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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年，大宋帝国的前生后世
文/孤云

　　1127年，一个王朝回首中已是前生；而另一个王朝在铁蹄侵凌下诞生。1127年，这一年成为两个王朝的分水岭，两个王朝的命运，构成大宋帝国的全部历史。这一年的标志，是犹如“刀子般刻进了中国的记忆”的“靖康之耻”。

　　《帝国政界往事——1127年大宋实录》一书，便是从这里打开大宋帝国的生死簿，追怃大宋帝国前生后世——北宋，是为南宋的前生；南宋，是为北宋的后世。作者李亚平站在历史地图的这一经纬度上，上溯大宋帝国肇始之初的风云变幻，下穷“收拾旧山河”之梦破灭处——

　　“公元1127年的大祸发生时，距离大宋帝国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龙驭宾天，已经过去了151年。”“公元1127年，距离王安石发起他那著名的变法运动，已经过去来58年。”“公元1127年，宋徽宗赵佶在皇位上整整坐了25年。”……

　　显然，在全书的架构上，作者受到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启发，以一个时间支点，撑起大宋数百年的兴衰起伏。从赵匡胤黄袍加身起笔，至岳飞以莫须有之罪被赐死掩卷，其中又以王安石变法、童贯祸国等章节为启承转合，全书疏落有致、高潮迭起。陈桥兵变、杯旧释兵权，这些耳熟能详的典故史说，在作者笔下如顺手拈来，读来又觉焕然一新；澶渊之盟、海上之盟、泥马渡江，那些影响帝国运势的外交内政，在书中得到忠实演绎，又充满了历史戏剧性。

　　全书以六个历史人物为主要线索，并由此分作六大章——宋太祖赵匡胤、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三位大宋皇帝主宰了帝国的沉浮；王安石、童贯、岳飞，三位大宋文臣、宦官、武将，改变了帝国的命运——通过这六个人的史传，作者描绘出一幅既忠于历史真实而又不拘泥于正史定论的帝国政界图，将有宋一代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爽爽快快。其运笔如挥毫泼墨，全然不受编年史舷拗疲莺峥囟峁狗置鳌⑾咚髑逦舭字σ烁∠肓妫挥诶饭丶τ秩绻け拾酌瑁赶腹蠢眨蘼鄣豆饨Ｓ耙只蛴⑿鄱铣Γ救恢缴稀?br />
　　有宋一代的典册记载可谓浩如烟海，遑论汗牛充栋的野史笔记，单那部二十五史中篇幅最为庞大的《宋史》，足以让人皓首穷经而迷途忘返。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切对于没有受过正规史学训练的作者来说，似乎不存在任何障碍，他对于大宋历史的熟悉程度，相信已达到事无巨细无所不晓的地步。对于这一点，作者亦自矜道：“任何一件史实，包括稍微重要一点的人物对话，我都可以告诉你在古、现代文献资料中的出处。”于此，也可以知道作者在史识方面所下的功夫。而用这样的功力完成的一本《帝国政界往事》，在描述历史真实方面所能够达到的高度，自是不言而喻。

　　近年来，历史类书籍颇受欢迎，专业学术层面的暂且不提，坊间流传的这一类书籍，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具有学术性质的，语言又不艰深晦涩的书籍，如黄仁宇先生的史学著作系列；一种是“以假乱真”的历史小说，如高阳作品系列与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一种是作为历史研究，却又不拘泥于正统学术路径的读史笔记，如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等书。近来，大概是大话、戏说历史，以及以小说为历史的书籍充斥坊间，于是又有打着“正说”历史见于市面。

　　如果将李亚平先生的这本《帝国政界往事》比照上述类别，这本书虽然在结构上有取法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之处，其风格则类似于吴思的读史笔记。从书中亦可以看出作者在对史识（历史知识）烂熟于胸的基础上，更欲表达个人史见（历史见解）。也就是说，本书的基本意图在于“实录”，但并不仅仅满足于忠实记录历史。相对来讲，在历史知识方面下的多为死功夫，只要有铁棒磨成针的耐心，熟悉一朝一代的史实并不困难；而要形成个人的史见，就不能单纯靠皓首穷经的毅力，更要有相当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乃至需要掌握独门暗器，即有别于他人的史学研究方法论。

　　在这本书里，作者的一些史见别具新意。比如在《都是王安石惹的祸》这一章，作者指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争利的大门”。在论及青苗法、均输法及市易法的弊端时，作者对计划经济、政府管制的弊端显然了然于胸。而在提及“萧规曹随”的典故时，作者对无为而治的理解显然有着现代眼光，“有限政府”的思维在论述中呼之欲出。虽说用这些观点来分析当下社会，可以说没什么特别之处，将之置于古代史研究之中，却往往能够激活史料，阐发新意。

　　但是，从整体而言，我认为这本书史识略胜而史见略逊。虽然阅读当中令人常有心旷神怡之感，或有激愤莫名之痛，仍有不够酣畅淋漓之处。在对一些众所皆知的历史事件的分析上，感觉终归还是有所缺憾。

　　比如，论及著名的“太祖勒石”一事，对赵匡胤给自己子孙留下的三大誓约，作者的分析就不能够让我有大快朵颐之感。作者的看法，仅仅停留在“这是唯一一份出自皇帝之手、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的层面上。而以我的浅见，三大誓约无一不体现了帝国初创时期，赵匡胤处心积虑欲“坐稳江山”从而永保江山的心态。比如三大誓约当中的第一条，“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应该是从柴氏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的赵匡胤想以此获得政权合法性的一项重大策略。试想，赵氏虽无弑君之举，却有夺位之实，如杀柴氏，史书会怎么书写这一笔，赵氏想必很清楚；而善待柴氏，至少可以制造禅位假象，以维护政权续绝的合法性。北宋之前的朝代更迭，赵匡胤兵变之时强调不得杀后周皇室及公卿大臣，都清楚地说明采取这一策略的必要性，事实也证明了该策略对北宋政权的稳固起了很大作用。

　　再如，全书最让人感动的当属《岳飞必须死》一章，读到动情处令人几欲落泪。作者写作此书的缘由之一，也正是因为岳飞的故事。然而，以理性思之，恰恰是这一章，几乎没太多新鲜的观点，除了多一些细节性的史料，整章论述显得太过因循旧事。实际上，岳飞这个人，无论放在当代抑或当时的语境下，可以说的，应该远远不止这些。

　　当然，以读者的思考质之作者，这显得有点不厚道，或者说，以当代人的观点介入古人的世界，可能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此书反倒少犯了僭越古人的错误。

　　掩卷思之，《帝国政界往事》一书作者，走的大抵是传统“以史治史”的路线，胜在精于史料钩沉，对史实如数家珍，不足之处在于“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但是，将此书置于当今“大话”、戏说历史类图书流行的背景下，则我的不满明显太过苛求，比之于正当火热的“正说”历史类作品，更是一点儿也不逊色。再进一步，从遵循“述而不作”的古训出发，说不定该书反倒具有微言大义的品质，那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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