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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1下
转自维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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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1908年—1926年）
童年时的卡拉扬。卡拉扬与其兄沃尔夫冈以及两位朋友之合影。
1908年4月5日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恩斯特夫妇再获一子，取名为赫里伯特•里特（Heribert Ritter von Karajan），即是后来的赫伯特。萨尔斯堡是一个有着浓郁音乐气息的城市，莫扎特的故乡，每年有名的萨尔斯堡音乐节就在此拉开帷幕。卡拉扬一家非常热爱音乐。父亲恩斯特会弹钢琴，演奏单簧管，还经常参加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和萨尔斯堡州立剧院的各种活动。城里的音乐家都很乐意和这一家子来往。父亲除了带孩子上交响音乐会外，还时常在家里举办小型的音乐会。不难理解，兄弟两人很早就接受钢琴训练，年长的沃尔夫冈首先学习音乐，到了1912年，赫伯特4岁时，也开始跟随弗兰兹•列德文卡学习钢琴。他从8岁起就在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学习基础，为时10年。这音乐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继续跟随弗兰兹•列德文卡学习钢琴外，他还在萨尔斯堡的教堂唱诗班中参加合唱，另外更是师从弗兰兹•绍尔学习和声。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扬作曲和室内乐的老师博尔哈德•包恩伽特勒（Bernhard Paumgartner），他很快就发现了卡拉扬身上的潜能，并对之显示出父亲般的关怀。卡拉扬经常驶着老师的军用摩托车在郊野狂飙。包恩伽特勒不但诱发了卡拉扬对绘画和雕塑的兴趣，也正是他鼓励卡拉扬后来走上指挥道路。
其实，两位家长才是赫伯特最重要的老师。在卡拉扬的家里，儿子们要用“您”（德语：Sie，是德语中的敬称）称呼家长。恩斯特是一位严谨的人。他每天步行25分钟上班，在路上将快要进行的手术通盘琢磨。这种作风无疑也深深地影响着日后的赫伯特，让他养成事事做足准备的习惯。母亲则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好人。卡拉扬12岁时，一次他在爬楼梯的时候失足，从20米高处堕下，脚部关节和脊椎受伤，后遗终身，母亲马塔对之的关怀照料令人动容[6]。
据卡拉扬的自述，他曾因自己在钢琴方面的早熟，被人称为“神童”，不过他从没为这一称号而去耗费力气。经过5年的钢琴课，卡拉扬终于在1917年1月27日第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在莫扎特纪念日里登台演出。两年之后的1月26日，他在老师包恩伽特勒的指挥伴奏下，以独奏家身份演奏协奏曲。

维也纳（1926年—1929年）
但这些音乐方面的小成就似乎还不能让他的双亲立下心思，让年青的卡拉扬将来以音乐为生。母亲马塔总希望卡拉扬能当上一名银行职员。务实的父亲则曾劝他说：“我知道你有音乐方面的天份，但你总得学一些实用的技术来糊口。”为了顺从父亲的意愿，卡拉扬在1926年以毕业论文《热力学与内燃机》完成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的学习后，即去了维也纳进入维也纳工业高校学习。不过他并没有离音乐而去，而是坚持学习，所以他在研修技术的同时，还在维也纳大学入读音乐科学系和在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学习。他在维也纳跟随新老师约瑟夫•霍夫曼学习钢琴，还同时向亚历山大•温德尔（Alexander Wunderer）和弗朗兹•绍克（Franz Schalk）第一次学习他日后的职业：指挥。年轻的卡拉扬当时具有一个钢琴演奏家的一切音乐才能。不过后来，一如罗伯特•舒曼，卡拉扬手指的腱鞘严重受伤，即使他本人作了一些荒诞的尝试以使之痊愈，也没见好转，这让他不得不在通往钢琴家的路上止步，而将之转到指挥的前途上。
亚历山大•温德尔在维也纳音乐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作为老师，他就未必胜任。卡拉扬对指挥的知识主要不是来自于老师，而是职业实践本身。但卡拉扬在维也纳却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歌剧剧目和更难得的—当时维也纳的顶尖歌剧表演：当时卡拉扬并没有什么机会指挥乐队进行实践，却和同学想到办法来打发时间。卡拉扬对此说道：
我们之间类似成立一个了俱乐部，经常跑到国家歌剧院，揣着站票去看指挥家指挥。我有一个同学，家境好，家里有两台钢琴。我们就在国家歌剧院上演歌剧之前先去他家通览整部歌剧，两人演奏钢琴，一个演独唱角色，一个代合唱，还有一个指挥。演练好后，我们再去听歌剧演出。剧后聚在一起，喝着啤酒对刚才的演出的质量大发一通牢骚。

不过，卡拉扬话里的负面用词应不能被当真。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20世纪20年代正值其黄金时代，人才辈出。当时欧洲老一辈的指挥大师都在该处献艺：弗兰兹•绍克，魏恩伽特纳，富特文格勒，克莱门斯•克劳斯，理查•斯特劳斯，托斯卡尼尼和布努诺•瓦尔特。而在演唱家列表中则赫然可见如下名字：洛特•莱曼（Lotte Lehmann），玛丽娅•耶里查（Maria Jeritza），理查•马（Richard Mayr），阿尔弗•耶格（Alfred Jerger）和伊丽莎白•雷特伯格（Elisabeth Rethberg）[7]。
1928年12月17日，卡拉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指挥登场，指挥学院乐队演奏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的序曲。但是他可能意识到，当时毫无名气的他在维也纳很难找到工作，于是他决定回去萨尔斯堡一试。过了一个多月，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这位年轻的指挥家在家乡作了自己的公开亮相，他延请并指挥了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曲目是施特劳斯的《唐璜》和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演出很成功，并且，卡拉扬为自己赢得了机会—乌尔姆市立剧院的经理邀请他到自己的剧院试奏。经理在再听过卡拉扬的指挥后，决定聘任这位年轻人在剧院指挥歌剧，月薪约为20美元。当时卡拉扬跟经理说道，自己并未指挥过任何歌剧，要接受这工作他得先研究一下。经理回答得很简单：“没问题，你过来研究就行了。”于是，乌尔姆之职成为了卡拉扬指挥事业的正式起点。

乌尔姆（1929年—1933年）
乌尔姆时期的卡拉扬。
乌尔姆市立剧院并不是一座大剧院。应付小歌剧时，乐队只排出17人的编制，就是正式的歌剧，乐队也只是在此基础上增加4人。舞台比一个大房间大不了多少。设施简陋，人手不足，卡拉扬要参与歌剧制作的方方面面，甚至要自己去拉帷幕。但此正是用武之地，而多年之后，卡拉扬还是非常怀念这段日子，认为乌尔姆正是自己成长的好地方。
到任后的卡拉扬，稍事适应后立刻着手工作。他并没让人失望，3月2日就制作了他自己平生的第一部歌剧：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在乌尔姆这个小舞台上，他能上演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一年间他可以为当地观众上演六部不同的歌剧，并且为下一年研习另外六部。当然，他也会举办音乐会，甚至在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中弹上一曲。夏天，他会回到家乡演出，例如在1929年4月19日，他就另在萨尔斯堡节庆剧院里指挥了理查•施特劳斯的独幕歌剧《莎乐美》。另外他也会到音乐节协助排练。在音乐节那里，卡拉扬受到双重洗礼：在歌剧制作方面，麦西•雷恩哈德（Max Reinhardt）为他展示了舞台的魅力。而托斯卡尼尼，则让卡拉扬知道了，不同的音乐处理，能让同样的音乐产生出如何不同的效果。托氏的魅力对卡拉扬来说是没法可挡的。只要托斯卡尼尼来欧洲登台或是排练，卡拉扬只要能到（比如从萨尔斯堡骑自行车越250里到拜鲁伊特），他都会一课不缺地次次捧场[8]。
在1929年，卡拉扬接受母校莫扎特音乐学院邀请，担任其国际基金会夏季课程指导。而在乌尔姆方面，虽然其条件像上面说到的受到限制，但卡拉扬还是忠心地留在那里。因为当时德国正一步步陷入危机之中，失业率高踞，卡拉扬当时不见得有多大希望在乌尔姆之外的地方觅得新任。可是，在乌尔姆5年之后，卡拉扬还是离开了乌尔姆，并不是完全出于他的自愿，而是剧院解雇了他。经理解雇他的理由很耐人寻味，他认为卡拉扬龙非池中物，长久的被锁在乌尔姆并不能让他进一步有所成：
您在我眼前工作了足足五年。您现在是更优秀更成熟了。我们这里是小城一座，在这里工作的人出不了头。而客座指挥又不是常事。您颇有滞足于此之虞。据我看，您能成大器，而我们下一年也不会再聘任您了。您目前得迷茫和消沉一下了。

长远来看，卡拉扬确实应感谢剧院经理这一猛烈举措。但短期来看，失业却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当时25岁的卡拉扬流落街头，就业机会渺茫，在新的工作岗位被发现之前，他要渡过多个半饥的无眠之夜。

亚琛，纳粹，柏林（1934年—1945年）
1933年纳粹党上台，德国音乐人才急剧衰减。就在那一年，布努诺•华尔特，克伦佩勒，埃里希•克莱伯，弗里兹•布什被迫离开德国。有着犹太血统的作曲家作品被禁，孟德尔颂，马勒或是荀白克都在此列。而欣德米特的歌剧《画家马蒂斯》被禁，富特文格勒为此大闹纳粹，辞去了其身上所有的终身职务，以47岁的年纪暂时退休。
而在这些大事发生不久之后的1934年，卡拉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亚琛市立剧院音乐会指挥和歌剧总监。这个剧院比乌尔姆的高一个档次，乐团有70多人，合唱队300人，而且带领合唱队的正是日后扬名合唱界的威廉•匹兹（Wilhelm Pitz）。以这样的人员，卡拉扬迫不及待地上演了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而阿琛也是卡拉扬到柏林和维也纳的跳板。1934年8月21日，他在私人晚会上首次与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合作，演奏了德布西和拉威尔的作品。到了1935年4月12日 ，卡拉扬更是被任命为亚琛市立剧院音乐总监。卡拉扬以他当时27岁的年纪，成为了德国最年轻的音乐总监。但是，卡拉扬得作出一项妥协：加入纳粹党。
根据瓦尔特•莱格的评论，卡拉扬不谙政事，只要针不到肉，他也懒得去理政坛上的风风雨雨。而在乌尔姆时他就曾给人不关心政治时局的感觉[9]。但1933年之后德国的形势和此时的饭碗问题，使得卡拉扬作出决定，成为纳粹党员，就是德语中所谓的“Pg”（德语Parteigenosse的简称）。
卡拉扬从不否认自己曾经是纳粹党成员。但是卡拉扬与纳粹党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入党时间，带有历史的迷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经后人发掘出来的证据与卡拉扬的自白之间有出入。根据一些战后纳粹留下来的文件，有人认为卡拉扬申请入党的时间是1933年4月8日[10][11]。但卡拉扬却非常肯定地说，自己是在1935年才入党，并且以1933年的党证上并没有他的签名为理据进行反驳。当然，支持卡拉扬的声音是有的[12][13][14]。卡拉扬对自己入党日期是于1935年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可能是要避免旁人对其入党动机所作出负面的猜测[10]。
虽然当时德国在政治上极端压抑，第三帝国的文化生活却是非常丰富的。具有“党员”身份的艺术家，其工作条件非常优越。而纳粹党头头对艺术也显得十分阔绰。卡拉扬和富特文格勒一样，在帝国内不断地指挥音乐会。到了后来，卡拉扬在由赫尔曼•戈林掌管的柏林国家歌剧院（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工作，后者给与了卡拉扬极大的自由度。
1937年6月1日，卡拉扬受布努诺•瓦尔特之邀，首次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剧目是瓦格纳的《特里士坦与伊索尔德》。这是一场令人瞩目的胜利。但卡拉扬也领略到了维也纳歌剧院的艰难工作条件：大排练被取消，小排练里主角们唱两句就要离去办点私事。日后的1956到1964年，卡拉扬会更真切地体会到这些难处。而同在1937年，卡拉扬被邀请去指挥一支柏林的管弦乐团，但卡拉扬拒绝了，因为乐队不能给他任何时间去排练。不过很快，到了1938年，乐队就同意了卡拉扬的要求，先排练再演出。于是卡拉扬就在4月8日，首次和这支乐队合作，指挥了莫扎特《“哈夫纳”交响曲》（“Haffner”，亦即第35号交响曲），拉威尔第2号达夫妮与克劳伊组曲和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而这支乐团，就是日后和卡拉扬合作35年的柏林爱乐乐团[15]。
而在个人方面，卡拉扬在1938年7月26日与亚琛轻歌剧首席女歌手艾米•霍格罗夫结婚，两人在亚琛附近的树林里拥有一座房子。但是卡拉扬关注得更多的是其事业。而霍格罗夫与戈林夫人的友好关系帮助了卡拉扬进军柏林[16]。1938年9月30日他得到了在柏林国家歌剧院指挥的机会，剧目是贝多芬的《费德里奥》。而到了10月21日，是卡拉扬的胜利时刻。他指挥的《特里士坦与伊索尔德》引起国际轰动。柏林音乐评论家范•德•努尔（van der Nuell）称卡拉扬为“神奇的卡拉扬”（das Wunder Karajan），非但如此，他还添油加醋地写上，“一些老指挥家”应该向这位年轻人学习一点什么。这里的“老指挥家”很明显就是针对富特文格勒。这“神奇的卡拉扬”称号和挑衅的口吻引来了富特文格勒的抗议，并且成为了富特文格勒与卡拉扬长时间对立的开端。后来在富特文格勒非纳粹化过程中一些资料除尘，指出范•德•努尔只是为当时纳粹中反富特文格勒阵营所迫，而写出这种评论的[17]。
不管有没有范•德•努尔的评论，卡拉扬开始在柏林扬名。虽然他被富特文格勒掌管下的柏林爱乐拒之门外，但是卡拉扬还是成功在柏林立足，他在1939年11月同时接受了柏林国家歌剧院乐队长和普鲁士国家乐团音乐会指导两职。他还在1940年2月18日于理查•施特劳斯面前上演了其歌剧《埃莱克特拉》，并得到作曲家的首肯[18]。卡拉扬也到过被占领的巴黎演出瓦格纳的作品[19]。而且其录音生涯也即将开始，他与德国唱片公司签下第一份合约,期至1943年。卡拉扬的第一个正式录音，是指挥柏林国立乐团演绎莫扎特的魔笛序曲[20]（这些早期录音为DG公司近期结集发行[21]）。移师柏林后，卡拉扬和霍格罗夫之间不稳定的夫妻关系最终破裂。不过很快到了1942年，卡拉扬便与另一位女士安妮塔•居特曼（Anita Gütermann）结婚。而新婚10天后，卡拉扬宣告退党，这可能与其新妻祖父是犹太人有关。碰巧的是，卡拉扬亚琛和柏林两地的合约过期。这一退党举动使卡拉扬又一次失业，成为政府和纳粹眼中的Persona non grata（拉丁语：不受欢迎的人物）。希特勒曾因卡拉扬一次《纽伦堡的名歌手》的败演而极其不满[22]，加上他认为富特文格勒是指挥界唯一的国际巨星[23]。所以综合起来，只要纳粹一日当政，卡拉扬就毫无就业的希望。比如当卡尔•伯姆（Karl Böhm）离开德雷斯顿歌剧院时，卡拉扬的续任申请竟然是被希特勒本人的命令所驳回[24]。

战后（1945年—1954年）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但盟军对其前纳粹党员的身份要进行调查，再加上富特文格勒的阻挠，卡拉扬的半退休状态似还没有尽头。他被禁止在德国和奥地利演出。不过有一次例外：1946年1月12日卡拉扬在维也纳爱乐之友协会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本来他还被邀请去指挥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和理查•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又译：蔷薇骑士），但演出就在最后一刻在苏联方面的坚持下被迫取消。这段时间可谓是卡拉扬最灰暗的日子。在占领区受审期间，他曾被亨利•阿特（Henry Alter）要求在四周内禁止离开维也纳。但卡拉扬说道，自己在这未来四周没东西吃。最后阿特给他送去五公斤土豆以助其度日。后来两人在芝加哥再次相遇，一起共进午餐，当阿特要埋单时，卡拉扬将帐单接过，说道：“这次是我的。您那时可是给我送去了五公斤土豆啊[25]。”
幸好此时卡拉扬得到了两个人的帮助，走出了困境，成功复出。一位是华尔特•李格（Walter Legge），当时英国EMI公司的古典音乐唱片制作人。另一位则是卡拉扬的导师和好友，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Victor De Sabata）。李格是因为偶然听了卡拉扬战时录音：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暗暗奇之，遂决定让卡拉扬与EMI签约并尽力为其录音活动去取得官方许可。他奔走游说，成功地令有关当局放宽了对卡拉扬的演出限制。而萨巴塔则是意大利元老级指挥之一，他早在1939年就预言似地评价过卡拉扬：
记住我的话吧：这个人将会在往后25年里给音乐世界留下他自己的铭记[26]。

1947年10到12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为EMI录制了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后者的合唱部分由维也纳歌唱协会合唱团 （Wiener Singverein）担任，该合唱团于当年10月第一次与卡拉扬合作），还有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和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Das deutsche Requiem）。
非纳粹化后的卡拉扬，很快就成为了欧洲音乐生活的中坚力量之一。1948年行程紧密。卡拉扬不但开始了与卢塞恩国际音乐节的合作（两者的合作关系持续到1988年，1960年除外），还参加了当年的萨尔斯堡音乐节，包括格鲁克的奥菲欧与埃雨迪克，莫扎特的费加洛婚礼，还有两场音乐会，曲目分别是海顿，理查•施特劳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而任职方面，他一方面接受了维也纳歌唱协会终身艺术指导和维也纳交响乐团（Wiener Symphoniker）首席指挥两职，并将它们训练成一流的音乐团体。而另一方面在伦敦，他则与由李格组队的爱乐管弦乐团（the Philharmonia）紧密合作，并在接下的几年陆续制作了一系列名盘，如和钢琴家李帕蒂合作录制舒曼的钢琴协奏曲，和圆号手丹尼斯•布莱恩（Dennis Brain）录制了莫扎特的圆号协奏曲，和李格的夫人伊丽莎白•施瓦兹科普夫录制的一系列歌剧：《蝙蝠》，《法斯塔夫》，《汉塞尔与格蕾太尔》，《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和《玫瑰骑士》，还有他自己的第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1952年，他带领了这支乐队做了第一次欧洲大陆之行[27]。
而从1949年起，卡拉扬开始经常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合作，并成为其德国演出季的指导。卡拉扬对歌剧制作细致入微，排练数以月计。所以在那里他虽然每年只将一到两部歌剧搬上舞台，但却是部部精彩。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扬在此曾与有着“歌剧女神”之称的玛丽亚•卡拉斯[28]数度合作，如1954年有名的《拉美摩尔的路契亚》（Lucia di Lammermoor），并且为EMI留下了诸如《游唱诗人》，《蝴蝶夫人》等歌剧的录音。
1949年，卡拉扬再度在萨尔斯堡音乐节上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歌唱协会合唱团演奏威尔第和贝多芬的作品。不单是他故乡的音乐节，就是拜鲁伊特也向卡拉扬招手。1951年这个几度风霜的华格纳音乐节战后重开。该年的音乐节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盛事。华格纳的两位孙子维兰•华格纳和沃尔夫冈•华格纳首次上任制作。各地有名的华格纳歌手齐集一堂。卡纳匹兹布什为观众展现了他对华格纳作品诠释的独特魅力—《帕西法尔》。而富特文格勒也到场指挥了一次令后世难忘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而卡拉扬作为后辈，则在7月27日的音乐节开幕当晚指挥了《纽伦堡的名歌手》全剧，以及和卡纳匹兹布什携手指挥了《戒指》。次年，卡拉扬再度登台拜鲁依特，指挥了《崔斯坦与伊索德》。这两次登台，皆有录音，而且深得好评。其中《纽伦堡的名歌手》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演绎甚至被奉为卡拉扬所有诠释之最佳[29][30]。但是就在这两次成功的演出之后，卡拉扬就再也没有重登拜鲁伊特的舞台。

柏林爱乐乐团（1955年—1989年）
临危受命
战后的柏林爱乐几经危机，除了乐队本身需要重建，人员要添补外，首席指挥问题始终需要解决，先是首席指挥里奥•波乍得特（Leo Borchardt）被占领区士兵射杀，后来由年轻的塞尔古•克里比达赫（Sergiu Celibidache）短暂接掌。1947年富特文格勒归来，但在种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他要一直待到1952年才下定决心出任乐团首席指挥一职。但此时的富特文格勒已经力不从心。他的耳聋日渐严重，他需要西门子公司为指挥台安装线路设备，以便听到乐队的声音。而且富特文格勒人缘欠佳，与其他指挥以及乐队成员的关系都比较紧张[31][32]。早在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肺炎逝世前，柏林爱乐乐团就要考虑其继任人问题，而候选人都是当时指挥界的能人：克鲁依坦，克里比达赫，约胡姆，舒里希特，还有卡拉扬。
富特文格勒在1948年重返舞台，同时也意味着卡拉扬一直在维也纳，柏林和萨尔斯堡这些音乐重镇之前不得正门而入，加上卡拉扬身系繁忙的任务，所以他只得零星的机会与柏林爱乐乐团接触。富特文格勒还曾致信柏林爱乐乐团委员会：
我只对一位同僚有异议，不错就是卡拉扬。他在柏林与你们合作指挥，我当然无话可说。但是如果要他带领乐队巡回演出，我则认为不妥。乐团与一位指挥一同出游，无疑就是进一步合作的开端。而这种问题，不能单凭某一位指挥的票房号召力去考虑，而且要看乐团和指挥的关系如何来决定。与一些媒体的报道相反，我对卡拉扬毫无敌意，而且我怎可能会有呢？可惜的是，敌意来自他那边。由于他的阻挠，我不能在维也纳与维也纳爱乐乐团一度，在已经安排好的巴赫音乐节上与合唱团演出音乐之友协会的《马太受难曲》。而协会则听从了他的号令，因为这等大型的巴赫音乐节要靠他才能成行。[33]
为EMI物色录音人员的华尔特•李格两边都不能得罪，他曾说：
很不幸，从1946年到富特文格勒逝世，我一直在富特文格勒博士和冯•卡拉扬之间当首席和事佬。在那段日子，卡拉扬奉守斯多噶派原则，低声忍受，可成模范。就是他的密友也未曾听得他的一句怨言。他对此作过的唯一评论就是‘那位老人家是自作自受。但他倒是教会了我，要想长享尊崇，就得提携扶持自己的同僚。’他现在正是做着他所说的[34]。

到了1953—54年，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合作日益频繁，他们不但录制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还共同出席节日周音乐会（Festwochenkonzert）。这些演出得到了当时乐评家的热烈赞赏。例如乐评人维尔纳•奥尔曼（Werner Oehlmann）写道：
正是在这些未被传统硬化的作品中可看出卡拉扬的指挥风格：巨细无遗而又原创十足，都能从这神秘清晰的音画中被体现出来。爱乐乐团在神奇的带领下进入了全新的艺术风格之中 [35]。


经过这短期的磨合，卡拉扬的继任只是时间问题。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逝世，正是柏林爱乐美国之行的前夕。当时卡拉扬正在罗马一所酒店里。他的秘书给他递上一封来自维也纳发出的匿名电报，上书“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法语：国王驾崩，国王万岁。）就在第二天，柏林爱乐乐团经理格哈德•冯•韦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就立刻打电话给卡拉扬，请后者出任乐团首席指挥一职。韦斯特曼打这个电话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纽约负责乐团访美事务的有关方面致电他道：除非卡拉扬指挥，否则乐队的旅美之行，免谈。
至于卡拉扬方面，这支乐团正是他日思夜想要拥有的。他曾说：
我一定要得到这支乐团，因为他的素质让我着迷，而且我也知道，和这支乐团一起我将能有什么样成就。我要一份终身合同，理由只有一个：我要在这支乐团身上花很多时间，以求他能与我最终同心同德。我不能让一个新来的议员说着说着就结束我俩的合作关系。我必须承认，这支乐团通过几十年的成长，正是成长为我梦寐以求的样子 [35]。

不过当时他还有斯卡拉的合约在身。为此卡拉扬与他的朋友兼老板吉永高利（Ghiringhelli）进行了一次面谈，后者很清楚柏林爱乐的职位对卡拉扬的意义，很爽快地同意了卡拉扬的跳槽。
另一方面，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也投票通过了对卡拉扬的任命，意味着卡拉扬将带领乐团旅美。不过卡拉扬在这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任命文书要在出发之前面交到他的手上并且其任命要得到官方确认。韦斯特曼的后继人沃尔夫冈•斯特斯曼（Wolfgang Stresemann）回忆道：
哪有什么任命文书？柏林爱乐乐团是柏林的一个机构，归柏林政府管理。因此卡拉扬的任命需要由负责该方面事务的议员提布提乌斯（Tiburtius）连同另外两位议员一同向政府递交，并得到后者通过才行，这都是数以周计的。这并非是有人作祟，而是柏林政府的官僚作风效率不高，再快也只能是“很快的柔板”（Molto adagio）。卡拉扬天生就信不得人，总是在我面前，还有一次是在好心的提布提乌斯议员和我面前表示，怀疑政府在使缓兵之计，要看他旅美是否成功再作决定。危机终于出现。卡拉扬到了恩斯特•莱特（Ernst Reuter）那边并威胁到要拒绝北美之行。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让卡拉扬点头的协议，合约签字要在北美巡回之后，不过在出发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布提乌斯会当众向卡拉扬问道，他是否愿意继富特文格勒之任。卡拉扬“万般乐意”地接受了任命，然后与爱乐乐团踏上美国之途。其实卡拉扬的合约是在1956年4月才生效的！合约在24日经提布提乌斯，25日卡拉扬和26日财政议员哈斯签字。[36][37]。

1955年初，这对新组合踏上了前往新大陆的航班。该次出行赞助人就是西德总理阿登纳。不过就在乐团和卡拉扬到达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前一周，一阵反对的浪潮差一点就扼杀了这一次巡美演出。美国音乐家联盟和“地方802”（Local 802）在2月20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名曰《音乐家反对纳粹带领的柏林乐团在此举行的音乐会》。其实从2月8日到27日乐团正式在华盛顿拉开访美帷幕这段时间内，纽约时报几乎天天报道反对卡拉扬战时纳粹身份的抗议声音。韦斯特曼在“地方802”文章刊出后一天声明，自己与卡拉扬虽然的确加入过纳粹党，但只是纯粹地为了在当时能继续工作下去。虽然这声明更多的是煽动了反对派的气焰。不过这些反对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巡回是由西德政府出资的。
2月25日乐团抵达美国，一切平静。卡拉扬对此一切只是做了一简短的声明：“我不谈政治，我只是作为一位音乐家来到这里。”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以其声音打动了美国听众和乐评界。他们分别在华盛顿，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辛辛那提和巴尔的摩等城市演出。乐评总体来说是正面的。而抗议的声音则在纽约演出之时到达高潮，卡内基门外有人抗议，还有人放飞带有反对标语的鸽子。但即使这样，演出的进行也没有受到影响。
这次美国之行，是一次真真正正的试用期。卡拉扬要向三方面交答卷：一是观众和乐评人，二是柏林爱乐乐团，三是西德政府。不但是艺术方面，卡拉扬还必须在道德和政治方面要表现成熟（例如在美国时言行是否得体，是否会被反对声音打压下去），才能显示自己可胜任柏林爱乐首席一职。卡拉扬不负众望，早在3月5日卡拉扬一行还在匹兹堡逗留时，就已传出乐团大部分成员投票赞成卡拉扬成为他们第四任常任指挥的消息。而等到他和乐团返德之后几天，其任命被柏林政府确认。卡拉扬再一次被问道，他是否愿意继承富特文格勒衣钵，带领柏林爱乐乐团。他回答道：“万分欢喜地接受。”于是，柏林爱乐的权杖历经汉斯•冯•彪罗，尼基什和富特文格勒，终于传到卡拉扬手上。

欧洲音乐总指导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扬在欧洲炙手可热。他先是出任了萨尔斯堡音乐节艺术指导，历时4年。在1957年，除了率领柏林爱乐乐团首次访问日本之外，他还接受聘任成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指导，以一改这座历史悠久的歌剧院颓落之势。在他身上的职称还有：1967年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终身指挥[27]，维也纳歌唱协会终身指导，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席指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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