不加入这个世界的活标本的行列中呢？我观察到，被禁闭在教养院和国家监狱
中的精神错乱者大多都是如此，在国家监狱中因受到极度虐待而精神错乱，在教养院中因被单独囚禁、持续不断地被一种痛苦的幻觉所折磨而精神错乱。”
......此处删去部份内容::::::
由于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再加上某些思想上的疑问，于是开始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犹豫不决局面。四面八方都要求议会提供一个文件，以便在所允诺的医院建立之前保护人们不受疯人的危害。结果出现了一次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倒退：疯人受到各种不受制约的断然措施的摆布。但是，这些措施甚至不是针对危险的犯罪分子的，而是针对肆无忌惮的野兽的。1790年8月16日至24目的法律“要求市政机构注意并有权……防范和解决由获释的疯人和四处乱窜的凶猛危险的动物引起的不愉快事件。”1791年7月22日的法律对此加以补充，要求病人家庭负起监管精神错乱者的责任，并允许市政当局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精神错乱者的亲属必须照看他们，防止他们离家出走，违法乱纪，制造混乱。市政当局必须排除私人在履行这项职责时因疏忽造成的麻烦。”由于在解放疯人问题上的这种曲折，这一次疯人在法律范围内再次获得了等同于动物的地位。过去，禁闭似乎就是根据这种地位来隔离他们。这时，当医生开始认为他们具有某种温和的兽
性时，他们又成了野兽。但是，尽管这种合法处置权交到政府当局手中，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为精神病人开设的医院尚不存在。
内务部收到的申请书不计其数。德莱萨在对一份申请书的答寞中说：“先生，我和你一样认为，我们必须为建成精神病院而不懈地努力，以使精神病人这个不幸者阶层有安身休养之地。……至于那些因没有地方安置而送到贵省各监狱的精神病人，除了将他们暂时转移到比塞特尔外，我目前想不出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们离开那些对他们不适宜的地方。因此，贵省政府可以给比多特尔写信，以确定接收他们入院的方式”贵省或病人原居住区支付赡养费的方式——如果他们的家属不能承担这些费用的话。”这样，比塞特尔就成为各方面送交精神病人的巨大中心，在圣拉扎尔关闭之后尤其如此。同样，女病人则被送往萨尔佩特利耶尔；1792年，原来在圣雅克大街嘉布造会修女院住了五年的二百名疯女人被送到这里。但是，在偏僻省份，则不可能将精神病人送到以前的总医院。一般来说，他们被拘禁在监狱里，如阿城城堡，昂热古堡或贝勒沃。这些地方的混乱情况是难以描述的，五一直持续到拿破仑帝国建立。诺迪埃（Antoin。Nodier）描绘
了贝勒沃的某些具体情况：“每天，附近的居民从里面传出的喧闹声中知道，被禁闭者们在互相斗殴、互相欺凌。卫兵在向他们冲过去。就像今天一样，监狱卫兵是这些斗殴者的笑料。市政长官不断被请去进行干涉，以恢复治安。他们的权威受到蔑视。他们本人遭到污辱。这里已不再是一个执行司法的拘留所。”
比塞特尔同样混乱，或许还更为严重。这里关押着政治犯，还隐藏着被通缉的嫌疑犯。许多人在这里忍饥挨饿。管理部门不断提上抗议，要求将犯人隔离关押。此外，使得注意的是，有些人还在建议，主张把疯人也关进他们的拘留所。在共和3年雾月9日，一比塞特尔的财务官写信给“行政和司法委员会委员格朗普累公民和奥斯芒公民”。信中说：
“我认为，在人道已确定无疑地成为行为准则的今天，没有人在看到犯罪和贫困竟然并存于这个收容院后会不感到心悸。”
难道还有必要再重提九月屠杀和连绵不断的逃亡情况吗？还有必要向许多天真无邪的眼睛展示被绞死的犯人和悬挂铁镣的场面吗？
在那些穷人和老人的“眼前只有铁镣、铁栅和门栓。此外，犯人的呻吟还不时地传到他们耳中。……鉴于此种情况，我恳切地要求，要么将犯人迁出比塞特尔，只留下穷人，要么将穷人迁出，只留下犯人”。
最后，如果我们记住这封信写于法国大革命中期，比卡巴尼斯（Georges Cabanis）的报告要早得多，但是比通常所说的皮内尔“解放”比塞特尔的精神病人的时间晚几个月，那么信中下面这段话是非常关键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也许能让疯人留在那里。他们是另一种不幸者，他们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痛苦。……奉行人道的公民们，为了实现这样美好的理想，快点行动吧。请相信，你们这
样做会赢得人们的口碑。”那几年的情况是多么混乱！在“人道”受到重新估价的时候，决定疯癫应在其中所占的位置是多么困难！在一个正在重建的社会领域里安置疯癫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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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以下摘自＜＜疯颠与文明＞＞ 第八章 [新的划分]
作者 福柯
19世纪初，所有的精神病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被同一种愤怒情绪所支配。我们
到处看到相同的义愤，相同的谴责：“居然没有人因把精神病人投入监狱而脸红。”埃斯基罗尔（Esquirol）历数了波尔多的阿城城堡，图卢兹和雷恩的教养院，在普瓦捷、康城和亚眠依然存留的“比塞特尔”以及昂热的“古堡”，然后写道：“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监狱里没有胡言乱语的疯人；这些不幸的人带着手铐脚镣与罪犯关在一起。这种混杂是多么可怕！平静的病人受到的待遇比罪犯还要糟糕。”
整个19世纪都对此做出呼应。在美国，图克一家成为自己先辈工作的历史学家和辩护士；在德国，继瓦格尼茨之后，赖尔（Red）为那些不幸者“像政治犯一样被投入人道主义的目光永远看不到的地牢中”而发出不平之鸣。实证主义者们在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地宣称，是他们最早把疯人从与罪犯相混杂的可悲状态中解放出来，把无辜的非理性与犯罪区分开。
然而，证明这种说法的浮夸性是很容易的。多年以来，早就有人发出过同样的抗议。在赖尔之前，弗兰克（Franck）就说过：“那些参观过德国疯人院的人回想起所见所网都会心有余悸。人们一进入这些苦难之地就会感到毛骨悚然。人们听到的只是绝望的哭喊，但是，在这里居住的是有才智有道德的人。”在埃斯基罗尔之前，在皮内尔之前，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和特农（Tenon）都有所表示；在他们之前，整个18世纪都有持续不断的抗议声音，提出抱怨者甚至包括会被人们视为最冷漠的、最愿意维持这种混杂状态的人。在皮内尔等人大声疾呼前二十五年，马尔塞布（Malesherbes）“为了进行改革而参观国家监狱。凡是他认为精神失常的囚犯…被送到医院。他说，在那里，社会环境、体育锻炼和他精心规定的疗法定能治愈这些人。”在18世纪更早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总监、财政官和管理员一直在小声地要求把疯人与罪犯分开。这种要求有时得到实现。桑利的慈善院长请求警察当局把一些犯人带走，把他们随便关在那个城堡里去。布伦瑞克教养院的管理员在1713年就要求不应将疯人与在工场劳动的犯人混在一起。19世纪利用各种同情心大张旗鼓地提出的要求，不是在18世纪已经被低声说出并被不懈地重复着吗？埃斯基罗尔、赖尔和图克父子所做的不正是大声疾呼，对多年来收容院里习以为常的事情提出抗议吗？从1720年到法国大革命，疯人被逐渐移出监狱的现象可能就是
这些抗议的最明显的成果。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在这种半沉默状态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吧。当桑利的慈善院长要求将疯人与某些罪犯分开时，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他（指一个犯人）很可怜，另外两三个人也很可怜。把他们关在某个要塞里，他们的情况会好些。因为和他们关在一起的另外6个人是疯子。这些疯子日夜折磨着他们。”这番话的含义对于警察当局来说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即应该释放这几个犯人。不伦瑞克管理员的要求也包含同样的意思：工场被精神病人的喊叫和制造的混乱搅得鸡犬不宁；这些人的狂乱发作随时可能制造危险，最好还是把他们送回禁闭室，或者给他们带上铁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两个世纪的抗议虽然表面相同，但其实质并不相同。19世纪初，人们的义愤在于疯人受到的待遇并不比刑事犯人或政治犯更好些。而在整个18世纪，人们关注的是犯人应该有比把他们与精神失常者关在一起更好的命运。在埃斯基罗尔看来，义愤出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仅仅是疯人，而在桑利那位院长看来，问题在于犯人毕竟只是犯人。 这种差别也许并非如此重大。而且这种差别应该很容易被觉察到。但是，有必要强调这种差别、以便理解在18世纪的进程中疯癫意识是如何转变的。这种意识不是在人道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演变的——那种运动使它逐渐地贴近疯人的人性实际，贴近他最动人、最亲见的方面；这种意识也不是在某种科学需要的压力下演变的——那种压力使它更关
注和更真实地反映疯癫会为自己说些什么。如果说这种意识是在慢慢地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发生在既真实又不自然的禁闭空间中。这种意识经历了结构上的某些不易察觉的变化以及时而发生的强烈危机，逐渐形成了与法国革命同步的疯癫意识。疯人逐渐被分离出来，单一的精神错乱被划分为几种基本类型，这些与医学进步和人道主义态度都毫无关系。正是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禁闭本身去寻找对这种新的疯癫意识的说明。
这种意识与其说是一种慈善意识，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意识。因为如果说18世纪的人觉察到在被禁闭的人中，即在自由思想者、道德败坏者和侮罪的浪子中，还有另一种性质的“神志错乱”，其焦虑是无法消除的，那么这种认识正是这些被禁闭者本人的感受。他们是最先而且以最激烈的方式提出抗议的人。大臣、警察总监、地方行政官不断地听到内容相同的抱怨：有一个人给莫尔帕写信，信上怒气冲冲，因为他“被强迫与疯人混在一起，其中有些疯人十分狂暴，我每时每刻都有遭到他们凌辱的危险”；另一位蒙特克利夫神甫也向贝里耶总监发出同样的抱怨：“9个月来，我一直被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与15个或20个胡言乱语的疯人、各种癫痛患者挤在一起。”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反对禁闭的抗议呼声愈益强烈。疯癫渐渐地变成囚徒所恐惧的幽灵，他们蒙受屈辱的象征，他们的理性被消灭、被压制的形象。终于，米拉波认识到，这将疯癫混同犯罪的可耻做法既是一种野蛮地对待受惩罚者的巧妙工具，又是专制主义施展淫威的象征。疯人不是禁闭的第一个和最无辜的牺牲品，却是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最持久的象征。专制暴政一直秘密地以这种非理性的可怕形式存在于被禁闭者中间。就在禁闭的心脏，在理性狂欢之地，反对现行政权、反对家庭、反对教会的斗争继续进行着。而疯癫则充分地体现了这些惩罚权力，它有效地产生一种补充惩罚的作用，在教养院的统一惩罚中，这种补充的折磨有助于维持秩序。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在向乞丐问题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证实了这一点：“对癫病病人和教养院其他病人，甚至对游手好闲的穷人所施加的一种惩罚，就是把他们放到疯人中间。”这种做法的丑恶完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体现了禁闭的残酷真相，是禁闭中最恶劣的消极工具。在18世纪有关禁闭的全部文献中随处可见的一个事实，即住在教养院中的人必然会疯癫，不也体现了这一点吗？如果一个人被迫生活在这个谱妄世界中，被横行无阻的非理性所裹挟，那么在这种环境里他怎能不加入这个世界的活标本的行列中呢？我观察到，被禁闭在教养院和国家监狱
中的精神错乱者大多都是如此，在国家监狱中因受到极度虐待而精神错乱，在教养院中因被单独囚禁、持续不断地被一种痛苦的幻觉所折磨而精神错乱。”
......此处删去部份内容::::::
由于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再加上某些思想上的疑问，于是开始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犹豫不决局面。四面八方都要求议会提供一个文件，以便在所允诺的医院建立之前保护人们不受疯人的危害。结果出现了一次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倒退：疯人受到各种不受制约的断然措施的摆布。但是，这些措施甚至不是针对危险的犯罪分子的，而是针对肆无忌惮的野兽的。1790年8月16日至24目的法律“要求市政机构注意并有权……防范和解决由获释的疯人和四处乱窜的凶猛危险的动物引起的不愉快事件。”1791年7月22日的法律对此加以补充，要求病人家庭负起监管精神错乱者的责任，并允许市政当局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精神错乱者的亲属必须照看他们，防止他们离家出走，违法乱纪，制造混乱。市政当局必须排除私人在履行这项职责时因疏忽造成的麻烦。”由于在解放疯人问题上的这种曲折，这一次疯人在法律范围内再次获得了等同于动物的地位。过去，禁闭似乎就是根据这种地位来隔离他们。这时，当医生开始认为他们具有某种温和的兽
性时，他们又成了野兽。但是，尽管这种合法处置权交到政府当局手中，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为精神病人开设的医院尚不存在。
内务部收到的申请书不计其数。德莱萨在对一份申请书的答寞中说：“先生，我和你一样认为，我们必须为建成精神病院而不懈地努力，以使精神病人这个不幸者阶层有安身休养之地。……至于那些因没有地方安置而送到贵省各监狱的精神病人，除了将他们暂时转移到比塞特尔外，我目前想不出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们离开那些对他们不适宜的地方。因此，贵省政府可以给比多特尔写信，以确定接收他们入院的方式”贵省或病人原居住区支付赡养费的方式——如果他们的家属不能承担这些费用的话。”这样，比塞特尔就成为各方面送交精神病人的巨大中心，在圣拉扎尔关闭之后尤其如此。同样，女病人则被送往萨尔佩特利耶尔；1792年，原来在圣雅克大街嘉布造会修女院住了五年的二百名疯女人被送到这里。但是，在偏僻省份，则不可能将精神病人送到以前的总医院。一般来说，他们被拘禁在监狱里，如阿城城堡，昂热古堡或贝勒沃。这些地方的混乱情况是难以描述的，五一直持续到拿破仑帝国建立。诺迪埃（Antoin。Nodier）描绘
了贝勒沃的某些具体情况：“每天，附近的居民从里面传出的喧闹声中知道，被禁闭者们在互相斗殴、互相欺凌。卫兵在向他们冲过去。就像今天一样，监狱卫兵是这些斗殴者的笑料。市政长官不断被请去进行干涉，以恢复治安。他们的权威受到蔑视。他们本人遭到污辱。这里已不再是一个执行司法的拘留所。”
比塞特尔同样混乱，或许还更为严重。这里关押着政治犯，还隐藏着被通缉的嫌疑犯。许多人在这里忍饥挨饿。管理部门不断提上抗议，要求将犯人隔离关押。此外，使得注意的是，有些人还在建议，主张把疯人也关进他们的拘留所。在共和3年雾月9日，一比塞特尔的财务官写信给“行政和司法委员会委员格朗普累公民和奥斯芒公民”。信中说：
“我认为，在人道已确定无疑地成为行为准则的今天，没有人在看到犯罪和贫困竟然并存于这个收容院后会不感到心悸。”
难道还有必要再重提九月屠杀和连绵不断的逃亡情况吗？还有必要向许多天真无邪的眼睛展示被绞死的犯人和悬挂铁镣的场面吗？
在那些穷人和老人的“眼前只有铁镣、铁栅和门栓。此外，犯人的呻吟还不时地传到他们耳中。……鉴于此种情况，我恳切地要求，要么将犯人迁出比塞特尔，只留下穷人，要么将穷人迁出，只留下犯人”。
最后，如果我们记住这封信写于法国大革命中期，比卡巴尼斯（Georges Cabanis）的报告要早得多，但是比通常所说的皮内尔“解放”比塞特尔的精神病人的时间晚几个月，那么信中下面这段话是非常关键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也许能让疯人留在那里。他们是另一种不幸者，他们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痛苦。……奉行人道的公民们，为了实现这样美好的理想，快点行动吧。请相信，你们这
样做会赢得人们的口碑。”那几年的情况是多么混乱！在“人道”受到重新估价的时候，决定疯癫应在其中所占的位置是多么困难！在一个正在重建的社会领域里安置疯癫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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