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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发布日期：2006-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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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思想界炮轰文学界”，方知道“思想”原来还有一个“界”。顾名思义，“妇女界”该是由妇女组成的，“学术界”是制造学术，“文学界”是出产文学作品的——虽然不太让思想“界”喜欢，看来这思想界就专业负责出产“思想”了。我希望这个吓人的标题仅仅是新闻“界”，编辑“界”的一个噱头，却又突然想起电影《大腕》中一个画面：“北影厂彪子”痛哭流涕地说要“给美国文艺界补钙”。
　　文以载道。几千年来，该道不曾变过，几百年来，该道变了又变，但始终不变地紧盯着文学。如果有人作快乐状（或被迫作快乐状）了，“文”是有义务去表现的，否则是没有觉悟；有人过得痛苦了，“文”又有责任去反映，否则就是没有良心。“文”该去载什么才好呢，总不能象街头的三轮车载货那样吧。

　　以前 “文” 是被政治绑架，现在思想又把枪炮抵在文学的后颈上。文学好象天然是阴性的，而政治和思想都是阳性的。后者总是俯视着前者，规范着前者，教育者前者，校正着前者，用一切宏大的计划来敦促着前者，想把“她”提到某种自己希望的高度，想让“她”为自己服务，想让“她”成为自己的革命伴侣，不许分心，不许软弱，一不留神就鸣炮示警。文学界的文学家以前被捧成灵魂的工程师，看来思想家就是灵魂的总设计师了。由女文学家来反击男思想家，真是对这种类似强迫婚姻的权力/性别关系最绝妙的隐喻。

　　政治和思想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胁迫文学，教育文学，而不是具体地评价单个作品的优劣，因为它认为自己掌握了大炮，也因为它高估了文学的力量。其实相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宗教来说，文学对于社会的作用并不大，也不该太大。它之于社会生活，是一个不可缺少然而也很有限的部分。总的来说，人不因读文学而高尚，也不因不读文学而卑下。只有在它自己的领域中，文学才是无限大的，它在人类精神领域的探索是无穷的，在文字和技巧本身的试验和发展上是无止境的，就象残雪已经做的一样。按我的理解，残雪虽然不赞同文学的社会功能，但绝不否认文学在更深广的层面上的精神价值，正是这个价值不能随便为社会功能而牺牲掉。作家首先是一个个个体，有一个个内在的，自足的精神世界，他首先对自己的体验和感觉负责，然后在各个不同层面探索。这一切为什么就不被允许获得独立地存在呢？总是强调“八十年代”如何如何的人似乎忘了，文学的“主体性”就是八十年代“思想界”的一个难得的果实，让八十年代的作家震动的正是关于创作自由的承诺，而不是关于应当表现什么什么的教导。

　　对现实的关注，并不只有一种模式，更不能变成鲁迅曾经嘲讽的“汽笛呀，列宁呀”。“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在当时都是不为思想所看好的。然而今天的文学史，还是得给它们一席之地，因为谁也不能否认，那也是艺术和现实的一种。我不知道“思想界”现在如何评价文学界的王朔， “痞子”封号给他平反没有。可是我觉得《顽主》中的嘲讽和颠覆，《千万别把我当人》中的荒诞实在够得上当代思想能达到的高度了。王朔固然拿作家开涮，但他自己就是一个作家，等于是调侃自己。从《看上去很美》中的方枪枪到《千万别把我当人》中的唐元豹，别看满口京片子没一点正经，背后就是一个被欺骗，恐吓，愚弄，阉割，非人化的全过程。当原本生龙活虎的唐元豹在比赛场上靠把自己的脸皮揭下来最终获奖的时候，小说不正是在描写异化，在指向社会的深处吗？眼下，“新左翼文学”要关注底层，当然也是好事，然而这是一部分作家自觉选择的结果，炮轰是轰不来的。

　　反过来，思想就那么伟大吗？各类思想迄今为止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恐怕怎么说也比文学要大，丧命于思想者，绝对比丧命于文学者多。文学未尝诲淫，思想未尝不诲盗。几百年前，思想既然就曾经靠政治的力量禁了《金瓶梅》，那么此后的淫奔胡搞就不当让文学界负责，而该由思想界来主管——思想大师敢负这个责吗？文学界也可以反问，思想界又贡献了什么？德国的施米特现在在我们的思想界似乎也很红了，然而以我看来，这样的思想和思想家对于社会可能的危害，未必比《金瓶梅》小。很简单，施米特的东西，是要用来治国的，《金瓶梅》无非闲书一部；施米特也不会告诉你他的理论可能的后果，而《金瓶梅》讲的明白——西门庆死了。

　　“思想界”——假如真有这样一个“界”的话——还是饶了文学，让文学歇口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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