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在中国社科院占多大比例？
：： 质香港《大公报》的造谣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李洪岩
常听人说香港的小报爱造谣，但没想到的是，堂堂的香港《大公报》居然也造起谣来了，而且谣言攻击的对象，居然是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我也有资格让你们造谣攻击吗？真是太荣幸了！
这不，1998年8月19日的《大公园》上，就赫然登着一篇造谣文章。编造者“石恒”，一望便知是无耻屁泥小记者，其造谣文章在大陆既找不到市场，更没有胆量在大陆兜售，便跑到香港“自由世界”去方便了！可不是吗？香港是“特区”，大陆的法律管它不着，就算诬蔑大陆人士，也还有治外法权，你能怎么着？只此一点，就可见此辈之不够两撇了！
此辈造了什么谣呢？它说：大陆有个叫李洪岩的，前脚在《光明日报》上给杨绛道歉，后脚便公开撰文骂杨绛，而且，“仅仅过了半年”，便“堂而皇之地让他们刚保证过要‘封存销毁、停止发行’的书籍在文章中公开‘亮相’。”这个李洪岩，再加上个范旭仑，“嘴里说‘对不起，对不起’是假，实际上是屡犯不改，伺机报复。”“像这样刚登报道歉，转身就自食其言的做法是表演，二位‘学者’文德如此，只会损害自己的形象。我诚恳地将曾子的话奉赠二位：‘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真是忸怩丑态，像个卖弄胡骚的老妓女，令人作呕！可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你也就不能保证天下没有喜欢闻女人（女人“如水”，每月都“忌红”）臭裹脚布的人。这不，8月23日《大公园》居然又登出一篇文丐的鸟文，把这篇臭裹脚布放在嘴唇上，舔了又舔，嗅了又嗅，真可谓是“自轻自贱”到了不知耻的程度。
谩骂终归代替不了事实，浑水也不是那么好搅的。我倒想将一军，你敢不敢与我公开辩论？敢不敢与我对簿公堂？
我就是李洪岩，坐不改名，行不更姓，向来堂堂正正，疾恶如仇，从不做缺德败德的事。兹申明：本人从没有在任何报纸上给任何人道过歉。不错，我和范旭仑编过《钱锺书评论》，而且，这种专业性学术丛刊还会继续编下去。该丛刊的卷一出版后，由于里面据实批评了一些无知妄人（包括小记者纪红），与杨绛发生尖锐冲突。杨绛借口我们侵犯钱锺书著作权，委任吴宓的无产阶级革命女儿、蒋南翔的续弦吴学昭（曾更名改姓肖光）做代理人，屡屡向李洪岩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施加压力，试图要李洪岩给她公开道歉。但是，李洪岩根本就不承认什么侵权，要是侵权，那就请法院来判好了，本人全兜着。在法院没有判决、行政没有裁决的情况下，我凭什么给你道歉？从何谈起呢？但是，出版这部书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小处级单位，受不住杨绛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夫人的压力，公开登报给杨绛道歉。这个道歉，事前既没有征得李洪岩同意，事后也没有跟李洪岩沟通，道歉文本更未与李洪岩见面，当然，也就没有李洪岩（包括范旭仑）的署名。没有李洪岩署名的道歉声明，也是李洪岩的道歉声明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道歉声明，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名誉权。对此，本人和范旭仑先生确实想去状告该出版社。但是，就像社科院领导说的，出版社是社科院的，杨绛是社科院的，你也是社科院的，要是打官司，无非是社科院内部打起来了，你就省点事吧！为社科院的名声想想吧！本人这才隐忍未发。但是，我和范旭仑毕竟没有向杨绛道歉，出版社的道歉只代表出版社，与我们何干！然而，《大公园》的文章居然把出版社的道歉声明说成是我们作出的，那我倒要问问：道歉声明的落款里有我李洪岩的署名吗？
至于所谓“封存销毁、停止发行”云云，更是独裁垄断者的自欺欺人之谈。你所引用的广告不是明明写着“我社除已对《钱锺书评论》（卷一）一书封存销毁、停止发行外，特向钱锺书先生公开道歉”吗？不是“已”办完的事吗？哪来什么“保证”？“我社”是我李洪岩吗？我可以公开告诉你，《钱锺书评论》是“合作出版”的，出版社和编者各得一半，出版社那边的书一出版即卖光了，我这一半两千五百册，已经卖出去许多，尚有若干留在家里，你来“封存销毁、停止发行”我看看！本人既然没有给杨绛道过歉，又没有做过任何保证，何谈要自己“封存销毁、停止发行”自己的书？真是笑话。
事实上，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会懂得，此书既未经法律判决，又未经行政裁决，怎么就能认定侵权呢？即便杀人犯，判决之前尚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就算此书被判有侵权内容，依法也只能确定其数量，将侵权内容删除，而谈不上销毁全书。
本来，与造谣文章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它存心想臭你，还有什么道理好讲呢？但是，我真得感谢造谣者，因为它造得太离奇，离奇得连旁观者都蒙骗不了了。这不，连香港的“钱迷”都打来电话，愤愤不平地问：说你们“屡犯不改”，完全是法律术语，就算他所指称全是真的，也谈不上“屡”呀？何以在文章中提及“侵权”书中并未“侵权”的文章也叫“侵权”呢？怎么纠正杨绛文章的史实错讹，就是“伺机报复”呢？就算你们是黑无类，也毕竟没有被剥夺公民权，怎么就不可以写文章纠正她的错误了呢？钱锺书在《管锥编》、杨绛在《老圃遗文辑》的序言中，都曾表扬过范旭仑的嘛！
这篇文字垃圾号称“评《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一文指疑》”，俨然作学术评论状，却写成人身攻击的杂文，没有一个字具体“评”人家的文章。好一个死硬蛮横的厚脸皮！是的，你的脸皮不能不厚，因为，就算你做乌龟再读上一万年书，只恐也达不到足以从学术上参与讨论的程度，当然只能谩骂。
“吴宓与钱锺书之间的师生情谊难道真像两位作者所描绘的那么坏吗？”放屁！我们在何处讲过钱吴“师生情谊”“坏”？
“及至读了王根泉《也谈吴宓与钱锺书》一文，方知事实并非如此。该文列举吴、钱之间的师生情谊、诗心交流的许多事例，说明杨绛先生所说的才是实情，不是‘指疑’作者靠他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所能‘指疑’掉的。”无知，可耻！你怎么不说王某的谰言已经被我们驳斥得体无完肤（见《特区时报·百科周刊》1998年7月23日、《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16日）？《吴宓日记》白纸黑字大骂钱锺书，难道不是“实情”？王泉根所列举的“事例”，又有哪一条不早见于李洪岩的专著《钱锺书生平与学术》、《钱锺书与近代学人》？
至于《大公报》，号称公正严谨，却发表这种无耻的人身攻击文章，发表前不作任何核实（李洪岩原本在《大公园》发表过文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要正告造谣者及刊登造谣文章的《大公报》，山不转水转，水不转山转，不要忘记那句古老的神秘预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不要得意忘形，不要自以为人家是小人物，玩他一把也无所谓，他也奈何你不得。不，你错了！天地之间，自有公德正义的报应在！
1998年9月18日，草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李洪岩
常听人说香港的小报爱造谣，但没想到的是，堂堂的香港《大公报》居然也造起谣来了，而且谣言攻击的对象，居然是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我也有资格让你们造谣攻击吗？真是太荣幸了！
这不，1998年8月19日的《大公园》上，就赫然登着一篇造谣文章。编造者“石恒”，一望便知是无耻屁泥小记者，其造谣文章在大陆既找不到市场，更没有胆量在大陆兜售，便跑到香港“自由世界”去方便了！可不是吗？香港是“特区”，大陆的法律管它不着，就算诬蔑大陆人士，也还有治外法权，你能怎么着？只此一点，就可见此辈之不够两撇了！
此辈造了什么谣呢？它说：大陆有个叫李洪岩的，前脚在《光明日报》上给杨绛道歉，后脚便公开撰文骂杨绛，而且，“仅仅过了半年”，便“堂而皇之地让他们刚保证过要‘封存销毁、停止发行’的书籍在文章中公开‘亮相’。”这个李洪岩，再加上个范旭仑，“嘴里说‘对不起，对不起’是假，实际上是屡犯不改，伺机报复。”“像这样刚登报道歉，转身就自食其言的做法是表演，二位‘学者’文德如此，只会损害自己的形象。我诚恳地将曾子的话奉赠二位：‘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真是忸怩丑态，像个卖弄胡骚的老妓女，令人作呕！可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你也就不能保证天下没有喜欢闻女人（女人“如水”，每月都“忌红”）臭裹脚布的人。这不，8月23日《大公园》居然又登出一篇文丐的鸟文，把这篇臭裹脚布放在嘴唇上，舔了又舔，嗅了又嗅，真可谓是“自轻自贱”到了不知耻的程度。
谩骂终归代替不了事实，浑水也不是那么好搅的。我倒想将一军，你敢不敢与我公开辩论？敢不敢与我对簿公堂？
我就是李洪岩，坐不改名，行不更姓，向来堂堂正正，疾恶如仇，从不做缺德败德的事。兹申明：本人从没有在任何报纸上给任何人道过歉。不错，我和范旭仑编过《钱锺书评论》，而且，这种专业性学术丛刊还会继续编下去。该丛刊的卷一出版后，由于里面据实批评了一些无知妄人（包括小记者纪红），与杨绛发生尖锐冲突。杨绛借口我们侵犯钱锺书著作权，委任吴宓的无产阶级革命女儿、蒋南翔的续弦吴学昭（曾更名改姓肖光）做代理人，屡屡向李洪岩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施加压力，试图要李洪岩给她公开道歉。但是，李洪岩根本就不承认什么侵权，要是侵权，那就请法院来判好了，本人全兜着。在法院没有判决、行政没有裁决的情况下，我凭什么给你道歉？从何谈起呢？但是，出版这部书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小处级单位，受不住杨绛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夫人的压力，公开登报给杨绛道歉。这个道歉，事前既没有征得李洪岩同意，事后也没有跟李洪岩沟通，道歉文本更未与李洪岩见面，当然，也就没有李洪岩（包括范旭仑）的署名。没有李洪岩署名的道歉声明，也是李洪岩的道歉声明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道歉声明，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名誉权。对此，本人和范旭仑先生确实想去状告该出版社。但是，就像社科院领导说的，出版社是社科院的，杨绛是社科院的，你也是社科院的，要是打官司，无非是社科院内部打起来了，你就省点事吧！为社科院的名声想想吧！本人这才隐忍未发。但是，我和范旭仑毕竟没有向杨绛道歉，出版社的道歉只代表出版社，与我们何干！然而，《大公园》的文章居然把出版社的道歉声明说成是我们作出的，那我倒要问问：道歉声明的落款里有我李洪岩的署名吗？
至于所谓“封存销毁、停止发行”云云，更是独裁垄断者的自欺欺人之谈。你所引用的广告不是明明写着“我社除已对《钱锺书评论》（卷一）一书封存销毁、停止发行外，特向钱锺书先生公开道歉”吗？不是“已”办完的事吗？哪来什么“保证”？“我社”是我李洪岩吗？我可以公开告诉你，《钱锺书评论》是“合作出版”的，出版社和编者各得一半，出版社那边的书一出版即卖光了，我这一半两千五百册，已经卖出去许多，尚有若干留在家里，你来“封存销毁、停止发行”我看看！本人既然没有给杨绛道过歉，又没有做过任何保证，何谈要自己“封存销毁、停止发行”自己的书？真是笑话。
事实上，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会懂得，此书既未经法律判决，又未经行政裁决，怎么就能认定侵权呢？即便杀人犯，判决之前尚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就算此书被判有侵权内容，依法也只能确定其数量，将侵权内容删除，而谈不上销毁全书。
本来，与造谣文章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它存心想臭你，还有什么道理好讲呢？但是，我真得感谢造谣者，因为它造得太离奇，离奇得连旁观者都蒙骗不了了。这不，连香港的“钱迷”都打来电话，愤愤不平地问：说你们“屡犯不改”，完全是法律术语，就算他所指称全是真的，也谈不上“屡”呀？何以在文章中提及“侵权”书中并未“侵权”的文章也叫“侵权”呢？怎么纠正杨绛文章的史实错讹，就是“伺机报复”呢？就算你们是黑无类，也毕竟没有被剥夺公民权，怎么就不可以写文章纠正她的错误了呢？钱锺书在《管锥编》、杨绛在《老圃遗文辑》的序言中，都曾表扬过范旭仑的嘛！
这篇文字垃圾号称“评《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一文指疑》”，俨然作学术评论状，却写成人身攻击的杂文，没有一个字具体“评”人家的文章。好一个死硬蛮横的厚脸皮！是的，你的脸皮不能不厚，因为，就算你做乌龟再读上一万年书，只恐也达不到足以从学术上参与讨论的程度，当然只能谩骂。
“吴宓与钱锺书之间的师生情谊难道真像两位作者所描绘的那么坏吗？”放屁！我们在何处讲过钱吴“师生情谊”“坏”？
“及至读了王根泉《也谈吴宓与钱锺书》一文，方知事实并非如此。该文列举吴、钱之间的师生情谊、诗心交流的许多事例，说明杨绛先生所说的才是实情，不是‘指疑’作者靠他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所能‘指疑’掉的。”无知，可耻！你怎么不说王某的谰言已经被我们驳斥得体无完肤（见《特区时报·百科周刊》1998年7月23日、《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16日）？《吴宓日记》白纸黑字大骂钱锺书，难道不是“实情”？王泉根所列举的“事例”，又有哪一条不早见于李洪岩的专著《钱锺书生平与学术》、《钱锺书与近代学人》？
至于《大公报》，号称公正严谨，却发表这种无耻的人身攻击文章，发表前不作任何核实（李洪岩原本在《大公园》发表过文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要正告造谣者及刊登造谣文章的《大公报》，山不转水转，水不转山转，不要忘记那句古老的神秘预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不要得意忘形，不要自以为人家是小人物，玩他一把也无所谓，他也奈何你不得。不，你错了！天地之间，自有公德正义的报应在！
1998年9月18日，草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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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4-14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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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于北京最能说明问题嘛
- sos
- 2002-04-16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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