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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也不知道哪家出版社能通得过。弊！

《妻换》第一张a面a1


那年的春天，我在京北的一个小区读书，思考，嫖娼。小区离亚运村有十几公里，出行不太方便。虽然门口有公共汽车站，但是我的人群过敏症日益严重，我肯定是不坐的。那些我叫到家里来的小时工大部分是坐公车来的，但是她们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这样她们才好在约定的嫖资以外光明正大地索要来回的打车费，而自觉理亏的我只好再多给五十一百。有时我又不忿，你明明是坐公车来的呀？打车能要两个多小时吗？她们就说堵车呀，早知道你这儿这么远我还得考虑考虑呢。我说，那票呢？她们就说哎呀大哥你这淫真是的，我们要那玩意儿干哈？几十块钱你也不在乎。然后我就只好闭嘴，给钱。
我痛恨这种完事之后加价的行规，而且是挑你正想结完帐赶她出门倒头睡觉的时候，是个男人就知道这一觉有多重要，显然，那帮女人也清楚这一点。无论你们事先说好多少钱，最后总要来这么一下，你给了自然好，你不给她们也不损失什么。她们当然不会在乎一个射精完毕的疲倦的穷男人的感受。谁在乎过呢？我是说，在我成长的岁月中，这样的事情还少吗？学校里不是有那么多课外习题集要买吗？谈了恋爱不是就得结婚吗？坐飞机不也得交机场建设费吗？说到这里不由得让人想起那些电话里说自己身材匀称，到了才发现是个平胸飞机场，走时还要车费的无良女人。你要什么车费啊，你要机场建设费得了。
所以我喜欢三百块。三百块是我的朋友王亡给刚刚从我这儿走的小时工起的绰号。她每次只要三百块，从来不跟你提车费，远也罢，近也罢，她好像坚定地把车费作为不可预见费用计入了卖淫成本。三百块是王亡介绍给我的，当小时工的年头不短，却可贵地没有染上性病和事后加价的恶习，这后一点尤其令人感动。三百块身高一六九厘米，体重五十五公斤，年龄二十八左右，是我喜欢的那种丰满女人。
在这个女人离开之后的十分种，我正在甜美的春眠之中，电话响了。
“喂？” 我从嗓子眼里哼哼着。
“我陈若愚，你干嘛呢？”
“睡觉呢。怎么着？”
“有个公司，B大环科，还记得吗？”
“记得，不是我帮你弄的吗？”我懒洋洋地，不肯离开舒适的小憩状态。
“给你一年几十万块钱，你去做总经理，干不干？”
“干。”

陈若愚是我的铁哥们，湖北人，千万富翁，围棋业余三段。我们在大学里住上下铺，感情很好，世界观差异极大。分头在社会上混了几年以后，他成了证券界路子很野的人，我成了混混，但奇怪的是财富的差距却没有中断我们的友谊。他到北京来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和我见面，第二件事当然是和我叫去的小时工见面------肉帛相见，这是陈若愚可爱的地方，虽然几百块和几千块对他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似乎觉得，通过和我嫖同样“便宜”的普通妓女，我们就还和从前一样，还是两个熄灯以后跑到海淀路口的大排档一起吃卤煮火烧的青年。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如此草根的妓女阶层，而是大多在高档的桑拿里和什么一号，九号，或者八十八号厮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一根重要的纽带，把他和最广大的、平凡的生活符号联系在一起，比如卤煮火烧，比如棒子面粥，比如三百块的鸡。我知道有钱人会喜欢有这样的心理感受，引起他们“我那个时候.....”的感慨；这种感慨想必是很爽的。
陈若愚的工作是做庄炒股票，是这样的：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有钱人在股市上骗钱，他们控制某一只股票的大多数流通筹码，把价格拉高以后，通过改善或伪造公司的基本面，或者做出各种题材在传媒上炒作，吸引股民跟风，像哄孩子喝药一样哄着你在高位接走他的筹码，他就挣钱了。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吸货，拉高，派发，每一个环节都出不得错。陈若愚就是这个行当的高手，不过，他自己那点儿钱根本干不了这个事儿，他是替别人打工，替那些有上亿的资产或者能搬动银行和机构资产的人打工。这是一个屠龙的行当，每一个能干上这行的人都是天才，而全中国能干好的绝对没有几百人。你没法想象你能事先通过学习掌握这个行业需要的技术，哪种学位能教你如何买下一个村子的身份证，开数百个股票账户，用几个亿的资金悄悄地买入一只股票？用不同的利息和期限，不同的中介费签订无数的融资协议；每天自买自卖控制股票的价格，应付证监会的约见；让上市公司的老总开心，使财务报表好看一些；做出各种资产重组方案，骗老百姓上当。谁能教你？谁又能拿出几亿元让你来实习？所以，陈若愚是天才。当然最近几年股市越来越烂，庄家们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但这是泛泛而论，事实上由于几乎没有人会真的只拿自己的钱去做，赔了也是国家或机构的，所以这些股市的操纵者个人，永远过着金字塔尖的日子。
B大环科就是陈若愚的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为了让他操纵的上市公司给股民一个美好的想象，就要让上市公司和我们的母校，著名的B大合资成立一个环保公司。钱由他所在的宏翔集团出，股东为三家：宏翔，上市公司，B大。上市公司他去搞定，B大这边，当时我去帮他跑了跑，因为B大产业部有个老同学，环保也符合B大校办产业的发展方向，就很顺利地跑了下来。但陈的目的就是拿这个公司说事儿，并没有打算真的经营，所以B大环科一直就是个空壳，注册资金三千万也早就抽走了两千五百万。
陈若愚告诉我，这次申奥肯定会成功-----他和归总，也就是宏翔集团的老板都这么想。北京接下来会有好几百个亿的资金投到环保上，我们应该去啃一口。而且B大环科成立一年多了，再运作一年多就到三年了，那时创业板也开了，可以去创业板上市，不行就去香港创业板。
我没工夫细想陈若愚说的，只知道我又有个工作了。在这之前我已经有一年多没工作也不想工作，钱花光了，高放离开我跑到南方去了；我买过的股票和睡过的女人，租过的房子，做过的梦都离我而去。还剩一辆桑塔纳2000跟着我，要是没有拉着手刹，它也会离我而去的。

“老子要当杨总了。”我对王亡和阮质说。
“你不行。”王亡说。
“你干不了。”阮质说。
“你们俩干嘛呀？我凭什么不行？”我很不忿。
王亡吃着他最爱吃的“老坛子” -----就是什锦泡菜，里面有竹笋，鸡爪子什么的-----说道，“你不是干公司的人。” 王亡是典型的南方人，短小精干，三十五岁已经有点秃顶。所以他的头发永远都很短，好像那些没有的头发是不小心剃掉的。阮质很帅，留长头发，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现在是无业游民，专攻艺术。
我们三个人在“眉州酒楼”吃饭，这里的川菜很地道。我和王亡都是四川人，阮质是北京人，但什么都能吃。打着苏东坡招牌的饭馆在北京到处都是，“东坡酒楼” ，“苏轼酒楼” ，“三苏酒家” ，没几个人能分得清楚。
王亡东瞅西瞅，“杨老师快看，你喜欢的！肉弹啊！”
“你说我为什么干不了公司？”我往肉弹方向看了看，果然是肉弹。一个穿着粉色毛衣的女孩子和女伴在吃饭。她怎么敢穿粉色呢？呼之欲出的大乳房，在我们十米外摇曳。她的女伴很瘦，全匀给她了。我有时会有很奇怪的想法，比如在公共场合，我会看着身边的女人，心想，她的乳房和生殖器离我只有一米，半米，虽然隔着衣服，但是它们确实在那儿啊！她怎么能跟没事儿一样呢？她的乳房离我这么近？她的生殖系统？
我不该这么想。
“你说，我为什么干不了？”我问。
王亡摆出一副不证自明的样子，说道：“你不善于跟人打交道，不会当孙子，又懒，你说这两年除了女人你请人吃过饭没有？”
“那是我没事儿啊！我要开公司了当然会请人吃饭。”我心里在想，这两年我请女人吃过饭没有？
“你错了，绝不能到用得着的时候才请人吃饭，要天天请，月月请，年年请。而且不光是吃饭，就你那样儿，你请人吃饭也是白请。”
“我什么样儿？”
王亡吃麻婆豆腐是用大勺的，很农民。“请客是个形式，关键就是你得舔屁眼儿，还不能让人觉得你不情愿。你丫一脸的清高，一脸的谁也瞧不起，舔了也白舔。”他现身说法，拿着勺子就开舔。
我说：“可是，我不能装么？”
王亡没理我，我看着阮质。
阮质很酷地把头发捋到耳朵后头，“装不了。”这个自恋狂，我知道他的意思：看看，就这个破斯，你行吗？
我当然不会受这两个人的打击。他们有什么资格评价一个三千万公司的老总应该具有什么素质呢？这两个人，王亡，开着一家惨淡经营的演员经纪公司，每年面临倒闭两到三次；手下女演员无数，却一个都没砸上。阮质，计算机系的高材生，不在方正集团好好干，偏偏辞职出来写歌写小说，三年以来一直窝在亚运村的一室一厅，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性生活全靠哥儿几个心软，给他隔三岔五发两个姑娘，姑娘太善良，看见阮质扑闪扑闪的大眼睛，听听他漫不经心地唱着《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心一软就跟他睡了。
阮质从方正辞职的时候颇顶住了些压力。马上就能拿到的内部职工股不是最主要的，可气的是大家都质疑他的歌喉。我的意思是他应该先挣钱，有钱了什么不好办啊？再给自己出专辑啊！王亡的意思是搞艺术本身就没什么意思。最大的压力来自阮质家里，他家就在北京，家境很不错，哥哥姐姐都有体面的工作。好不容易家里出了一个清华的，没想到干两个月计算机就不干了。这算怎么回事儿？别人问起来怎么说？我儿子-------是个写歌的？是羽泉吗？不是？
阮质比较牛逼的一点就是固执。不管怎么说，他过上了自己想过的生活，如果，那也叫生活的话。他会买一大锅肉回家炖上，然后吃。然后他就听音乐或者写歌，做MIDI，或者写小说。当然他大量地看书，从最俗的时间简史到最俗的西藏生死书-----这话太损了，总之他大量地看书。到夜里三四点的时候，他可能看到会心之处，于是，在熟睡的北京，亚运村安惠北里某居民楼一层传出一声满足的叹息：“好啊------”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由于他刚刚完成一次愉快的做爱或手淫。后者的可能性居多，因为女方也在的话你总不太好意思这么叹息，多没见过世面啊。
事情很清楚，阮质还没出专辑，没出名，没成功，没女朋友，没戏，没有批评我是否具备舔屁眼能力的资格。我说这么多干嘛？丫是一个写歌的！证毕。
再说说王亡。
对王亡来说，生活，就是性生活；性生活就是生活。他的生命，如果我是林肯总统，我会说，就是鸡巴拥有，鸡巴治理，鸡巴享受，或者，换成动宾结构：拥有鸡巴，治理鸡巴，享受鸡巴。这完全不是溢美之词，我觉得他生活中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性。不是所有的男人都配得到这样的概括，至少你得有足够的性欲。经常听到一些攒好几天做一宿的男人恬不知耻地说，他生活就是为了女人。呸，你也配？王亡是“生活就是为了女人”的底线：在我认识他的这几年之中，他常年保持每日一次的做爱频度，而且跟同一个女人做爱的次数一般不超过三次，大部分都是一次。这就不容易啦，一天做一次很容易，但是天天做一次就需要天赋和无耻了。
天赋的来源，据王亡说是由于他在中学时代就被一个女老师拖上了床，有了正常的性生活。王亡说，当他的同学们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着《新婚必读》手淫的时候，他正在老师的宿舍里和老师伐战不休。老师会做很好喝的番茄鸡蛋汤，给年轻聪明的王亡补身体。王亡咕噜咕噜喝完一抹嘴，又把老师和老师正在写的教案一起摁到床上。用进废退啊用进废退，每次说到这里，王亡总是痛心疾首地说，你们丫自己算算，从第一次遗精到第一次做爱，你们放了多少空炮？你们在性欲最旺盛的时候，不是和被子干就是和手纸干，你们这样能健康吗？能，健，康吗？我告诉你们，我从来就没遗过精，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手淫过一次。看着我们怀疑的眼光，他又加上一句：除非是女人帮我。
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可以解释王亡旺盛的性欲吗？存疑。但是他用以说明我们有过不健康的青春的论据倒是妥实的。我确实记得那些顺着下水道流到不知名的去处的，关于电视上的女人的一个个幻想。我确实记得躲在宿舍的被窝里，打着手电，因为热或因为兴奋而满头大汗的少年。那些插图和杂志还历历在目，我记得有一本杂志叫做《文明》的，经常会登出一些标题耸动的文章，像“贴面舞，危险的舞” ，“失身谁之错” 等等，这些标题就足以让五百个春情勃发的小镇少年射精了。
总之我们都是傻逼，在我们考虑跟班上的女生说话是否丢人的时候，王亡正在狠狠地丢人，真丢人，让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女人大丢而特丢。女教师用学校自留地里种出的番茄做的蛋花汤鼓舞了王亡的士气，女教师用方言发出的呻吟划破了王亡的青春期，余音绕梁，到今天还依稀可闻。
天赋他是有了，但是要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过上无愧于他生具之异秉的性生活，王亡还需要无耻。无耻比天赋重要。这有两个原因：一，你必须无耻才能很快找到那么多女人。王亡有个奇怪的原则，他绝不嫖娼，坚决只和良家妇女包括女学生干，这一点他显然不好意思用“卫生”来做理由，因为只和良家妇女干但有时不戴套的他中过镖，而良莠不拘但坚决戴套的我反而从来没事。 王亡的这个原则让他真正成为了一个“生活就是为了女人”的人，你想想，早上送走一个，马上就得盘算今天晚上约谁出来，几点出来合适，最好不要早得需要请她吃饭，也不要晚得万一搞不定就来不及约第二个。同时和几个女人建立着“短信依赖” ，和几个女人打着电话，在聊天室里睁着炯炯有神的眼睛狩猎。真他妈累，但累并不无耻。无耻的是，为了迅速地搞到大量女人，你必须从世道人心最肮脏的脆弱结合部，干净利落地把你的爪子伸进去，拽出什么是什么，带回家，上床，做。
怎么说呢？王亡的性伙伴主要来自网上，我们得从那些网上女人说起。什么样的女人是能在聊天室里认识，当天就出来跟你砸的呢？显然是对性有兴趣，又没有太多自以为是的道德羁绊的女人。用王亡的话来说，人家就是想砸。如果是这样当然好，大家都很单纯，你想砸我也想砸，那就出来砸吧。可事实不是这样，这个势利的社会中已经没有几个单纯的花痴了，如果有，我几乎会爱上她。事实是，大多数想砸的女人，不光是想砸，而是想跟成功的男人砸。我不知道她们脑子里在想什么。成功的男人鸡巴比较大吗？你能嫁给，或以别的方式利用上那些跟你睡一觉就拔鸟无情，名字都是假的，手机永远不接的男人吗？如果不是，你在挑选性伙伴的时候，把他们的车和房子做为条件是什么意思呢？我实在是不明白。我只能这么理解，这个社会对于成功，金钱的病态迷恋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性器官之中。
在聊天室里充斥的“坐奔驰去兜风” ，“宝马X5” ，“事业成功感情失败”
这样的网名中，女人们挑选着她们愿意与之发生一夜情的男人；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是以这样的面目出现，你被挑上的概率就大大降低。生活中显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有这样的条件，所以谎言不可避免。从名字开始，到聊天的内容，到电话，到做爱间隙的盘问，上了这条船你就可劲儿编吧。在那个女人面前营造一个成功男人的幻象，躲在这个面具里跟她做爱，双方都在呻吟。女人在真的呻吟：“啊------啊------啊------”男人在呼喊着也许是他自己的梦想：“啊我有车------啊我成功------啊我牛逼------”跟呻吟无异。在这方面，王亡早已驾轻就熟，出神入化。我有时觉得我对此不该说三道四，呻吟跟无耻有什么关系呢？你难道没有说过你的女人是最美的，你的女人难道没有说过你是最棒的吗？哪里就无耻了？王亡经常这么质问我。他还真能把我问住。
无耻先于天赋的第二个原因，你必须无耻才能尽快甩掉大量的女人，这还用说么？
我说的这一切王亡通通不同意，他不同意的角度很奇怪，他说无耻也是天赋。

“上不上，那果儿？”无耻的王老师催促我。
我们互称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叫习惯了。王老师在问我要不要上那个穿粉毛衣的果儿。
果，就是妞儿，也就是北京人以前说的“蜜” ；与泡妞，诱蜜对应的词儿，是“戏果儿” 。据考证，果一词来自英文的“groopy” ，指那些和乐队泡在一起的女孩。后来不知怎么被文艺圈的人先用起来，成了小范围的专有名词。
“这个好吗？”我今天没什么心情。
“好好，你不要给我们。”王亡对每个女人都是这样兴致勃勃。我又回头看了看十米外动荡不安的乳房，粉色女孩和女伴窃窃私语，眉眼有些看不清楚。公共场合的女人比正常渠道认识的女人更加有诱惑力，因为在公共场合，泡与被泡，戏与被戏都有更加明确的性意味，你们毕竟不是因为谈某个合同认识的，不是因为她想卖保险给你认识的，不是在某个想让大家互相认识的派对上认识的。你们认识就是因为互相感兴趣。而且，愿意给无缘无故跟自己搭讪的男人留电话的女人，往往不排斥进一步的冒险。所以在公共场合戏果儿是一个色狼的必修课。结果多半是被不礼貌地白眼或有礼貌地拒绝，这叫钉子，硬钉子和软钉子。留了电话的，多半就有戏了。概率固然不大，但是天道酬勤，你若是每次出门都注意多碰几个钉子的话，你会发现能从大街上勾搭回家的女人还真不少。
“你丫为什么不上？”我今天真不想动。
“你上把握大呀！”王亡老套地谄媚着。
我指着阮质，“他把握更大。”阮质笑着摇头，他才不上呢，永远坐享其成的家伙。“今儿你不是约了两个吗？待会儿？”我问王亡。
“那是今天，明天呢，后天呢？”
“明天后天我就歇着了。杨总哪儿能老跟你们这么混？”我说的是真话。过两天陈若愚要来北京，带我去见宏翔的老板归总，最终还是归总拍板，我得给人留个好印象。
“那更该上了，过了这阵儿你想戏果儿都没时间了。”阮质忽然冒出一句。
“哎，要走了！”王亡着急道。我抬起头，看见粉色大波站起身，从桌子旁边走出来，这一走不得了，我发誓我看见她的乳房在空中以正弦曲线在运动。我看着那对乳房进了卫生间，就站起身跟了进去，身后是来自王亡和阮质的一片牛逼声。
卫生间有两个男女混用的隔断，外面是洗手的台子，我就在那儿站着等着。
我看了看镜子里面的杨想。我穿着一件灰色的薄毛衣，三角形的领口开着，我看着自己的眼睛，看见了眼睛下面的皱纹。奇怪的是我看起来很年轻，像个二十三四的小伙子，虽然我已经二十八了。我发现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的时候，你往往会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就像一个摄像机对着一台正在转播自己拍摄图像的电视。那个摄像机眼里的世界是什么？
女孩出来了，洗手。我的镜头摇过去，看见她的脸，和她的身材一致的圆脸，但是还算好看。大概是个刚上班不久的办公室女孩。
“对不起，小姐。”第一句要有礼貌，这是经验之谈。我们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预设为互不信任的，所以你的首要任务是必须打消她的顾虑，让她那根从小养成，由妈妈和老师精心打造的警惕神经松弛下来。不要相信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会在这里发生，不要相信三流小说里面------谦虚点，不要相信其他三流小说里面描述的牛逼邂逅。如果你上来就对她挤挤眼睛，说“粉色，哈？”的话，相信我，她会把你当成一个傻逼。
她警惕地看着我，但眼睛里没有嫌恶，还好，这不是一个“政治正确”女孩。碰到那种女孩，看着她浑身洋溢的道德感冲着你没顶而来，你耳边会传来无声的呐喊（最奇怪的是好多人在一起喊，有时我甚至能听到我小学老师的声音）“流氓真恶心” 、“坏人快滚！” ，我立马就滚了。
“我没什么恶意，我想认识你。”说这句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这不用叮嘱，其实应该一直看着。你的眼神要坦荡，不管是什么坦荡；就算是“你看，我想勾引你”这样的坦荡，都比游移的眼神要好。微笑，这是很容易的，我有一个诀窍跟大家分享：有时候苦笑和微笑是很像的，尤其对陌生人。我只要在当街勾搭女人的时候，想到自己二十八岁了，还在当街勾搭女人，我的脸上就浮现出自然的，微笑。
另外，“我想认识你”和“可以认识你吗？”之间的区别，就是职业和业余的区别，因为女人永远喜欢被驱使，而不是被征求意见。
“没这个必要吧？”她笑了，她的反应中规中矩，很奇怪的是有如此之多的女人会说这句话。难道电视剧里是这么说的吗？话语是一件很奇怪的东西。想想看，此刻，在北京，可能有五千个女人在对搭讪的男人说，没这个必要吧？要是把这些声音聚拢在一起，势必响彻云霄。
“很有必要。”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女孩已经从戒备状态进入好奇状态。
“我是做环保的。”
“我要看你的身份证。”她还挺逗。
我掏出钱包，把身份证取出来给她。
她笑着，没想到我真的给她看。“杨想，你二十八了？不像。你是成都人——”
有人进了卫生间。我还没有在旁边有人上厕所的情况下戏过果儿，感到有点不自在。“留个电话吧。”
她又看了看我，笑，把电话给了我。
我回到座位，对王亡和阮质期待的目光视若无睹。
“赶快上，赶快发。”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我松弛地靠在椅背上，看着王亡面前被他嚼剩的鸡爪子残骸。“你们知道为什么现在的鸡爪子都是不带骨头的吗？”我问。
“都剥好了的呗。”
“怎么剥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
“都是那帮贩子雇人剥的，人剥的最快，最利索。人剥的，明白吗？”
王亡的表情好像要呕吐。

“注意要牛逼点，待会儿见老板。”陈若愚说。
我们俩在酒店的房间里，今天我是来面试的。虽然陈若愚在归总面前说话一言九鼎，但是他不愿意经常运用这种影响力，所以主要还得靠我自己。他介绍我对我来说利弊参半：好处是他介绍的人，归总不会怀疑我的能力；坏处是，归总会把我当成陈的人，用归用，但总是别人的羽翼。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我就怕太牛逼了。”我说。我坐在椅子上，陈若愚躺在床上，四肢摊着，很厚实的身体，都是小时候帮家里种田练出来的。他精力旺盛，智商极高，难得的是却长着一副老实相，憨厚得让人心碎。他是那种典型的强人，刚柔并济，人情练达，神经坚定。我跟他怎么会是好朋友？真是奇怪。
“不是一回事儿。还有，老板说，先拿二十万吧，一年。我争取了一下就算了，有点委屈你。”陈若愚说。
“没事儿，你太争取对我没好处。”
“我也这么想。反正还是按咱们以前想的弄，搞上市。不行你干一阵，我这边给收了。股份还是有。”
“行。”
“你那个，有些毛病可以改改了吧？太懒了不行。当孙子就认真当。”
看来当孙子是我的死穴，怎么都这么说。我知道我在骨子里很自负，可是我已经很装逼了呀？还是夹不住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够一边情真意切地和哥哥们喝酒，一边在肚子里边大骂傻逼呢？为什么别人就都行呢？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努力想伪装高潮，但又屡屡被嫖客看穿的妓女一样。真丧气。
陈若愚拿起电话。“老板，起来了？呵呵呵，昨儿折腾到几点？------我不干，我嫌贵，呵呵呵呵------那个，杨想来了------就是咱们说B大环科那个-----对，要不要见见？------好，我让他待会儿过来-------我就不过来了，你是主考嘛，呵呵。好，就这么说。”
他放下电话，“老板昨天带了两个回来，还不想起来。”
归总是出了名的在下属面前百无禁忌的人，尤其是这方面。宏翔集团上上下下，都知道归总的段子出奇地多，归总的女人出奇地多。财富和性欲是正相关的吗？有可能，因为能挣到钱的人大多精力旺盛。陈若愚跟我说过，有好几个女人告诉他，千万富翁的那话儿，感觉和百万富翁的还真是不一样。也许我错怪那些聊天室里的女人了，她们非得和成功男人上床，只是受着体内传承优良基因的雌性本能驱使，何过之有？
我走到归总的房间门口，按门铃。
“谁？”
“杨想。”
“进来，门没关。”
我走进去，是一个套间，我在沙发上坐下。卫生间里传来哗哗的水声，归总在洗澡。我往卧室里瞄了一眼，没有看见归总的女人，可能已经打发走了。我能想象她们心满意足的神情。两个小姐妹，也许来自东北，也许来自四川，也许长头发，也许短头发；她们可能读过一些书，也许会唱《MY HEART WILL GO ON》。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她们必须得有一米六八以上，年轻漂亮，这是归总的原则。这两个身材姣好的女孩走出酒店，走进王府井热闹的大街，打闹着，取笑着，商量着怎么处理昨晚每人挣到的三千块钱，是去逛街呢？还是喝茶？
酒店和家里的区别就是房间里到处都有大量的镜子，我又看见我自己。我穿着还算不错的五千块钱的西装，里面是件带领儿的T恤，头发剪短了，还挺像那么回事儿。杨总你好，我对自己说。
归总从卫生间里出来，身上只围着浴巾，瘦瘦的，个子很高。他，也只有二十八岁。小学三年级就出去做生意，我们还在解方程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在投机倒把了。所以今天，归总身家过亿。
“归总你好，我是杨想。”我站起身来。
“嗯。”归总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两条大腿从浴巾下面露出来，全是毛。他拿烟，找火机。我发现自己身上竟然没有打火机，这是个错误，虽然我并不抽烟。不过归总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自责，用酒店的火柴点了烟。
他缓缓地吐出几口烟雾，看了看我，说道：“陈若愚说，你还挺机灵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哈”了一声。这是他们这种级别的人的一种本事，普普通通一句话就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同龄人归总身上的一种气度，一种威严。我的反应和我的思想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看，虽然我从来认为所谓威严，是类似这样一种东西：猴群中有只猴子撅起他的屁股，说：“大家看那，我的屁股，多红润，多威严呐！”这时他是毫无威严的。但不知为什么有一天所有的猴子都说：“大家看那，他的屁股，多红润，多威严呐！”他就成了那只最威严的猴子。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我西服革履，他披着浴巾，露着两条大毛腿，我却感到了他身上的威严。显然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对着红润的屁股顶礼膜拜，周围是和我一样涕泪交流的同类。我就在这样一个物种中间苟活着。
“说说看，你想怎么干，B大环科？”归总把身子在沙发上舒展开来。
我知道这就是面试了，那就来呗。“我想从三个方面着手吧。一个是工程方面，我们可以承接一些环保项目。北京的项目比较难，因为北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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