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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的知青画家

1992年，陈丹青在洛杉矶露天大场子听音乐会，一上来就奏美国国歌。“瞬时，上万男女老少风吹草动般纷纷起立，照例右掌按在左胸，齐声跟着唱。我是在场的外国人，不会，也不必唱，只为入境随俗，入场随众，也便起立，垂着手臂，茫然环顾会场，直到曲终落座。”(《陈丹青音乐笔记》)

在纽约生活了18年的陈丹青，与其说文化的错位与失落是他生活中的主题，不如说他对这主题的执拗表述，从不回避。甚至在他回国之后，这表述也不曾中断，并不时加入新的内容。
他穿的黑色唐装被人称为时尚，可他说：“不是唐装，是‘短打’，30年代上海街头，下等人都穿这个。”他好像总是走错时空，在美国想念中国，在中国怀念过去，“我喜欢与主流社会闹别扭。”这个人说话有上海口音的糯软，而眼睛里，用武侠小说的描写方法是：精光灼灼。
2003年，陈丹青住在北京团结湖一所老房子里。门外绿树成荫，夏天有在美国听不到的知了聒噪。几扇门被涂成红色，是一种高贵而猛烈的红。
时间离他2000年应清华美院邀请回国已3年，距1980年以《西藏组画》名噪中国画坛23年。
他上海的老家已经被拆毁，南京岳家也荡然无存。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
据说，《纽约琐记》已第四次印刷，连同他的散文集《多余的素材》，都曾上了三联畅销书排行榜。在“琐记”中，陈丹青自己的经历一笔带过。是的，他和其他画家一样，为谋生画过肖像，经受种种挫折；他在美国重复画着西藏，既要维持生计，又要追究审美；但私人生活，他一概省略。
“国外回来的忌讳，一是吹自己多么成功，一是吹自己多么艰难，一是骂美国多么混帐，一是说祖国多好……这类花样，电视连续剧闹闹可以，我不做这种事。”
“出国受不了的是在国内吃惯官饭的人，知青从来都有承受力。穷、孤单、茫然，我
都能忍受，只是非常非常想念中国……后来我知道了，我想念的不是中国，而是一部分农耕社会和初期工业文明的生活。在美国走累了，真想吃一碗热汤面，根本没有。还有，夏天没有知了叫……”
28岁去，47岁回，每天坐地铁，每天画画，每年交税，美国税表上，自由艺术家的身份是“自己雇自己”——换句话，就是没有老板，而他必须在东方西方之间，商业和艺术之间，寻一个位置，安身立命。
“我住在纽约，看中国的连续剧、吃中国饭菜；一上街，全是西方人，看他们的画，说他们的语言，而我的女儿已经不会读中文——种种种种，加起来，每天都在告诉我，我在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又好像一定得怎么办。”
错位从年轻时开始。
十多岁到二十多岁间，陈丹青和当时许多文艺青年一样，看外国小说，西方绘画，收音机里的莫扎特令他震惊。无法形容人生何时第一次被某种东西“照亮”，你只能看到它的后果。
纽约，1982年。“一个很迫切的视觉上的东西：我周围的脸全都是外国人，本能的反应：我是谁？”“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都在纽约发生。先秦、汉魏、唐宋的文物都在外面，数十倍于中国能看到的。”
他整天整天泡在美术馆，视觉上的震惊和文化上的失落，像醒不来的噩梦。“我在美国看了一大圈，最内在、最简单的动机就是去定义我是谁？我定义了半天，发现我还是个老知青，典型的文革一代画家……我不愿把自己变掉、抹掉，弄成个摩登入时的角色，闹不清来路、闪避自己的过去，用艺术为自己整容——没用的。”
9年时间，他不再找画廊，他想弄清楚自己该画什么。同时，应国内一些编辑约请，他开始写作。
40多岁才开始写作，据他说是禁不起编辑的撩拨，便像小时候在人前翻筋斗般那般“奋不顾身”。“我从不喜欢别人叫我怎么画，但写作相反，你给个题目叫我写，我就会写，前一阵非典，我就写了篇非典。南京明孝陵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列名，我就写一篇‘有感’，读者看了说：笑死了。”
“我是个矛盾的人，一面很倔，不肯跟人走，另一面，又常常顺着人家，人缘还好。杜尚有句话：你拒绝一件事和接受一件事，其实是一回事。”
陈丹青的字通透清朗，毫不着力却举重若轻，是潇洒极了的行文。3年前，已经有朋友对陈丹青说：你现在画画越来越变成私事，写作反而变成公共的事。“好像是这样。我的画认同的人越来越少，但就算攻击我的人也承认，画不行了，写的还行。”


堂·吉诃德和桑丘

陈丹青的一次网上聊天。一位网友问：“你认为在中国学油画的意义何在？
陈丹青答：“人生意义何在？”
“生命根本没有意义，你得知道这个，然后生活才可能有点意义。”
所以他明知对城市建筑、教育体制发表意见是“开口就失败”，仍在各种场合喋喋不休；他复制没有生命的印刷品，正像他对比利时画家马格丽特的描述：“似乎出于对绘画的不信任他才画画，或者说，他在画他心中对于绘画的怀疑。”——用“有为”反衬“不可为”，用“工作”质问“虚无”，这是陈丹青更厉害的双面性，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着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和现实理智的桑丘。
“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傻的一面。总是做不合适宜的事，说不合适宜的话。我有足够的
成熟，所以可能比以前更天真……但问题是你怎么定义，什么是天真。”
他忽然反问，眼睛炯炯地瞪过来，有凌厉之色，这使他面相显得凶狠。
“我已经被搁在所谓名人、有影响，有阅历的人的位置上，很难被认为还天真。可是我
看见许多名人其实非常天真，非常单纯。反而世故的人不见得能成功，太世故，你就难以接近真相。”
当他说到“所谓名人”这句话，你能听到他身上另一个陈丹青在嗤嗤冷笑，但是“我不太在乎。杜尚多潇洒的人，可是他说，你去出席酒会，出席开幕式，无非是为了让人高兴……我觉得太追求虚荣，或拒绝所有虚荣，都不太自然。事情没那么严重，采访就采访，有人采访或没人理你，都会被人笑骂。杂志翻过就扔，谁在乎哪一期有谁说过什么话？总之，别自作多情。”
一个陈丹青不以为然地蔑视着；另一个陈丹青却一遍遍叮嘱：采访稿件必须过目，每一段每个字每个标点确定无误，才可以。
“我的双面性很厉害，很少有一个单独出现。一个正在得意或愤怒，另一个就跳出来嘲笑。”他笑道：“有人喜欢看我的文章，说是永远不知道我下一句会说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写起来才知道怎么往下写，结尾会怎样，也不知道。”
“回国后老是被问，作为一个成功人氏你怎么看待自己，第一我讨厌所谓‘成功观’；第二不觉得自己算所谓‘成功人氏’，我对任何比赛的事情一点兴趣没有；第三，我不认为一个人有资格评判另一个人。现在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每年给考生批分数。但只好顺从，只好批。我在生活里不断妥协。我这条命是妥协出来的，你说你不下乡？不可能。不下地？揍你！我从小学会妥协，讲两套话。”
他承认自己的话带有攻击性，甚至挑衅。但50岁的他，已经有足够的从容来包装自己的愤世：“只剩下说话这点权力。我不会沉默。”

我在哪里？井冈山？拉萨、时代广场？

2000年春节。北京清华美院。教室中的大油画《国学研究院》如交响乐一曲奏罢，各种声音、节奏已经和谐，只余暴雨后的宁静。这是陈丹青回国后惟一的一幅大油画。没有画室，就在学校里画，等学生放假走光，年初一画到年十五。
外面，雪下得好猛。
“画中的五位才子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他们组建的‘国学研究
院’是二十世纪国学研究的辉煌时代，培养了８０多个人，差不多是解放后最重要一批国学家。文革中个个不得好死，不得好活。”
从画油画开始，陈丹青喜欢的灰暗调子一直被各种领导批评，认为“倾向有问题”。写作他又喜欢做翻案文章。他喜欢和所有主流闹别扭。这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也是他的性格。“我学问太少，否则我还会为很多人翻案。所谓翻案，就是给出一个到目前为止和大家不一样的说法。鲁迅就被不断曲解。他是很滑稽很开心的一个绝望主义者，中国才会有这样的人，中国又不会再出这样的人。他的文学成就，钱穆说的中肯：中国最好的传统是小品文，鲁迅是五四以后唯一懂得小品文，并有所超越的作者……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一路下来都是小品文。”念到这些名字，陈丹青的语气和表情如见故友，如沐春风。
“我觉得最好的文学，在中国，最好的画，也在中国。”于是，当他指责研究生考试中的外语限制时，慷慨而黯然：“我所在乎的不是外语行不行，而是中文已经完了。”
说到这里，他意兴阑珊，“我也没读过书，但我知道好东西是什么样的。我重视的是文
化的传递性，这种传递空前的脆弱。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草根全被毁了。五四那代人都是小乡镇出来的，陈独秀，胡适，陈寅恪，鲁迅……你能想象现在农村会出这些人吗？”
林冲被高俅逼到走投无路，奔了梁山。陈丹青的尴尬在于，他现在的身份，和现在已经没有梁山可投。“我的身份容易让人误解，中央美院毕业的，回来又在清华大学，总以为我是官方的，其实我根本不是。”
“不论农村、学院、异域、潮流，都不曾改变我不识时务的性格，但我的眼界、思路与生存的态度是在持续变化。”——变化犹如四季更替，时刻进行。近3年时间，陈丹青没有画大幅油画，也许最初照亮他的那种神性与美，渐渐在生活中转换。他听从内心安排，不着急，也不懈怠。
回到1980年，拉萨。妻子七平米的宿舍是陈丹青的画室，画纸搁在椅背上，在房门口就着过道的天光画。黄昏的山峰被夕阳照得像烧红的生铁。在这里，他画出了《西藏组画》。
1991年，洛杉矶。陈丹青把无处放置的双联画存在阿城家，在大厨房里，在白炽灯下连夜做画。窗外，院子里的柚子树雨后落一地果子。
同年年底，纽约时代广场。他租到生平第一间画室。“画着画着，我会想——我是谁？从何处来？我在哪里？井冈山？拉萨、时代广场？谁叫我画这么多无用的大画？”
然后是失去画室，然后回国，仍然没有画室。他管画画叫做“作案”，他将工作称为“习惯”。“我庆幸出国开眼，一如我珍惜下乡落户的记忆，人无法涂改他的经历：在无知与有知，蒙昧与明智之间，我难以加减乘除，算计得失。出于本能，或者说出于惰性，我唯一的举措就是绷起布来，继续画下去。”（《展墙稿白》）
“我喜欢晴天；喜欢看到小孩，看到还没被社会化的人，单纯而真实；看到好的艺术我会高兴；当然，看到漂亮的人我也高兴。我一上街眼睛就到处看；四季总会让我非常感动：树叶全长出来了，又全没有了；我不能说我爱旅游，但在出发时总是会高兴，机场、站台，总会发生愚蠢的高兴。”
他的午饭是街头地摊有葱的烧饼，煮点毛豆。傍晚骑自行车去逛逛，买点菜，他的黑色对襟唐装，他轮廓清晰的和尚头，像水溶在水里般溶化在人群。
“我到中国的旅游状况结束了，我又变作一介居民。”

他懂得闪避问题（他说，现代人的成熟是知道所有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又对种种问题具有清醒而尖锐的见解，并善于向问题提问——这是陈丹青引述一位纽约画家大卫·沙里的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这就是采访3个小时之后，我对陈丹青的印象。


陈丹青简历：
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到在江西插队，1978为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1982年自费赴美，2000年任清华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陈丹青工作室"工作，1999年至2003年间，陆续出版《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下一本书关于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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