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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方法论：语义分析与传统考据结合
古代的诗文评往往过于零碎，更多是评者的主观的感悟，鲜有客观的语义分析。“诗重教化”，从道德价值评判诗歌，不管诗的本义，而断章取义地用到政教中去，容易附会，或者偶尔对字句进行批评，多以摘句作为评，只重视局部而没有对作品进行总体的分析，朱自清认为 “流于琐碎或支离”。 “去年暑假，读英国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得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古代很少有精确的语义分析，有鉴于此，朱自清等人把瑞恰慈、燕卜荪的语义分析应用于古典诗歌阅读中，试图令批评由零散转为系统，由感悟转为语义解释，由主观转为客观。
吴世昌在30年代中期就已经把将语义批评的“语义分析法”和训诂学结合起来，运用到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解读上。中国古代传统的“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部门。训诂是研究词语的意义为主，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言释方言，探讨由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组成的词义系统，主要途径是随文注释，集中考证，编撰辞书，如汉代毛亨《毛诗故训传》、郑玄的《毛诗笺》、《三礼注》以及《而雅》、《方言》、《说文解字》等。 吴世昌认为对词义要加以辨析，不然对很多古典的诗词产生误解。他的释《诗经》之“于”（原载《燕京学报》第二十一期，1937年6月），诗经语词释例释(1、释“于”2、释“於”3、释“以”，（燕京硕士论文，1935年)都在训诂的基础上，融入语义批评之语义分析。在40年代他仍然用“语义分析法”读词，写出了《论词的句读》 、《论词的章法》。 等现代主义诗学的阐释。
吴世昌的《诗与语音》一文即是这种语义分析的一次具体体现。他的分析的出发点是“经验的传达”，也就是以艾略特、瑞恰慈为中心的建设在心理学上的批评， “因为心理学上的联想或条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的法则，以及发音器官的动作，而引起情感上的变化和作用。”吴世昌认为读诗的心理历程可分为瑞恰慈所分析的六步：
1．视管的感觉，白纸上的黑字（visual sensation）
2．由视觉连带引起的‘相关幻象’（Tied imagery）
3．比较自由的幻象（images relatively free）
4．所想到的各种事物（references）
5．情感（emotions）
6．意志的态度（attitudes）
以大量古诗词如陶渊明、李商隐之诗、李清照、陆游之词为例证，吴世昌对字和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中国古代的诗论中对字音并非没有注意，但“往往知其然却说不出所以然来。” 。比如对于 “僧推月下门”之“推敲”一说，吴世昌认为贾岛和他的知己韩愈都无法解释，他则从语义和语音出发，指出“推”是“迟缓而延续”的动作，而“敲”是“急遽而间断”的动作。瑞恰慈反对声音与意义，韵律与意思之间的脱节，而吴世昌则强调了文字符号本身的意义，强调词语的声音象征，格律、韵脚、声音模式等，强调了情感态度的表达，诗的语言对人们的影响并非直接指示，而是微妙的。吴世昌这样从心理学上推出的论断固然不足为全信，但这种以心理学为经，语言分析为纬的批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现代性转化，使经验本位的、高度随意的古典诗话获得了科学性和初步的确定性，从而可以进行相对客观的比较和研究。
朱自清很注重语言分析，而否定了古代关于分析有伤诗味的说法。1935年6月，他首先在《诗多义举例》中实践了瑞恰慈、燕卜荪的语义分析，解释了《古诗》、陶渊明《饮酒》，杜甫《秋兴》、黄庭坚的《登快阁》各一首。例如他对“行行重行行”古诗的逐句解读：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一、《文选》李善注引《韩诗外传》曰：“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
二、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六）：“《鉴铁论·未通》篇：‘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
三、又：“《吴越春秋》：‘胡马依北风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同类相亲之意也。’”
四、张庚《古诗十九首解》：“一以紧承上‘各在天一涯’，言北者自北，南者自南，永无相见之期。”
五、又：“二以依北者北，巢南者南，凡物各有所托，遥伏下思君云云，见己之身心，惟君子是托也。”
六、又：“三以依北者不思南，巢南者不思北，凡物皆恋故土，见游子当返，以起下‘相去日已远’云云。”
所引典故和旧注资料力求全备后，则是他对典故的解说和分析，经过仔细分析、权衡后，只取一个主要意义及少数附带意义。比如上面的例句，他最后得出结论第四和第五违背古来语例，不足取。而第六因为本诗是“居者之辞”，这一层还需讨论。这样朱自清的意义分析包含训诂，又和传统的训诂不一样的是：训诂只是对字、词的孤立的意义分析，而朱自清的语义分析则更多地把诗歌看作一个整体，考察词语所在的语境。
在微观批评实践中，接受了燕卜荪的解析的方法，朱自清同时也有所取舍。韦勒克认为燕卜荪的诗歌批评“包罗万象的充分想象，不受节制也无法节制”，赵毅衡也认为燕卜荪在《朦胧七型》中“过分迷恋多义的“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对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他都大加欣赏” 。朱自清则认为“多义并非有义必取，搜寻不妨广，取舍却须严”。又说：“我们广求多义，却全以‘切合’为准；必须亲切，必须贯通上下文或全篇的才算数”， 认为解诗必须尊重作品客观意义的观点。他说：“但是一个比喻往往有许多可能的意旨，特别是在诗里。我们解释比喻，不但要顾到当句当篇的文义和背景，还要顾到那比喻本身的背景，才能觉着它的确切的意旨。见仁见智的方法，到底是不足为训的。”
如果说《诗多义举例》只是初步的尝试，语义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和开阔，1941年8月，他写的《古诗十九首集释》七节，约三万字，分载《国文月刊》，研究各首意义，根据历代的注解，加以抽绎阐明。
《古诗十九首》因为萧统的《文选》而成为经典，历代解说很多，整套作解的有唐代李善之注《古诗十九首》，元代刘履的《选诗补注》。李善的说解比较切实，但是释“事”（典故）的多一些，对诗句语义的分析比较少。朱自清从诗歌的的暗示特性出发，他认为典故是比喻的一类，是利用读者的联想来解读诗歌。因此他肯定了李善对典故的详细注释，认为和文义背景都切合，可以增进“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朱还对诗歌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解说，以排除古代“教化”的附会，古人认为 “男女私情、相思离别”都是因为“君不得于臣”，“士不遇知己”，而朱自清认为“相思、离别”的个人情感也是可以作诗的。比如在再解释古诗“行行重行行”，朱自清从“浮云蔽白日”中详细解析，认为李善 “思念君王”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他认为而诗中的人物形象不一定是作者本身，又从上下文中，分析“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是汉代勉励别人而不是反用来说自己的话，判断可能是“思妇”词。在分析中实现对古时“教化”之说的反动，对个人感情的肯定，这样的重新阐释完全具备了现代的眼光。
从对古诗十九首的重新阐释中，朱自清用自信的语气否定了古人的“诗不可解”的论断，肯定了语义分析的可行：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这个分析方法不成。
浦江清也主张对诗词进行分析，认为前人认为诗词不能讲解只是因为没有下功夫，“假如我们肯用一点分析的工夫，未始不可以弄明一点”。 他用语义分析法写的《词的讲解》（《国文月刊》28—29－30,33,34,35,36,38期，1944~1945年间），对假托李白作的《菩萨蛮》，《忆秦娥》的分析分成三部分：“考证”、“讲解”、“评”，主要以讲解为主，朱自清对古诗的讲解多有对诗歌内容的推断和解释，而浦江清的讲解比朱自清而言，更加重视语言的本体，具体到一个句子中的一个词，都要追踪其诗歌史上的来龙去脉，兼以现代构词法分析，虽然也借用古代的意境说来分析，但已经完全摆脱诗话中的零散和片断的毛病，解析内部具有强大的逻辑。例如他解析《菩萨蛮》之起句，“平林漠漠烟如织”，首先分析“平林”，他不仅仅是用语文体翻译成“远远的一排整齐的树林”而已，而是借用它的构成中来说明“词藻”是诗词的基本观念。他指出“乐府、诗、词，其源皆出于民间的歌曲”，但文人的制作是“文言的辞藻多而白话的成分少”。文言单音词为主，用一个“林”字就可以表达“树林”的意思，而古诗十九首，因为是文人模仿民歌，则用双音节来满足声调需求。于是产生了“春林、芳林、平林”之辞藻。他指出辞藻和现代白话的“词头”有相似之处，但是意义会更加丰富。从中国文字的意象特征出发，结合训诂学，他指出“辞藻”不仅是构词的方法，而是对于诗歌内部意境的需要；又和前人、来者的的诗歌创作中作比较，点出“平林”和“漠漠”描绘出意境高远阔大的词意。区区七字的句子，却用了洋洋洒洒四千字去解析，言之有物，旁征博引，纵横古今，从一个词的意义来推演分析古代文人诗的创作观念，这样的解析在中国历代解诗中所没有出现过的。浦江清还将语义分析推广到古代文学中去，他的《逍遥游之话》则从向秀、郭象等魏晋的学说说起，追溯“逍遥”的意义到《诗经》、《离骚》，研究它词义的变化发展。
清代的张惠言的《词选》也解释温庭筠《菩萨蛮》十四首，张惠言的解释承接前人说诗有寄托的传统，把温庭筠加上“感士不遇”的帽子，多有主观的附会。浦江清认为解诗应该力求客观，应该运用历史的知识知人论世，“对于作品所产生的时代各方面的知识愈益丰富，即对作品的认识愈近于客观”。 浦江清从考证当时的写词的历史情况，避开了这样的牵强“义理”说法，落实到语言本体的解释上去。张惠言认为从思想上十四首看是一个整篇，而浦江清则认为和《子夜歌》一样，可以连唱，也可摘唱，词的整体性恰恰是体现在语言的连属性和意象的综合处理上。
朱自清和浦江清的诗歌细读实践，也就是语义分析的主张，他们承认诗词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并不是不可分析的，如果诗歌晦涩，一个是语言的本体性质决定，另一个对读者也提出“鉴赏力”的要求，是对读者的智识的挑战。从接受的角度出发，浦江清认为需要读者“特殊的修养”。他认为现代的诗学理论家以及从事于文法、修辞、章句的分析者，“用意即在帮助读者的修养”。 对阐释者而言，如果说古人释诗，往往见才情和妙悟，而语义批评结合传统的的语义批评，更多的是体现了知识的渊博，和智性的光芒，从而产生了一种阐释的“欢悦”。
王瑶后来肯定了朱自清的“分析”工作：
“从来有两种人是诗歌的劲敌，一种人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记了它还是一首整体的诗；另外一种人又仅凭直觉的印象，把一首诗讲得连篇累牍，其实和原诗毫不相干。前者目无全牛，像一个解剖的医生，结果把美人变成了骷髅；后者不求甚解，主张诗无达诂，结果也只是隔靴搔痒，借酒浇愁。在说诗的态度上，朱先生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诗是精粹的语言，它的内涵应该是丰富的，多义的；诗的欣赏必然植基于语言文字的涵义的了解，多了解一分，多欣赏一分。因为这样研究是必需的，‘诗无达诂’是无义的；但研究的目的在于欣赏与接受，不能止于研究，得荃而忘鱼。”
朱自清和浦江清的诗歌细读实践，目的之一为了达到了解和欣赏的目的，而语义分析的作用，还不仅于此。在对古典诗歌进行新的解读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术语和观念，面对这些负载了历史的词语，新的批评必须进行一次清理和重整的工作。这是批评的自觉，也是方法整体建构的内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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