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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祭胖子诗人聂鲁达
　　□三皮
　　
　　
　　
　　在一张纸上，有这样一段：……听见歌声，闻到酒香，传统把最早的鲜花摆在广场上、公元里、树林中，粉红色的花，鲜嫩欲滴。今天的气氛是不平静的，消隐了一个冬天的各种色彩，又各就各位。我们跑遍大街小巷。天空飞下这个冬天的最后一场细雨为自己沐浴，刷洗各个城市。最好买件衣服，买件穿不破的衣服，还有草帽和黄色的鞋，跑出啪嗒啪嗒的步履声，好让春天也听见。
　　然后是两行签名，写的是：Pablo/ Neruda，右倾，拥挤在纸张的右下角，这两个字翻译过来就是：巴勃鲁·聂鲁达。
　　Neruda 1904生，1973逝，大半生在祖国智利度过，小半生在世界各地流亡。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老子和娘均为铁路工人，节衣缩食供其读了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修法语。1945年入智利共产党，42岁后被迫流亡。48岁始得重返故里。前半生追求浪漫，后半生倾向现实。
　　我头一回见识此人，乃是1993年，在其诗选的内页，一张黑白照片，一个穿西装打领带鸭舌帽的胖子，眉毛浓，鼻子大，双眼皮，两个下巴，侧影，向右，做凝视状。这般形象更近似于干政治的，胸有千军万马，表面一片宁静。翻过一页，不再宁静起来，那是1971年10月21日的一张小照，摄于斯德哥尔摩，此人脸上洋溢了肥笑，脸面朝左，怀里拥抱一长发大牙女人，翩翩起舞，跳的是华尔滋。这天他拿了诺贝尔奖。那本诗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印刷。
　　我再次见识此人，又过了十年，到了2003年冬天，我买了影碟机看电影，看一部名字有点夸张，叫作《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的片子，Neruda作为配角在其中出现，时间是50年代，地点在意大利一个叫“下海湾”的小岛，此处风光秀美，民风淳朴，常年缺少淡水，居民大多是文盲。主人公马里奥是一渔民之子，无业，能读会写，天生具有浪漫情怀却朴实害羞不善表达。有激情，有幻想，常常做梦，在梦中游历那不勒斯、美国、日本等“大地方”。
　　那是一个感人的电影，虽然Neruda只是作为配角，一个老年的胖子形象，可是从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瞬间去注视他，打量他，都闪现出不同而又耀眼的光芒。他的诗歌使得一切事物都经受了感染，从而变得灵动起来，美丽起来。
　　欢宴易散，大道无常，Neruda离开下海湾以后，马里奥再去聂鲁达的故居，发现了他留下来的老式录音机，在邮政局职员佐治帮忙下改造了机器，日出而作，日落不息，二人东奔西走将岛上海浪轻拍的声音、咆哮的声音、风吹过灌木丛的声音、风吹过山岗的声音、小教堂的钟摆声音、父亲拉渔网的声音、还有小孩子在襁褓中的声音等等悉数录制下来……，留与Neruda，好让他能够记住此岛，记住意大利。
　　似乎正是这样一个片子，让我肯将一个肥头大耳的形象和诗联系起来，并且愿意在十 年之后，重新回头仔细地去阅读那些存在更久的篇章：《漫歌集》，《葡萄园和风》，《元素之歌》，《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它们使我张开羞涩之口，无视一切蹭蹬，而始终放声歌唱，对于美好充满敬仰。诗可怨，可赋可比可兴。而Neruda那些长短不一的句子却只是在肆意地生长，随着意志和激情一泻而下，源源不断注入词语的海洋。
　　在《给智利的胖子》中我写：胖子聂鲁达在海边歌唱溺水的星星/机动车张着一双眼睛，泊在岸边/有人驾船垂钓鲸鱼，从地平线上归来/他们吆喝着，抵御将来的暴风雨//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被关闭在牛皮纸信封中，在水面漂浮/有如青春在岁月的汪洋中接受洗礼//大凡诗人都有三只耳朵/我们看不见的那一只，用以聆听自然/聂鲁达的第三只耳朵长在背后/听到小鸟悲伤和西班牙的哭泣//我们所拥有的黄昏在和黑夜谈判/桦木林持枪而立，遥望孤寂//要点燃一把火，来焚烧欲望隐晦的心/海里的每一颗水滴都在孕育着/注定失败的革命//只有灯塔无语，它站在那里/守侯星辰，吞吐光明。
　　我在一个寂静无人的深夜写下样几段激情过剩的诗句，在打火机的光焰里点燃，用以遥祭那个一生用肥胖的身躯维护和平，用肥胖的心灵歌唱默默无闻的平民生命的智利胖子。
　　他在1954年7月号智利《黎明》杂志上登载的《谈谈我的诗和我的生活》一文结尾说：“我知道，如果我的诗能在这条道路上得到成绩，我也就履行了一个诗人最纯洁的义务和我的祖国的最崇高的使命”。他是这样坦诚，只用一些最原始的语句就归纳出了这个世界上所有向心而作，因心而发的写作者的信念：一切来源于美，一切终结于美。
　　一个诗人，便是一座灯塔，静静地站着，制造永恒不变的光明。发出啪嗒啪嗒的步履声，好让春天也听见。
　　
　　
　　零五年七月八日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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