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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选中她做中国１９５７年的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也与她的思想、信念与性格有关。她自己对这顶“不予改正的右派”帽子的态度，是当仁不让。就在这万言书里，她这样说：“既然至今还把昔日的‘右派’分为两类，并且把我划入了不能改正的‘摘帽右派’中，那么我不得不庄严地声明：既然官方认为我的右派不是错划的，那么也就没有这个必要给我摘什么帽子，还是把右派的帽子给我戴回去的好。因为在中央文件中曾指出给右派摘帽的原因是右派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和教育，现在都已改造好了，所以可以摘帽。人家那些‘摘帽右派’是否改造好了教育好了都能变成左派了，我不知道。而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是根本没有改造好，二十三年来，我对极左派官僚强加在我头上的‘右派’、‘反革命’罪名，我是从来未曾低头认‘罪’过和悔改过的。……１９５７年我公开发表的那些观点不仅至今基本不变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因此我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根本没有改造教育好的‘大右派’。在１９５８年７ 月我被捕的前几天，当年的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曾夸下这样的海口：‘像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留在你们学校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后来我用自己二十三年的全部言行事实来对抗罗部长的镇压万能论和暴力迷信论，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和宣告了罗部长的预言的彻底破产和失败。……一九五七年我当‘右派’是不自觉的，也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可是经过这二十多年残酷的现实教育和改造，倒是有些弄假成真了。我终于发现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奸臣、民贼原来都是戴着‘最最革命’的左派和极左派的桂冠，那么我要救国救民就应该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右派’好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亲自批示了我和北大的谭天荣二人的处分决定中有这样一条：‘开除学籍，留校劳动，当反面教员’。既然是‘反面教员’，那就得请那些左派、极左派官僚来给我当‘正面学生’，洗耳恭听一下我的讲课；既然是‘极右分子’、‘大右派’、‘右派代表人物’，那我当然要代表右派和替右派说话了。否则，不是徒背虚名吗？……我有一个建议，请在政协或人大的代表中，也给我一个席位，就让我当个专职的右派代表罢！因为这二十多年来在全党全国培养起来的‘左派’、‘极左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经多如牛毛了，而且大多还享受着高官厚禄，那么留个把‘右派’当代表，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我们现在对国际上的右派政党和右派人物不是都很欢迎，很感兴趣，常打交道吗？那么自己国内的‘右派’为什么不能得到起码的尊重呢？既然不给我改正和平反，那我‘右派’、‘极右分子’、‘大右派’、‘反面教员’的角色就只好扮演下去……”。79

林希翎甘当“右派”，并要当到底的这番自白，使我们产生了进一步讨论的兴趣：什么是“右派”？除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形成了某些林希翎始终要坚持的政治观点之外，还有没有更加内在的“右派”精神，“右派”立场，“右派”气质、性格？

我们还要回到１９５７年林希翎在北大、人大的那些著名的演讲那里去：那是她思想的起点与原点。她在一次演讲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在大学里讲课，提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总是说这是最好的社会。这个‘最’字，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看只是一个社会阶段。因此，他们的‘最’字，就是以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

“我对现实生活是不满的，即使是五百年后出世的话，我也会不满。如果对现实满意的话，如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现实不满是正常的，应该鼓励对现实不满”。80

她的这番话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她在《我的思考》一文中，重申这一观点，并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

“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81

１９８５年，历经磨难的林希翎，当有记者问她：“你觉得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时，她依然重申她的“不满”论——

“不管哪一个国家，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政府、反现实的不满分子。这种不满应该是正常的现象。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推动社会进步，就是要批评现实。一天到晚歌功颂德，粉饰天平，怎能进步？１９５７年演讲时，我就谈到了这一点，但共产党一听到你不满现实，就认为你思想有问题，有反革命嫌疑，立刻给你扣帽子。合理的不满是进步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于是，记者立刻想起了她的那句关于“猴子”的名言。82

林希翎１９５７年的讲话，还有一个贯穿性的观点，就是绝不能干预人的言论、通信自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她进而号召青年们，不要学“世故”，不要“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们要说话”，“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83——这在１９５７年以及以后的中国，都属于“反动言论”。但林希翎却始终坚守这一点，并以为这正是她自己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在８０年代写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她总结自己反右后二十多年的苦难人生时，不无自豪地这样说：“我的良心、道德和人性，都还未受到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这十年动乱以来，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普遍滋长起来的尔诈我虞、撒谎成性、损人利己、整人为乐的政治微生物和趋炎附势、看风使舵、投机营钻、卖身投靠的歪风邪气所侵蚀和污染，使我在灵魂深处还能保留一片净土，并在这片净土上建筑了一个独立思考和孤芳自赏的独立王国，因而还能保持了毕生不说假话的一贯记录。我是用自己的血泪言行去实践了我的恩师——吴玉章校长生前对我的谆谆教导和唯一的遗训：他希望我能做一个像他那样从来不说假话，敢讲真话的老实人”。84

林希翎同时这样谈到自己的性格、秉性：“我这个人是少年红色娘子军出身，是彭老总、陈老总带出来的兵，我的性格是心直口快，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嫉恶如仇，爱抱不平，刚正不阿，宁折不弯，天真幼稚，有勇无谋”。林希翎还谈到自己即使身在监狱里，也“还是生活在我向往的公民享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梦幻里”，因而惹出了无数麻烦；“完全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和根本不懂人情世故”，“我行我素，以诚待人”，“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一切人”，即使因此碰了无数“钉子”，既不悔也从不思改。85林希翎永远记得，在１９５７年反右以后，一位读者在来信中说她在整风运动中扮演了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三岁小孩的角色。林希翎坦然承认：“在政治上我恐怕永远都只是个三岁小孩，这辈子长不大了”，“我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被推上历史舞台，恰恰因为我当时不懂政治，尤其是不懂中国的政治，我从来没有读过《资治通鉴》这类古书。这也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误会’，而且我这种人的气质和性格也对决定了是根本不适宜搞政治的”，86但一旦政治风暴来临，她仍然会身不由己地投身进去。这都是因为她骨子里的“乌托邦情结”，她与生俱来的“堂吉诃德气”，决定了她必然要这样“走火如魔”，这是她的宿命。而历史的进步，也永远需要这样的“长不大”的“三岁孩子”，这样的“历史的误会”，尽管对个人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多：这正是显示了历史的残酷。

在我的理解里，林希翎身上表现得极为鲜明与充分的这些特征：永远不满意现实，永远说真话，永远摆脱不掉的乌托邦情结与堂吉诃德气，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右派”精神与性格。87

我又想到了鲁迅。五四时期，鲁迅在《新青年》上，就写过一篇随感录，题目就叫《不满》，强调“不满是向上的车轮”。88鲁迅还有一篇《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并作了这样的界定——

“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

“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会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89

显然，我们这里讨论的“右派“精神，与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的精神，是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或者说，是有一种精神的承接关系的：可以说，林希翎这样的右派，正是鲁迅所开创的２０ 世纪中国“精神界战士”谱系当之无愧的一个成员。90——林希翎本人也对鲁迅有极高的评价：“我认为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对封建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的危害性和劣根性认识得最透彻，剖析得最深刻，抨击得最尖锐，斗争得最坚决的，……是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91

在我看来，林希翎成为右派精神的一个象征，更是因为她是把这样的右派精神坚持到底的一人。也许正是因为她是未获“改正”的一人，历史也就造就了她，使她在８０ 年代初绝大多数右派都被平反，历史告一段落以后，她几乎是孤身一人地将右派的精神苦难史继续谱写下去，在２０ 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与国际的复杂形势下，将１９５７年所开创的右派精神，继续坚持了下去。

我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就以本文一再引述的《给邓小平的万言书》来说，尽管林希翎写信的动因是希望借助邓小平的干预解决她的右派“改正”问题，但却没有歌功颂德，不仅对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进行直接了当地批评，而且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实仍然表示不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警示。例如她说：“这些年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官僚资本主义，其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下，利用官僚的政治权力，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权和分配中享有的各种特权（如高薪铁饭碗、贪污、受贿和各种形式的免费和低费特供等等），最大限度的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她还提醒说：“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我们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了，这是非常有必要和正确的。但是也须防止对美国又来一个‘一边倒’。苦难的中国人民吃够了对任何一个帝国主义‘一边倒’的错误的极端化政策的苦头。‘一边倒’就势必会使中国不知不觉地丧失独立和主权”。92这些话，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都是无人敢讲的。

１９８３年，林希翎到了香港，１９８５年又来到台湾探望离别数十年的父亲。人们以为她会对台湾大加赞扬，却不料她一开口劈头就拒绝了台湾当局强加给她的“反共义士”的头衔，断然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为条件的话，我宁愿回大陆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对台湾的不满：“台湾的生活比大陆高，许多地方的毛病则差不多”，“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她立刻投入到台湾争取民主运动中去，并且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如她自己所说，“我在台湾的这次‘民主假期’中的大鸣大放，之所以会在台湾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和这样的奔走相告，就正如我在１９５７年在大陆的大鸣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样，并不是在于我有什么新发现和新创举，而完全在于我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真话。在大陆和台湾的国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终还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三岁小孩的角色”。后来林希翎临时去香港，国民党当局遂借机禁止她再入台湾，林希翎终于成为两岸都“不受欢迎”的人物。93——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林希翎说，她到了台湾以后，“曾有多少人来开导我说，海外有很多学人在两边跑，两边讨好，两边都当贵宾，他们来去自由。有人就说：‘林希翎，你怎么弄得两边不讨好，那么笨’”；林希翎的回答是：“我本来就不想讨好（两边的）那些官僚”，94这也可以说是本性难移吧。

她后来定居法国，没有安分几年，当欧盟出兵科索沃，她又站了出来，参加反战运动，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言论，和法国当局与当时的舆论主流相对抗，又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人物。以后，台湾民进党执政，林希翎当年曾支持过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因此被邀参加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她还是实话直说，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台独”，又与新任台湾当局不欢而散。——她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是无法合作的：这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

２０００年８ 月４ 日，当她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我的寓所，出现在面前时，我简直不敢辨认：这就是１９５７年５ 月２３日那个难忘的夜晚，我站在远处看见的那个意气风发的，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林希翎的本名）吗？此刻，她是多么的疲惫和衰老啊。但她一开口，还是声音洪亮，滔滔不绝，眉宇间依然流露出高傲与倔强：林希翎还是林希翎！但在谈到１９５７年的那个夜晚时，她却说：“那次来参加辩论会，本来我只是准备听听的，没想到会议主持者突然宣布要我讲话，我毫无准备，上台就讲开了，一上了台，这一辈子就下不来了”。接着她向我介绍了这些年的遭遇，在谈到她因为献身于社会运动，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患了忧郁症，终于跳楼自杀时，她流泪了，只是说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最后，她长叹一声：“我现在真的是家破人亡，无处可去，一切都没有了”。我无言以对，只在她带来的留言本上写下“相濡以沫”四个字；她则以《林希翎自选集》一书相赠。她突然站起来，说要走了；但走了几步，就走不动了。于是，在我家的长沙发上躺了下来，休息了很久，才恢复过来。我留她吃了一顿便餐，因为有一点家乡菜（我们都是浙江人），她吃得很香，我心里却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她终于走了，那步履蹒跚的背影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上。……

正是这永恒的瞬间记忆驱使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我此刻仿佛还看见那步履蹒跚却永远向前的背影；而且想起了因准备此文而看到的毛泽东的一句话：“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95这正是林希翎的不幸，也是她的光荣：在当代中国，林希翎这样的人，已经是“稀有品种”，十分难得了。



２００３年７ 月２７ 日——８ 月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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