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新年快乐）
亲爱的们。

（肖申克）
西历某年，有人北上求学，发觉闹市里辟开的一块校园，狭窄难当，跪倒在地大哭三声，拎起背包回了北京站。数年后返京进了某大。这个人叫肖申克，是我《基督山伯爵》的仇人，饭票的忠实追求者，马基雅维利的不二信徒。他在北京经历了大学学宿科的驱逐、小脚老太太的追杀、公交售票员的唾沫、中介公司的欺骗、餐馆服务员的白眼、朋友铁誓铮铮的允诺与被对方挂断电话的冷遇。因此有一副囚徒的面容。他告诉我们，进某大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而经验告诉我们，某大教务处又多么宽容仁慈。

他睡在我脚底板下，为此羞惭，要我尊重他。我说这不可能，因为台灯的插座在北面。他拿来接线板，要我尊重他。我终于发现，我压根就是爱朝北睡，不爱尊重他的脑袋。

除此之外，我们相敬如宾，如今给我电话，他仍然一口一个：“亲爱的叶君，不要贪凉，多盖被子少抽烟。”

（浩然真君）
一九九九年，带有拉丁语风格的诺查丹马斯诅咒全世界的那一年。我穿着小拖拉板，游弋在某大的广场旁，占据着经管学院女生回宿舍的必经之路，倚树而立，让她们的体香洗礼我的黄昏。清风微袭，撩开裙角，我不为所动。

和我一样行径的人很多，但他们衣冠楚楚。

这一年，某大食堂的夜市热火朝天，抢了校外饭馆的生意，我经常光顾的老店门可罗雀，老板的眼神异常贪婪而干涸，我再去时，他嘱咐我帮他发传单，态度却很傲慢，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投奔了校内夜市的怀抱，那里张灯结彩、美女如云、啤酒成群。如今改了格局，变成了金象大药房，当年盛况不可复求，我们现在回去，在后面装修过的餐馆斯斯文文的吃饭，场景尴尬且痛楚，抓住的是记忆的小辫子。这个情况有点像浩然真菌，表面放荡，内心纯情。

在这里他被喝酒的朋友介绍过来，我那时床头只放了一本水浒，他脸上横肉迎空乱飞，端的是条好汉，喝酒又是一饮而尽，我坐在那里，很是色动，要篮球队的朋友给引见。他说我认识你，我吓了一跳，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名声，惭愧了一小下，后来才知道，他认识我的原委并不光彩。九九年我默默的穷困潦倒，很像生活在中原的一九四二，蹭饭的本领登峰造极，打饭的钟点，我会从五楼拿着空饭盆往下走，调戏上楼的熟人，挖一勺，夹一筷子，走到一楼已经饱的开始打嗝。这个把戏很快被人洞穿，不过九十年代末期的大学很奇怪，不要脸的行径往往能得到卓越的盛誉，于是这个生计变成了传说，灵魂至今还在校园的某处游荡。浩然真菌住在二楼，现在想想，我饥肠辘辘时，他很有可能被我误伤过。

九九年的五月底，北大的昌平园有一个邱姓的女孩被奸杀了，这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北大很多学院点起蜡烛静坐，在当时北京高校里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这个过程我听昌平园的兄弟跟我亲口描述过，详尽的仿佛他就是凶手，很多好事之徒窜进北大助威，要打北大的学生会主席屁股的主意。远远的，此事与我们了无瓜葛，我们在夜市里文韬武略，喝一块五的燕京，说吾必肥天下的笑话，不过若干年后，聊起那一年的事情，记起来的好象只有北大这个案子，别的怎么也想不起来，浩然真菌说，那个女孩真漂亮啊，不知道案子破了没有。我想，善忘是一种可以传染的恶习，还有，浩然真菌真是一个多情的人。

他好结交朋友，愿意施与恩谊，内心充满经天维地的抱负，是一个理想的恐怖份子，他作过的承诺，多半是随感而发，比如，庄君，过几日我就为你找女朋友，那时候我正失恋，痛苦的想做罗素，又或者，明天我就要开一家公司，说这话之前，他还不介意拿走我仅存的半盒都宝。不过他的公司即日就开在离学校不远的大街上，并盛情邀请我的加盟，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媳妇，一个热衷于办公室勤务的经管女生，现实令我发指。

不久以后，浩然真菌的公司轰然倒下，其原因，在于公司已经注册成功，于是就有了倒闭的实体。很有点何故为室，室以为室的意思。从这个时候开始，浩然真菌说话渐渐有了诗人的气质，眼睛里弥漫着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忧伤。他那些哈佛MBA教程里的案子，被束之高阁。我在宿舍被他拉着打通宵麻将，我精力不济，苟延残喘，他居然表情严肃的偷章。

随后的几年里，我重温了几遍电影顽主，竟然把自己当成了局外人来津津乐道。那一年，我常常会收到传呼，他的朋友告诉我他在哪个饭馆和人发生冲突，要我去化解，周围一片的小老板，见到他，都很气短。他索性自己盘下一家饭馆，终于拥有了小经营者的苦恼，不再去别人的馆子滋事。这一年，他指责我不偷情，屡屡吊死在一棵树上。这一年，他还是处男。等他以后在我面前被媳妇揪着耳朵的时候，在场的人，只有我感觉蒙羞。

话说当年，端的就是一条好汉。

我最近一次见到浩然真菌，是在他的婚礼上。他对我说：我喝多啦。我想飞啊翔。

（章琪）
我当时不知道，我钟爱的那位姑娘未来会在文章里这么写道：“我面带微笑，把他踹回了那个夏天。”于是我才想起来，我似乎不曾完整的经历北京的夏天。

转过七个屁股忧伤的夏天，两千零三年，我去了上海。在声色犬马的新天地，我邂逅了这么一个姑娘，她像一锅糖水，荡来荡去。

我对章琪说，布拉格广场有废墟之声。章琪坐在咖啡桌的对面，不懂忧伤，眼角里挤满了笑，含苞欲放的唇，里面全是苏杭。出嫁那天她还是在笑，那个笑啊，我怎么总也忘不掉。

离开上海，站在虹桥机场的跑道上，那些风啊从远处冲过来，一拨一拨放肆的大笑，仿佛洪荒幼兽，恣意的奔跑，抨地闯进我的胸膛，抨地冲出去，野蛮的小畜生。青砖绿瓦压抑着肢体的上海会有这样一片原始的广袤，滚滚的夕阳涂满大地，吐纳天底下的轰鸣。而登机还没有开始，身边有人逆风抖开一份《新民晚报》，版首面向残阳如血。“你是上海人吗？”他问我。我摇摇疯狂的头发，几乎张不开嘴。他诡谲一笑，“你像上海人，侬是上海人。”我终于转向他，严肃的说：“我是通古斯人。”他讶异的说不出话，端详着我的脸，好象它有八个版。写满了观光指南。“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决绝的看着他，没有一丝怜悯的妥协。

打了一个喷嚏，飞溅的唾液被砸回脸颊，抬起头风干它们，如同一切忧伤的话蒸发在朗朗空中。章琪说一定要回北京吗。这是一句废话。章琪说你能留在上海吗。这是另外一句废话。章琪说我嫁人你会忧伤吗。她笑的那么干净，我怀疑自己的脸上也堆满了微笑。

飞机正四十五度角的离开上海，天幕挂着烧尽的灰蓝色，慢慢浸入华灯初上的城市。我听得见风声。我看得见它，上海，就是这么一个方块。我以为，孤独的俯视上海，你在里面，小章同志。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回头，“那么，通古斯在哪里？”我淳朴安详，用哀伤的京片子对他说：“你丫滚蛋。”

（不要在早晨打电话）
浩然真菌的媳妇儿怀孕了，预产期是明年的三月，为了将这个消息通知给他亲爱的大学校友，他特意选择清晨6点散布消息。生孩子，多么毛骨悚然的字眼。

（马红军）
黄沾死后不久，我得了一种叫作寻麻疹的奇难杂症。我的老板告诉我，亲爱的你该上班了，不过死了个文人，请你不要如丧考妣。资本家既然已经洞悉我的病情，我就得付诸实干的气质，我去，大步流星的去。我到达办公室的时候，时间不过是下午三点，天还亮得发白。曾经像宰予质问夫子一样质疑于我的马红军老师，佝偻在办公桌一侧，大半个身子的重量交付给他亲爱的桌子，显得忙碌而焦虑。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资本家的劳作，他们几乎各个都是勤奋的天才，马红军被欲望和坚忍折磨得几近扭曲的面孔上，写着八个大字：“你丫什么时候上班！”我心领神会，走出门去，振臂高呼：“开会！开会！”一时间硝烟弥漫，同僚们此操彼操此起彼伏。

（廖哲）
廖哲穿着适宜的小皮马褂，他的身材修长而富有弹性，肩膀健康有力，眼神迷离夜间动物的蓝光。对于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来讲，侵略性让他太不成熟了，就像鄂阿奇—鄂阿伊上风干的豹子。比起马红军，他似乎更加拥有光荣与梦想的面容，坚毅、隐忍、博雅外加清沉，这些玩意，几乎就是攥紧权力与财富的全部征兆，可是当马红军的奔驰车抚然而过的时候，他和我一样目光熊熊。你看，我们同等的欲望深重，但我们却如此的不切实际。

（周旭）
我圈养的昔日校友，长铗归来兮长铗归来兮的长铗。这类人的行为方式类似于中世纪的僧侣，对于寄生有强烈的神圣感，当然，与之邂逅的概率很小，就像中国队七比零干掉香港队一样小，不过一旦你遇上了，就得对他们负责。

（白露露）
廖哲和他风流的媳妇儿是我不错的朋友，这段友谊的基础建立于若干年前，如果青年男女的恋爱在兵败如山倒后还来不及彼此怨恨，那么意犹未尽的余孽简直是友谊最好的催化剂。作为我大学时代的郝思嘉，白露露小姐不但像美国干掉伊拉克一样干掉了廖哲老兄，还用小拇指勾搭起了我们之间的健康无邪的兄弟情怀，这种事情可让周旭大倒胃口。不错，如此不要脸的周旭，在其爱情生涯里有让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禁欲主义伦理，当我和白露露在教学楼包间里耳鬓斯磨的时候，周旭和他的恋人在食堂里举案齐眉，“请吃”“您好”“慢走”“下次再见”诸如此类不堪入耳，毛骨悚然的日常短语尿频一般出现在他们烈火干柴的生活中。我的死党浩然真菌曾经总结，这样的行径只有悲惨的结局才能与之匹配，果不其然，四年后，还是处子之身的女周旭飘然而去，而周旭本人，则在我的斗室中不胜酒力，愚蠢的诟病我和廖哲以及白露露间单纯健康的关系，并且坚拒廖哲殷勤的酒局，哪怕自己无与伦比的好吃懒做，对生活活生生的向往。

（光荣与梦想）
当我变得沉毅清雅之后就很难重逢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尔的场面，不过很有幸，大前天吃饭的时候，这个奇幻的套路和我意外重逢，我们客气的握了握手，它说：“喝点？”我说：“不好意思，酒精过敏啦。”

早在上个世纪的大学校园，轮哥就住在我隔壁宿舍。那个时候法兰克从北航来拜访我，因为没有电话，他得徒步从52路车站走到工大北门，问我打算不打算去喝酒，我要是说不，丫就得无功而返。当然，跋涉会令他深谋远虑。“咱们出去谈点正经事。”他神色凝重，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总的来说，法兰克还算是一个人物，学生时代呼啸山林的草莽，并且把风气成功的移植到北航。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不爱读书，所以有许多伟大的思想要通过肢体语言表达。紫色的天空沉沦在黑幕之下，小平房的幽黑抹去了大地，他说你看，做人应该如何如何，做事应该如何如何，毕业以后我们该如何如何。不久我就十分厌倦，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坐在一尺见方的小饭桌上不讨论搞一两个女朋友，而高屋建瓴，研习人生，简直太不正经了。于是某夜法兰克成功的挖掘出隔壁的轮哥。轮哥面色黛黑，身材硕肥，声若洪钟。

两个人坐在我那个胆怯的安娜头上看朱容基讲话，抽一块二的劣质雪茄，喝一块五的燕京，说成捆的废话，对于两个白痴而言，这他吗简直就是一个宗教仪式。我偶尔路过走廊，会被他们的粗暴割礼。两个人惜别的时候，人生产生巨大的历史感，让他们在门口聒噪不已。我推门进宿舍，脑袋还留在脖子后面，和门一起嘎吱嘎吱响。周旭说你把门给我带上，我轻轻的掩，他生气了，迈着大腿走过去，拖开门，顺着手臂发力的方向，梆地向门外的声音摔去，梆梆梆，就像洛一丽一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后来这种煞笔场面不复存在，而其中一个还为此唏嘘感慨，身处其中，你不得已也会生出一些怜悯——两个煞笔的相逢，确实出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两个月以前，轮哥电话知会我，“我回北京了。”我就预感不大好。

事实证明，纵使岁月翻转，佳人陈旧，也丝毫不影响光荣与梦想的成色。在为某姑娘回国接风的饕餮宴上，两个人终于见面。鉴于我的不能喝酒，这次终于坚实的聆听了那些若干年前的原音重放，两个抱成一个，目光坚毅的说：“干了！为了那些即将倒在我们脚下的人们！”

对酒当歌，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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