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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是一种遗传性或者先天性的变异，就像左撇子一样，在人群中发生的比例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没有像左撇子那样只被人们视作一种生理变异，而是被看作一种伤风败俗的东西，一种疾病，甚至一桩罪过。在历史上，同性恋者屡屡是敲诈勒索的对象，时而遭到拘捕、嘲弄和羞辱性的体检。

格莱姆·罗伯写过出色的雨果和巴尔扎克传记，如今他出了一本关于同性恋的著作：《陌路人－19世纪的同性爱》。罗伯指出，同性恋一词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异性恋一词直到20世纪才获得了它现在的意思，此前它意为“性欲过盛”。罗伯还兴致盎然地记述了同性恋者之间使用的信号，除对日常语言作别出心裁的强调之外，男的一般是在燕尾服下面摇动手指（在伦敦），女的则牵着悉心打扮的狮子狗（在巴黎）。几个世纪以来绿色一直是男同性恋者的标识。
出于某种原因，大家都想知道同性恋的成因，罗伯列出了一张单子：缺乏体育锻炼或者骑马过度；食肉过多或者营养不良； 阳痿或者性生活放荡；平民的粗野或者贵族的精致；身边女人随手可得以致胃口欠佳或者身边女人凤毛麟角以致食不果腹；缺少父母的关爱或者相反；独身或者已婚。看完罗伯列出的这张表，我们就会对世间竟然还有人不是同性恋而感到惊奇－各种原因被他一网打尽，人们无可逃脱。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罗伯开列的原因又不够全面。福楼拜和一男孩在一起取乐，伏尔泰觉得值得一试，就试了一回。那男孩玩得有些兴起，欲罢不能，要求再来，伏尔泰礼貌地拒绝了：“玩一次，是哲学家；玩两次就是同性恋。”这正应了米兰昆德拉所说：事情如果只发生一次，人们不会在意，也不会记住，结果就像未曾发生过。伏尔泰哲人般的不妨一试的动机给真正的同性恋者提供了有用的庇护－他们把每一次都当作第一次、惟一的一次来体验。

19世纪的同性恋者不知自己到底有多少通道中人。当时最勇敢的善辩论者起初认为同性恋者只占人群的0.002％，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完全可以和全伦敦每一位同性恋者建立私交，这显然是不可能的。19世纪末出版的医学研究有效地昭告了其他同性恋者的存在，虽然其具体分析在今天看来有些愚不可及。

K.J. Dover于1978年出版了《古希腊的同性恋》一书，指出古典的恋男童自成方圆，无论是玩伴的年龄和年龄差距、性活动，还是求爱礼节和交往的教学目的。这和美国当代的同性恋毫无共同之处，比如旧金山两位35岁的蓄须男律师。

社会建构论者坚持同性恋历史的断裂性，与其对立的实在论学派相信各个世纪各种文化的同性恋现象之间有着相同的，起码类似的动因，无论它们是生理的或者社会的，甚至是神秘的。但是很难从罗伯的这本书中判断出他属于哪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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