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给中国所有文学评论家一篇范文，欢迎他们来学习、模仿、参考、拜读、不欢迎批评，因为批评对我没意义。




【文学批评与分析】

浅析王朔、朱文、韩东、吴晨骏、康赫、杨黎、叶开等古惑仔和石康等伪古惑仔——

《20世纪末之中国文学古惑仔》


□ 雷立刚


　　１，你以为人人都可以行古惑？（香港古惑仔系列电影《只手遮天》台词）

　　冗长艰涩的20世纪里，在中国搞文学或被文学搞的人可谓济济一堂，群星灿烂。有毛润之等在诗人与军人两个角色之间如鱼得水地打游击战的一代天骄，有郭沫若等一不小心被逼人而来的形势“撞了一下腰”的御用文人，有周树人等既是旗手又是匕首的革命工具，当然还有钱钟书等与其说是文学家勿宁说是学者的知识分子。以上这些，都很不错，我完全站在褒扬的角度上表达对他们的高山仰止，因为我深知，即便当狗腿子文人，也是一件艰苦卓绝、劳心劳力、很不容易的事。但是同时，稍微有些许遗憾的是，如果说“20世纪”像个贫血的包身工，我们的确在中国没能有幸看到太多描写这个包身工真实心理和真实处境的大师。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连有资格作为大师对立面的文学意义上的古惑仔，也没有出现。
　　古惑仔们忙得很。他们或在“庙街”烧香，或在“兰桂坊”泡吧；或正与“屯门色魔”抢“马子”，或即将远赴“元朗”争夺地盘。一会儿，“浩南”要给大哥报仇，只手遮天；一会儿，“山鸡”要为兄弟扎起，猛龙过江。总之，他们日理万机，不会有余暇到论资排辈的中国文坛“潇洒走一回”。直到，20世纪最后15年，忽有一天，王朔，这个学历不高的退伍兵，跚跚来迟；而后，到了最后１０年，朱文，这个锅炉技师，也登堂入室。与朱文一同进场的自然还有当年一起搞“断裂”的韩东与吴晨骏、刘立杆；此外还有在90年代便悄悄完成了与主流文学背道而驰的《斯巴达》的康赫；到了１９９９年，杨黎也终于以小说《打炮》一举攻入古惑仔领地；最后一个是叶开，这个有着“小李飞刀”暗器手艺的家伙，赶在了20世纪最后一年，完成了他那本《口干舌燥》，搭上了“古惑仔号”末班地铁。
　　除此之外，我没能发现太多的古惑仔。毕竟，走文学古惑之路，多数人都是力所不能及的，它需要敏感而不安的灵魂，但更需要特殊的机缘和气质。石康自然不算，尽管他有点像，但终究是虚假的。把石康写入这篇文章中，我着实颇为迟疑，毕竟他和罗列的另外几人相差太远，把他与他们相提并论，是对其他几个人的不尊重。但是，考虑到有反面教材更利于全文的分析和解说，我还是勉为其难地将石康也写进来。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尽管缺乏世界级的大师，但是，必须承认，50年来的积累和时间，也造就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比如王蒙、余华、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阿来、陈忠实、格非、苏童、残雪、毕飞宇、艾伟、夏季风、麦家等等。但是，他们的写作，即便披着先锋外衣的余华、格非、苏童、残雪等，骨子里依然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太过一脉相传的写作。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说到底，就是知识分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在写作上，就是总有一种宏大的东西、一种忧患的东西贯穿始终。中国民众历来的精神气质，实际上是最容易接受这种宏大而忧患的东西的，所以，写宏大与忧患，历来是中国文学的绝对主流，那种日常的、琐碎的、无意义的、无价值的细节，历来为中国主流文学所忽略。
　　我所提及的几个古惑仔，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对传统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宏大与忧患的一种反动。或者至少可以说，即便宏大与忧患是任何写作者不可能完全规避的东西，他们至少也在写的时候否决了以往的书写模式。同时，他们对日常的、琐碎的、无意义的、无价值的细节的重视，终于使中国文学更平易、更真实、更生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成为打破主流规则和公认秩序的古惑仔。
　　我并不以为这些古惑仔就比前面提及的主流写作中的优秀作家强。但是，我承认对观察这些古惑仔作家我更有兴趣。已经有太多的人把目光放在主流写作者身上，而忽略了古惑仔作家的价值。我深信，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学观察者，有义务将稍微多一些的注意力放在古惑仔作家那边，因为在任何时候，让不同的声音进入公众听力范围之内，给予公众更多自我选择的机会，这永远是值得的。
　　现在逐个分析上面罗列的古惑仔。


２，过把瘾就死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王朔作为一个小说家，已经死了。尽管，他有能力作为戏剧人物和新闻人物继续生存。
　　与齐名的许多作家相比，王朔出道稍晚，他实际上是在８５年前后发表《空中小姐》才开始为人所识。但他精力旺盛，勤奋刻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确立了其古惑仔地位，并一肩挑起郑伊健，陈小春，黄秋生三大古惑仔的任务，一人分饰三角，可谓能者多劳。否则，这幕古惑仔大戏，必定会少许多看头。
　　王朔扮演的第一个古惑仔，应当是郑伊健的角色：有点忧郁，有点帅，还稍微有点坏坏的。所以，很讨那些美丽文静，家教良好，表面高傲矜持，内心世界却也丰富多彩的有内涵的姐妹们青睐。从《空中小姐》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说到底，不过是言情小说而已，而且以王朔的能力，也绝对无法进行真正的哲学和宗教层面上的深度思考。但为什么说，他却又比同样言情的琼瑶阿姨高明呢？我想，关键是王朔的言情背后有一种令人心碎的悲剧感在里面。一个小说家，首先应该有一种敢于直视悲哀的襟怀，否则他成不了大器。在这方面，王朔有点天才，我怀疑他尽管表面鲁莽，内心其实细腻，敏感，怀疑，容易受伤。
　　到了《我是你爸爸》之类时，王朔已经不自觉地逐渐扮演了另一个角色：陈小春。我猜测，王朔自己可能也觉得，老写言情小说不是个办法，加上写了几年，自以为写作手段娴熟了点，创作水平也高了点，所以不再满足于言情。可惜，如此一来，文本的格调，却暗暗地下降了。象陈小春一样，他吸引来的只能是那些逆反的、一惊一乍的、打扮入时却又没多少内容的小太妹的喜欢。没多久，王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心头一急，又是一变，却变成了黄秋生的模样。
　　说起黄秋生，很多人肯定不如我熟悉，没办法，谁叫你看的香港肥皂剧没有我多呢？老黄没出名之前，的确是任劳任怨不挑角色的苦主儿，什么三级的角色都敢演，怪不得他姓黄。后来即便在电影《古惑仔》系列里当了大佬，仍然改不了伸出他那肥大的小指拇掏鼻屎的习惯。他的表情总是有点夸张，一看就是个演员，这种货色，居然近年一再加冕影帝，只能让人感叹香港的确是文化沙漠，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但既然能当影帝，还是说明有人喜欢。王朔在《看上去很美》和《无知者无畏》也是这个状况：既无聊，又恶心，偏偏居然还有人欣赏。
　　如果仅仅如此，王朔还是不太适宜被写入文学分析类文章，而更适合于进入报纸的娱乐版。但是，王朔令人疑惑地写出了一篇《动物凶猛》，这个短篇是如此优秀，以至于仿佛是另外一个王朔。
　　但是，即便有《动物凶猛》存在，王朔较之于其后的朱文、韩东、吴晨骏、康赫、杨黎、叶开等古惑仔，我个人以为，在文学创作综合水准上是最差的一个。但是，由于他出现在最恰当的时机，更由于他具有一种农民式的对社会环境的妥协和利用的能力，因此他成为古惑仔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既得利益最多的一个，而且是无法避而不谈的一个。


3，断裂的形式主义精神

　　其实，真正的文化传承是不可能断裂的。但是，这种形式是一种宣言，在适当的时候，形式主义是积极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在某些时候，形式就是行动。
　　“断裂行动”的主将是韩东、朱文、吴晨骏。先说朱文，朱文67年底生于福建，89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然后在江北的大厂里管锅炉，94年辞去公职。朱文最先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偶然读到的他的一篇随笔：《狗眼看人》。尽管，我觉得他对于巴金的看法过于吹毛求疵，但那篇随笔的大胆和锋利令我惊诧。此后看了朱文的小说集《因为孤独》，里面囊括了时间上写于《狗眼看人》之前的朱文早期小说。我觉得，在这个集子里，已经基本展示了朱文小说主要描述的三个东西，一是对大学阶段的回忆描述，比如《小丁故事》。一个是对他工作过的南京江北“大厂”的讲述，比如《没文化俱乐部》，再一个是对他熟悉的文学艺术圈中人的描述，比如《食指》。但是，这时候朱文的小说总的说来固然算得上不错，却也仅仅是不错而已。
　　到了其下一本小说集《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讲的故事基本上还是那些，但不得不承认深度上确实有了一些让人震撼的东西。依然讲“大厂”，但《小谢啊小谢》让人回味余地就多了许多；依然剥文学艺术圈的皮，但《段丽在古城南京》就剥得更为不动声色地老辣。朱文对于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之刻薄，可谓刻薄到了骨子里去。对于这些文化人看得之透，也可谓看到了骨子里去了。《段丽在古城南京》，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把中国搞文学搞诗歌搞艺术那帮人的丑陋和伪善刻画得最准确的一部小说，堪称杰作。作者难能可贵地避免了这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很多习惯成自然的已经不以为是陋习的陋习，比如夸大其词，比如泛泛而谈，比如歌功颂德、比如扬恶惩善，不，在这部杰出的小说里，朱文没有夸大什么也没有缩小什么，没有拔高什么也没有故意贬低什么，那么冷静，那么节制却又那么刻薄，他仅仅是告诉你，“一个肮脏的、无耻的命运正在不急不躁地等着她”，命运是肮脏的、无耻的，但是，读完全文，我感到作者似乎还有如此一个潜台词：一切的命运都是肮脏的、无耻的，也就是说，命运的特征便是肮脏无耻。因此，对命运而言，“肮脏的、无耻的”不再是个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贬义词，而更像一个平静的中性词。这使这部小说甚至避免了“悲悯”这种高尚而时尚的词汇，但同时，事实上又确实很少有比这部小说更悲悯的中国小说。
　　近年来，随着“私小说”的流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描绘似乎成为隐隐约约的热潮。但是，朱文之所以在那一大群描写日常生活的“个人化”作家们中鹤立鸡群，原因在于他在关注日常生活的同时，难能可贵地没有像绝大多数关注日常生活的作家那样，把目光只放在自我的日常生活上，相反，朱文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观察周围的人的兴致，他对窥视别人内心秘密似乎颇有兴趣。也就是说，朱文虽然也拒绝了以国家、民族、人民等大概念为出发点，同样对于各种时代主题毫无兴趣，其叙事特点同样是极端个人化的，但是，与多数个人化写作不同在于：朱文的个人化并非自我化，他关注个体，但不像很多个人化作家那样只关注作为自我的个体。这使他的多数小说有效避免了自恋的通病。
　　但是，尽管朱文拥有《段丽在古城南京》和《弟弟的演奏》这样的罕见佳作，但他确实不是个在语言上具有优势的作家，朱文作品的好，好在视野、反讽、刻薄，而语言从来就是他的劣势，一言以蔽之：他的语言缺乏美感和质感。
　　我感觉，把汉语言的美感提升了一个层次的是以下作家：余华、格非、苏童、残雪、阿来、王彪等，而在汉语言的质感方面颇有建树的是韩东、杨黎、吴晨骏、张旻等。至于朱文，他的小说语言不失幽默、机智、流畅。但是，难道机智、幽默、流畅对于小说语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品质吗？我觉得对于报刊杂文来说或许重要，但对作为艺术的小说而言，很次要很次要。因此，对于那些将朱文的语言才能无限拔高的评论，恕我愚钝，我一直颇感困惑。

　　窃以为，汉语在小说上真正成熟是很晚近的事。五四时期，白话文写作刚刚开始起步，任何事物没有时间的沉淀都会像个学步的婴儿，你怎么能奢望出现很好的文字？所以，对于包括鲁讯在内的五四一代作家，固然我承认其思想深度是其他时代作家很难达到的，但对于他们的汉语白话文写作水准，我始终觉得有必要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
　　无论是诗歌还是思想，汉民族都过于早熟，仿佛是对那种早熟的一种纠正，在小说白话文运用上，汉民族确实又过于晚熟。晚熟到大多数喜欢舞文弄墨并自以为文字造诣颇深的在中国搞文学或被文学搞的人，直到今天，连区分什么样的文字好什么样的文字差的简单能力依然严重欠缺。以至于贾平凹那文不文白不白的语言居然有那么多人叫好，以至于王小波那样严重缺乏美感的文字也赢得拥趸无数，以至于沈从文那样不规范的汉语也可以被拥戴为大师。当然，贾平凹是不错的，但那是因为他文字后面一种别样的鬼气而非他文字本身；当然，王小波是优秀的小说家，但那是因为他对自由的真诚和理解在中国小说家中少人企及，而非他文字水准；当然，沈从文更是令人崇敬的大家，但那是因为他的文字中体现出的人格让人肃然起敬，同样与文字本身的水平无关。问题在于，太多的人却把这些拎不清楚，混为一谈。这世上的庸才实在多得让人无可奈何，他们的理解力永远无法把一个小说家的被尊重与其文字能力截然分开。
　　所以应该感谢20世纪末，正是在近二十年里，汉语写作才终于拥有了优美、成熟、纯正、高贵。好的汉语小说语言有两种，一种如水银泻地，如风从山谷、坡地、草原、海面一擦而过，比如余华、格非、苏童、残雪、阿来、王彪、艾伟等；另一种则像江河源头处的细小水流，它的一个特征是疏缓，最适宜作为例子的是韩东和张旻的小说语言，另一个特征是纯净，最适宜作为例子的是吴晨骏和康赫的小说语言。

（上半部分完／２００３，７，１０）

• 相关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