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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水伯的婚姻（代跋）

张 钰

　　前年，张伍弟突发心脏病，做了手术。我到医院去看他，他说病发得急，差点送了命。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他已基本写完了他父亲的传记。

　　今年，传记书稿即将付梓，我们又谈起了许多往事。尽管他在传记中已全面详尽地写了他父亲的一生，但我们仍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他父亲和我父亲张友鸾知交大半生，解放前在新闻界曾四度共事，解放后又同在北京度过一段相濡以沫的晚年生活。我们谈起一些报刊上有关恨水伯婚恋的文章，有一篇提到我的父母，“1926年正月，恨水的朋友张友鸾结婚了，女方名叫崔伯苹”，“这是张恨水尤为羡慕的一对”，“怀着对幸福婚姻的憧憬，这年秋天，秋霞满20岁，恨水和她结婚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不对，不对！”事实是恨水伯与秋霞结婚在前，我父亲和母亲结婚在后。于是我对张伍弟说：“你应当把恨水伯的婚恋史写进书里，免得以讹传讹，为史家添麻烦。”他说：“既然有人提到友鸾叔，你也可以写一写。再说，友鸾叔1944年就发愿要给我父亲写传，1947年写了开篇《定居潜山》，在报纸上发表了，以后就没有再写下去。有道是‘父债女还’，你为我的这本书写个‘补遗’，似也顺理成章。如何？”

　　于是，我的“附骥之作”就成了责无旁贷的了。但我只能就我所知做一点事实的补充，不能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或像已经见诸报刊的那样，把一位小说家的婚恋史写成一篇小说。

　　恨水伯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二位夫人秋霞，抗战前在南京曾见过，我那时年幼，印象已模糊了。与他相伴终生的第三位夫人周南，50年代在北京相见的印象至今仍清楚。至于第一位夫人徐文淑，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留下的只是父母闲谈中的记忆。。

　　还是从头说起吧。

　　1912年，恨水伯17岁，他的父亲在南昌暴病去世，举家返回仅有薄田数亩、破屋数椽的潜山老家，从此，“上养寡母，下养三弟二妹”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肩上。为了支撑这个破落的门庭，他母亲决定为他早日成婚，便托媒人说了一门亲。女方家庭较富裕，姑娘也贤淑，母亲听了很满意，便与媒人约好亲自去相亲。相亲不是正式见面，而是约好了在一次看戏的时候。那时村子里搭台唱戏，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台下。媒人陪着母亲，指着远处看戏的姑娘说：“喏，就是那姑娘！”母亲抬眼望去，果然有个很俊美的姑娘。于是，亲事说定了，接着就下了聘礼。恨水伯知道后很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学业未成，不能自立。但他是个孝子，不能违抗母亲的意愿；何况母亲又一再告诉他，那姑娘是如何地贤淑美丽，不由得使读过不少浓词艳章和才子佳人小说的他，产生了对美好婚姻的幻想。不料新人迎进门，揭开了盖头，幻想一下子就破灭了。说实在的，这位姑娘虽不像有些文章里所描写的那么丑陋，但长相确实很不美。母亲更是茫然无措，眼前的新人并不是她看中的那一位，难道她当时看花了眼？事后得知，那天相亲，姑娘和表姐妹们一同看戏，不知是媒人在使“调包计”，还是母亲一厢情愿地把一位最美的姑娘当作了未来的儿媳。总之，娶回来的却是最丑的。于是，就发生了新婚之夜恨水伯出逃的一幕。家人连夜从后山坡上把他找了回来，母亲流着眼泪对他说：“我对不起你，这事是我做错了。可是人已经娶回来了，不能退呀！就算是替我娶的吧。将来有中意的，你再另娶一个。”听到母亲这一番话，再看看那无辜的新娘，是啊，退婚岂不是把她送上死路？他就这样违心地接受了这个婚姻。恨水伯一生写过许多鞭挞不自由的婚姻、讴歌自由婚姻的作品，他说这是“替人儿女说相思”。知道他曾有过这样一段婚姻史，也就不难领会他话语中的痛楚和感慨了。

　　徐文淑没有文化，又拙于言词，恨水伯与她终日无话。一年后，他带着满腹的惆怅离开家乡，从此开始了浪迹江湖的笔墨生涯。包办婚姻，没有为他营造出“红袖添香”、“闺中唱和”的生活，反倒促使他走向社会，去多方面地了解社会，体验人生，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他此后的创作。

　　徐文淑在家侍奉婆母，照顾弟妹，确实十分贤淑。恨水伯认为她和他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之间虽无情爱，但他同情她，决心养她一辈子。稿费收入多了，他便把钱分作几份：母亲的赡养费、弟弟妹妹的教育费，还有文淑的生活费。后来，他在家乡还为文淑置了房子和田产。1926年，他把母亲和一家人都接来北京，文淑也随同前来。此时，他已有了第二次婚姻，文淑守着婆母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但他们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了。抗日战争爆发，恨水伯去了大后方，此后他们再也没有生活在一起。恨水伯的母亲1949年在芜湖去世时，文淑已和娘家侄女住在安庆。解放后，文淑没有生活来源，恨水伯在经济窘迫的情况下，仍为她提供生活费，并派子女们前去探望，让孩子们称她为徐大妈。她对孩子们也很好。至今张伍弟提起这位徐大妈，还总说她是个善良的好人。50年代初，文淑曾想让周南所生的儿子张二水给自己当儿子，以照顾她的晚年，然因二水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母亲，此事只得作罢。1956年，文淑在安庆去世，前去料理后事的是恨水伯与秋霞所生的长子张晓水。

　　恨水伯的第二位夫人是胡秋霞。在叙述他们的故事之前，需要考证一下他们的结婚时间。如前所述，有的报刊文章说，1926年初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恨水伯很羡慕，于是当年秋天便和秋霞结婚了。在恨水伯已经出版的《写作生涯回忆》中的《张恨水年谱》上，也赫然写明1926年秋与胡秋霞结婚。大概“年谱”就成了那篇文章的依据。但就我所知，他们结婚大约是在1924年底或1925年初。在《金粉世家》作者原序中有一段话：“吾初作是书时，大女慰儿，方哑哑学语，继而能行矣，能无不能语矣，能上学矣，上学且二年矣，而书乃毕。”慰儿是秋霞所生。《金粉世家》1927年2月开始在《世界日报》上连载，慰儿已“哑哑学语”，当在周岁以上；《金粉世家》1932年刊毕，慰儿已上学二年，当在7岁左右。由此推算，慰儿当在1925年，最晚也在1926年初出生。可见，说张恨水与胡秋霞于1926年秋结婚，是不能成立的。

　　考证恨水伯与秋霞的结婚时间，目的是为了探明他们婚姻的思想基础。诚然，恨水伯对我父母的婚姻很羡慕，因为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合的。1925年秋，我父亲进入《世界日报》与恨水伯共事，以后遂成知交。那时，我父亲还很年轻；我母亲在家乡教书，两人鱼雁不断，正在热恋中。因为一个姓张，一个姓崔，我父亲又正在研究《西厢记》，朋友们便戏称他们为张郎和崔娘。当我父亲于1926年初回乡完婚时，恨水伯便做了一副喜联：“银红烛下双双拜，今生完了西厢债”，以之相贺。如果说，恨水伯羡慕他们的婚姻，追求这样一种相互爱慕的感情，那正好是在他与秋霞结婚之后，因为在后来他的一段不为人知的恋情中，以及最终和周南的婚姻上，多少反映了他的这种向往。这是后话，留待下面细说。至于他与秋霞婚姻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则要从他们结合的过程中去寻求答案。

　　恨水伯与胡秋霞的结合也是颇有戏剧性的。

　　1919年恨水伯到了北京，一住就是好几年。他兼着几个报馆的工作，还要写小说，孤身一人，工作劳累，心境寂寞，很自然地想有个温馨的家。大约在1923年至1924年之间，有个朋友向他介绍了救济院的一位姓马的姑娘。那时，救济院里收养的无依无靠的女孩子，如若被人看中，只要双方同意，便可按规定办手续领娶。他去了救济院，一见之下，双方都很有意。那马姑娘人很灵秀，也有点文化，他有心娶她。不料当他向院方提出申请时，竟遭到拒绝。原来马姑娘已被别人看中，只是她自己不同意，那人便疏通院方，对她施加压力。这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马姑娘无奈之下，便把救济院里的另一位姑娘介绍给恨水伯，这姑娘就是胡秋霞。

　　秋霞是四川人，出身贫苦，自幼被拐卖到北京当了丫头，因不堪虐待，进了救济院。她性格豪爽，与柔弱文静的马姑娘互相照顾，情同姐妹。恨水伯听了她的身世，十分同情，也因为马姑娘的介绍，不由得产生了“爱屋及乌”的想法。他娶回了秋霞，把对爱情的渴求和对不幸弱女子的深切同情，全部倾注在她身上。秋霞意外地得到这样一位丈夫，一个舒适的家，当然对恨水伯充满了感激之情，尽心尽力地照顾他。虽然秋霞没有文化，却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她往昔的不幸生活遭遇。几年后，恨水伯的长篇小说《落霞孤鹜》问世，书中说的是妇女留养院的两个姑娘——冯玉如、落霞和青年江秋鹜的爱情故事。那留养院的生活描述，自然得力于秋霞；书中人物落霞的原型是秋霞，这也是确实无疑的。恨水伯在这部以秋霞为模特儿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思想，更是真实地反映了他与秋霞结合的思想基础。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它并非生活的实录。书中编撰了许多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性格塑造也都做了许多艺术加工。而今天，有的文章写恨水与秋霞，竟然引用书中的情节和描述，这就大谬不然了。

　　婚后两个人各有所得，生活还是幸福的。遗憾的是好景不长，文化的悬殊和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因素，使恨水伯与秋霞之间终于产生了裂痕。1926年，恨水伯已是名噪南北的小说家了，收入渐丰，便把全家老小接到北京。两个人的小家庭顿时变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这时，秋霞已经有了第一个女儿慰儿。亲人团聚，添人进口，虽不乏欢乐，却也为恨水伯增加了不少烦恼和劳累，他不可能常和秋霞单独在一起。写小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现在又成了他维持一大家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他日夜工作，白天在家写小说，有时同时写几部小说在几家报纸上连载，夜晚还要到报馆去编报。秋霞感到自己受了冷落，常常独自一人借酒浇愁。一个需要的是丈夫的温存与怜爱，一个需要的是妻子与他共负生活的重担，分享创作的喜悦。可是，两个人都不可得。秋霞本是性格直率外向的人，喝醉了酒更无所顾忌，摔东西，骂人。一遇到这种情况，恨水伯便躲进书房，与他小说中的人物为伴去了。两个人的差异一旦显现出来，裂痕便难以弥合。他们就这样生活在无奈之中。

　　1928年，恨水伯在《世界日报》编副刊，结识了一位能写小说会做诗的女读者，很自然便引起了他的爱慕之心。那年，他不过33岁，虽然已有过两次婚姻，却从来没有对异性产生过这种感情。但他知道，他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包办的，可以不必计较；但他和秋霞的结合，是他自己的选择。尽管他现在明白，他们之间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同情并不等于爱情；何况，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而秋霞除了他便无依无靠。离婚？首先在他自己的道德准则下就通不过。于是，他的这腔热情，只能是自生自灭了。

　　这只是恨水伯婚恋史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它并未成为真正的爱情的乐章。但却反映了在他年轻的心里，依然怀有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两年之后，他终于落入爱情的漩涡，造成了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婚姻，一次由相互爱慕开始，直至终生相依相随的婚姻。

　　关于恨水伯的第三次婚姻，有文章说：春明女中的学生周淑云，读了《啼笑因缘》，竟至默默爱上了它的作者。她的母亲便到处托人说媒，不料找到学校老师张其范，正是张恨水的妹妹。于是张其范便将周淑云带去相见，张恨水一见钟情。如此这般。

　　恨水伯在1939年出版的《夜深沉》自序中有一段话：“……可是内人所爱好的，却是这部《夜深沉》。我们的结合，朋友们捏造了许多罗曼斯，以为媒介物是《啼笑因缘》，其实并不尽然。假使《夜深沉》远在我们结婚以前出版，介绍人应该是它。”由此可以想见，上述文章所说，很可能正是“朋友们捏造”的“罗曼斯”。因为他们的结合，并非如文章所说。

　　事情的开始是在一次游艺会上。恨水伯见到一位能歌善舞的少女，她就是春明女中的学生周淑云。几十年后，台湾女作家林海音还能回忆起她在春明女中念书时，那位比她低两年级的同学、被大家称为“乖乖妹”的周淑云，说她是个非常活跃、招人喜爱的女孩子。所以毫不奇怪，当时恨水伯一见之下，那娇小活泼的身影便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由于他的大妹张其范是春明女中的教师，在师生来往中，他与周淑云相识了。周淑云爱读张恨水的小说，爱唱京戏，偏巧恨水伯也是个京戏迷。虽然俩人相差近20岁，但在一起谈小说，谈京戏，却有谈不完的话。以至恨水伯竟将她引为红粉知己，而周淑云对他则由仰慕进而产生了爱恋之情。

　　两情相好，议及婚嫁，恨水伯向周淑云如实说明了自己的婚姻状况及无奈的心情，她却表示，只要和他终生相伴，并不计较他已有了妻子。他喜出望外，觉得自己真正的爱情终于找到了归宿，他将开始人生新的篇章。联想到《诗经·国风》第一章“周南”二字，他便为周淑云改名周南。那是1931年。那个年代，男人娶几房妻室并不希奇，但他认为，与周南的结合，是他们由相互爱慕而产生的真正的婚姻，他必须按老规矩“明媒正娶”。于是，租房子、置家具，托人说媒，行聘迎娶，一切如仪。而后，又双双南游苏杭沪，度过了一个“新派”的蜜月。熟悉恨水伯的人都知道，在他的小说中，不乏潇洒、浪漫的爱情生活的描写；而在他的生活中，一辈子却只此一次“潇洒走一回”。

　　这次婚姻，给恨水伯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感受。南游归来，他又全力投入写作。过去他曾说自己是“文字机器”、“新闻工作的苦力”，而现在，辛勤的笔耕成为愉快的享受。工作时，一个伏案挥毫，一个铺纸研墨；休息时，或夫妻对弈，或一人操琴，一人引吭，来一段清唱。这一时期，是恨水伯生活上最幸福的时期，也是他创作上的丰收时期。他在继续完成长篇小说《金粉世家》的同时，又开始创作《锦片前程》、《水浒别传》等几部小说。九一八事变促使他把笔锋转向抗日。据说他曾在26天里，完成了鼓吹抗战的三篇小说、一个剧本、一组笔记和两组诗。

　　恨水伯与周南另组家庭后，对秋霞仍尽他做丈夫的义务，周南体谅他，并不干预。秋霞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心情更加不好，越发沉溺于杯中之物。但由于分开生活，倒也相安无事。这样一直到了1936年，恨水伯和我父亲在南京合办《南京人报》，便把家小从北平接到南京。秋霞的两个女儿都在1932年死于猩红热，此时，她身边的儿子晓水已经8岁了；周南也有了两个儿子，二水和张全。我就是在那时候初次见到他们的，而且至今还留下了一张我和张全儿时的合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恨水伯把家眷送到安徽老家，独自留在南京。南京沦陷前几天，《南京人报》停刊。我父亲应邀参加重庆《新民报》创刊工作，带着我们全家去了重庆。恨水伯只身一人，随后也到重庆，参加《新民报》工作。

　　1938年，战局日趋紧张，在安徽的周南惦记远去的亲人，寝食难安。这时，她的第三个儿子张伍出世还不满周岁，可她决心不顾关山险阻，千里寻夫。她把5岁的二水托付给她母亲，自己便怀抱着张伍，领着3岁的张全上路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一个20多岁的柔弱女子，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从安徽跑到四川，一路艰辛自不必说，光是她的那股勇气，也确实令人惊叹。可以想见，当恨水伯在重庆与她重逢时，是多么惊喜，多么感动。

　　从此，恨水伯与周南在重庆海棠溪的茅屋里共同度过了风雨飘摇的八年。这八年间，他们又有了两个女儿，明明和蓉蓉。他们的生活是清苦的，感情生活却是丰富的。在明明的《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中，《养猪》、《吃“平价米”》、《〈山窗小品〉和我的童年》等篇，对他们当时苦中有乐的生活，做了极有情趣的记叙。当年周南曾以“南女士”署名，在《新民报》上发表过《早市杂诗》，从诗中之句“嫁得相如已十年，良辰小祝购荤鲜，一篮红翠休嫌薄，此是文章万字钱”，以及“朝霞沾鞋半染衣，街头浓雾比人低，晓凉敢说依辛苦，昨夜陶潜负米归”，可以看出她与恨水伯甘苦与共的生活，也可以看出她对恨水伯的体贴、挚爱之情。应当说，周南的慰藉和关怀，对恨水伯至关重要，使他安贫若素，在战时生活重压下，笔耕不辍，写出了如《八十一梦》、《水浒新传》等许多好作品。

　　抗战胜利后，恨水伯带着周南和两双儿女到安庆探望久别的老母，而后为北平《新民报》的创刊独自去了北平。他在北平购置了一所大房子，于1947年底将周南、秋霞和孩子们都接了来，大家一起生活。

　　八年的分离，使秋霞和恨水伯的思想距离更远了，她并未感受到重聚的喜悦，虽然1948年她又有了一个女儿，但她心情一直不好，而且喝酒成为习惯，动辄吵闹。没有办法，恨水伯只得另置一处房子，安顿她和她的两个孩子。他每个月去探望一次，送去生活费。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在一起生活。

　　1948年秋，恨水伯辞去了《新民报》的工作，专事写作。不料，1949年6月，他突患脑溢血，送医院抢救，醒来时已是半身不遂。周南侍奉汤药，日夜守护，还要应付一家人的生活。为了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她卖掉了仅有的一点首饰。这一年，她的小儿子张同出世，家中六个孩子嗷嗷待哺；老家徐文淑那里，每月还需要寄赡养费；秋霞和一双儿女也要生活。不得已，1951年他们卖掉住了三年的大宅院，那是恨水伯为周南所置的惟一不动产，换了一个小院落，也就是后来周南和恨水伯相继度过生命最后时刻的西四砖塔胡同43号。

　　经过一段时期的疗养，恨水伯病情逐渐好转，1953年恢复了写作。1955年，他竟然只身南游，由北京至合肥，回到阔别10年的故土，又经南京、上海、济南返回北京，但是，就在他重获生命的第二个春天，周南却病倒了。

　　从抗日战争起，周南与恨水伯就开始了他们忧患半生、相依为命的生活。她本来身体单薄，加上孩子多，长期过度操劳，身体越发瘦弱。1956年，她被发现患了癌症，自知凶多吉少，常常背地里暗自饮泣，但在恨水伯的面前，还要强作欢颜。虽然经过两次手术，到了1959年终于卧床不起，在她44岁时离开了人世。

　　周南的病逝，对恨水伯的打击太大了。他不能没有周南，他在床头挂满了周南的照片，好抬眼就能看见，犹如周南仍在身边。他写了一首又一首悼亡诗和词，追忆他与周南同甘共苦的往日，倾诉他对周南的无尽思念。这些诗词已经收进了《张恨水全集》的诗词集《剪愁集》中。在他的书桌里还有未完成的封笔之作，那就是他1965年写的三阕词，字迹难以辨认，但可以看出，他是以颤抖的手和颤抖的心，在呼唤着周南。

　　秋霞并未忘情于恨水伯，她常去看望他。周南去世后，她曾表示愿意陪伴他度过晚年，却被他谢绝了。他不愿承认周南已经离开了人世，他要保留他和周南共同生活的一切，守着周南的照片和遗物，直到他自己离开这个人世。他是在子女们的爱护和老朋友们的友情中，于1967年逝世的。

　　秋霞虽然失去了恨水伯的爱，但她的晚年还是幸福的。她一直守着儿子晓水、女儿张正生活。晓水执教于北京外语学院，1955年结婚，有二子一女。恨水伯去世后，周南的孩子们也常去看望她。她儿孙绕膝，1982年病逝。

　　恨水伯与他的三位夫人都已长眠于地下，恨水伯的作品却长存人间。一代小说大家，用他的笔写出了20世纪上半叶我国社会的形形色色，写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悲欢离合：而他自己的爱情婚姻生活，也和他的作品一样，深深地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恨水伯的婚恋史与他的创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都是历史的镜子，带给人们的是对历史的了解和思索。

199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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