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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场的时候，大家默默地下楼，我恰巧走在她的后面，低头看着楼梯，无意中就看到了她的脚后跟。我已经记不起它们的真实模样了，在我的印象里，它是细巧而优美的，仿佛一帧过曝的照片在脑海里留下的淡淡影子。在整个聚会期间她一直保持着微笑，虽然酒吧里的光线暗淡而暧昧，仍然能感受到她的光亮。因为她笑得灿烂，就让人很难想起她生过重病。有时我胡思乱想，是不是因为她向世界散发了太多的光亮，才导致了身体的衰弱和疾病的欺凌呢？

我对疾病的体验并不陌生。在十到二十岁的漫长时日里，疾病就像一件潮湿的内衣附在我的身上。它贴得那么紧，以致于最后不得不用手术刀把它割掉。而在承受那两刀之前，我已经饱尝了疾病可能带来的所有折磨，印象最深的是做上行肾盂造影，躺在手术台上，大夫把一根细的塑料管从我龟头的小口中插进尿道，一直插，再把药水打进去。做完检查，我被勒令大量喝水，然后由大学同学陪伴着去撒尿，在一阵疼痛之后，我尿出的是大量的血沫。整个造影过程里，疾病带给我的不单是痛苦，还有深深的屈辱感。正是以这种古怪的方式，疾病在我心里引发了这样一些追问：为什么必须是我要生这样的病？为什么是我？这病痛究竟是缘于神秘莫测的命运呢，还是我咎由自取？

她比我还要不幸。她切掉了一只美丽的乳房，然后做了九次化疗。三年之后，当她兴致盎然地学起了肚皮舞，并且热爱起摄影的时候，医生又说癌细胞可能转移到了脊椎。与此同时，她丈夫的脑子里也长了一个肿瘤，必须做手术切除。我不知道，当如此厄运降临到一个热爱微笑的女人身上时，当疾病以这种持续的残酷打击她的时候，什么样的宗教和什么样的神灵才能庇护她呢？人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给她相称的安慰？我相信，每一个认识她的人一定像我一样充满了沮丧——除了廉价的同情，我们不能给予更多，除了徒劳而轻飘的安慰，我们不能给予更多。由于隔着大陆与海湾，我们甚至不能在她的病床旁边守候一分一秒，我们甚至不能用全部的热力把她的手握住一分一秒。疾病就像一种隐形药水，把她和我们隔离开来。我们呼吸，歌唱，抱怨，满怀热情或心不在焉地做爱，喝醉之后泣不成声，仿佛她在我们的生活里完全没有存在过，仿佛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微笑的影子，把全部的遗忘加在一起才能凝聚起来的一个影子。

她给我寄来几本书，要我把它转交给另几个朋友。书名叫《这一次，我决不放手》，封面上是几朵葵花，一个女人端坐在葵花上，她的名字叫江映慧。许多天之后，我才在一个二百多人的场合里打开那本竖版的书，细细读了下来。那是她在2001年手术前后写下的日记，我奇怪的是，面对着无法推卸的厄运，面对着必须亲领身受的疾病，面对着大把凋落的秀发，面对着名字古怪如同妖魔的化学药剂，她是如何做到不抱怨、不愤怒、不悲怆的呢？她写一个老太太每天带着她的鸡在永康公园里散步，又写到一个声音甜美的小护士因为扎针技术不过关而向她道歉，写到体形很大的台湾蓝鹊，写到纳莉台风给忠孝东路带来的灾难景象……她回忆、向往、感慨、思索，惟独不抱怨，到底是什么力量阻止她发出抱怨的声音？难道抱怨和叹息不是更能减轻她的痛苦么？当她“感觉自己就要像春末最后一滴积雪一样化掉了”，她为什么没有向命运发出责问？作为谦卑的人类，难道我们不是习惯性地坐在命运的黑色树根上企求安慰吗？我不知道她的坚强从何而来，不知道她对生命的执着与迷恋从何而来，我也找不到厄运的踪迹，在她的笔下，疾病成了生命的一场顽强表演，成了黑暗天空下猝然爆裂的烟火。

很多时候，我们奢谈网络给生活带来的文明转变，我们放言地球村时代的到来和人际关系的无限拉近，仿佛人和人之间的古老情感也能下载，或者用长焦镜头拉入怀抱。许多时候的确如此，在排解寂寞、寻求欢愉时的确如此，但是，当疾病以猝不及防的姿势降临，当死亡的阴影在远处徘徊莫止，网络立刻就显得异常的轻飘、异常的不可信，网络上的一切也面目模糊、难以辨认。疾病让人们怀念农耕时代的一切，怀念邻居在篱笆上斜插的一朵野花，怀念村妇放在台阶上的一把青豇豆，怀念人们从身旁走过时、眼神中流露的忧伤与不忍，那些事物尽管卑微而无济于事，却是真实而温暖的。而现在，借助网络，我能给她什么呢？你又能给她什么？我们以何种方式才能诚实表达出内心的情感？

当我写下这些汉字的时候，我不知道她是睡在家里还是睡在医院，她是不是正要开始新的一轮化疗，她的内心是不是还燃烧着生命的烈焰。我不要看她努力微笑，宁愿面对她的悲哀。我不要看到她的坚强，宁愿倾听她的哭泣。即使我什么也不能做，我还是情愿她能够在我面前卸下灵魂的负担，做一个软弱的孩子。

我还想让每个你都知道，她在这里的名字叫“绝色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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