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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饭店在小镇上颇为显眼，门口挂了春联，进出的客人身着唐装-- 这是流行的力量。不远处有三两个小孩，半蹲在地上专心的点爆竹，又猛的 跳起来，等了半晌，听不见响声，又战战兢兢的拥上前去查看。街上人不多 ，才年初二，人们正忙着搓麻将或者打牌。商店和单位都没有开门，只有生 意人趁着节日，起了个早，并排蹲在街的两旁，卖些气球、饰物之类的小玩 意儿。小镇上的饭店，山海饭店是最早开门的，老板西装笔挺的，站在店门 口的路上，朝着脚步放慢的行人微笑着拱手，道声：过年好，恭喜发财。
我没有来这个小镇，已经六年之久了。先前考上大学，举家搬到了外地 。现在我毕业已经两年了，春节回来给姥爷过冥寿和迁坟。姥爷生前是当地 有名望的人，识字明理，德高望重。迁坟仪式繁琐而热闹，吹鼓手、僧人和 亲戚站满了田垄。我站在人群中想，若是姥爷在世，大概会锁着眉头，黑着 脸表示反对。他一生淡泊，不喜喧闹。姥爷属马，我也属马，然而他终于没 能过到他第七个本命年。他去世时，我人在遥远的广州，却不能回去，只能 在夜深的时候，对着家乡的方向，磕几个头。
山海饭店是镇上最古老的饭店，建于抗日时期。第一个老板姓陈，在我 上初中的时候，陈老板已经老态龙钟。下了晚自习，我们结伴去他的店里- -那是他儿子的了--用米换包子吃，他总是笑吟吟的守在那里，看着我们 。一晃多年过去，山海饭店已经换了主人，陈老板不知道是不是死掉了。
我到楼上挑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周围几乎没人。有服务生来招呼， 我问：原来的那位陈老板呢？
服务生是个丫头，穿着新装，围裙也很干净。听了我的问话，她疑惑的 说：陈老板？我们老板就姓陈啊。
哦……我顿时明白，这新的主人，大概就是陈老板的后人。
我看了看菜单，要了一盘肚丝，一碗烧肘子，又叫了一瓶洋河酒。等着 上菜的功夫，我起身四处看了看。六年前，这饭店还不是楼，只是门口飘着 招牌的饭馆，旁边有个理发店。没想过了几年，新店主竟把理发店盘了下来 ，形成了这么大的门面。招牌也做得很漂亮，上面的字是特地请县城里的书 法名家题的。
菜很快就端了上来，还是那个服务生，短发，红夹袄，步履很快，很干 练的样子。以前也有个伙计，瘦瘦的，是个哑巴，平素看我们去，总笑着拍 手。跟前的这个服务生，大概是新招来的，我想叫她过来坐下和我一块吃， 刚抬起头，看她已经走到另一桌去了，只好作罢。
菜吃一半，听见楼下有吵闹的声音。我停了筷听着，原来是老板在训那 丫头，声音很高：这大过年的，哪作兴从店里往外撵人？
他。那丫头小声的申辩：精神有问题！
你才精神有问题！一个声音高起来，怕是那丫头要赶走的人：我又不是没钱付账！
这声音，我听着竟有点耳熟，慌忙站起身，走到楼梯口朝下看。
楼下的大堂里，那笑容可掬的店老板，正阴着脸，将领带松开，吊在脖子上，丫头服务生低着头，手揉搓着围裙，一声不吭的。那被丫头说有神经 病的人，个子矮小，衣服显得宽大。他拿着根扁担，正要开口，听到我的脚 步声，忙抬起头来照望。
我本不想多管闲事，却不料和这人打了照面之下，竟遇到了我多年的朋友。这被说有神经病的人，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虽然面色上有些黑， 眼神也没有以前光亮。但是我们相处甚久，人的变化也并非山河之改，只是 他的身材更加单薄，声音也透着粗气，全然不象当年的高红军了。
啊--，高红军，你怎么在这里？
我--他迟疑着，看看店老板，又说：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迁走了么？
我便跑下楼去，将他拉上来，坐在我的对面。他忙在衣服上搓着手，转身看丫头过来，又冷着脸，待她走了，才对我笑着坐下。
我仔细的看他的脸，轮廓还没有变，头发也梳顺了，大概因为是过年。面皮黝黑得很，额头有一条伤疤，看上去很醒目。当他抬起手腕，弯起来对着哈气的时候，我看他左手上，竟少了小指！
这。我指着他的手，惊讶的问：怎么会？
在齿轮厂，被轧掉了。他抬起手看看，轻描淡写的说，又抬起头，问我最近的情况。
我便说了大概，毕业之后，四处走了走，也学了不少东西。
在哪里都不容易活，我说。
他点点头，又把脸别向窗外。我顺着看过去，街上的人竟多了起来。看了一会，我又转过来。
“你上学时。”他强笑着，“我给你写过信呢。”
“噢，哦，记得，记得。”我想起来，“可惜都没有回，懒得。可是你今天，怎么跑来这里？”
“家里太冷，上街来转转。却碰到这可恶的丫头！”他顿时激动起来，眼睛里闪着他在学生时代时常闪出的光。
我想掏烟给他抽，他见我动作，忙上前来摁住我，自己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才拿出一包来，递给我一根，又手忙脚乱的帮我点上。恰好服务生端了菜上来，被他的胳膊一碰，菜被打翻在地上。服务生被唬了一跳，忙蹲下去收拾，这边高红军作势要吵，我赶紧站起来拉住他，转身让丫头收拾了再炒一盘上来。
“他们。”高红军恨很的说，“老欺负我。”
“这不注意的事，也怪不得她。”我安慰他，“你这几年，还过得不错吧？”
他拿一只手指勾起身上的衣服，朝我晃晃，苦笑着说：“不错？你看我，哪里像一个过得不错的人？”
我看他的衣服，竟是一件洗了发白了中山装，领子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绒子，完全没有过年的喜庆。只是里面的衬衣还不算旧，可以看见上面的条纹。我忍不住惊奇起来。
“你家里，没给你买新衣服么？”我问他。
“家里？”他笑起来，“我家里，只剩我一个了。”
“啊--为什么？”我几乎要跳起来。
“我的爸爸。”他拿起筷子，夹一块肚丝，放在嘴里，又喝一口酒，“死掉了。”
“啊，啊。”我惊呆了，他的爸爸，我是认识的。小学时，常到他家里去翻书看，知道他是个木匠，个子也很矮小，待人倒也和善，哪知道竟然死掉了。“怎么死掉的？”
“前年吧。”高红军笑着说，“给人家弄椽子，抱着这么长的钢管在梁上走，碰到了高压电线，就死掉了。我去看的时候，他蜷成一团，眼睛睁这么大。旁边有人跟我说，高红军，你看，你没老子了。我想，是啊，我就没老子了。顿时就笑了起来。哈哈。”
他在桌子的那一边，笑得厉害，连桌子都抖起来。我不自然了，沉默着自顾自的抽烟。
“那，你妈呢？”
“噢，去年，怕是想我爸想疯了，把家里收拾妥当了，喝了药水，倒在河里。”
我看他的眼睛红了起来，是酒多了。想止住他，又停下来，任由他喝去。
“我把他们葬到了一起。生前老吵架，死了埋一堆。人就这么回事。” 他又掏出烟，点上，深吸一口。
“那么，你的生计……”我问道。
“还好，爸爸死之前，给我起了楼房，死之后，人家赔了几万。可惜了那么大的楼房，只我一个人住，好好的春节，只能上街来看个热闹。那知碰到这丫头！……等过几年，我结婚时，你一定要来哦。”
我点点头，算是答应了他。又看菜吃得所剩无几，便将丫头叫过来，添了两样。高红军自顾自的喝酒，头深深的垂下去，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才偶尔抬起来。
我指着他额角的伤疤，问道：“怎么弄成这样？”
他笑起来，抬手摸摸那块，回答说：“和我叔叔，为了那几万块钱，打起来了。这钱可不能动！”他激动起来，“我要娶媳妇用的，他休想拿走分毫。”
“哦……”我疑惑的问，“你以前，在高中，不是有一个女朋友么？”
他顿时低下头去，额头靠在桌沿上，喃喃的说：“我在学校里得了病，她也不要我了。后来考到了邯郸去，听说堕过胎。我这钱，可不是用来跟她结婚的--当然她也看不上我。我预计着今年去贵州买一个女的，等圆了房，有了小孩，大概是跑不了的了。你看我穿得不好，全是为了省钱买个老婆，唉。”
哦--我知道，这样的买卖，在我的家乡，也是常有的事情。
“哦，哦。”我笑着说，“以前的同学，大抵都结婚了吧。”
他也看出我的用意，并不想过于伤感，便答我道：“结婚的好几个。练军，沈国华，赵含……”
“赵含？”我吃一惊，“她也结婚了么？马给谁了？”
“马给和她一个学校的男教师了。”高红军笑着说，“当初，你们不也有过一段么？”
“是啊。”我点头道，“这几年也联系过，不曾想竟然结婚了。”
“现在，靠不住了。”高红军笑着说。
“董娟马给医院院长的儿子了，倒也配，她正好学的是医师；董静和李焕然还僵着，大概不久，也要办事了；还记得陈红吧，你当初说，长得像王祖贤的那个，马给一个四十岁的理发师，就在楼下不远处，平时在街上看到，也不和我打招呼，只是别过脸去，装作不认识；沈琴生了儿子，路上看到了，我让叫叔叔，她却让叫舅舅……”
我前倾着，听着高红军的嘴里说着曾经熟悉的名字，他们一个个的，当初和我一起靠在教室的墙边挤暖的人们，现在都开始成家立业了。
“还记得当初，我们在学校结义的事情么？”高红军问我。
“还记得，还记得。”我笑着说，“在学校操场旁的一棵树下面。”
“是啊，你竟然还记得，没想到。”他兴奋而又黯然的说，“可惜，那学校，被人买了去，修了工厂了。那里的学生，都要坐汽车来镇上上学了。”
“哦……你如今，做些什么事情？”我问他。
“做些杂事，种点庄稼，收点酒瓶子什么的，勉强活下去了。”他苦笑着说。
我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烟，塞给他。他要推辞，再三之下，也就罢了。

我到丫头那里结了帐，圈着高红军的肩膀出来。外面已是下午，放鞭炮的孩子已经不见了，但是行人明显的多了起来，不知哪家的录音机里放着《盛夏的果实》。我便和高红军在门口分了手，他衣服在身上飘来飘去，扁担竖在背后，很快便消失在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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