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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点梅花亡国泪》
文/碧血汗青

《姚煜题史可法祠墓》
尚张睢阳为友，奉左忠毅为师，大节炳千秋，列传足光明史牒；
梦文信国而生，慕武乡侯而死，复仇经九世，神州终见汉衣冠。

张睢阳：唐名将张巡；左忠毅：明忠臣左光斗；文信国：宋名臣文天祥；武乡侯：蜀汉名相诸葛亮。经九世：纪侯谮齐哀公，哀公被杀，襄公复仇，灭纪，其间历九世

史可法，字宪之，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壬寅（公元1602年），十一月初四日寅时，生于河南省祥符县（今开封市）。
崇祯元年举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后来副使总理侍郎卢象升，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至后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公元16 44年）四月，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缢死煤山，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改年号为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朝廷。屡加史可法至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史可法自请为督师，出镇淮、扬。
弘光元年（公元16 45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为清大将多铎率部攻破，史可法自杀被部下所阻未遂，被俘，然不屈怒骂，于扬州新城南门城楼上慨然就义，时年四十四岁。其部将、义子史德威于五月一日出觅史可法遗骸，因暑天炎热，尸体堆积致使蒸变难识，德威不敢妄认，因而未获其遗体。后于扬州城外梅花岭建衣冠冢。
史可法死节之后，中国上下莫不推为民族英雄，尊称史阁部，其声名尚在炮毙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袁督师袁崇焕之上。时有言其未死奉其名号兴兵抗清者。
清乾隆帝弘历南巡扬州时，因当年扬州十日屠城过于惨烈，为顺抚民心，致史可法墓前吊唁，为其加“忠正”的谥号，并亲书“褒慰忠魂”四字，史公祠内四字拓片至今尚在。此举固有息众怒怀柔之意，但毕竟对史可法之死节还是敬重的。
梅花岭建祠奉史公之习自此始。

我自上学起，听了老师讲课的说话，对史可法也一向作如是观，对他十分的敬重，敬他的是民族英雄，重他的是忠臣死节。
及长，粗读明、清史，却起了些许的疑惑，等阅至《史可法复多尔衮书》，却看出了一身冷汗，最后不免四处去找些当时平头百姓和官人的笔记、书信来印证心中疑惑，待看完后竟是忍不住的要股栗了。
南明弘光朝廷始立之初，史书中均写得似乎事情全坏在马士英、阮大铖等等那一干佞臣的手上，乃至于覆亡，即所谓的奸臣亡国。
实际上在我看来，弘光小朝廷当政的那一班满朝文武，马士英、阮大铖，包括史可法在内，统统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以及军事上的侏儒和奴才，其姿态丑陋已极。在南明弘光朝廷的覆灭中，史可法亦如马士英、阮大铖等辈一样，是断难辞其咎的。思宗殉国前以指蘸水书案前“文臣统统可杀”，良有以也。
此事可以先从山海关事变后的局势说起。
甲申16 44年山海关事变，满清入关，李自成大顺军经井陉退入山西，潼关之战战败，乙酉16 45年正月十三日，经陕西蓝田、商洛入河南。16 45年正月下旬到三月下旬，李自成率大顺军的北方主力十三万众集结于在河南省西南地区；大将白旺统率守卫“襄京”的南方主力的七万重兵，驻襄阳、承天、德安、荆州一带；西线入川的张献忠部有近二十万众；南明史可法督师的四镇兵力三十万，据守在河南李自成主力背后的江淮防线，与镇守武昌的左良玉部二十万军首尾相连，水军以及云、贵、两广、闽等处驻军兵力尚未计算。
以此一年计，仅山、陕、川、荆、襄、河南、江淮这个大弧形战线的一、二线兵力，就有李自成不下二十万的大顺军，张献忠的二十万人，南明部队五十万，合并九十余万人，东南沿海一带尚有水军，实有过百万之众，绝非声张之言。
而入关征战的清军八旗主力满打满算，也不过约十三万，即使加上与吴三桂带领入关的部分宁远军合并计算，至多仅与李自成相当而已，最多再算上他们两部留守关外的兵力，亦不及由史可法督师的四镇兵力。而占领的地区也仅限于京畿地区及山、陕一部，且除京畿之外，满清完全无多余兵力建立地方统治机构。八旗骑兵主力和宁远铁骑虽然骁勇善战，但是在数量上和战略上明显都是处于绝对劣势的。
另外，一直以来的传统意见都认为，明朝的官绅地主阶级和大顺政权始终处于势不两立的对立地位，而满清是和明朝的官绅地主阶级是同一战线上的，所以大顺最后被剿灭，明也沦亡，事实上这是极为错误和偏颇的。这样的提法，完全忽略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地主官绅们对改朝换代以及异族入主这两个事件所持的不一样态度。普通官吏、地主对满清、南明、大顺的态度，并不是这样的简单，实际情况是，局面对南明和大顺都很有利，倒是对满清是最不利的。
鼎鼎有名的大明遗老顾炎武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这一观点，可以说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意义的。大顺入主是“易姓改号”，而满清由于种族和意识形态的不一样，一旦入主则就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了。
在李自成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 43年）十月歼灭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明军主力后，明朝大多数官绅地主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绝大多数人认为会明亡顺兴，并已经把此作为常见的改朝换代的大势看待，为确保自身利益，他们纷纷开始归附大顺。
因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里，除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发生小规模战役外，几乎可以说是在和平解放的状态下一路南下，一举占领整个黄河流域，这样的情况不要说别人没想到，连李自成本人也没想到。这从他带领的并非是自己的老营主力入京一事就可以知道。同时，这也为他的山海关之败埋下了种种祸根，包括从心理状态到对双方形势的错误判断，对突发事件应变的策略等等。大顺军攻陷北京后，明朝廷在京的近三千官员“殉节”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中还包括陪崇祯殉国的，其他全部归降大顺。国子监生陈方策在塘报中直言：“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史可法则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
大明官员不仅仅只是归降，而且还更纷纷争先去大顺政府处求用，惟恐落人后，其场面蔚为可观。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到吏府报名时大门已闭，当下情急敲门呼曰：“吾兵科时敏也！”方侥幸以入；丞相牛金星说考功司郎中刘廷谏道：“公老矣，须白了。”刘竟然至于说出：“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此等肉麻话。（1）
在大明的军事力量方面，原来奉诏入关勤王的辽东军统领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于三月十三日主力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附近。在大顺军占领北京、明廷覆亡后，与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受招归附大顺。黎玉田被任为大顺四川节度使，并马上与明总兵马科一起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全部收编，而大明疆界除辽东、南明所在地外，也全为大顺接管。
由此可见，事实并非如一向的史家所言，明官绅地主阶层是始终与大顺对立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大顺败退，清兵占领北京后，大多汉族官绅却出于民族隔阂和文化思想上固有的优越，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
明翰林院官杨士聪的书信中言，在满清占领北京后，很多官绅浮海南归，“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一次就沉没载有南归官吏的船只七十多艘，可见南归的官员之多。这样的情况不断出现，以至于到甲申（公元16 44年）七月，满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颇为忧虑地上疏道：“大清入来……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
满清入主北京后，原来大明官员们“见在列署落落晨星”的状况，与当初大顺入主北京时争先求用的局面形成的鲜明对照，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人心向背。
另外，在政治上因为明自建国后一直就有南、北两套政府班子，因此北京虽破，但在南京的六部却纹丝未动，所以直接就接管了北京六部的职权，且不要说还有弘光皇帝在彼。而在地域上，满清也只有在北京及附近很小的一块区域内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再看物资上，甲申五月，满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疏说：“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其实不单是粮食，其他如布匹等物资的生产中心也一样在江南，所以只要南方一掐漕运，北方的衣食问题马上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但南明却从来没有试图真正掐断运河这一至关重要的补给线。
而在文化和思想上又诚如顾炎武所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以明遗臣、百姓在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和对满清的排斥，与在政治、军事上一样的明显。在这些方面，满清不要说和南明比，即使和大顺比，也是明显地处在劣势地位的。
与这样的局面相对应的结果是，在满清入关、大顺败出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满清决策集团因此一直没有下定占领全中国的决心。甚至说过分一点，他们是抱着捞一把就走的思想，根本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劣势。
多尔衮刚入北京时曾推行剃发，据当时正在北京的张怡在笔记中记载：“剃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九王（即多尔衮）曰：‘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更有满族将领放言：“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2）。虽然此议被多尔衮以奴尔哈赤有如果占领北京就迁都北京之遗命为由否决，但多尔衮随后在甲申六月发布的告文中却说：“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就很显然地承认了被“辅立”的“贤藩”南明福王，是崇祯的继承者，而且希望可以与满清两不相犯。同时又说“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等等，这也表示了他当时是把河北、河南、江淮排除在满清的管辖之外的，把那里看成是明的管辖地。
所以，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满清的高层，包括多尔衮在内决策集团，当时并没有做出南下的决策，只是打算先守北京。对于要不要继续南下和西进，或者说能否一举攻占和统治全中国，就算退一步不说他们没有这个想法，至少他们对此没有把握、心中无底，是确实无疑的。出自满清实质上的首脑、军政一号人物多尔衮这句“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就是此等思想最好的例证。
由此可见，当时大明的山河虽破，但尚可以收拾。换个角度甚至可以说是山河还根本未破。因为这个时候，无论在政治、军事、物资以及民心、地理等方面，满清都是如履薄冰，危危可岌，所以多尔衮等人只想守住北京的战略思想，摆在当时是非常客观和务实的。
而当此大好局面，南明弘光朝廷的那些君臣们又在做些什么呢？
自大顺军出京西走后，河南、河北、山东大部地区的统治，一度同时成为真空，满清无心也无兵力去建立统治机构，当地的明官吏和百姓于是纷纷起来组织武装力量自卫，并急切盼望史可法等举军北上收复明地。
甲申（公元16 44年）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举旗，光复归德府、商丘、管河、宁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达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占据战略重镇睢州。
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程先贞、谢陛等推明宗室香河知县朱帅 为盟主，称济王，并发檄文号召光复明朝。一时间山东及北直隶到处响应，在一个月内，山东省府济南府、临清州、青州府、东昌府、武定州、滨州、高唐州、德州、临邑、蒲台、海丰、沾化、利津、陵县、乐陵、济阳、齐东、乐安、商河、朝城、德平、恩县、平原、禹城、莱芜、阳信、宁津、武城；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阜城、肃宁、兴济、任丘等八个州县）、大名府、沧州、冀州、景州、故城、交河、吴桥、武邑、武强、衡水、献县、曲周、东光、清河、饶阳等，山东、河北两省合计四十三个州县光复，举起明朝旗号。
但遗憾的是，南明弘光朝廷和他的一号军事长官史可法，却都没有一丝去光复国土的念头。在其后一直到史可法殉国的将近一年时间中，弘光朝廷仅仅只是委任了无数的巡抚、总督等大小官吏做个样子，却不发一兵一卒。但就算是这样，也竟然没有一人实际到任，好一点的是派个使者去发一通告示，次的干脆没任何举动。而驻守江淮与山东接壤的史可法本人既不出兵，也没有派部下去山东、河南等地屯守并建立统治机构，更不要说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去了。
前文所提及的张怡，于满清入主北京后开始南归，又继续记其一路所闻道：“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3）
这些部置何等严整，直如惯战之精兵，而这些百姓和下级官吏们 “引领南师，如望时雨” 的希望，“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的举动，又可见他们对南明和史阁部等人的延颈之心是何等的热切，那么面对这些热血军民，他们所盼的弘光朝廷和史“督师”及他的“阁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甲申（公元16 44年）八月底，史可法督下四镇之一东平侯刘泽清，遣其所部刘可成等率千人前往临清祭祖并接取家眷，途中于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于济宁又向张怡所说的光复明朝之回兵泄私愤开战，九月初三搬取其家眷返回防地淮安。
此次于九月初三结束的“战役”，可以算史“督师阁部”仅有的两次“北伐战役”之一。且不要小看此“战”，此“战”时间虽短、规模虽小，但意义极其重大。因为临清与河北交界，和济宁为山东唯一的两个直隶州。而从江苏中部的淮安北上到临清，要跨越山东全境后直抵河北地界。南明军仅千人就可以穿越山东全境，直抵河北，并带着大队家眷、财物“转战千里”安然回来，同时还能大肆屠戮同胞的“战绩”，足以证明当时满清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他启本中说他“手无一兵”的情况的确是大实话。史可法这个防地与山东接壤的南明第一号督师，是知道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方，满清只有“手无一兵”的如方大猷之流之情况的，也知道只有仅千人的明军不但可以横行千里，还有足够的能力和自己的军队自相残杀一场。
然而史可法在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奏中却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对于这个军事一号人物的这个奏章，弘光朝廷从善如流。
可笑或者可以说可耻的是，他和南明朝廷尽管都知道那里只仅仅是“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而已，居然就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里已经是“胡土”了，并且还竟然都毫不脸红的一致同意“争之非易”，接着他又说满清在“九陵仍设提督内臣……选用北人殆尽”，其中包括“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的人，所以“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这个“土地、人才俱失”的状况，在我看来，倒是与他这个封疆大吏不出兵收复失地脱不了干系的。但是他依旧不图进取，反倒建议朝廷“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那言下之意，就是因为北畿、河北、山东等地方，有敌方的几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光杆官吏在，所以已经“争之非易”，既然这样，那干脆不用管也不用争，直接就放弃掉算了，只管发发告示，把有用的人叫过来就行。而且大量史料表明，南明的军队从来就不缺饷，有记载他们四个月就发了一年半的银饷，同时比比皆是的还有他们如何搜刮民间的记载。至此，史阁部的心思就不免叫如我之辈作小人想了。
实质上，史可法和弘光皇帝朱由崧、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一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去收复北方，而是要一心偏安江南。即使在后来满清已经开始出兵要占领全国的局面下，也还在梦想着能与满清保持南北割据，而不是和大顺、大西联合起来共抗外敌。所以他们是万万不敢因为那几省的“弹丸之地”而去触怒满清，陷入与满清的战争的。同时，他们还幻想着满清因此就会很好心地只是帮他们消灭大顺政权，然后能与他们“和平”相处，“划疆而治”。因此可以说，史可法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在政治上的懦弱和无能，是完全一致，没有丝毫分歧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个人品德上的差距。而他们之间的斗争，更多的是党争的成分，并不如大部分史学家说的那样，是抗清和谈和的斗争，因为史可法本人就是谈和的坚定支持者和倡议人之一。
他在甲申六月上书中说道：“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其中“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自然是说满清与明的“七大恨”及努尔哈赤被毙宁远之仇，所以现在帮我们杀李闯，那就可以“特宥前辜”，与明开战等事体一笔勾销，这个事情“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大家是一致的。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要赶紧派使者去北京，如果满清在追击大顺的时候，“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但是他对万一“虏有图我之志”的情况，却如掩耳盗铃一般视而不见也不做防备，只是建议“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或先通九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他觉得只要带点“银币”，“敕书”一封，然后一个“文武之人”与“随行官役若干名”去见个面送封信就可以“款虏”、“灭寇”，此等政治上的见识，简直等若童稚之举，直要人为之号啕大哭。
但当时的一些下级官吏，如后来抗清失败自杀的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等人，当时却纷纷上书指出“祖宗之地诚尺寸不可与人，然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强烈要求北伐，只可惜无人理睬。在甲申四月至十月的半年时间里，满清主力一直与大顺在西线激战，根本无力南下；而正是由于南明朝廷里以史可法、马士英为首的一帮人，一心偏安谋求划地而治，生怕北上收复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会得罪满清而开战，所以裹足不前。因此导致从四月起到十月间，在这三地竟然产生了长达半年的权利真空和摇摆状态，最后在甲申年底才大部归附满清。但即使到这个时候，满清的统治也大多只是由一个官依靠着当地前明降将的军队，就接收了一府之地的状态。
正是因为南明小朝廷以及文武首脑如史可法、马士英之流这种丑陋的心态，以及表现在政治、军事上的不作为和腐败无能，直接导致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决策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一改初衷迅速作出了占领中国全境的决定。
多尔衮虽然在六月发布了那封承认南明弘光是继统于崇祯的明正统，表示各地仍属明之辖地的文告，但是一旦决定要一统天下后，马上就写了那封著名的《多尔衮与史可法书》，一下子全部推翻了自己原先的论调。
他在信的抬头不再称呼史可法的官衔，只称呼史老先生，已是把南明作伪朝看。然后在信里先说：“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意思是我的天下是从大顺手里拿的，你大明早已经没了。所以你们现在乘我“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简直心怀叵测，“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便是说你南明是伪朝，如果不去帝号称臣，那我们就是敌人，就要开战，如果一旦这样的话，满清就会“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这一下却是拿联合李自成东下灭南明来威胁了。不过这么一来虽然是咄咄逼人，但也暴露了满清的弱点。试想他如果兵力和把握都足够，那里又需要拉上此刻正在与阿济格、多铎等清军主力激战不休的死敌李自成来吓人。
史可法在接到这封信后，回复了同样著名的《史可法复多尔衮书》。这一篇文章倒是作得引经据典，华采四溢。然而正是看了他这封信，使我就此推翻了自小对他的崇拜和景仰。
他首先在回信中的抬头中，以“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称呼多尔衮为“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光这个起头，他就比多尔衮矮了一头。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已经不承认南明只呼你为“史老先生”，而你居然不敢照样回敬，心中怯弱之意毕露无遗。
努尔哈赤于1616年由大明建州卫都督一职起兵，先称国号后金，后又改大清，历天启、崇祯两朝就从来没有承认过，袁崇焕还一度迫使皇太极去了帝号，对此皇太极耿耿于怀。皇太极于天聪四年发的一道谕文中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由此可以看见，即使清去了帝号自称大明的藩属，崇祯也是不承认的。因为建州卫是大明的州卫而不是藩属，在这一点上，崇祯是极为注意的，故而不予谈判。所以皇太极自觉委屈之至。而致袁崇焕于死地的罪名里，有一条就是他和满清议和。
史可法生于1602年，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取的进士，他在崇祯手下做了十七年的官，所以对此应该明白清楚得很，要是在崇祯手上，他这样称呼多尔衮，只怕马上就会被拉出去砍了脑袋。他作为南明的第一号军事长官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放在现在来比拟，那就好比和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一样的性质（曾经看见资料，台湾课本中选有这一篇文章，那位编撰者的心思着实可以研究一下）。
然后他一口一个贵国客套了一番说道：“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凶闻遂来……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他对满清和大顺开战的举动，的确是如他所说“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的，所以称吴三桂为“我大将军吴三桂”，而对李自成的强悍则表示“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
接着他列举了如三国蜀汉、东晋、南宋等一堆偏安朝廷的先例，来证明南明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再下去便是两家叙好：“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这里他痛骂炮毙努尔哈赤的袁崇焕，是在“两国”之间“构衅”“致启兵端”的小人。不过这个时候袁崇焕还没有平反，那倒也说他不得。可是袁崇焕死后“天下冤之”，部将祖大寿也为此反出关外，无亲无故的幕僚程本直，更以一本《白冤疏》告天下而后以身殉袁督师，他史督师却是不会不知道。
当然了，在他看来，先帝钦定的罪人，即使是忠臣有冤，现在为了“两国”和好，骂几句也是应该地。不过这个时候他倒突然是想起杀袁崇焕的崇祯皇帝来了，可在开头却偏偏又“忘记”了崇祯视为大忌的承认满清是国家的事情。因此在我看来，同是大明督师的史可法与袁崇焕，在此事上两人高下立判，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然后他又说“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这个就是与虎谋皮了。要满清只凭一个“义”字，就耗费兵力帮他剿灭大顺然后两不相犯，未免幼稚得有如三岁小儿。当然，最后他也没忘记，在剿灭大顺的事情上，南明也是要出力的：“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这道书成于甲申八月间，写得虽然是字字珠玑，锦绣文采，只是对满清的恐惧，以及懦弱无能、低声下气的腔调，在此间却暴露无遗。
早在多尔衮来信前的七月二十一日，南明议和使团已经出发，其目的就是“以两淮为界”、“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实行划疆而治，偏安江南一隅。但使者团在九月初五才抵山东济宁，这其中并没有人要他们回来，或者在谈判内容上作什么修改。至十月十二日到北京后，满清拒不会见，不承认弘光朝廷是国家，不接受其“国书”，并明确宣告已经准备派军南下，与南明开战。但同时却收取了南明主动送去的“岁币”——银十万两、金一千两、蟒缎二千六百匹，“赐”给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十二月十五日使节团返回南京，三个使节中只有一个奸细回来，其余两人被满清扣押。这样，已经可以明白地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满清已经彻底撕破了脸面，准备大举南下开战，和议是万万没有希望的了。
御史沈宸荃于是上表：“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及贼逆不容诛，（清）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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