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在《第一株毒草》里，他就这样向占社会舆论主导地位的报刊与具有引导作用的“三好学生”叫战：“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三好学生”，“或叫白痴，或者优秀生、活着叫‘小螺丝钉’反正一样”——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自觉地“禁止自己思维”。这显然是对既定价值标准的一个颠覆：在谭天荣的“理性”关照下，“真理的传播者”不过是“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党的“螺丝钉”不过是没有思想的“白痴”。谭天荣同时面对的是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他看来，“１８９５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还有物理学的危机：在他看来，“充满了极端盲从迷信的诡辩，谬误、牵强附会、弥缝手段（或者叫作新颖观念）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这些判断，在当时的中国是人们闻所未闻，想都不敢（也不会）想的，自然要被看作是“狂人”的“呓语”。但谭天荣藐视这一切，他宣称：“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的‘才子佳人’，他们坚韧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他以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话：“爱菲索人中的一切成年人都应该死，城——应该交给尚未成人的人去管理”作为题词，正是以此表明自己（而且他相信自己是代表中国年轻一代发言的）对既定的“成年人”的秩序全面挑战的立场。他甚至预先就对自己的读者宣战：“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的条件放射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好，再见！”——这简直就是以“人民公敌”自居，并且要故意地激怒对手。
这一切——他的“横空出世"，他的“人民公敌”的身份，全面挑战的自觉意识，他的绝对自信，以至他的“狂言”与“妄想”，他的故意的偏激，等等，都使人想起了“五四”那一代人，人们很容易地就联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谭天荣就是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中国的“狂人”。而且恐怕还不是谭天荣一个人，当时北大校园内还有一位以一篇《自由主义者宣言》闻名、并始终不悔的“极右分子”严仲强（也是物理系的学生），他就是以《“疯子”的话》为他的大字报命名的。在反右运动高潮中，他还写了《压制不了的呼声》的大字报，在题词中写道：“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并且宣称：“诬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鄙视的微笑，即使是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14这是继“五四”以后又一代为真理而向庞然大物挑战、不惜以身相殉的“狂人”。
（二）
我们的讨论，还要深入一步：１９５７年的中国的谭天荣们所要挑战的究竟是什么？
谭天荣在他的《第二株毒草》里，一开头就指出：“辩证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要把生活的东西（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我们看到我们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与制造的图画，所以我们把生活当作既破坏又制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制造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敢于正视生活中的问题，并且不断进行追问的“真的勇士”（鲁迅语）的态度。那么，他们对中国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的生活的考察，发现了什么问题？
谭天荣的考察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为起点的。他首先谈到：“在肃反时，我在班上被当作‘反革命’来斗争，起初有人怀疑，班干部就说他们不相信党。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保证，我决不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就说这是我迷惑了他、欺骗了他，迫使我为自己捏造各种罪行。于是我平常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反动言论，任何一个举动，都是反动行为。总之我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表现了我是一个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分子”。——这几乎是经历了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甚至共产党所发动的任何一个运动的人，都会有的经验与感受，人们已经见惯不惯，但谭天荣却要追问：“为什么事情竟会这样呢？”他对此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因为群众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只有党才是正确的，非党群众要提出不同意见，那就一定是错误的，这就不能允许他存在，就应该遭受一切打击和压制，一直到他作出了令人满意的检讨为止”，“党和团就用这样的方法垄断了一切‘好’的、‘对的’、‘正确的’东西，在群众中党员们和团员们习惯于歌功颂德，可事实上有多少党团员习惯于党一切都好的神话，有多少习惯于奉承阿谀，有多少人因对党团员有意见而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有多少工作人员因为向领导提意见而受到各种非难，有多少阿呀奉承的专家青云直上，这不是八年来的成绩吗？”
这里所说的“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的“神话”，党对真理的“垄断”，发展到极端，成了党员、团员“永远正确”的“神话”；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和党团员有意见＝落后＝反党＝反革命”的专政逻辑，正是抓住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要害的。这其实是许多敏感的、善于思考的人都觉察到的。老共产党员、后来也成了右派的刘宾雁这样谈到他的观察与感受：在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２０ 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的。这种自信是以全国各阶层数亿人民对他的绝对信赖和拥护为基础的。甚至使许多顽敌也望风披靡，心悦诚服”，以至自然地形成了一种普遍接受的观念：“中国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伤痕，似乎都是国民党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则一成不染，两袖清风：是正义、真理和光明的化身”。在实际生活中，也形成这样的局面：“党是领导者又是教育者，而人民是乐于接受它的教育和领导的。听不到对于决议的异议，差异只是行动上积极性的高低。听不到有人要求参与决策的呼声。对于党的正确性和党的干部对人民的忠诚是绝对信赖的”。所谓“党永远正确”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如刘宾雁所说，那时候在讨论党的各种号召的会议上，“并没有几个人说出与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意见，但那多半并非由于恐惧（这与反右以后是大不相同的——钱注），而是认为党不会错，因而主动放弃了异议”。“于是，在党和人民之间就形成一种单向渠道：党作出一个又一个的决策，发出一个又一个的号召，掀起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人民这一边则是听取，服从，行动……”，以至“把个人交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安排”这些口号“流行几十年”，“毫无阻碍地”变成了人们的“道德准则”。“党的权威是那样的至高无上，而这种绝对权威却只能通过代表党的个人来实现”，于是，党的神话落实为个人的神话，对党的绝对忠诚与服从落实为对个人的绝对忠诚与服从：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15一个由上而下的思想的层层控制与人身的层层依附关系的结构，就这样形成了。就党自身而言，这其实也是一个逐渐丧失领导资源与基础的过程，未尝不是一个危机。但大多数人却习焉不察，甚至茫然不觉，现在谭天荣们道破“天机”，自然是“胡言乱语”、“罪不可赦”了。
如前所说，谭天荣还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危机。而这也是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的。据谭天荣回忆，他最初的思考是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始的，他关注的是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充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也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谭天荣说他自己“虽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甚微，但却认定了一个死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在他看来，把个人迷信问题归于个人的思想作风，“在思想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在观点上，就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这说明我们党没有真正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他就此写了一篇《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自己的与党中央不同的分析，并将此文交给了北大党委：这还是整风鸣放开始之前。16而这篇文章最重要之处，在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的考察。文章一开头就引人注目地引述了黑格尔的话：“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歌德的话：“存在的一切，都是应该灭亡的”，以及恩格斯的话：“辩证哲学也有它保守的方面，它认为认识和社会关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对于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不过，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方面是相对的，而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正是谭天荣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理论出发点：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认识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对于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但“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是现实的一切，都会成为不现实的东西，而失掉了自己的必然性，失去自己存在的权力，失去自己的合理性，于是一种新的有生活能力的现实，就代替了衰落的现实”（这是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的一段话，谭天荣在《第二株毒草》里引述过）。这就是说，谭天荣所要坚守的是恩格斯所概括的“辩证哲学”：它要“推翻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17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辩证哲学是否实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当时的中国，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因此将其绝对化、神圣化与终极化的，谭天荣现在要坚持用马克思的辩证哲学对待马克四主义自身，就反而成了“异端”。——有意思的是，与谭天荣同样坚持这样的“异端”立场的，竟然还有毛泽东。据王若水回忆，早在１９５４年，邓拓就向他转述毛泽东的一个观点：“毛说他不相信将来永远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总有灭亡的一天”。据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邓拓“对这一点感到困惑”，有点“想不通”。18十年以后，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谈话中又重提这个观点：“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他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19这与谭天荣在１９５７年所作的分析竟是惊人的一致；而这时谭天荣早已是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大右派。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连当异端的权利也只属于领袖；即使是真理，什么时候说，怎么说，由谁来说，都要根据政治的需要：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大谈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与灭亡”，就是出于他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而谭天荣只知道说出他所认准了的真理，早说了八年，就必定要为他的书生气而付出代价。
这一切——他的“横空出世"，他的“人民公敌”的身份，全面挑战的自觉意识，他的绝对自信，以至他的“狂言”与“妄想”，他的故意的偏激，等等，都使人想起了“五四”那一代人，人们很容易地就联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谭天荣就是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中国的“狂人”。而且恐怕还不是谭天荣一个人，当时北大校园内还有一位以一篇《自由主义者宣言》闻名、并始终不悔的“极右分子”严仲强（也是物理系的学生），他就是以《“疯子”的话》为他的大字报命名的。在反右运动高潮中，他还写了《压制不了的呼声》的大字报，在题词中写道：“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并且宣称：“诬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鄙视的微笑，即使是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14这是继“五四”以后又一代为真理而向庞然大物挑战、不惜以身相殉的“狂人”。
（二）
我们的讨论，还要深入一步：１９５７年的中国的谭天荣们所要挑战的究竟是什么？
谭天荣在他的《第二株毒草》里，一开头就指出：“辩证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要把生活的东西（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我们看到我们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与制造的图画，所以我们把生活当作既破坏又制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制造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敢于正视生活中的问题，并且不断进行追问的“真的勇士”（鲁迅语）的态度。那么，他们对中国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的生活的考察，发现了什么问题？
谭天荣的考察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为起点的。他首先谈到：“在肃反时，我在班上被当作‘反革命’来斗争，起初有人怀疑，班干部就说他们不相信党。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保证，我决不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就说这是我迷惑了他、欺骗了他，迫使我为自己捏造各种罪行。于是我平常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反动言论，任何一个举动，都是反动行为。总之我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表现了我是一个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分子”。——这几乎是经历了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甚至共产党所发动的任何一个运动的人，都会有的经验与感受，人们已经见惯不惯，但谭天荣却要追问：“为什么事情竟会这样呢？”他对此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因为群众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只有党才是正确的，非党群众要提出不同意见，那就一定是错误的，这就不能允许他存在，就应该遭受一切打击和压制，一直到他作出了令人满意的检讨为止”，“党和团就用这样的方法垄断了一切‘好’的、‘对的’、‘正确的’东西，在群众中党员们和团员们习惯于歌功颂德，可事实上有多少党团员习惯于党一切都好的神话，有多少习惯于奉承阿谀，有多少人因对党团员有意见而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有多少工作人员因为向领导提意见而受到各种非难，有多少阿呀奉承的专家青云直上，这不是八年来的成绩吗？”
这里所说的“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的“神话”，党对真理的“垄断”，发展到极端，成了党员、团员“永远正确”的“神话”；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和党团员有意见＝落后＝反党＝反革命”的专政逻辑，正是抓住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要害的。这其实是许多敏感的、善于思考的人都觉察到的。老共产党员、后来也成了右派的刘宾雁这样谈到他的观察与感受：在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２０ 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的。这种自信是以全国各阶层数亿人民对他的绝对信赖和拥护为基础的。甚至使许多顽敌也望风披靡，心悦诚服”，以至自然地形成了一种普遍接受的观念：“中国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伤痕，似乎都是国民党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则一成不染，两袖清风：是正义、真理和光明的化身”。在实际生活中，也形成这样的局面：“党是领导者又是教育者，而人民是乐于接受它的教育和领导的。听不到对于决议的异议，差异只是行动上积极性的高低。听不到有人要求参与决策的呼声。对于党的正确性和党的干部对人民的忠诚是绝对信赖的”。所谓“党永远正确”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如刘宾雁所说，那时候在讨论党的各种号召的会议上，“并没有几个人说出与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意见，但那多半并非由于恐惧（这与反右以后是大不相同的——钱注），而是认为党不会错，因而主动放弃了异议”。“于是，在党和人民之间就形成一种单向渠道：党作出一个又一个的决策，发出一个又一个的号召，掀起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人民这一边则是听取，服从，行动……”，以至“把个人交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安排”这些口号“流行几十年”，“毫无阻碍地”变成了人们的“道德准则”。“党的权威是那样的至高无上，而这种绝对权威却只能通过代表党的个人来实现”，于是，党的神话落实为个人的神话，对党的绝对忠诚与服从落实为对个人的绝对忠诚与服从：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15一个由上而下的思想的层层控制与人身的层层依附关系的结构，就这样形成了。就党自身而言，这其实也是一个逐渐丧失领导资源与基础的过程，未尝不是一个危机。但大多数人却习焉不察，甚至茫然不觉，现在谭天荣们道破“天机”，自然是“胡言乱语”、“罪不可赦”了。
如前所说，谭天荣还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危机。而这也是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的。据谭天荣回忆，他最初的思考是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始的，他关注的是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充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也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谭天荣说他自己“虽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甚微，但却认定了一个死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在他看来，把个人迷信问题归于个人的思想作风，“在思想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在观点上，就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这说明我们党没有真正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他就此写了一篇《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自己的与党中央不同的分析，并将此文交给了北大党委：这还是整风鸣放开始之前。16而这篇文章最重要之处，在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的考察。文章一开头就引人注目地引述了黑格尔的话：“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歌德的话：“存在的一切，都是应该灭亡的”，以及恩格斯的话：“辩证哲学也有它保守的方面，它认为认识和社会关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对于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不过，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方面是相对的，而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正是谭天荣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理论出发点：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认识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对于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但“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是现实的一切，都会成为不现实的东西，而失掉了自己的必然性，失去自己存在的权力，失去自己的合理性，于是一种新的有生活能力的现实，就代替了衰落的现实”（这是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的一段话，谭天荣在《第二株毒草》里引述过）。这就是说，谭天荣所要坚守的是恩格斯所概括的“辩证哲学”：它要“推翻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17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辩证哲学是否实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当时的中国，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因此将其绝对化、神圣化与终极化的，谭天荣现在要坚持用马克思的辩证哲学对待马克四主义自身，就反而成了“异端”。——有意思的是，与谭天荣同样坚持这样的“异端”立场的，竟然还有毛泽东。据王若水回忆，早在１９５４年，邓拓就向他转述毛泽东的一个观点：“毛说他不相信将来永远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总有灭亡的一天”。据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邓拓“对这一点感到困惑”，有点“想不通”。18十年以后，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谈话中又重提这个观点：“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他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19这与谭天荣在１９５７年所作的分析竟是惊人的一致；而这时谭天荣早已是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大右派。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连当异端的权利也只属于领袖；即使是真理，什么时候说，怎么说，由谁来说，都要根据政治的需要：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大谈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与灭亡”，就是出于他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而谭天荣只知道说出他所认准了的真理，早说了八年，就必定要为他的书生气而付出代价。
标签：
添加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