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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四年末，收复武汉后，湘军水陆并下，在田家镇大败太平军，随即进攻
九江、湖口。水师一部冲入鄱阳湖，被太平军封锁湖口，不得重返长江，水师遂
被分割成外江、内湖两部分。外江水师多大船，不能近战；内湖水师多小艇，不
利补给。太平军坚守九江等处，又分兵攻击武汉、江西，准备活生生把湘军“枯”
死在长江中段。从咸丰五年被困到七年二月丁忧回乡，曾国藩一直困守江西，每
日都处于愁苦凄凉的境况。军事方面，名将塔齐布、罗泽南相继亡殂，后继无人，
攻守俱惫。经济方面，江西省吝于给饷，湘、陕、川、浙等处拨饷则多为空头支
票，无济实用，全靠办捐收厘苦苦支撑。师久无功，朝廷不仅不予谅解，甚至以
“顿兵不战，坐耗军需”6，严词诘责。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徬徨”7，既是杜
鹃泣血似的无奈心声，也是精卫填海似的真实写照。自湘军创办，迄于困守江西，
差不多五年时间。曾国藩能够从一个“愤青”似的学者型官僚成长为允文允武的
“中兴”领袖，这五年，实在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五年。
三个湘乡人
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失败。年底，巡抚张亮基随即调令罗泽南、
王錱率领一千零八个湘乡农民组成的勇团进驻长沙，帮助防御。恰在此时，在籍
丁忧侍郎曾国藩接奉圣旨，命令在乡办理团练，于是，实行拿来主义：在兵源上，
全面接管这一千多人；在练法上，则借鉴戚继光的营制，开始筹建湘军。
根据罗尔纲的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58%的比例，在统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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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到了67%。而湘军草创，分别率
领中、左、右三营的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就全由书生起家。较之腐朽溃烂的
绿营，文员带勇，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以道义相磨砺，稍存知耻、爱民之心，
可以切实做到“不怕死、不要钱”。而时人称为罗山先生的罗泽南，一生服膺宋
儒，与同好此道的曾国藩气味相投，一拍即合，更是在私交层面成全了这次资源
整合。
罗山先生的学问志向，根据曾国藩的总结，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
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8。罗泽南家里很穷，穷得
每要吃饭，就去当铺。他的命很苦，苦得十年之内，连遭十一次期功之丧。但是，
再穷再苦，他也不放在心上，未尝稍减问学求道之志。这么严重的穷苦都能抗过
来，以后在军中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无疑得益于这种锻炼。
他自己把这种心得，称为“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临终遗言）。至于一
介书生，亲临行阵，而每每克敌制胜的原因，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
尽之矣”9。左宗棠不佩服罗泽南的理学，但是极为佩服他这种不学而能、触类
旁通的军事天赋10。塔齐布是湘军名将，咸丰四年七月，曾经在岳阳和罗泽南合
作，与太平军进行遭遇战。他本是瞧不起罗泽南这类“儒将”的，但是这次合作，
改变了他的看法。当日，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率领一千人守护岳州大桥，太平军
前来攻夺的军队却有万人之多。罗泽南从容调度，派五百人守营，五百人迎战。
前敌五百人又分为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击、抄尾，井井有条。
就凭这种布置，竟然数战数捷，力保大桥不失。此后，塔、罗并称，就再也没人
轻视湘军里带兵的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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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錱是曾国藩的老乡，又是罗泽南的弟子。他长相“清癯”，但是“声大而
远”，语速极快。师徒们围坐讲学，一旦进入自由讨论时段，就只听到他的大嗓
门唧唧呱呱，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插不上嘴。罗泽南不止一次的对他发脾气：“璞
山（錱字）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 王錱这才自笑鲁莽，把“话语霸权”
交还给老师。他嗓门大，志向也大，十四岁就提笔刷墙，写下一段豪言：“置身
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用大白话表示，就是崇尚
力量，不为人下。这种性格，和他老师那种带有腐儒气味的性理之学大不相同，
既成就了日后他以一己之力防卫湖南的功绩，也造成了他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
生矛盾，乃至决裂。
一开始，曾国藩很欣赏王錱这位充满激情的血性男儿，称赞他“真可爱也”
11，引为臂膀。但是，王錱不是“以利为义”、一味愚勇的武夫，而是有点哲学
的人；他不但有身先士卒的狠劲儿，更有澄清天下的大志向。以湖南为大后方，
以湖北为后勤中心，支援江、皖，肃清东南；这是初起兵时曾国藩和王錱都能设
想的远大前程。可是，战略上能够取得共识，不代表战术方面能够所见略同，更
不代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能和衷共济，事权明晰。具体来说，复杂微妙的人事关
系，决定了曾、王二人在战术上不能达成统一；而针锋相对的性格冲突，则为日
常操作设置了诸多障碍。
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开创了湘军。
团练之弊
当日练勇的指挥权，并没有明确指定由曾国藩掌握，也就是说曾国藩没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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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指挥那些具体的将领和士兵。圣旨所谓“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
诸事务”，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指令，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帮同”的意思，
就是协助巡抚办理团练和剿匪，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难问，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哪算哪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咸丰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
一开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拥兵自重，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远见卓识。导致这种模
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于咸丰，而要归咎于咸丰的爷爷——嘉庆皇帝。
嘉庆元年，川、鄂、陕、豫四省交界地区，白莲教起义开始蔓延，此起彼伏，
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单凭国家正规部队——绿营兵的实力，已经收拾不掉
这个围剿与反围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时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经过改制，
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重新包装，摇身一变为团练题材，在朝野热炒之下，竟然
连续涨停，托住大市。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为大清帝国接下来
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内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还算小好的调子。白莲教被团练制度
干掉了，咸丰皇帝自然要尝试这个办法，用来对付太平天国。所以，从咸丰二年
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并刊刻嘉庆初
年的《筑堡御贼疏》、《坚壁清野议》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颁发各省，号召大家
边学边干，苦练快上。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
团练的精髓，只有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
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剿匪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东堵西捂，手忙脚
乱。坚壁，就是砌高垒，挖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里内的
房屋，清割农田作物。一可以断绝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难度。
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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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一旦成为流贼，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队
猎人般的绿营兵，所到之处，则是坚固的碉堡，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
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岭作“山贼”，再没有别的出路。而一旦堕落成山贼，
政府军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为营，大举围剿。当此时也，外有重围，内无定饷，
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军心摇动，随时有不攻自溃的危险。这时候恐怕是求作“降
贼”也不可得了。大致来说，各地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搞定的。
白莲教和太平军，在朝廷眼里，都是乱民暴民，都是黄巢、李自成，政治定
性，区别不大。而实际上，白莲教和太平军，根本就是两码事：白莲教没有一个
统一的指挥机构，多点并发、互不联属；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就有一个紧密团结
在洪秀全周围，由拜上帝教和三合会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进退有度，攻守
有节。白莲教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在南京建国，
以江浙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自身没有明确定位，做一天强盗
跑一天路，是所谓“流贼”；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
与清朝分庭抗礼，俨然敌国，是所谓“窃号之贼”。团练能搞定白莲教，也能搞
定太平军么？
毫无疑问，食古不化的咸丰皇帝认为可以。只可惜，事实面前，人人平等。
团练对付不了太平军，这是客观规律，皇帝说话也不管用。
对付太平军，团练八字诀就不够用了。自从咸丰三年从武昌战略撤退，沿江
东下，二十几天内占领南京，太平军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长江以前，可以
归其类为“流寇”，到南京后，就得算是“割据”了。下长江以前，太平军一直
被追杀，虽然攻城掠食，一路席卷，但总显得狼狈，不无屁股向后、平沙落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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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一旦进入南京，改元建国，粮饷充足，士气旺盛，就不满足于仅仅偏安一
隅，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定都以后，立即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北伐军，胡以
晃率领西征军，北边打到静海，西边打到武汉，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更重
要的，则是太平天国由始至终，在沦陷区民意拥戴指数上，不但远高于绿营，也
略高于湘军和淮军。当时没有盖洛普公司作统计，但是别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
论：胡林翼在湖北作巡抚，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12。
洪山民众里应外合，帮助石达开击败湘军，罗泽南因此战死；后来收复，胡林翼
差点下达了屠城的命令13。曾国藩困守江西，对各属民众“从逆如归”甚为恼怒，
乃至教导部下不妨“杀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14。太平军中石达开、
李秀成不但善战，而且能安抚民心，引为己用，众所周知。其中下层将领中，也
不乏曾天爵、宋关佑那样能行“仁义”的“君子”15。太平天国在武昌、南京都
举行过科举考试，开考之日，应者云集，其中就不乏刘鹏、王韬这样学高才大的
读书人。围城官绅中，固然有满门自杀的忠臣孝子，也不乏进言上策的“贰臣”、
“劣绅”。曾国藩一直敬慕的桐城派古文大师梅曾亮、著有《艺舟双楫》的包世
臣和鼎鼎大名的魏源，就住在李世贤的侍王府，每日优游谈宴，此间乐，不思蜀
矣16。
当日的太平天国，礼乐俱张，民众拥戴，不让“辫妖”，实在是一个很有实
力的政权，一旦分兵四出，“吊民伐罪”，其威力大大胜过白莲教，决不是区区团
练可以抑制的。团练本来只是正规部队的补充，而咸丰初年的清朝正规军——绿
营的战斗力，已经堕落到聊胜如无、权当摆设的程度17。从广西到江苏，从追缴
到围攻，派遣访剿的钦差大臣，如塞尚阿、向荣、琦善所率部队，大多时候只是
虚报战况，苟且偷安，根本起不到抗衡太平军的作用。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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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到绿营腐朽的实在情形：
“昨日黄昏忽传令，谓‘不汝诛贷汝命，今夜攻下东北城，城不可下无从生’！
三军拜谢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处。空中乌乌狂风来，沈沈云阴轰轰雷，将谓士
曰‘雨且至’，士谓将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复晴，急见将军‘天未明’，将
军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闻在楚因天寒，龟手而战难乎难。近来烈
日恶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后又非进兵时：月明如画贼易知。乃于片刻星云
变，可以一战亦不战。吁嗟乎！将军作计必万全，非不灭贼皆由天，安得青天不
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风雨！”18
绿营将领讲究“天时”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程度，其他怯懦苟安的情状，就不难
想象了。所以很多时候，只见到几百号乡勇对抗成千上万训练有素、军械优良的
另一支政府军——太平军，而看不见绿营的影子。太平军旁出攻掠，都有后勤保
障，而团练往往是星散各地，困守小城。内无长饷，外无救兵，和嘉庆年间相比，
主客易位，攻守逆转，不再是有备无患下的以逸待劳，而是内忧外困中的引颈待
割。所以，练团数年，没有一点成效，“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仗、专守一城者”
19。
新军
谈到曾国藩，俗口流传，总说他起家团练，后来扩展为湘军，完成了平乱大
业。其实，曾国藩压根就没办过一天团练。第一手棋，他走的就是湘军这个新布
局。
早在道光末、咸丰初，曾国藩已经开始了关于全局的战略性思考。咸丰元年
三月九日，他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他说：
12
“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自1840 年以来，
鸦片战争赔款二千一百万（首付六百万，余款四年付清）；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
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戊申年统计数据）；连年水旱灾
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
盘程序。而民生凋敝至极，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
办法，只有裁兵减饷。裁兵固然是为了补贴国用，而本质的原因则还在于兵不可
用，不裁白不裁。绿营兵之窳败，其普遍现象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
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而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得
不借助团练之力；鸦片战争中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节节溃退；广西额兵、土兵
三万七千人，加上邻省调派的援军几万人，竟然抵挡不住洪秀全几千人的乌合之
众，就是兵不可用的具体事例。所以，他建议“汰兵五万，仍变乾隆四十六年以
前之旧”20。
尽管认识到养兵无用，不如不养，可是作为京官的曾国藩并没有办法提出更
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日后他所倡导并一手作成的练乡勇为劲旅，并以此代替绿
营。所以，在没有一支切实可用的新军代替绿营，在“教匪”日益猖狂、“国军”
屡战屡溃的情况下，刚上台的咸丰皇帝是不敢贸然裁兵的。因此，这个建议没有
被采纳。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
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旋即回乡办理丧事。十二月十三日，收到帮办团练的谕旨。
终于，他有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他在北京时未能作到的理想。但是，如前所述，
用团练对付太平军，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旧军队和团练都不凑效的情况下，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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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创立新军这一条道路了。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他就复奏21，提出
了建立一支新军队的思路。不过，由于圣旨明确规定他的责任在于帮办团练，那
么即使明知团练无益大局，他也不敢公然拒绝。因此，他就给皇帝打马虎眼儿，
明办团练，暗练新军。明着，他这么说：“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
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财政困绌，不像嘉庆年间可
以“官给练费”，而民间捐款，暂时还是画饼望梅，当不了指望。所以由此造成
帮办团练的拖沓，可以获得谅解。暗里，他就不求其名，但择其实，阐述了练新
军的办法：“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
朴实者招募来省。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
有济，不求速效”。一般来说，团练都在州县就地办理，省城、重镇的防务还是
依靠绿营；他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与办团的宗旨是互相抵牾的。戚继光练的是
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
日后，湘军的制度几乎照搬戚继光理论，而再没有提过傅鼐一个字。皇帝或者不
够精明，发现不了他的小把戏，或者把这份奏折当作跟其他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
官样文书，没有细看，于是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八年以
后，由于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曾国藩才可以把这番苦心揭示出来：“臣自咸丰
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摺内就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22就这么瞒天过海的玩了一次文字游戏，，“湘军”的创意得到了圣谕批准，曾国
藩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指的就是罗泽南、王錱的湘乡勇兵；在曾国藩的
指导下，按照戚继光的成法，这一千多个人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
王錱和邹寿璋统带，号称“湘勇”。这就是“湘军”的昉始。不过，“湘勇”的“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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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湘军”的“湘”，还是有些微妙的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前者的“湘”，实际
是“湘乡”的意思，因为当时，就有江忠源的“楚勇”（新宁）、塔齐布的“宝勇”
（宝庆）、林源恩的“平勇”（平江）等名目；后者的“湘”，才代表“湖南”。
起隙
回过头再说王錱。
湘军初起时，曾和罗、王之间，表面上是依靠乡情、友谊，合作办事的关系。
实际上，三人之间，曾国藩才是无名有实的真“老板”。这一千多人，最初以团
练的名义纠集起来，到了长沙，却成为一支新军。新军没有名义上的“总统”，
自然会造成管理紊乱。这支军队，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巡抚可以依法“饬派”，
奉了钦命的前侍郎曾国藩可以酌需“札遣”，罗、王自己也可以根据匪情缓急，
自主行止，不受“遥制”。巡抚骆秉章关注的重点在于绿营，日常工作多是和本
省提督协商，并未将主要精力用于管理湘军；所以这支军队的日常训练、饷需供
应和调遣分派，实际操作都由曾、罗、王三人负责，三人之间倘若不能取得共识，
就不可能协调一致，临事有济。由于具有多重身份，三人中必然以曾国藩为主，
进行统筹：奉旨帮办团练事务，是“差事”；丁忧在籍，是乡绅；前侍郎的正二
品官衔，则可以在和自巡抚以下的官场打交道时获得尊重。出省以后，曾国藩经
常慨叹自己“不官不绅”的身份，导致办事不顺；建军之初，却正赖于这“不官
不绅”的身份，免去了很多制度上的麻烦。法律规定，在籍官员不能干涉家乡公
务，他奉了旨，却可以练兵、剿匪乃至查吏、办捐；办团经费，有官拨、捐输两
种来源，谕旨规定“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23，他身无实授官
职，恰好可以“绅耆”的身份上省要钱，下乡劝捐；民团和官府、官兵之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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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他仗着前侍郎正二品的威望，可以出面调和。这种关系可
以总结为：罗、王没有曾国藩的支持，建立不了新军；曾国藩没有罗、王的湘勇，
却可以另行招募，建立新军。所以，他才是湘军真正的领袖。
但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建立，曾、王之间的冲突也与之俱来。这种冲突，在
表面上表现为制度与战术之争。
咸丰三年夏，江忠源助守南昌，兵力不够，向湖南请援。罗泽南、江忠淑等
人率湘乡一千人、新宁（江忠源故乡）二千人分两路赴援。江忠淑初经战阵，行
军不备侦探，在瑞州猝遇埋伏，全军溃散。罗泽南所部虽然闯进城内，但是阵亡
八十多人，其中包括其弟子谢邦翰等四人。这四个人是王錱的邻居、同学，也是
最要好的朋友，王錱闻讯大怒，“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诸人报仇雪耻”24，
恰好与曾国藩扩建湘军的思路不谋而合。但是，在谁统领这支部队的问题上，曾
国藩却别有想法，他认为王錱虽然“忠勇冠群，驭众严明”，但是“局量狭隘，
只堪裨将”25。募集三到四千人的话，只能自统一营，其他各营需由他人管带。
王錱当然不觉得自己只是统领数百人之才（湘军初期营制并没有硬性规定每营五
百人，而是上下浮动百余人左右，粗别为大营小营），为此愤愤不平。
王錱的军事才能，体现在实战和理论两个方面。实战，则以平定省内暴乱和
防御太平军进攻湖南为主要成效。湖南衡、永、郴、桂四州，在太平军起事后，
经常爆发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动辄帖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
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26，王錱所到之处，次第平息。咸
丰四年至七年间，太平军从江西、两广等地屡次来犯（其中包括石达开率领的精
锐部队），王錱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撑住了门户。太平军中，甚至有“出
批注: 练勇刍言比成文营制更
早。而且大同小异。战术上，
则是与罗泽南书四条。而更重
要的原因是，王投靠了骆左，
曾产生了意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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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莫逢王老虎”的忌讳。理论方面，则在建军初期，已经著成《练勇刍言》一书
27，对于军队的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和练法，都有详细的规定。胡林翼曾在
湖北重印此书，奉为鄂军的圭臬28。左宗棠在王錱病亡后，接受了他的部将和士
兵，营规制度也一并继承，赖此肃清闽浙，鼎定西北。可见，王錱是一位非常优
秀的统帅，当曾国藩奉旨北上援鄂，肃清江面的时候，自然应当带上他，以为辅
佐。可是，出征的名单里，并没有王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不得不说说曾国藩被逼离开省城，移驻衡阳的事情。
出长沙记
自从曾国藩三年元月到长沙，短短半年间，就把满城文武都得罪了。
得罪文官，是因为他在行辕内设置的“审案局”。他的审案局类似于今天的
“严打办”，专管治安案件，凡有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
例的犯罪嫌疑人，统统属于“审案局”承办范围。解到之后，只有三种处理办法：
“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审案局并不尊重正常办案程序，
即使已被州县立案、尚未就审的嫌疑人，也是“闻信即提来”，“即时讯供，即时
正法，无所期待迁延”29。不但一般“恶民”他要杀，“公务员”也不放过：“有
上言胥吏贪恣，辄捕治斩之”30。他自觉为民除害，问心无愧，即使“身得武健
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31，而且“三月以来仅戮五十人，
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数”32。这是一到四月的数据，而到七月底再统计，审
案局共杀掉二百多人33，势头越来越“猛烈”，可以媲美古代酷吏了。但是，案
子就是钱，案子就是人情，曾大人把案子都拿去了，全省上下，自布政使以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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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人情、案费就都不见了，人家能没意见吗？所以，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
都看不惯他（当时官绅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
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抗议）。巡抚骆秉章也不以为然，想要制止他。但是皇帝支持
他，还鼓励他“务期根株净尽”34，所以“未有以难也”35。
越俎代庖的治安严打，得罪了文官，恪遵职守的练勇治军则得罪了武将。刚
到省城，每月逢三逢八之日，他就召集乡勇和标兵（巡抚、提督的亲兵）“会操”，
亲自校阅。但只练了几次，对于藉此提高标兵技战术水平的可能性，曾国藩就感
觉希望渺茫，“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
恶习”36。但他还是不想放弃，希望通过弹劾和保举这两种非常手段，以示奖罚
严明，提升士气。去年太平军攻城，挖通地道，炸坍南城，协副将清德吓得摘掉
顶戴，跑到市民家躲藏，部下兵丁则四处逃窜，脱掉的号衣堆满街道。直到今年，
这还是长沙市民茶余饭后的笑料。他和巡抚、提督关系好，所以未被奏革，继续
在军营里混日子。清德有养花的雅好，平日下乡剿匪，也不忘寻访奇花异草，每
次都要带回满船的花木。每月五次的会操，他从未参加，天天呆家里伺候花草。
曾国藩要拿来祭刀的，此君自然是当仁不让。塔齐布刚因去年守城有功提拔为参
将，今年则不仅会操一次不落，还遵命密捕了几个巨盗，和曾国藩甚为相得，早
已是身在绿营心在湘军。带同部下诸殿元按照湘军的制度训练手下辰勇（当时勇
源不止湘乡一处，湘乡以外勇丁，有少部分托管给提标军官管带），也颇有成效。
曾国藩用来树榜样立模范的，自然是这两位。于是，六月十二日，他连上两摺，
分别参劾清德和保举塔齐布、诸殿元。摺子里不管说好说歹，都是斩钉截铁的狠
话：参摺不但要求革职，还请求将其解交刑部，从重治罪；保摺则请求破格超擢，
并将塔、诸二人的未来表现一并担保：“如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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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一并治罪”37。为了不让和清德共事已久的巡抚骆秉章从中阻挠，参摺和湖广
总督张亮基会衔上奏，保摺则秘密上奏。摺上，俱蒙批准：塔、诸分别赏给副将、
守备衔；清德革职拿问，交督、抚讯明定拟。
骆秉基和清德料不到曾国藩下手如此狠辣，不声不响就告了黑状，但是天命
难违，只好吃了这个哑巴亏。提督鲍起豹是清德的铁哥们，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
气，于是，“驱曾运动”开始了。
首先，泄愤于塔齐布。以炎夏操练，虐待兵丁为借口，禁止塔齐布参与会操，
并停止日常训练。鲍起豹扬言，没有提督的命令，“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
其次，内部传达密令，怂恿轻侮湘勇。本来，七月以前，乡勇和绿营兵就有
摩擦，甚至对曾国藩也大为不敬。二月在桂东，六月在三江口，都发生了绿营兵
殴斗、杀伤湘勇的事件。曾国藩的亲兵仆人“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38。三月，
标兵与曾国藩亲兵发生冲突，甚至打烂了他的轿子39。现经提督倡扬，驻城标兵
欺负起湘勇来，就更加无顾忌了。七月十三日，湘勇试枪，误伤提标长夫（类似
今日的工程兵或者勤务兵），标兵立即执旗吹号，持械列队，找湘勇开战。曾国
藩自觉理亏，只好把肇事湘勇交出，送到提标营内打了三百军棍。八月四日，塔
齐布管带的辰勇和标兵赌钱，因小事造衅，标兵再次纠集起来，要和湘勇开战。
这次曾国藩不服气，给鲍起豹发公文，要求严惩带头闹事的标兵。鲍起豹二话不
说，捆了肇事者就往曾公馆送。然后鼓动标兵在公馆前示威抗议，把皮球原封不
动的踢还给曾国藩。怕引起兵变，曾国藩不敢杀；怕属下耻笑，曾国藩不敢放。
就这么犹豫不决，过了两天。标兵日夜喧闹，要求放人，最后把公馆团团围住，
声言再不放人，就要闯进公馆强行抢人。公馆就在巡抚办公室隔壁，曾国藩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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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皮请骆秉章调解，骆以此事不属巡抚管辖范围谢绝。没办法，曾国藩扛着钦差
牌子在公馆内挺着，希望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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