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摄影的法律经济学》

全球化的今天，各种资源整合，各种学科之间也在进行跨学科的相互灌溉和借鉴。比如，经济学和法学的融合，成了法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融合，形成社会心理学等等。

对摄影来说，有关其是否是艺术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人说，摄影是一个白色的乌鸦，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只蝙蝠，在兽类和鸟类之间被推来搡去。

这些有关摄影的争论，迄今都是围绕着摄影本身进行的，围绕着摄影的社会属性和定义进行的。而对摄影从艺术的樊篱之外的关照，似乎不是很多，比如，从经济学角度如何看待摄影？从政治学，从法学角度如何看摄影均没有足够多的讨论，或者压根没有探讨。或许这个设想本身就比较荒谬，似乎经济学家，法学家们没有时间来研究摄影，或者即使想研究，也没有足够的摄影实践或理论作为基础。结果，他们就像两个遥远的星球，彼此观望着，但是永远也无法相遇。

一段时间来，和几位老会员探讨摄影，时常不由自主地开始辩论到经济学和法学原理运用到摄影领域问题，结果是令人引人深思的，或许早就应该开始这样的跨学科讨论。

今天只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摄影作为资源的稀缺性；第二，“私摄影”与摄影的私人财产属性；第三，摄影主观性与客观性 vs 法律的应然和实然。

一、摄影是一种稀缺资源

摄影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在记录某时间点上某空间的存在。而这一时空存在或者重现，以及用相机去记录这一时空的人，都面临着局限性。

对于被拍摄下来的那瞬间的时空来说，不是永远可以获得的。为什么说是决定性瞬间，就是因为这一瞬间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逆性，稀缺性。所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就是这个道理。

而用相机记录这个时空的人，也有时空上的局限性，比如，他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他继续拍摄，比如，他的视力是否会减退到无法看清显示器，会不会得帕金森症后手乱抖无法按下快门。

一张传统照片包括数码打印片能保存200年以上，底片能保存相当长的时间。可以说作为摄影成果载体的照片寿命会相当长，然而，一个人的寿命和健康决定这个人可以从事摄影的时间是有限的，不仅如此，即使在一生中，也只有一小部分时段这个人可以拍出最辉煌的照片。比如，布列松，据说他最著名的照片就是他30－40岁之间拍摄的，之前和之后的照片都无法达到同样的水平。

可以说，摄影是需要耗费资源的，而且是很稀缺的资源。

而经济学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有限的，稀缺的，需要通过经济学的运筹，把稀缺的资源最有效地分配出去，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发挥资源的最大效能。

时间空间都是有限的资源，须善加利用。而世间万物，人是最为宝贵的。这就是说为什么摄影，或者从事摄影的人必须讲究经济学，一个人从选择相机到拍什么主题，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你的生命有限；因为你想到去或能够去的地方，你想拍摄或者能够拍摄的东西有限。即使数码相机是摄影的物理成本成为零，网络使摄影的交流成本几乎成为零，然而，现代科技唯一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无限地延长人类的寿命，无法把一个人的一天24小时增加到25，36，48小时。难怪古人经常站在水边悲鸣：“羡长江之无限，叹吾生之须臾。”

世界山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说，一切都有代价，有成本，只不过有的是明显的，有的是不明显的。经济学上，成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显性成本（会计成本），和隐性成本（机会成本）。

摄影的显性成本很容易辨别，比如相机和镜头以及附件的价钱，电脑的价钱，冲印的价钱，等等。还有去拍摄所需要的旅费，租模特费用，车辆的费用等等，一切为了拍摄到某些画面而必须支付的价钱，都可以算在会计成本里。

另一种成本是隐性的，所谓机会成本。摄影耗费你的时间，你生命中的时间。比如，你选择摄影为生，你必须放弃你从事其他行业，你或许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会计师，很好的商人，很好的文字记者。但是，摄影的机会成本对你来说，就是你放弃这些职业的成本。所谓“熊掌和鱼不能兼得”，就是这个道理。你必须做出选择，即使现在有人做自由摄影师（free－lance photographer），也是做出了一种选择，也有机会成本。

从短期看，人很难做到一心二用，你去拍摄一个主题，必须同时放弃拍摄另外一个或N个主题，这就是摄影得短期机会成本。

因此，摄影是一种稀缺资源，摄影是有成本的。在某种意义上，摄影的供求关系很明确，作为摄影的，你就是供给，而需要你照片的（从杂志图片社到网络贴图到你自娱自乐）就是需求，供求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你拍摄照片的“价格”。

因此，必须善待摄影，像土老财对待瓦罐里的银元一样对待你的摄影资源，像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一样经营你的摄影资源。与此，认真对待你的摄影权，经营好你的摄影资源。拍什么，尤其是不拍什么，需要你好好盘算经营，做出有效率的选择。

二、摄影是私人财产

九月的一天和卤鸭聊天讨论了我拍摄的厦门鼓浪屿，卤鸭说我没有摸到厦门的脉，鼓浪屿拍摄的4张，只有后2张比较鼓浪屿。

我说，我并不是非要拍出鼓浪屿的特色，而是拍出我的心情，到一个地方给我印象，我的印象中的东西，所以是朱拉眼里的鼓浪屿，具有朱拉特色的鼓浪屿。如果鼓浪屿什么样必须有一个样板的话，那我们都不要拍了，大家都去看明信片算了。我拍的曼谷很多人都说你拍的不像泰国曼谷。泰国曼谷什么样？难道只有明信片上的曼谷才是曼谷。

卤鸭说，前一阵《城市画报》在讨论“私摄影”。 JURA的曼谷是“私摄影”，明信片可就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私摄影”

我说，说得好。“私摄影”就是摄影的私有化，作为摄影这个行为结果或载体的照片是一种私有财产。而知识产权就是一种私有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或许经过某种形式，所拍摄的照片经过交易或者赠与，不再是私有财产。

摄影是一种私有财产，而财产所蕴涵的就是产权。产权，就是行为的选择权，如果这项行为恰好与某物品相连，就被粗略地说成是对物品的所有权。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适当的行为权，那么即使他“拥有”某件物品，也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被剥夺通信权利的囚犯，拥有一部手提电话是没有意义的。同理，光拥有一架相机而不能或者不愿拍摄，那么，拥有这架相机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相机可以不必是你的私有财产，但是使用相机的你，你的头脑，你的智慧，你的行为，却是你自己私有的。

私有财产包括了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转让权。所谓的明晰产权，就是要把这“三权”落实到人。

如果没有人能够放心大胆地行使财产的“三权”（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转让权），那么，这份财产的产权就不能说是得到保障的，而得不到保障的权利，就不是权利，等于没有权利。所以说，表达的自由，应该是，也只能是受到保障的表达自由。

再回到摄影层面，最近，鲁肥肥说，相机就像别人的老婆，照片就像自己的孩子。换言之，老婆没有血缘关系，可以离婚结婚再离婚，而孩子却是有血缘关系的，你总不能跟自己的孩子“离婚”吧？当然，你可以和自己的孩子断绝关系，但这是一个法律和道德都很难解决的问题，成本极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某种意义上，摄影的过程，就像前世，现世，来世一样的三个过程，拍摄前的构思和拍摄，贴出来给人看评论，过后很多年后的再回首，都会咂摸出不同的韵味。片子出来以后如何讨论都成，但是，作为拍摄者本人在拍摄现场所经历的拍摄创作过程，只有自己才能亲身体会，就像孕妇分娩，是别人为宜无法分享的，即使在现场也无法体会。片子可以分享，但是拍摄过程中的一切是无法分享的。这或许是摄影迷人的地方之一。

有人说，我拍摄的不是我自己，镜头里都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因此，摄影不是自我的。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时候相机是个双面刃，它不仅能够拍摄客体，而且，在曝光的那一刹那，相机取景器后面拍照人的思想、世界观、方法论、道行、修养等等亦一并汇入胶片，被永远地记录下来。至少有5个W【who, When, What, Where and Why】, 你拍摄的对象是谁？为什么要拍这个人？为什么要在这儿拍？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拍等等。这些信息作为拍摄者的cookie，被植入胶片，只要片子出来向他人展示，便暴露了拍摄者自己。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你拍得越多，自我暴露得越多，最后就是在拍自己。怪不得有人说，照片是一种证据。

正所谓，文如其人，图如其人。

三、摄影的应然和实然

从法学角度看，法律有两种状态，一是法的实然，二是法的应然。所谓实然法和应然法。也就是说：

1、法律本身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What law is？）
2、法律应该是什么？（What law should be？）

前者可以是现实颁布的法律条款，规定应当做什么，不应当或者禁止做什么。后者大多数体现在尽管有书面的、法律规定的行为规范，而现实中人们的真实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异同。所谓应然和实然之间吻合，是一个始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在呼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动车和行人闯红灯，很多时候，红灯的红色对一些司机和行人来说就不是纯粹的红色，禁止性的那种红色，而是可以讨价还价，可以视情违反的橙色，粉红色，黄色，有的干脆就是绿色。

就摄影而言，我们用相机拍摄到的现实，究竟是“实然的”，还是“应然的”呢》也就是说，我们拍的是事物应该是那样子的片子，还是拍摄事物本来的面目。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在摄影乃至艺术领域，如何反映现实，忠实于现实，几乎是摄影界乃至艺术界永恒争论的话题。实用主义者回避了这个问题，提出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云云。

但摄影圈子有一种说法，说摄影永远是主观的，不可能是客观的。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摄影永远只有应然，没有实然。

这个问题会持久地困扰着我们，我以为。


――
JURA
051001 北京

• 相关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