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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妈妈
都讲到这里了我还没讲妈妈。

“小白菜啊，地里黄啊。两三岁啊，没了娘啊。跟着爹爹，还好过啊，谁知道爹爹，娶后娘啊。娶了后娘，三年整啊，有个弟弟，叫凤粱啊。凤粱吃面，我喝汤啊。端起面汤，想亲娘啊。亲娘想我，一阵子风啊，我想亲娘，哭一场啊。”

这是王集“小白菜”的版本。

我不敢想娘，没资格。更不敢叫娘想，想时背上有阴风吹过。


妈妈是跛子，不好说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因为事儿出在她出生时。本来是顺产，愣是被医院搞跛了，没准是哪个实习大夫冒失失用的产钳。医院给我姥娘姥爷解释时很有技巧，轻描淡写、含混不清地谈了一句事故，重点放在医院如何花费两个小时、大量人力物力抢救大出血的产妇。唬得这对老糊涂下跪，还敲锣打鼓地送去锦旗。办满月酒时，给四邻八家说，四邻八家听出味儿来了，说，这不是医疗事故吗？找他们去。姥爷是老实人，说，锦旗都送了，这叫我怎么找啊？

妈妈就这样委委屈屈开始活了。不说她委屈，她也不当自己是个可怜人，说了，这辈子只有可怜下去了。七大姑八大姨，街坊邻居，所有的人都宠着她。因为这宠，多少都带了可怜的意味，她非但没被宠得无法无天，反倒习惯了愁眉苦脸地活着，被人可怜着活着。小时候，明明一条腿只比另一条短两厘米，努力一点看不出跛的，可她就有办法走得惊涛骇浪一般。一旦别人不怎么理会她，她总能，自己都不知道是故意的，把手指弄破，或让鼻子出血。她让鼻子出血比出鼻涕还容易。毕竟血随时都在循环着，而鼻涕不是随时都有。

青春期时，一样的，妈妈也会有腻友，走路时勾肩搭背，恨不能一个被窝睡觉，巴不得自己能有点秘密告诉对方那种。可偏偏就没什么秘密。就算喜欢上了哪个男孩子，在那时都是连自己都是不能承认的。那人应该比妈妈丑一点笨一点学习差一点，可就是个正常人。也好，俩人都能在对方身上寻到优越感，这样的关系最牢固。

中学毕业后妈妈她们已经老大不小，该找对象了。有人给妈妈介绍了一个，见那一个嘟着嘴，就说，先紧着她吧，怪可怜的。你愁什么呢？妈妈那边也在自责着，一起玩的朋友，忽然间，自己就甩下人家了。于是每次约会，都带上那一个。久了，别人瞧不出对味儿了，劝她，傻什么傻，别到时候分不清莺莺和红娘了，你以为那戏里的张生不想两个都占？细思量了一夜，哭了一夜，本来恐惧着这事，到后来，竟成了盼着这事到来了。或许在思量时，她一遍遍想象自己一个人，孑然独立，仅有影子伴着走在街上，背后是一片悄声议论：这孩子，可怜，打出生的时候就如何如何……她被自己的这种形象感动着，哭的时候带着自怜，便也不是那么痛了。她就喜欢那么痛苦地活着。

后来，她的好友和她的对象，就真地对上了。

后来，爸爸就出现了。嫁给他，半糟践自己半可怜自己。可婚后他对她还真得不错。她没法让自己可怜了。

后来，奶奶就来了。奶奶提议去王集时。她半是恐惧，半是兴奋。她预感自己会死在那个陌生的地方。一缕香魂，葬在异乡，她为这幅情景潸然泪下，因此她没有过多阻挡，虽说同意的姿势也是别别扭扭的。

可她错了，王集没有同情的传统。


我知道这些，因为妈妈去世的那些日子，但凡喝了一点酒，爸爸就要不停地说，你妈生生是被自己搞死的。奶奶就说，人都死了，还这样咒她。你知道是江婴孩的嘴毒。

刚到王集时，妈妈依旧做她的小学老师，教语文。只不过从公家人变成了民办。第一堂课，点了一遍名后，学生就笑翻了天：新来的老师读白字。有个叫国之祥的，和我们一样的外来户，不过来了三辈了。三辈子人叫他们姓“guo”家，轮到妈妈，忽然成了姓“gui”。妈妈还红了脸解释：字典上是这样的，国字作姓的时候就应该读“guo”。可那个学生感觉：姓氏生生被人玷污了。何况那天过后总有人追着他屁股喊：乌龟、龟头、龟儿子。那家虽也是外来户，但家里兄弟多，早就像巴根草一样劈里啪啦地在这个地方扎下根，且四处蔓延了。他们家，惹极了会动刀子的，不像烧饼铺的老万家的，阴坏。

从此妈妈不再点名，且绝不提问他。依然用普通话讲课，学生再说她读错时，她那口气，就不是纠正而是辩解了：“嫩”字是读“nen”不是“run”；“推”字读“tui”不读“tei”，那样就缺了一个中元音。第三天头上，她已经开始学着发王集音了。相差无几的方言最难学，因为你根本抓不住它的特点，特点都包在自己的母语里了。说来说去都是自己的方言。可几天后，她居然也像模像样了。

就这样下去，也许妈妈会彻头彻尾地变成一个王集人，她没有那么多要坚守的东西，一辈子着迷的也就是自己的一点小姿态。在王集里，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没有人习惯于可怜她，也许她会习惯不被人可怜的日子。可第二周，出事了。

很平淡的一个开始，妈妈站了讲台上，要听写了。她说，请同学们拿出笔来。她说的是“bi”。我们发了几千几万遍的音。这是国之祥站了起来，指着妈妈的鼻子，很尖锐地：你不要脸。他说，你不是要我们拿“bi”吗？自己先亮出来，你是老师，先起带头作用啊。一屋子的男生就叫：噢噢噢，亮“bi”?！

妈妈目瞪口呆，忽然间鼻血长流。有的女生吓傻，嘤嘤哭了起来。借机她那手帕捂脸，跑出教室，一直跑回家。我说过她随时随地能把鼻血稿出来。多年来练就的本领，今日终于救了她一命，使她死得不是那么难看。

王集这地方，把“笔”一率叫“bei”的。发“bi”音、平声对应的只有一个意思。我不说你也知道。

妈妈给王集留下个段子。不久，一帮男孩约好了去撒野尿，手放在裤带上了，就会有人用拿腔拿调的普通话说：现在，请同学们拿出笔来。接下来，就是哄笑中的生生长流。


妈妈离开学校，再也不想回来了。没人挽留她。民办教师的位子也多少人盯着呢。爸爸说，正好旋饼铺也要人手，你来吧。

王集第一家旋饼铺是爸爸开的，用奶奶的那只金戒子。我家的地段好，十字街口的西北角。两边是卖烧饼和卖糊辣汤的，斜对面是裁缝铺。可生意最初并不怎么样，那时吃得起肉的人并不多。不信你去看80年的省报，我家里还有一张，加在做账本的硬皮抄里面，头版头题是：去年本省人均食肉超过20斤。20斤，能有多少耗在旋饼上？

何况是王集。80年，王集人才第一次见到汽车，一辆误入歧途的大货车，载着当年同样罕见的啤酒。一群小屁孩拿出小刀在上面刻字：**和**好不要脸；我日***的妈。姐姐也刻了，文雅一点：江屿到此一游。那时她离开城里不过两年，已经成了个乡下妞，虽然还不太彻底。开车的小伙子几乎绝望地趴在方向盘上哭了起来。“哭了，哭了”，小孩们起哄。后来他站到车顶上，掏出小便乱滋一气才洒出一条尿路。

这样一个地方，当年几乎不赚，羊肉贵，爸爸就用猪肉掺羊油。我记忆中只有一个人吃出来。爸爸没经验，进货时总要多出一点，剩下的只有等着坏。捎带卖的五香花生、石槽白仁（其实就是石槽乡产的去皮花生）、豆腐干什么的利又实在太薄。只有赶集时卖的2分一碗的凉白开是没本买卖。从我记事起，堂屋的八仙桌上常年晾着三、四排大碗，夏天里碗沿上爬满苍蝇，有人嫌，奶奶就说都是饭苍蝇，不脏的。其实猪圈就在屋后，那也是我们一家人的厕所，拉屎时猪们嗷嗷叫着抢吃。我和姐姐常比赛，看谁能直接拉到咧着的猪嘴里去。我记不清有没有人获胜了。

一开始爸爸让妈妈跑堂。她的腿就跛得更厉害，几乎端不稳汤。更不用说招呼客人了。后来爸爸发现，她更喜欢操刀剁肉、下力和面。剁肉刀沉，斤巴重的样子，看着大块肉在她手下便成肉丁，肉丁再变成肉末，说不出来的快感。也许这就是原始的精神疗治的方式，但比什么谈话疗法都管用。妈妈逐渐脸色红润，面壁剁肉时，有时会哼起小曲。比王集人唱的要现代，那时台湾校园歌曲已经进来了，她唱《兰花草》、《铃兰》。有人听着好听，要她再唱，她却羞呆呆住了口。没人再逼她，但过一会儿，她自己又哼了起来，声音比刚才的大，唱的用心，有时竟停了剁肉。明显是唱给别人听了。


可是，奶奶来了。她来的那天刚刚下雪。那是她结束哭坟后，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还没到冬至，第一场雪已经下来了，那种含水量大的雪，湿答答落到地上就是“啪”的一声，不是下雪，是老天爷在吐痰，到地就被地气给蒸化了。

奶奶就选了这样一个日子，扶着我出去。她的装扮，懂规矩的王集人说是早些年50岁朝上人的装扮：未出阁的梳辫子，出阁的梳髻，额前尚能虚笼笼地罩着刘海，一旦有了小孩，刘海一律光溜溜地梳上去。30岁往下的，脑后还能换些花样：普通的大圆髻，露截红绒绳或蓝绒绳的藏心髻，红的媳妇梳，蓝的寡妇梳；时髦的辫子盘头；S头。40岁往上的是元宝髻和香蕉?。过了50就改戴髻荻了，一是头发少了，要借块金属大圆片遮遮丑，再是，50岁的女人，多年媳妇熬成婆，打金打银，说起话来底气足。奶奶带的就是一只黄铜镶银的髻荻，小了点，压不住她那沉甸甸的一蓬头发，虽有点贫气，但黄铜上的白银毕竟是真家伙，闪闪发光。

奶奶把我的手抓得很紧，松开后，手指一段红一段白，一段粗一段细，像那种南方香肠。后来我才明白，那时她真的想抓住些什么。人是抓不住的，不管是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实在抓得紧了，命又要把她夺走了。谁能抗得过命呢？真金白银也抓不住，都是长腿的东西，自己不跑，没准哪里的强贼半道上等着呢。想来想去，也只有这旋饼铺了，跑不掉，又是能生钱的东西。她把这半世的辛劳、包括路上那次狼狈的强奸一古脑全算进了旋饼铺的成本价里。养小姑时她几乎没算计过着铺子，而今，老娘卖*换来的，凭什么让他们享用？

那天，赶巧了是集，雪把满集的人赶了1/10到旋饼铺里去，就够爸爸妈妈两个忙活的了。卖得最好的是“风搅雪”，妈妈灵机一动发明的新花样：把烙好的旋饼皮戳开个小口子，打整只鸡蛋进去。奶奶进门是妈妈正是整个旋饼铺的中心，她在唱歌，苏晓明的《军港之夜》，离城也这么多年了，天知道她怎么跟上的流行。虽然比外面好像还是晚了半年的样子。她假装没人在听，自己娱乐自己；那些吃旋饼的，假装没认真听，可嚼的声音也不一样了，哏哏得很好听。

奶奶在门口愣了半天，妈妈的歌声一直若有若无地响着，没人注意她。我以为她要转身离去时，她却走进去，自己去拿八仙桌上白布层层缠起的大铜茶壶倒水。放碗时放到了桌沿上，很响的“哐当”一声，碗碎了。

一层一层的人在看她。她嘟嘟嚷嚷地说真是老了，妈妈跛着过来收拾碎片，临了又发现没带抹布。转回去找抹布的当儿，奶奶又为自己倒一碗水，这次开水溅到我脸上，我哇哇大哭，她的手一抖，碗又碎了。

妈妈一时不知道该顾哪头，扎煞着两只手，一幅蠢相，没见过世面的妇人一样突兀地立在那里，像是旧衣服上打的块簇新补丁。后来她决定无论如何先让奶奶喝水，她当当心心地泡了一盖碗茶，不错眼珠的，当当心心地过来了。她那种专注，那种把水当檄文一样的咬牙切齿的决心，钉子一般钉住了一屋子的闹哄。连疼都被她吓住了，我不敢哭，胸部憋得疼了，才挣出来一两声抽泣。我那听过岳飞传杨家将清宫恩怨的脑子，忽然间把妈妈想象成了东宫娘娘，评书里丑陋受冷遇的女子，小心翼翼地，向西宫献媚。可没准那碗中的液体是有毒的，碧绿幽暗，扎进去深不见底，只是里面没有龙宫美女，只有盛开的蛇状水草。

妈妈端得小心翼翼，偏就放在了桌沿上。借着碗落地的一声爆响，我放声大哭。
其实我是恐惧，我知道什么是要发生了，可不知道是什么，我无能为力。后来，我相信，如果那天妈妈能平静地把水送到奶奶手里，许多事就不会发生。那时奶奶的气焰也就是剩了一碗水的苗头。


当夜奶奶要了我和姐姐过去睡他的大炕。她说人老了，火气不足，小孩屁股上三把火，借两个屁股来暖被窝。我和姐姐就先把她的被窝捂热了，再钻进我们共用的被窝。床不够宽，我们打通腿睡，她睡一头，我睡一头。高兴了把头埋在被子里，说那是交通沟。
半夜里我懵懵懂懂地捞起尿罐撒尿，里面已经有了小半罐，热尿激进去，臊气顶上来，一直顶进脑门子，似乎脑壳都被顶出个洞。就听到奶奶说：人老了，尿就是臊。早晚你们也会的。我的睡意彻底没了，抬头看到奶奶倚在床头吸烟，烟头红红，一明一灭。

第二天出了大太阳。爸妈去旋饼铺开张后，奶奶进了他们的卧房。刚来王集时妈妈要给卧房上锁，爸爸不让，说王集没这规矩。回来几天，他已是个彻头彻尾的王集人了，虽然离开时不到两岁。他开始把“肉”说成“漏”；把“推自行车”说成“赶车子”，好比那钢铁的车子也同驴一样听声唿哨就跑；把“差劲”说成“疵毛”，还发明了一个歇后语：老鼠放屁——疵毛。我就奇怪，这么多年来他把这些古怪的发音和词汇藏到哪里去了呢？姐姐就不肯承认自己是王集人，把城里的口音坚持了7年。谁都说她是“小侉子”。后来，借我的毒嘴，老天惩罚她的固执，她成了聋子。

我得接着说奶奶。她趁爸妈出去的功夫，把卧房里里外外洗刷了一遍，我和姐姐想帮忙都不肯。屋里的秘密全部过了遍水洗，凉在院子里的铁丝上，而大门就敞开着。有根布带子，红的，中间蒙了块人造革，边缘透着星星点点的黑红污渍，一段有扣子，另一端是两根长带；有块白布，布满黄色迹子，做纱巾不够飘，做被单又太小；两件像是小背心的东西，奇怪的，半截就没了；三四个透明塑胶长袋子，说是袜子又小了点，顶端有突起，未干的水就聚在那里，就在铁丝上飘飘荡荡。我和姐姐一人摘下一个塑胶袋子，吹大了。奶奶做势骂我们，姐姐就牵了我跑出去。风把两只巨大的透明的生殖器高高扬起在王集上空，它们因笨拙迟缓，居然有了一些藐视一切的气度。

还好，那天不是集。

先是小孩，后是大人，满满当当挤了一院子。我和姐姐发人来疯，卖力地把两只气球打来打去，想象它们是炮弹，带着呼啸向人群袭去。可倒地的只有我们两人，嘴里还模仿着碎片飞溅的声音。

大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见过世面的，就说：“那叫牛B套。”声音低下去，听见的人就笑。那话一层层递出去，人就一圈圈地笑。更特异的笑声起来了，是男人们在推算爸爸的大小。那见过世面的又说：“可城里人是用一个丢一个的。他们有公家发。要买的话，一个恐怕都要两分钱呢。”就有人算，两分钱能买把小白菜了。

我奶奶，那天拾掇得格外干净，头是头脸是脸，虽然扎着围裙，袖子挽到胳膊肘上。两手浸满肥皂沫，沫下面的皮肤却是红嫩细润的。

“能接着用，能接着用，用开水烫过，干净着呢。”她一遍遍地说。

接下来小孩们出场了。刚下过雪的地，他们团起脏污的雪球，还在淌水的泥巴，丢向妈妈那些虽然不精致，但处处透着城里教养的内衣内裤。此时大人们已退场，骚乱一起来他们就消失了。此后发生的一切残忍都可以轻松地归结到“孩子们闹着玩”了。我和姐姐终于意识到大祸临头，我们说：“干什么你们？”我们说：“别闹了！”可换来的是他们的学话。“小侉子。”他们嚷，“打这两个小侉子。”飞过来的是雪球，可是其中一个包了砖头，在我额头上永远留下一个小坑。姐姐扑过去和他们对打，那时王集的孩子教我们，握拳把拇指从食指和中指的缝里伸出来，打人特别疼。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个特别恶毒的骂人手势。

他们嚷嚷：“嘿这个小婊子想日我们，你来什么日呀？给她看看本钱。”他们掏出东西来，向姐姐身上撒尿。姐姐闭上眼睛乱打一气，她说好像打中一个了，打得很重，因为从此她的小指指节水肿，再也不能弯曲。她号啕大哭，满地打滚，撕头发。“有种你们把我打死啊！”

本来是王集女人撒泼对付男人的办法。姐姐才8岁。她做得很娴熟。

他们没种，一个个打着唿哨跑掉了。

我躺在地上，仰头看见妈妈的白色胸罩，上面两个大大的黑手印。

乳房开始发育后，我总想设计一种胸罩，样式就是扣在胸前的一双手，又黑又瘦。

我和姐姐就那样仰头躺着，有一搭没一搭地哭泣着。透过树梢我见到了最美的天空，一生中最蓝的天。我看到天的底了，看到天之上的另一重天了。仿佛天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放只气球上去，就能撞到天底。

奶奶早猫到屋里去了，趴在糊满霜花的玻璃上向外看，一个红彤彤的圆鼻子顶化了一圈霜花。我不知道她能看见些什么。门吱呀响了一声，我以为是奶奶，可出来的是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避开人群溜进去的。他拿起一根支雨篷的棍子，掂一掂轻重，没头没脑地冲我们抽了下去。

“你干吗不去打奶奶？”姐姐问。于是棍子落得更密了，一下一下没有顿号。

后来我知道，打我们就是打奶奶的脸。可痛是在我们身上的。

那是我和姐姐最亲密的一夜。我们相互涂抹香油，拥抱着沉沉睡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躺下，压痛背上的伤口。我们像两具包裹着白布的木乃伊，器官早已被掏去。


我以为自己再也没法面对父母了，没想到第二天灶房里照样有香喷喷的贴饼子和小米粥。我们有意把露在外面的伤用202红药水涂得像血淋淋的嘴巴，可爸爸和奶奶装作没看见。再也无法面对我们的是妈妈。从此她不再出门，在家里也像个隐形人，她不和我们一起吃饭，很晚起床，半夜却又出来在小院里站着。有时闻到厨房里的饭菜香了，等你赶到，就只剩下了菜刀和案板。她隔着卧室的房门和我们说话，一夜之间恢复了所有城里人的坏毛病：失眠、头痛和盗汗。又过了一段时间，她说她真的病了，牙痛得要死。她长智齿了。

我本来想说“牙痛不是病，疼死要人命。”不知怎地说成“疼死妈妈命”。还一气说了三遍。爸爸又想打我，手指颤悠悠的。最终还是没打下来。他怕一巴掌把这句话打实了。

你知道，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他打我，就表明他信。

妈妈痛得越来越厉害，腮帮子肿得老高，只能歪着一边嘴巴讲话。爸爸劝她去卫生所，她不，她说街上的孩子们等着她呢，她说一夜一夜地听到他们在唱歌：牛B套，套牛B；套住牛B不能放屁。爸爸为她摘下屋檐下的冰挂含着，把腮帮子冰木就不痛了。她就一直吮着，像吮着个巨大通明的生殖器。

一个礼拜后，爸爸从卫生所请来了医生。医生说化脓了，打吊瓶吧。医生开了一瓶药还是两瓶？反正我记得那个上午清凉透明的水一刻不停地向妈妈血管里流。流完一瓶后，爸爸就从她脚头拿起一瓶接着挂上。

妈妈直着脖子叫了一夜，第二天，死了。

她的脚头是三个输液瓶，奶奶说，丢了可惜，留下来做暖脚瓶吧。在城里我们习惯把输液的瓶子灌上热水，冬天暖脚用。我用冷水，一个个地洗涮到上面的药品标签：注射用生理盐水、青霉素、链霉素。有一个上面光溜溜的，本来就没有标签。

我狂叫起来，叫不成句，只有啊啊的一声声。我看到自己的血星从口中喷射而出，如冰晶一般在阳光下乱跳。奶奶撕我的嘴：死妮子，大白天见鬼啦？

暖脚水！我说暖脚水。爸爸把一瓶暖脚水输进了妈妈静脉里。奶奶啪啪抽我的耳光：叫你胡说，叫你胡说！

那些日子奶奶不让我说话，除了吃饭时间，一旦我的嘴唇动，她就撕我的嘴。她说，拿根针把这小妮子的*嘴给缝起来，里面的毒气沤她自个儿的肠子肚子吧，沤成脓，沤成水。沤成水了都不能撒到地上，沾到哪块地，哪块地就死了，种庄稼死庄稼，草都不长。只能冻成冰扔天外边去。

我羡慕奶奶的想象力，那么好的死法，冻成冰扔天外边去。我自己就是一具水晶棺了。
后来整个王集被动员起来，无论何时何地，见到我就可以给我耳光，据说打够99个，能打走我的毒气。99个早够了，可他们还在打。当他们厌烦这一游戏时，我已成了个和妈妈一样害怕出门的人。万不得已出门，比如说上学，我像当年的小姑一样带够零食：盐水豆、花生仁，偷不到了，只是一块烤得焦黄的馒头。有一天，我和唯一肯跟我玩的同学捡玻璃片，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玻璃，鲜红鲜红，我真想不出来它能做什么用，装什么就把什么的风光抹了；更想不通究竟是什么人把它打碎了。我居然和同学抢了起来，虽然捡了那东西也没什么用。其实也不叫抢，只是争了一下，而已。可是她的手被划破了。我没办法，没办法表示我的胆战心惊，就拿起玻璃片来，把自己的手也划破了。

真的很难划下手的，最初划了好几次，皮肤上连点白痕都没有。

自己划的最疼。


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究竟是什么能让我忍受住那99个耳光，那日复一日的折磨。
我以为自己是个英雄，悲剧英雄，被误解受冤屈的那种。因了我的隐忍，父亲才不至于被人怀疑是个凶手。反正我已经杀过人了。

出殡那天，爸爸把肚子都哭瘪了，肚皮紧紧贴在脊梁上。下跪还礼时，谁都想不到，一个大男人会这么扁。


妈妈的“七七”已过，也就是说，死了七七四十九天，就要被小鬼拉着转世投胎去了，活着的人，再想她也没用了。奶奶带领我们把旋饼铺里里外外用水洗了一遍。我们用了三斤碱面，泼光三车清水。她不说妈妈在的时候脏，只说：“现在干净多了吧。”那时惊蛰近了，王集的蚂蚱潮虫菜青虫什么的等日历翻过就要齐刷刷从土里钻出来了。虽然是在屋里，虽然用砖铺了地，用来晾水的大八仙桌下的砖缝里，灰灰菜和扫帚苗还是出来放风了。清洗过后，除了人，旋饼铺里没有其他活物存在，都被碱水烧死了。

奶奶做了改革，不再踮着脚跑来跑去端茶倒水，烙好的饼切成四瓣装碟，花生米、炸蚕豆、凉拌菜什么的也装在小碟里，来客自取，最后凭单结账。奶奶开了王集第一个自助式餐厅。她仍旧是50岁人的打扮，只是头发格外光，眼睛格外亮，走起来分外快，看上去不到40的样子。

妈妈白长了，命都活到她身上去了。


三、姐姐

天气热了之后，奶奶依然不肯放我和姐姐走，她说，人多了热闹。我和姐姐依旧打通腿睡，只是，以前我会在梦中抱住她的脚丫子，梦见自己抱住了一只猫；现在，翻身时偶尔身体碰撞，姐姐会狠狠给我一脚。夏天浓了之后，蚊帐里发酵着三个人的汗酸，奶奶还是不松口，说一个“走”字。

我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作践我的。妈妈死了，奶奶总要找点乐子。你想都能想得出，三个人一起住，通常是两个人联手，作践另一个。如果是弱势联手，跷跷板的游戏还能玩下去；可现在联手的是奶奶和姐姐。姐姐比我大两岁，9岁。小孩子嗅觉最灵敏，她能闻出来谁能被踩吧，谁要去巴结。

我们像两只小猫一样咬来咬去时，奶奶就坐在太师椅上指挥我们：来，掐胳膊里面靠近胳肢窝的肉，那儿最吃疼。指挥来指挥去我们就成了猫和狗的打架了，打给她看。我抓破姐姐手指上一块皮，结痂后，奶奶把她的痂收到一个小瓶子里，说，一辈子记住这块皮。

她给我吃姐姐用脚丫子搓过的馒头，吐过吐沫的饺子。我听到她俩在嘀嘀咕咕，就知道阴谋将要来临。我能准确地嗅出做过手脚的那一个，但每次都装做毫无觉察的样子吃下去。不然更大的灾难等着我。可我还是让她失望了，因为我没有呕吐、恶心。我们都很残忍，只要它没降临到自己身上，只要自己制造的恶作剧没有引起流血，引起真正的悲剧。

现在我们已不是咬架的小猫。

我和姐姐最后一次打假时，她已上了五年级。大队长，三道杠。

我处处不如她，穿她的旧衣服，用她的旧书包。成绩是她的减半。老师们都说，怎么李老师的聪明全被江屿一个人沾去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母亲姓李。

可以自豪的，也只有我的头发了。黑得发蓝，且多，一股就有别人两股的样子，沉甸甸垂在脑后面。我的心思全花在了辫子上面，披着，两侧各分出一缕，用红皮筋一路扎下来；高高扎个马尾，剩下一半，就让他那么自然披着。从妈妈的旧衣箱里翻出来两块红绸子，手帕大小，居然就无师自通，将辫子一路编到发梢，用红绸子包住，四角垂下来。后来，我看到妈妈的一张旧照片，就是那样包的。

奶奶看我的眼神像是能把我点燃。姐姐说我不讲精神文明。奶奶说，我会让她求着我们剪的。


你不能指望一个三年级的孩子永远小心。那天放学后，当奶奶把一棒糖稀递过来时，我毫无戒心。5分钱的糖稀，硕大的一坨，颤巍巍托在两根半截的冰糕棍上。你们小时候缠糖稀吗？卖糖稀的老太太总是坐在上学放学必经的角落里，面前的搪瓷缸上盖着一块玻璃。丢下去1分钱、2分钱、5分钱，她给你一耳屎、一鸟粪、一大砣。背光的时候褐色，对这光看，是灿烂的金黄色。长大后我知道它学名叫麦芽糖，那些没来得及生长的麦芽，一定是把所有对阳光的渴望都变成糖了。

你要去缠它，两根冰糕棍舞着它不停地画8字，它会由褐色变成银亮。像阳光落进水里，被搅碎的那种光。

妈妈在时不让我们吃，说，把一街的灰尘都缠进去了，脏。妈妈不在了姐姐不让我缠，可她自己不会，她总是把糖稀缠得满棍都是，最后连下手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一口吃掉。而我，一旦有了1分钱，就是一下午的消磨。

我不知道那5分钱的糖稀里有阴谋，因为姐姐也有。当她吃完了自己那份，向我追来时，我在旋饼店拥挤的桌椅间奔逃。那天我梳的是最普通的两根大辫子。于是，5分钱，那么大一坨糖稀全缠到了我的辫子上。

她们笑：嘻嘻哈哈咯咯唧唧咕咕嚯嚯。

奶奶说，用火碱也许能洗掉，不过这头头发也毁了，就等着一根一根掉吧，掉成个鬼剃头。

姐姐说，今晚你坐着睡，不许把枕头弄脏。

爸爸说，出去闹去，没法做生意了。

看热闹的人说：吃了它，吃了它！

我拿出剪粉丝的大剪子，在头上比量了一下，就一刀下去了。头发厚，一剪子剪不透，咯嚓咯嚓响得让人牙碜。

从此我的头发寸长，参差不齐。永远这样。它不长了。

5年后的城里，那是最流行的发型。


没多久姐姐小学就毕业了，王集没有中学，她去十里外的松林镇。她剪了头发，前面齐刷刷的刘海，后面过肩，齐刷刷地披着。松林叫这“港式头”。她不再用书包，上什么课，就用个印有“松林铺镇委”的大牛皮纸档案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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