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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口走进宰荡村，走了整整两个半小时。从天色明亮的下午，走到了黑尽之后的初夜。本不是很长的一段山路，因为不确定的路途和沉重的负重变得遥不可及。有关距离的概念，我沿途一直在问不同的路人，似乎每个人都给一个不同的答案。在通向宰荡村的山路的起点，一个正在修房子的年轻男人告诉我，8里路，4公里，两个小时可以走到；后来十分钟后，路遇几位从宰荡下来的上海游客，男男女女气喘嘘嘘，一幅很疲惫的样子，他们很吃惊，以为我们三个要用天色尚未黑尽的这两个小时走上一个来回，知道我们要在宰荡留宿时，松了口气，但仍然用很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要走快一点，至少两个半小时。我问：“沿途有岔路口吗？”答：“基本没有，只是在某一个地方转右就行了，那是沿途唯一的岔路口，很容易识别”。

我使劲紧了紧背包的腰带，尽量将所有的重量都压在髋部，大步流星的踏在堆慢碎石和黄土的小路上，每走几分钟，便停下来等未未和斯玉。斯玉的用一个大大的背包装了轻如鸿毛的一件衣服，走起来很轻松的样子，而未未则显得有些吃力，也许是背负系统没有调好的原因，她走得有艰难，不一会儿脸涨得通红。可惜我的背包已完全充满，无法帮她，唯一能做的是把我们这个徒步小分队的速度保持，因为七点如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将面临漆黑的山路。

沿途无语，我回头望着她们，忽然发现诺大的山野之间，竟只有我们三个渺小的身影，形单影只，有些孤独的挪动着脚步。在贵州遥远的山峦座标中，我们每一寸对距离的征服都被换算成微不足道的单位。

这是条奇怪的山路，甚至很难遇到一个当地的行人。按行政区域算应该属于宰麻乡，这两个字是在地图上可以找到的座标——后来在宰荡村支书家中“客厅”的墙上，借着微弱的灯光，我仔仔细细研究了2004年版的“黔东南侗族自治州旅游地图”，最终因为不通公路，宰荡乡消失在地图中。

山路很宽，两车道有余，偶尔能看到垒积在路边的石块，依稀有一些曾经破土动工修筑公路的痕迹。但仅仅是这星星点点的痕迹，也需要在走上一阵子后才能发现。当初在网上搜寻贵州的旅行信息，宰荡吸引我的地方有二：一是为侗族大歌的发源地之一，二是它的名字，宰和荡分开来看都是汉字里大刀阔斧的动词，这让这个地名充满了血性，和一丝神秘感。从汗牛充栋的前人功略文章中，对如何到达宰荡都仅有一些简单的描写，且大多雷同：“。。。步行两小时可到。”仿佛这并不是一个难以到达的地方。

没有路牌，没有目的地显示，甚至没有行人可以帮助我们确认方向。我想起了一句话“在贵州行走，路上的风景大多是单调而乏味的”。路是从山间劈出来的，和大部分中国西南的山区一样，冬天的空气潮湿而阴冷，山头上的草叶们大多枯萎，在灰色的天空印照下，轻轻的随风摆动着标志着生命凋零的暗褐色。几乎没有水，如果山间有一泉清澈的溪流蜿蜒而下，想必流水淙淙之中，也能谱出一曲轻快的歌谣。朝前方看，和朝后看的风景几乎一样，不同的是，一边是缓慢的上坡，一边是缓慢的下破，路没有急弯，没有险峻，在我们的脚下不紧不慢的延伸完一段，又开始另一段。如果一个人走这样的路，大概只能和自己的脚步声打招呼。

走了二十分钟，终于碰到了人。赶紧上前确认自己的位置，老乡告诉我大概还有4公里，借着我有些困惑的眼神，又加了句：“远着呢！”回头看了看两个女生，她们有些无奈的看着我，眼睛全是大大的问号。

我想起了一开始碰到的那伙上海人，他们说过的一句话：“村子在山上，你们可以走小路，很好辨认，反正最后上了山就是。”我抬头望了望眼前的山，平缓的，暗淡的横亘着，难以寻找某个山头有人类活动的迹象。思玉在身后说：“这条路，如果我们两个自己来，肯定不敢走。”未未忙附和：“就是就是，绝对不敢。”——我在前面偷偷的笑了，这就是四川姑娘直爽的可爱，她们不会掩饰自己的怯弱，胆小，没有大女子主义的强势，使我们的相处变得异常轻松。

在旅途中，很多时候性别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我一直对这个现象小有兴趣。在路上，无论男女，都带着感知自然，体验异乡的心情，并无多大分别。城市里赋予男女的社会符号，在路上荡然无存，女人可以用自己力量的一面去征服自然，也能将在世俗中包裹起来的另一个自己在路上尽情释放——没有熟识的脸孔，鲜有利益的纠葛，女人和男人，同为旅者的身份下，忽然间没有了差异。中性的女人，究竟是美丽的，还是褪色的？

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就是因为她们不是中性的。她们有自己的七情六欲，自己的审美，矜持，羞涩。。。失去这些的女人，哪怕在路上用宽容的眼光去审视，也难免会有些许的褪色。在路上的女人，很容易张扬出锋芒，同样一根烟，在城市的酒吧里被一根女人点燃，和在旅行中山野间被女人享用，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酒吧里，烟的符号是欲望，寂寞，个性；山野间，烟的符号是独立，中性，野性。同行的两个成都女孩，曾经悄悄的对此有过简单的对话，被我听入耳中。斯玉问未未：“你能做到像她们那样个性吗？”未未马上回答：“不能，我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天色逐渐转暗，时针指到了六点多，行程应该接近一半。我几乎已经忘掉了上海人的提醒：在某个路口应该转右，那是沿途唯一的一个岔路。如果没有碰到一个大坡旁赶着牛回家的大婶，我们即将会在通往另一个村寨的路上越走越远。在单调的走了一个小时后，我们都习惯了沿着这条宽敞的山路一直向前，失去了探究方向的敏感。忽然，几乎是在六点一刻的瞬间，我觉得我应该问问面前这位大婶，也许我只是想从她口中例行公事般的得到某一种肯定罢了。没料到，大婶手坚定一挥，指向五分钟前我们经过的山拗，旁边一条杂草从生的小路，参差不齐的石块好像是干涸的河床。她说：“去宰荡啊，应该走那边！”黔东南的方言几乎就是四川话的变调版，一字不漏的听在耳中，我清楚的记得自己汗水涔涔而下。

一行三人匆匆的改道，走在这条隐蔽的小道上，感概了一番。不远处有一位西装笔挺的老乡，热情的迎了上来，原来也是一位目的地为宰荡的同道之人。这位中年男子很高兴遇到了游人，似乎更为他可以做一个向导而感到兴奋，不停的要求为两个女生背包，都被我们极有礼貌的婉拒。我们问道前方还有多远，依靠我们的判断，大约应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脚程。老乡又一次坚定的毁灭了我们幻想：“走快一点，一个半小时应该能到。”

“距离目的一个多小时”——这是我们从出发到现在，离宰荡始终的距离，而且这段距离似乎并没有缩短过。此时精神上的打击很致命，人最恐惧的就是失去对距离的判断。看得出未未和斯玉有些疑虑，进退两难的跟着走，这条路贴着山盘旋而上，慢慢的变窄，我们四人拉开了距离：老乡走在三十米开外的地方，我跟在中间，两个女生慢吞吞的走在后面。天色在六点以后，迅速沉下去。

习惯了都市里的戒备与猜忌，难免心中会打鼓。女孩子尤为甚之，未未保持着每五分钟问老乡还有多远的频率。到后来，老乡的回答也难以准确，只能含混的告诉我们：快了，就快到了。我大声的鼓励着她们，黯淡的光线在山里，仿佛很快被乱七八糟的树丛所吸收，很快我们眼前就只剩黄昏之后天地间的深蓝，脚下的路开始崎岖，越来越不平，有时甚至要手脚并用才能继续前行。

过了半小时，我们打亮了手电。老乡很会鼓励我们，由始自终没有说过一句泄气的话，每每我们企盼从他口中获得一点安慰时，他总是很有力的说：“快了，就快到了，过了这个坡就是了。”——黑夜中，一明一暗的手电晃动中，这样的话虽然简单，却非常受用。我们都加快了步伐，只想早早的穿越这无边的黑暗。

前方有多远？手表指向了七点半。斯玉嘀咕了一句：“即使还有两个小时，我们也得走啊。”我忽然觉得这趟行程因为有了她们，充满了意外的快乐。如果寂寞的山路上，只有头灯和孤单的脚步，丈量这号称4公里的山路，该是一种郁闷的滋味。不知什么时候，我走到了她们后面，大约是怕走丟她们，斯玉停了会，凑上来悄悄问我：“你说，这个人该不会是故意带错路吧？”她的那双大眼睛，在黑夜中隐隐闪着一丝俏皮。我愣了一愣，迟疑道：“不会。。的吧。”

我心中因为她的提醒而闪过一些疑点，宰荡是个有千人以上的村寨，如果我们在无限的靠近它，至少应该在漆黑的夜幕中看到一点点，哪怕是一点点灯光。然而，周围依然是死一样的寂静的黑。

可是我们除了继续走路，没有第二个选择。忽然明白了走投无路的某些含义。宰荡，你在哪里？

贵州的天有些像四川盆地，无边的阴霾。厚厚的云层堆积在天空不肯散去，终日不见星宿。想起一本杂志上介绍太阳系最远的那颗行星：冥王星的天象。它没有大气层，能清晰的看到宇宙中所有的星星（理论上），由于原理太阳，那里寒冷到零下100多度，连氮气都以固体的形式存在，而同样因为遥远，太阳照在冥王星上的亮度据说仅为地球的1000分之一，不过仍然比地球满月时明亮，似乎可以很从容的在冥王星上手捧一本书，津津有味借着“阳光”阅读。古人要凿壁偷光，那里大概是不用了，连气体都荡然无存，哪里来的壁。我一直想象着某一个梦里的晚上，能看到书上所描述的冥王星上看星空的那幅壮丽画卷。我努力的看着没有形状，辨不清方向的天空，猜测失去云层遮掩之后的星空的方位。那一定会有皎洁的星光洒满崎岖的山路，灿烂得让人心醉。

人在想不可能发生的事时，总是很容易陶醉，容易麻痹自己，游离出现实的窘境。果然，我们顺利的走入了一块平地，隐约间十步之外出现一座走廊结构的建筑。老乡在前面使劲的朝我们挥手，虽然我看不到，但我感觉得到。他说：“到了，这就到了。”“到了？”我下意识的揉了揉眼，怎么鬼子都进村了，可还是没有灯光？将信将疑的跟着头灯继续往前走，转过一个小山丘。。。终于，一盏灯光就在不远处热情的迎接我们。

重回人间，我们三人相对无言，惟有内心激动不已。我恨不能拥抱老乡，使劲的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途中我们这些城市里来的充满戒心的动物又一次庸人自扰。把我们带到一家小杂货铺门口，他很不好意思的告诉我：“真对不起，我家很小，住满了，不然就请你们去我家住。”然后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此时，如释重负的我们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上哪儿住？

杂货店的老板娘张罗着让我们进屋烤火，很麻利的和我们谈起了住宿的价格。小孩子们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四面八方，源源不断的凑过来看着我们三个夜里闯入宰荡的陌生脸孔。从这个夜晚我便知，宰荡的小家伙们无所畏惧陌生人。

之前我对宰荡一无所知，唯一的信息就是它需要走路进去，而且距离和时间都是错的。外面黑咕咙咚的，看不到村子的全貌，看不到路，看不到其余的灯火。我们面前的杂货铺就是这个世界里唯一的中心，散发着光和热，还有希望。黑夜方知白天的好，我们三人如笼中困兽，再一次迷失在到达目的地之后的张望中。

忽然想起昨天有一个朋友刚刚离开这里，赶紧掏出电话来，不错，信号很强，比北疆的禾木村好很多。可电话那头传来暂时无法接通的讯号。未未和斯玉跟着杂货铺的老板娘去看了看她们的房间，回来后眉头皱成了一团，有气无力的告诉我：“差到家了。”我本没有对村里的接待条件有太多的幻想，但经过长途的黑夜跋涉后，不由自主的想找一张相对舒适的床。我辨了辨前后左右的方向，拿了手电，告诉她们：“你们等等，我去找找住的地方。”但见她倆可怜兮兮的坐在杂货铺的门槛边上，眼汪汪的瞧着我，似乎心中又升起一了丝希翼。

四周黑乎乎一片，我老想起一句诗“朱门闻犬吠，路有冻死骨”，大概是因为狗不停在叫的缘故，我下意识的紧了紧衣服。伸手不见五指，手电扫过之处，便会迎来狗吠声一遍。好在宰荡地处荒山野岭，没有不守纪律的流浪狗，所有的狗都被家家户户很规矩的栓在自家门口，除了朝我这个不速之客干吼几声，也无甚威胁。

倒是一群小孩死死的跟着我，仿佛天上掉下一个巨大的玩具，兴奋得不肯离开。我只好在他们的夹挟之中缓慢的移动。在黑夜中，我似乎上了一个高高的台阶，经过一片腐朽的池塘，穿过一些齐腰高的野草丛，然后来到一个平台上。此时，我才注意到眼前微弱的光，从一扇虚掩的窗户里透出，原来已来到一户人间跟前，只是因为灯光太暗，十米之外看过来都还是死黑一团。

踩着楼梯，吱呀吱呀的上去，来到窗前，小心翼翼的瞅了一眼，怕惊动了谁。窗旁边有一道木门，虚掩着的，凑上去，只闻到一股浓重的酒味。我斜着身子，慢慢的把脑袋钻进门缝里，心里有点没来由的打鼓。只见屋子里围了两桌，一群深色衣服的男人们正杯光酒影中。一看便知是新年的家庭团聚，我本想问问有没有可以投宿之处，举起了敲门的手，想想不应该惊扰村民的欢娱，便转头离开。那群小孩还在下面等着我，看我无功而返，似乎更加兴奋。

站在平台上，认真的朝四周照了一圈，屋子倒不少，但无一例外的全是死死的寂静，我只好原路返回，重新穿过齐腰的野草丛，经过一片仍然腐朽的池塘，还下了一级高高的台阶，然后远远的望到了坐在杂货铺门口的未未，斯玉。我在那一瞬间觉得很对不起她们，不远千里来到贵州，也许她们并无打算来这里受苦。但这样一个无助的晚上还是不可阻挡的降临了。我有点不甘心，但又有些找不着北。黑夜让我成了半个瞎子，哪怕我有灯光强劲的手电。除了带我们来到宰荡的男人外，村子里几乎没有行来行往的成年人，只剩下一堆小孩窜来窜去，没有人可以询问，没有人可以帮助，朋友的电话始终处于不在服务区的状态。而杂货铺的老板娘，虽然宽容的让我们在她家门口席地而坐，而她始终隐而未言的潜台词一直没变过：希望我们能住进她家。20元，还包一顿饭，这是个很不错的价格，但两位小姐不满意。我至少需要找到可以比较的对象——哪怕是一家更差的旅店，也好让我们仨没有遗憾的睡到杂货店旁边那间用纸糊成的墙的逼仄的房间里。

我开始憎恨黑夜，它让我不得不躺在某个屋檐下面，合上双眼，开始占据人生1/3时间的睡眠。在城市熬夜成性的我们，在荒山野岭中特别渴望有一个张可以早早入睡的干净的床，而此时的都市里，我们麻木的将柔软的大床扔到一边，把自己的黑夜慷慨的捐赠给网络，肥皂剧，还有香艳。

我继续寻找旅店，只不过换了个方向。路边有几道虚掩的门，我一一推门进去：“请问，哪儿有住的地方？”屋子里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太婆，运气不错在第二家碰到年轻的女当家，用我勉强能懂的普通话为了指了条路，说到了前面鼓楼那里去看看。鼓楼？鼓楼在哪里，我下意识的问道。大姐楞了一下，旋即回过神来，我只是初来乍到的游客，对每个村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的鼓楼不知也在情理之中。热情的大姐领着我出了门，遥遥的对着无边的黑暗一指，道：“你再走一分钟，100多米就到了。”

100多米以外，我没有见到鼓楼，我怀疑我走错了地方，只好再次推开某间虚掩的房屋，同样是女主人，似乎很高兴看到我，也许因为她知道哪里能安置我。她再一次朝着黑乎乎的空间指了指，我使劲看了看，她的手正对着另一间亮着灯并且虚掩着的房间。她用勿庸置疑的口吻告诉我：对面的房子就是专门接待游客的。

我几乎是冲了过去。推门而入的大厅里空空的，一堆炭火快灭了，微弱的发着热，厅里整洁的放着五斗柜和没有图像的电视。房子和其它的一样，木制的，踩在地板上，吱吱的有节奏的响着。我喊了声：“有人吗？”似乎隔着几层墙传来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来了来了。”几秒钟后，一个精瘦的男子出现在门口，身着绿色的军队制服，看到我这个陌生人赫然出现在家里，倒有点羞怯的样子，踌躇了一下，跨了进来，朝我笑了笑，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这儿能住吗？”我问。男子似乎想了想，迟疑的说：“可以住，我开房门给你看看。”说罢推开了一旁的侧门。屋子里一盏小于20瓦的白炽灯，两张并排的床，上面铺着花花绿绿的棉被，虽然很简陋，但却打扫得异常干净。我探头望了望，问价钱。主人并不急于回答我，反而问我是从哪儿知道他这里的，我指了指对面，说：“我问人问过来的。”男子微笑了，仿佛有点不好意思，道：“我这儿20块一晚。”“包吃吗？”“对，你想吃啥，帮你去做。”他说话的时候，头斜斜的仰着，脸上始终挂着浅浅的笑意。这是进了宰荡后，在黑夜里我感到的第一丝纯粹的善意。他不强求我留宿，简简单单将介绍完，就出门了。倒是我匆匆几步，赶上他，说：“行，如果没问题。过会儿我就来。”

根据村民们的介绍，这里再无其它选择了。我又一次拨刚从这里离开的朋友的电话，依然不通。焦虑的给她发了一个短信，暗想恐怕今晚到此为止了。

没想到快走回未未和斯玉等我的地方时，手机清脆的响了一声。屏幕上一行字，清楚的写道：“找村支书家住，姓罗。”我兴奋得叫上她倆，三个人抗起包，沿途再次敲开几户人家，问罗支书的住所。黑夜里，再次领教了宰荡的乡亲们对距离的判断的不确定性，然后，跌跌撞撞的来到我刚才，十分钟以前才离开的小屋。咦？难道我误打误撞，早就进了支书家？

满腹狐疑的进了屋，支书在厅里拨弄着炭火。我有些激动的上前，原来您就是罗支书啊？支书照样仰着头，微笑着，有些害羞的看着我们。我把包卸在地上，忽然觉得走了那么长的路，总算到家了。两次来到这里，一次是偶然，一次是必然，这样的感觉一时间很让人回味。在这个基本没有旅游资源的村落里，口碑相传几乎是旅行者们唯一的指引。在这里，我终于可以放下长途跋涉的疲惫。

支书替我们拨了拨炭火，我使劲搓了搓手，坐在火炉旁，身子像一只紧绷的弦忽然松下来，肚子也咕咕乱叫。支书去做晚饭去了，一份炒腊肉加一锅清水煮白菜，满满的一盆米饭。厨房在另外一间半露天的房子里，香味肆无忌惮的飘了进来。我们三人头晕眼花的围着火炉，傻傻的等着开饭，面面相觑，想笑，一种有点幸福的笑容。

足迹 2006.4.1
广州
色里贴的宰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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