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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四年末，收复武汉后，湘军水陆并下，在田家镇大败太平军，随即进攻
九江、湖口。水师一部冲入鄱阳湖，被太平军封锁湖口，不得重返长江，水师遂
被分割成外江、内湖两部分。外江水师多大船，不能近战；内湖水师多小艇，不
利补给。太平军坚守九江等处，又分兵攻击武汉、江西，准备活生生把湘军“枯”
死在长江中段。从咸丰五年被困到七年二月丁忧回乡，曾国藩一直困守江西，每
日都处于愁苦凄凉的境况。军事方面，名将塔齐布、罗泽南相继亡殂，后继无人，
攻守俱惫。经济方面，江西省吝于给饷，湘、陕、川、浙等处拨饷则多为空头支
票，无济实用，全靠办捐收厘苦苦支撑。师久无功，朝廷不仅不予谅解，甚至以
“顿兵不战，坐耗军需”⑥，严词诘责。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徬徨”⑦，既是杜
鹃泣血似的无奈心声，也是精卫填海似的真实写照。自湘军创办，迄于困守江西，
差不多五年时间。曾国藩能够从一个“愤青”似的学者型官僚成长为允文允武的
“中兴”领袖，这五年，实在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五年。
三个湘乡人
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失败。年底，巡抚张亮基随即调令罗泽南、
王錱率领一千零八个湘乡农民组成的勇团进驻长沙，帮助防御。恰在此时，在籍
丁忧侍郎曾国藩接奉圣旨，命令在乡办理团练，于是，实行拿来主义：在兵源上，
全面接管这一千多人；在练法上，则借鉴戚继光的营制，开始筹建湘军。
根据罗尔纲的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58%的比例，在统领一
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到了67%。而湘军草创，分别率
领中、左、右三营的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就全由书生起家。较之腐朽溃烂的
绿营，文员带勇，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以道义相磨砺，稍存知耻、爱民之心，
可以切实做到“不怕死、不要钱”。而时人称为罗山先生的罗泽南，一生服膺宋
儒，与同好此道的曾国藩气味相投，一拍即合，更是在私交层面成全了这次资源
⑥ 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
⑦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统筹全局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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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罗山先生的学问志向，根据曾国藩的总结，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
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⑧。罗泽南家里很穷，穷得
每要吃饭，就去当铺。他的命很苦，苦得十年之内，连遭十一次期功之丧。但是，
再穷再苦，他也不放在心上，未尝稍减问学求道之志。这么严重的穷苦都能抗过
来，以后在军中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无疑得益于这种锻炼。
他自己把这种心得，称为“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临终遗言）。至于一
介书生，亲临行阵，而每每克敌制胜的原因，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
尽之矣”⑨。左宗棠不佩服罗泽南的理学，但是极为佩服他这种不学而能、触类
旁通的军事天赋⑩。塔齐布是湘军名将，咸丰四年七月，曾经在岳阳和罗泽南合
作，与太平军进行遭遇战。他本是瞧不起罗泽南这类“儒将”的，但是这次合作，
改变了他的看法。当日，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率领一千人守护岳州大桥，太平军
前来攻夺的军队却有万人之多。罗泽南从容调度，派五百人守营，五百人迎战。
前敌五百人又分为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击、抄尾，井井有条。
就凭这种布置，竟然数战数捷，力保大桥不失。此后，塔、罗并称，就再也没人
轻视湘军里带兵的书生了。
王錱是曾国藩的老乡，又是罗泽南的弟子。他长相“清癯”，但是“声大而
远”，语速极快。师徒们围坐讲学，一旦进入自由讨论时段，就只听到他的大嗓
⑧ 曾国藩全集•诗文，《罗忠节公神道碑铭》
⑨ 《清史稿•列传》卷一百九十四。
⑩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四年八月十五日《致严仙舫》：“罗山，一老学究耳。与宗棠素尝论学，持
论平实稳惬，作事有条理；可见者不过如此。及其将兵，胆略俱壮，随机立应，竟为宿将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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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唧唧呱呱，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插不上嘴。罗泽南不止一次的对他发脾气：“璞
山（錱字）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 王錱这才自笑鲁莽，把“话语霸权”
交还给老师。他嗓门大，志向也大，十四岁就提笔刷墙，写下一段豪言：“置身
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用大白话表示，就是崇尚
力量，不为人下。这种性格，和他老师那种带有腐儒气味的性理之学大不相同，
既成就了日后他以一己之力防卫湖南的功绩，也造成了他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
生矛盾，乃至决裂。
一开始，曾国藩很欣赏王錱这位充满激情的血性男儿，称赞他“真可爱也”
11，引为臂膀。但是，王錱不是“以利为义”、一味愚勇的武夫，而是有点哲学
的人；他不但有身先士卒的狠劲儿，更有澄清天下的大志向。以湖南为大后方，
以湖北为后勤中心，支援江、皖，肃清东南；这是初起兵时曾国藩和王錱都能设
想的远大前程。可是，战略上能够取得共识，不代表战术方面能够所见略同，更
不代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能和衷共济，事权明晰。具体来说，复杂微妙的人事关
系，决定了曾、王二人在战术上不能达成统一；而针锋相对的性格冲突，则为日
常操作设置了诸多障碍。
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开创了湘军。
团练之弊
当日练勇的指挥权，并没有明确指定由曾国藩掌握，也就是说曾国藩没有被
授权指挥那些具体的将领和士兵。圣旨所谓“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
11 曾国藩全集•批札，咸丰三年七月《批管带左营湘勇候选县丞王錱禀》：“以极疲弱之卒当极骁之贼，而
能尽力苦战，大获全胜，真可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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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事务”，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指令，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帮同”的意思，
就是协助巡抚办理团练和剿匪，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难问，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哪算哪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咸丰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
一开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拥兵自重，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远见卓识。导致这种模
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于咸丰，而要归咎于咸丰的爷爷——嘉庆皇帝。
嘉庆元年，川、鄂、陕、豫四省交界地区，白莲教起义开始蔓延，此起彼伏，
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单凭国家正规部队——绿营兵的实力，已经收拾不掉
这个围剿与反围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时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经过改制，
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重新包装，摇身一变为团练题材，在朝野热炒之下，竟然
连续涨停，托住大市。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为大清帝国接下来
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内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还算小好的调子。白莲教被团练制度
干掉了，咸丰皇帝自然要尝试这个办法，用来对付太平天国。所以，从咸丰二年
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并刊刻嘉庆初
年的《筑堡御贼疏》、《坚壁清野议》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颁发各省，号召大家
边学边干，苦练快上。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
团练的精髓，只有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
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剿匪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东堵西捂，手忙脚
乱。坚壁，就是砌高垒，挖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里内的
房屋，清割农田作物。一可以断绝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难度。
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
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一旦成为流贼，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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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般的绿营兵，所到之处，则是坚固的碉堡，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
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岭作“山贼”，再没有别的出路。而一旦堕落成山贼，
政府军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为营，大举围剿。当此时也，外有重围，内无定饷，
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军心摇动，随时有不攻自溃的危险。这时候恐怕是求作“降
贼”也不可得了。大致来说，各地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搞定的。
白莲教和太平军，在朝廷眼里，都是乱民暴民，都是黄巢、李自成，政治定
性，区别不大。而实际上，白莲教和太平军，根本就是两码事：白莲教没有一个
统一的指挥机构，多点并发、互不联属；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就有一个紧密团结
在洪秀全周围，由拜上帝教和三合会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进退有度，攻守
有节。白莲教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在南京建国，
以江浙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自身没有明确定位，做一天强盗
跑一天路，是所谓“流贼”；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
与清朝分庭抗礼，俨然敌国，是所谓“窃号之贼”。团练能搞定白莲教，也能搞
定太平军么？
毫无疑问，食古不化的咸丰皇帝认为可以。只可惜，事实面前，人人平等。
团练对付不了太平军，这是客观规律，皇帝说话也不管用。
对付太平军，团练八字诀就不够用了。自从咸丰三年从武昌战略撤退，沿江
东下，二十几天内占领南京，太平军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长江以前，可以
归其类为“流寇”，到南京后，就得算是“割据”了。下长江以前，太平军一直
被追杀，虽然攻城掠食，一路席卷，但总显得狼狈，不无屁股向后、平沙落雁的
尴尬。一旦进入南京，改元建国，粮饷充足，士气旺盛，就不满足于仅仅偏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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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定都以后，立即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北伐军，胡以
晃率领西征军，北边打到静海，西边打到武汉，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更重
要的，则是太平天国由始至终，在沦陷区民意拥戴指数上，不但远高于绿营，也
略高于湘军和淮军。当时没有盖洛普公司作统计，但是别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
论：胡林翼在湖北作巡抚，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12。
洪山民众里应外合，帮助石达开击败湘军，罗泽南因此战死，胡林翼差点下达了
屠城的命令。曾国藩困守江西，对各属民众“从逆如归”甚为恼怒，乃至教导部
下不妨“杀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13。江苏浙江二省，诸多名城“沦
陷”后，民众帮助太平军守城，万众一心，死而后已，绝对不是“被迫胁从”四
个字可以轻易描述的。太平天国在武昌、南京都举行过科举考试，开考之日，应
者云集，其中就不乏刘鹏、王韬这样学高才大的读书人。围城官绅中，固然有满
门自杀的忠臣孝子，也不乏进言上策的“贰臣”、“劣绅”。曾国藩一直敬慕的桐
城派古文大师梅曾亮、著有《艺舟双楫》的包世臣和鼎鼎大名的魏源，就住在李
世贤的侍王府，每日优游谈宴，此间乐，不思蜀矣。
当日的太平天国，礼乐俱张，民众拥戴，不让“辫妖”，实在是一个很有实
力的政权，一旦分兵四出，“吊民伐罪”，其威力大大胜过白莲教，决不是区区团
练可以抑制的。团练本来只是正规部队的补充，而咸丰初年的清朝正规军——绿
营的战斗力，已经堕落到聊胜如无、权当摆设的程度14。从广西到江苏，从追缴
12 胡林翼全集•一•奏疏，咸丰六年十二月三日《敬陈湖北兵政吏治疏》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与李元度》
14 清朝的正规军队，本分为八旗和绿营。八旗由旗人组成，绿营由汉人组成。咸丰以前，八旗兵约二十五
万，绿营六十四万。入关以后，旗兵就开始腐化，逐渐丧失战斗力。康熙以后，国家统治，几乎就全依靠
绿营了。但是，嘉庆年间，没有团练帮助，不能抵抗白莲教起义；鸦片战争时期，建制军队还不如三元里
的市民更能重创英军。这就说明咸丰以前，绿营的生命力就差不多消亡殆尽了。而太平军广西起义，不过
万人，其中死党能战者不过三、四千人。驻广西绿营额兵，当时有二万三千多人，土兵一万四千人，随即
从云、贵、湖、广等邻省陆续调来十几万绿营兵，竟然还不能将太平军封锁在广西境内，任其北上东下，
声势暴长，酿成十几年的动荡局面。可见当日的正规部队，实在只是聊胜于无。参看罗尔纲《绿营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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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围攻，派遣访剿的钦差大臣，如塞尚阿、向荣、琦善所率部队，大多时候只是
虚报战况，苟且偷安，根本起不到抗衡太平军的作用。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
记事》，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到绿营腐朽的实在情形：
“昨日黄昏忽传令，谓‘不汝诛贷汝命，今夜攻下东北城，城不可下无从生’！
三军拜谢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处。空中乌乌狂风来，沈沈云阴轰轰雷，将谓士
曰‘雨且至’，士谓将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复晴，急见将军‘天未明’，将
军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闻在楚因天寒，龟手而战难乎难。近来烈
日恶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后又非进兵时：月明如画贼易知。乃于片刻星云
变，可以一战亦不战。吁嗟乎！将军作计必万全，非不灭贼皆由天，安得青天不
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风雨！”15
绿营将领讲究“天时”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程度，其他怯懦苟安的情状，就不难
想象了。所以很多时候，只见到几百号乡勇对抗成千上万训练有素、军械优良的
另一支政府军——太平军，而看不见绿营的影子。太平军旁出攻掠，都有后勤保
障，而团练往往是星散各地，困守小城。内无长饷，外无救兵，和嘉庆年间相比，
主客易位，攻守逆转，不再是有备无患下的以逸待劳，而是内忧外困中的引颈待
割。所以，练团数年，没有一点成效，“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仗、专守一城者”
16。
新军
谈到曾国藩，俗口流传，总说他起家团练，后来扩展为湘军，完成了平乱大
业。其实，曾国藩压根就没办过一天团练。第一手棋，他走的就是湘军这个新布
15 《秋蟪吟馆诗抄》卷三《椒雨集》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派宋梦兰办皖南团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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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早在道光末、咸丰初，曾国藩已经开始了关于全局的战略性思考。咸丰元年
三月九日，他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他说：
“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自1840 年以来，
鸦片战争赔款二千一百万（首付六百万，余款四年付清）；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
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戊申年统计数据）；连年水旱灾
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
盘程序。而民生凋敝至极，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
办法，只有裁兵减饷。裁兵固然是为了补贴国用，而本质的原因则还在于兵不可
用，不裁白不裁。绿营兵之窳败，其普遍现象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
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而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得
不借助团练之力；鸦片战争中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节节溃退；广西额兵、土兵
三万七千人，加上邻省调派的援军几万人，竟然抵挡不住洪秀全几千人的乌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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