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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向祚铁

我正式写小说是在1995年的下半年，此前，由于海子开启了我的心智，也情不自禁地写了几首诗歌，但都很不好。有一天晚上，我们宿舍的同学到外面自习去了，我把随身听装上“疯狂迪士高”，音量调得很高，情绪激奋，不断地想象唐朝的长安，在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的影响下，开始写作《中国古代的京城》，写完之后，受到了文学社穆青和姜涛的表扬，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写小说可能更好。《中国古代的京城》写完之后，很久写不出第二篇小说，心里很着急，那时，对于拉美的魔幻小说有一种迷信，就到图书馆找拉美的小说，找到了一本300页左右的《胡安—鲁尔福小说选》，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仿佛有一种预感似的，双手饥渴地抓住了它，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将这本书看完了，全身心地感受着一种震撼，在他的小说里有一种迷幻的色彩（同时又非常强悍），就好像Pink Floyd的音乐，令人着迷。可以说，我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取自于胡安—鲁尔福小说中的某个意象扩展而成的。过了两天，一个下午，宿舍的同学们都去上课了，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又将音量调得很大听《疯狂迪士高》，情绪激奋，写出了《武皇的汉血宝马》，写完这篇小说之后，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自信，觉得自己此后肯定能够写出一系列比较拿得出手的小说。这个学期此后的生活，我基本上是这样过的：吃过晚饭就开始睡觉，10点钟醒过来，同学们从教室晚自习回来了，我就等他们洗脚，等到10：45熄灯，同学们上床睡觉，他们还要讲半个钟头的话，然后睡着了，我就点上蜡烛，随身听的音量调得很大，开始写小说。当时主要就听两盘磁带：《疯狂迪士高》和《歌坛大哥大》，这两盘磁带是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用10块钱买来的，这两盘磁带是典型的“民工磁带”，对我的写作也很有效，现在，在颜涛的影响下，开始听Bob Marley等人的摇滚，可是却无法同时写作了。这段时期，我的写作量很大，有天晚上，一口气写了4篇小说。不过，绝大部分小说都作废了，就留下两篇小说：《饥荒》、《军功》，它们之间的写作只隔了一天。《军功》写出来之后，刊发在《清角》，因为《军功》是写一个士兵怎么杀人的，写得很仔细，所以我觉得很羞愧，幸好侍卫华看到了，他看完之后就说：“写得很好，很有我们存在主义者的味道。”------侍卫华现在是忠实的儒家弟子了，如今，他判别一个人及其作品的基本原则就是是否符合“我们儒家弟子的价值观”。后来，又从穆青处传来姜涛的评价：向祚铁的小说写得越来越不动声色了。这段时期，姜涛的两个重要评判标准就是：不动声色和不可解剖。比如，姜涛表扬《中国古代的京城》时，说我描写皇帝背后跟着大臣，大臣背后跟着市民，市民背后跟着野狗，-----写得不动声色，难以解剖；说《武皇的汉血宝马》中的黄尘，“不好解剖”。与此相似的是，此后一两年，颜涛几乎评价任何文艺作品是否成功，都用“陌生化”作为标准，如果“陌生化”了，则成功了。在此期间，有一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还让我又感动又觉得好笑。我把《饥荒》写完之后，很想得到文学社“元老院”的承认，就把《饥荒》寄给了大连的兰荪（那时因为兰荪的原因，总是把大连看得和其他普通的城市不同），在信中，我喃喃不清地请求兰荪一定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好还是不好。兰荪的回信来了，刚接到兰荪的信的时候，我的心跳个不停，慌慌张张地看完，根本就没有看清里面写了些什么，赶紧把信囊装进信封，把信扔到抽屉里锁起来，我在床上坐了20分钟左右，然后又轻轻地把锁打开，把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他在信中用8页信纸评论《饥荒》，谈论一个人永远不可能走出一个点的悖论：一个人消融在一个点中，一个无穷小不可能和另一个无穷小相约除。-----但就是没有我最想看到的东西，兰荪在信的最后同样喃喃不清地写道：话已至此，你还要我硬性地说这篇小说好还是不好吗？我最终也不知道兰荪到底说我的小说好呢，还是不好。总的说来，在大学四年级这一年，是我的小说写作的最重要阶段，在此期间，我在阅读经历上经受了几次震撼：胡安—鲁尔福、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四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此后，芥川龙之介、贝肯特、卡尔维诺、托尔斯泰、契诃夫、加缪、马尔克斯也有着清晰的挥之不去的影响。由于自己没有什么根底，因此自己的写作就基本上属于“影响驱动型”，在《笑傲江湖》中，桃谷六仙给令狐冲贯注了六股不同的真力，结果使得令狐冲差点死掉，我希望自己受到这么多大师的影响，不要有这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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