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余华在当代文坛上是位爆冷门的先锋派作家。
　　他宣称自己承认虚伪，正视虚伪，并且进行虚伪作品的创作（1989年《上海文论》中的《虚伪的作品》，这可以看作是余华自己的创作宣言。时隔两年，余华又出了新作《河边的错误》，又是一次对文坛的猛烈冲击，也是余华对自己创作宣言的再次肯定。《河边的错误》是余华的宣言之作，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侦破（或者侦探）故事。对死亡的探案是表现的意象，类似于商品的外包装。而作者真正的意图，是对这些支离破碎的线索、相互矛盾的讲述、神秘的偶然事件的高深莫测的叙述。
　　错误/正确，偶然／必然，巧合／宿命，这一系列的不正确性，使得余华的叙事形成了一股吸引力，也是作者的意图所在。
　　《活着》，初发表于《收获》１９９２年第六期，余华时已逾而立之年，此时余华有了前面的写作经验，底气也更加充裕，心智也更加成熟，而且技法也更加老到。这就使得《活着》要比其以前的作品分量重得多。《活着》，名为活着，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死亡故事。因为这些偶然又偶然的死亡事件，才使得主人公富贵的活着的体验格外的深刻。一个人的命运，几代人的辛酸。都又是让人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的凄惨故事。脆弱的心灵很难承受这种巨大的不幸。父亲、母亲、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和外孙在富贵40年的人生经历中相继逝去。只留下富贵孤零零一个人活在世上，而富贵的活着，似乎就是要承受这一些列死亡的打击，做为这一系列死亡的见证人和送终者。最终还是这一些列死亡的叙述者。
　　《活着》是关于一系列死亡的叙述，但我们读着却不感觉到窒息、沉重和乏味。这也是余华的高明之处。他采取了与主题相背的叙述态度和叙述角度。余华笔下的富贵是幽默的，也是达观的。余华的这种技法给本来在死亡笼罩的富贵一生赋予了一种轻松的睿智。在叙事角度方面，余华也采取了一种与以往传统不同的叙事角度。他采用了双重间离的叙述角度。第一重间离，是从作者"我"听富贵讲述这几十年的辛酸人生经历和体验的。作者"我"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到故事之中的，而且余华将"我"描述成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来淡化其故事的悲剧色彩。小说中"我"的出现，作者是这么描述的："我比现在年轻10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村舍田野，我喜欢喝农民那种带有苦味的茶水，他们的茶桶就法官内在田埂的树下，我毫无顾忌地拿其漆满茶垢的茶碗舀水喝，还把自己的水壶灌满，与田里的男人说上几句废话，在姑娘因我而起的窃窃似笑里扬长而去。""我就是这么一幅模样：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拖鞋，一条默哀金挂在深厚的皮带上，让它像尾巴似的拍打着我的屁股，我张大嘴巴打着哈欠，散漫地走在田间小道上，我的拖鞋吧嗒吧嗒，把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仿佛是车轮滚滚而过时的情景。"正是这么一位漫不经心、举止洒脱随便的青年，在树叶和草丛中睡了两个多小时后　，发现了一位幽默达观的老人，听他讲述了自己异端人生故事。这也是余华叙事的第一重间离效果。"我"是以旁听者的身份进入故事的，这种间离效果，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是一种旁观者的间离。而小说中另一种间离效果，是又富贵自己讲述自己几十年的生活辛酸和不幸，这是一种时间的间离效果。也是时间和距离的冲淡，使得富贵老人达观、彻悟或者说是麻木。作者"我"对富贵的认识，是通过富贵老人的格言"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皇帝叫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农家"格言"，虽肤浅却是道出了劳动与生命的真谛。后以格言我们可以理解位是对乡村古朴生活的赞美和幽默表达，而并非是一种对得不到的东西的嫉妒。也许也只要这样的老人才能如此坦然地棉队这一系列的死亡。死亡是人的最终归宿，是极为自然的事情，正如同人活着一样自然。人活着，就必然有死亡，，那么人能够承受活着的风风雨雨，就必然能够承受形形色色的死亡，不管这种死亡是自己或者是别人。痛苦是或者的人的的感受，既然人生必然要承受或者的痛苦，那么死亡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承受的呢？活着是自然的，死亡也是自然的；痛苦是自然的，幸福也是自然的；遗忘是自然的，记忆也是自然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承受死亡呢？富贵对作者"我"讲述自己几十年来的辛酸经历的态度是达观的，幽默的。这么叙事的人要么他是看穿了一切，要么是因为生活的冷酷而使他变得麻木。余华过去的叙事是典型的先锋派技法，繁芜杂乱，错综复杂，云遮雾罩，而在〈活着〉中却变得简单明了多了，但以为却更加深长，这也是余华写作老练之处吧。
　　张艺谋是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代表。所谓第五代导演，通常意义上是指新时期出现和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导演。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张艺谋的风格经历了张扬生命、人性压抑到执着的困惑。虽然每部片子都有所不同，但每一部片子都渗透着一种现实的沉重。到了〈活着〉张艺谋开始思索着转变自己的风格，要透出水面，要活得轻松一些，于是他选择了余华的〈活着〉。同时〈活着〉对于张艺谋来说，可写性和可读性都比较大，其中有许多神秘性、戏剧性的东西都是张艺谋所追求的。像其中的福祸相依，活着与死亡的交错等。毕竟小说与电影是不同的，余华和张艺谋的追求也是不同的。张艺谋在影片中对小说〈活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编。当然张艺谋当时还是请余华和芦苇编剧的。但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影片是属于张艺谋的，是张艺谋导演编剧的。以下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影片对小说的改编。一、主人公富贵生活背景的改变小说中的富贵是居住在南方的小村子，因赌博输光家产而从地主沦为贫民（农民）。而在电影中张艺谋将富贵一家搬迁到北方的一个小镇，富贵由一家富户子弟沦为贫民（平民），他的职业是唱皮影戏，妻子家珍烧开水，送水。主人公生活背景的改变，这是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的杰作。在第五代影片中，表现手段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造型表现。电影是色彩光学的艺术，离不开造型。但张艺谋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造型表现偏偏选中皮影戏呢？这就有张艺谋他自身的想法：皮影戏这玩意，据说是电影的老祖宗（在中国）让富贵将这个作为职业，，时时玩着，一则是有戏可演，二则是民俗的造型。后者在西方人的眼中是极手欢迎的。作为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三则就是皮影戏这种中国文化的老古董在大陆电影中还没有谁玩过，张艺谋图个新鲜。弄个第一。四则皮影戏有"真与影"即"真与假"的象征性，真与假之间的戏而已。富贵作为皮影戏艺人，来玩真与假的游戏，使得影片又多了一道令人发省的风景线。张艺谋又何乐而不为呢？二、人物最终归宿的改变张艺谋将小说中的人物归宿改变分为两个方面：死亡的减少和死因的改变。张艺谋在影片中大幅度地减少死亡人数，让妻子家珍、女婿万二喜及外孙馒头（苦根）活下来，他只所以减少死亡人数，大概与他的艺术追求有关。小说与电影毕竟是不同的，小说中人物死亡，偶然性是极大的。但我们似乎感觉不到小说中生活的荒诞性，而电影则不同，它是视觉与听觉艺术的综合，是比小说要更贴近生活语言的。如果动不动就死一个，则张艺谋所在影片中追求的思考恐怕就难以贴现出来。让家珍死，张艺谋有以下考虑：一是要给富贵一个精神的归宿（毕竟影片中张艺谋追求的是幽默达观，而非纯粹的痛苦体验），二是让家珍活着，也就是让影片中的头号人物--家珍的扮演者巩俐--"活着"。不能让巩俐在影片中如果一个匆匆的过客，一闪而过。这也是第五代电影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电影的票房。万二喜和馒头（苦根）的不死，因为他们的死都是出于偶然的事故。小说中的的万二喜死于工地事故，苦根因吃多豆子被胀死。如果按照小说中的情节拍下去，电影〈活着〉只可能变成一个死亡游戏。许多死亡根本没有什么表现主题（对于电影来说），只要死亡的恐惧。因而，张艺谋在这里删改了小说，改了小说的一个方向。张艺谋在影片中改变了富贵之子有庆和女儿凤霞的死亡背景。小说的有庆是抽血过度而死的，虽涉及到县长太太，但我们从总体来讲有庆还是死于偶然事故。或者说是医生的失职，或者说有庆人小经不起这样猛烈地抽血，还可以说是有庆因家贫而营养不良，也承受不了这么大量的出血。总之，这是一场偶然事故，不是张艺谋所追求的，因而他改了。影片中有庆是被县长的汽车撞倒墙后压死的，是死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中的事故。富贵送儿子去学校以造成"大炼钢铁"的气氛给县长看，一方面他固然不知道儿子会送死，另一方面他也是被形势所迫。因而有庆的死便被张艺谋赋予了一个历史和政治的背景。这个历史和政治的背景，正是影片主题的反衬，也是观众所关注的（尤其是西方观众）。凤霞的死，归根到底，也是死于一场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凤霞的直接死因是产后大出血，而大出血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是因为"文革"中和红卫兵将医院的大夫们全部打进牛棚。而在医院里的学生大夫其实根本就什么都不懂得的。因为这些原因，因为这些凤霞得不到治疗而死。这样，张艺谋就改变了小说的叙事方向，将余华的个人苦难一部分归结到历史政治的背景中，使得影片有了新的主题。同时影片中的区长，镇长等配角的个人经历，也无非是对这一主题的煽情。这样张艺谋就避免了小说中人物死亡的偶然性对死亡的政治历史主题的冲淡，也加强了这以西方观众所关注的主题。三、叙事角度在电影中发生了改变。
　　小说中的叙事，余华采用的是双重间离的叙述技法。作者"我"做为一个"旁听者"兼"旁观者"来叙述富贵几十年来的辛酸。中间既有作者"我"的视角，又有富贵的叙事态度。这就是所谓的双重间离效果，这也构成了余华小说中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
　　电影中将作者"我"这个叙事角度删去。这在电影中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作者"我"在电影中没有多少戏。而在小说中出现纯粹是一种叙事策略，删去也毫不影响影片要表现的主题与内容。

影片中的叙述角度采取了第三者、旁观者的立场来对整个故事进行叙事。叙事者是全知的。总的说来，电影《活着》和小说《活着》已经不是同一个作品。当然不同的艺术手段有着不同的表现手法和策略。小说中富贵几十年来只有承受着生存的痛苦和痛苦后的麻木或者说是达观。而电影的表现重心已经从个人转向社会历史，给予了一个更大的主题空间。但无论二者有多么大的不同，有一个主题却没有改变，那就是：活着，便要承受活着或者死亡的痛苦与幸福。
　　可以这么说，《活着》在余华的小说中算是最有理性的一个，而在张艺谋电影中算是最有人味的一部！
这是本人参考了许多专业电影拍摄手法所写的所以有些方面过于学院派，但我是真的用了心！

• 相关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