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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关注。

去年，作为一个半志愿者，我在你提到的那个地方工作了一年。我走过许多村子，和许多农民谈过话，他们的贫困和绝望深深震撼了我。我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许多困难和孤独中坚持工作，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对眼前所见有所帮助。但是，尽管付出了一些自以为的身心代价，但总的来说，我的工作并不成功。农村的现实太沉重，而我，一个普通的外来者，如何能有力量去撼动它。

然而，经过这一年，我更加坚信，只有通过最艰苦的无私的工作，才能对西部的现实有所改变。对改变那个现实，现体制内的所有力量都是无济于事甚至是负面的，而我们这些NGO，能力是那么弱，而要克服种种障碍，种种消耗，做那一点点，除了聊慰己心的意义，还在于或可设想总对一些人的命运有了一些触动，并由此积累最初的不足道的经验。播下纤弱的种子，不期待多少收获——在这个体制内能期待什么呢——但仍用它所代表的希望鼓励自己，保证在此黑暗中不彻底丧失勇气，这是我自己珍惜的，或过天真的想法。

在过去的一年中，扫盲班是我最重视的工作内容之一。那个报道中提到的每一个村庄的名字我都熟悉，我和扫盲班的老师和学员们有过多次接触，我和他们一起唱歌，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在寒冷的教室里监考，批改她们的试卷。我敬重那些同样穷困的老师，而那些妇女，穿得比城里的乞丐都不如，被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性别的枷锁所压迫，却因此发展出了最顽强的生命力，有一点点触动就可能被唤醒——她们一次次鼓励了我，也感动了我。我相信这个工作有它或许难以定量也没有好好被总结过的价值，也感激自己在其中所受的教益。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我一向并不愿意太简单地与人谈论自己在那里的工作，农村是复杂的，农民是复杂的，而若将之简化成易于被理解的句式，或许也就失了真。这也正是我在过去的一年中倍感孤独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尽管有许多朋友支持和极愿理解，但总的来说，在那里的经验是被我几乎完全封闭处理的。

南方周末的报道，在个别细节上不准确——在我自己做这行的时候，总以为自己已经核对过了全部细节，但却从来都能从别人的报道中发现疏漏，反观自己也一定不会比他们更好——但总体上是真实的。不过，我必须说，以我这个当事人的眼光看，它实在是过于简单，虽然便于理解。所以，我很喜欢你对这个报道的严肃的关注，此外，这一段时间我闭目塞听，却仍然对这个报道抱有幻想，因为我们的扫盲班，那只需要一点点钱的事情，现在却无以为继了，我们有点指望通过这一次与记者的合作，引起关注，带来一些好运。

对吴青的观点我不做设想，就谢丽华本人而言，我倾向于相信她只是给出了一个便于理解的说法。合法性——在现体制下，对我们的艰难的工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策略上，我们必须将自己的工作解释为与现体制内的目标一致，可公开阐述的东西和我们实际奉行的理念可能不得不有所差别，至于内部研讨中的反思和争议，那或许就完全没必要呈现了。在下一段中也提到了赋权，我本人认为，赋权，而不是识了多少字，是我们扫盲班真正的目标和意义之所在，不管我们实际做到了多少。

扫盲班只是一个有限的实践，无论是涉及的广度，还是能到达的深度，它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然而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行动。就中国的变革而言，知识分子的思辨与鼓吹，和发展工作者的草根行动，我不说哪个更重要，至少后者一样不可缺少，虽然后者是散乱的，或许也可被指为只是治标的。——然而，我们总得做些什么，此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西部农村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糟糕的事实。然而，这其实损害了我们所有人，在没有公正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只是在苟且而已。在那些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这个山到那个山走来走去的日子里，在愤怒、沮丧甚至流泪中间，我无数次地暗自问着同一个问题：西部的希望在什么地方？既然我并没有足够的学力和能力，或许连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也是诞妄的，然而，我还是那么渴望得到答案。迄今我所知道的是，它并不在我们这些外来人的给予中，而只能就在他们，那些一辈子土里打滚的农民们自己身上，在他们所承担的命运面前，我们完全算不了什么，与其说我们假设他们需要我们，毋宁说，为了一些或许没必要告诉他们的理由，我们自己需要和他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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