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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1月4日， 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张艺谋携影片《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来到母校与全院师生进行交流、座谈，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座谈会由副院长张会军主持，随同张艺谋导演参加座谈的还有影片的文学策划王斌。

现将座谈情况整理如下。

张会军：首先请张艺谋导演和王斌先生谈一下影片的创作情况。

张艺谋：还是请大家直接提问吧。

王斌：这是张艺谋的母校，这次我们携片回来与大家交流，希望能听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意见。

张会军：刚才有同学说，张导演，首先向您表示我的敬意。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中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山区教育的艰苦现况。女主人公魏敏芝那种执着的努力，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努力的动机也是个人化的，简单的，我很想知道，这个故事中什么东西感动了您？

张艺谋：有人说我是一个农村片的导演，拍的是农民电影。来自农村的同学都知道，在农村有很多小学校，这些学校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个旗杆，远远地看到那个旗杆，就知道那是个学校。选外景时我就常进去看看，被农村孩子在简陋的情况下上学的情景所感动，所以我跟王斌说，迟早我们要拍一部这样素材的电影。两年前我们还曾经请过一个作家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希望拍一个小老师寻找学生的故事，后来写出来不太理想，就放弃了。直到去年看到这样一个小说。可以说，这是一个长久的愿望，终于在今年完成。

王斌：刚才艺谋已经说了他的创作初衷，我个人认为这个电影是让我个人及我们所有创作人员感动的。我们确实塑造了一个小孩，就她的年龄和文化层次来讲是不应该当老师的，可她还是当了。同学们如果注意到的话可以发现，她当时来的初衷是为了50块钱，这是为了她的基本生存。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她付出了很多艰辛，她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崇高化了。我觉得在这个片子表现了对人的理解。在拍片过程中，我个人认为，艺谋负起了一种良心和良知的责任。

学生：我比较喜欢《一个都不能少》，但是我发现，有一句单独的台词："还是可口可乐好喝。"我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商业上的考虑？

张艺谋：在情节中需要喝饮料，我当时就想喝什么饮料。实话实说，喝什么饮料都得这样拍，所以就想不能白喝，就去与一些厂家联系。中国现在很多厂家并不重视电影，很多厂家告诉我，他们没有计划利用电影做广告，大多利用电视和其他媒体形式，年底也没有这方面的预算。后来，可口可乐公司说他们可以免费提供200箱可乐。后来我们也想，这个在情节中用起来比较有意思，孩子们都没喝过可口可乐，我想通过孩子们传达一种信息。还有电影中这个情节是一次拍成的，因为孩子们都是第一次喝，只能拍一次。

学生：您为什么总是以一个农村故事为题材？这是一个小题，能大做，请您谈谈。

张艺谋：其实我也拍了一些城市题材，不过不如农村题材拍的好。现在我不这样想，以前还很在意，惟恐别人说我不懂得城市题材，不会拍都市电影。现在我觉得，其实农村和城市都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可以说在中国，农村的生活空间更大一些，至少是一半一半。无非是拍拍城市，拍拍农村，也没有其他可拍的东西，我想这也是生活的现状。所以现在我不太在意拍什么题材，什么题材都可以。应该说，能够打动我，能有感情拍出特点的我就拍。我现在并不想去证明我是一专多能。我现在选题材，经常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感性的角度。我去看很多小说，许多剧本，去听很多故事，如果说这个东西能打动我，使我心动，又有投资，政治审查能通过，我就拍它。比如我现在正在准备的一个题材就是城市题材。可能有时候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这东西不能打动我就放弃了。所以，我想无所谓历史还是今天，农村还是城市，电影都是给今天的人看的，都是在这一刹那的某一个点让你动心的。我想这就是一个过程，所以无所谓拍什么，只要能拍好。

张会军：下面一个问题，按照国际惯例，投资方在做投资之前从剧本策划到制片甚至导演要对影片未来的市场状况等做调查摸底，才能确定这个题材的影片投资多少，怎么拍。作为影片文学策划的王斌和导演张艺谋，拍摄影片前是否考虑过观众的口味和市场运作的机制，以及对市场的情况掌握多少？

王斌：据我所知，艺谋选择题材一般都是从小说中来。他的第一选择是小说是否让他心动。因为在他所有的电影创作中，我相信这些真情都是来自他的内心。第二，我个人认为，那些市场调研都是一些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对天才是不起作用的。

张艺谋：这话说得有点玄。其实我还是会想这部电影大家会不会愿意看，因为中国的电影市场是无序的，很多次经验证明根本没办法进行有效预测。即使最有经验的发行公司经理在一起开会，开了五天总结出一个规律，也许第二天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而且也没有人能做一个最广泛的调查来证明他所做的数据是第一位的。所以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呈现着某种疲软，也呈现着某种无秩序状态，很难把握。而且观众层面非常杂，一部电影可能突然之间就能够卖很多钱。所以不能太考虑这个事情。我只想说一点，到底谁是观众。其实观众不是特定的一群人，观众就是所有人，就是你我他。我不同意观众就是上帝的说法，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是没有缺点的，我们人类是有缺点的。我认为一个深刻的作品是对我们人类自身的缺点或缺陷的反省，是人类的自我批判。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境界。同样我们反过来说，人类自身是有缺点的，我们观众当然也会有缺点，比如说，我们的大部分观众还是比较容易被导入庸俗化的。我们希望从一个通俗的角度讲故事，让观众喜欢看，让观众理解、看懂，从人类共通性上考虑这个能否成立，但我还是希望故事能有些思想、想象力、内涵，要有责任感。我始终把电影看作是很神圣的东西，正如毛主席所说，电影是群众的艺术，对观众是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我们现在谈很多市场、票房，其实都是普及的问题。一个娱乐元素的普及往往会导致忽略其提高。观众也有缺点，也要提高，我们人类也有缺点，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在座的都是未来的电影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把比较有格调的作品给观众看，观众冲着娱乐来，我们也给观众娱乐。但是我希望这个娱乐有一定格调。这样久而久之我们就能培养自己的观众，会培养观众形成自己的口味，与观众共同前进。我每年只拍一部电影，但要看一百多部电影，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当观众。我们为什么被一些作品打动，感动，为什么看了会睡不着觉。我曾经看了《西伯利亚的理发师》，它给我很大的震动，我就在想它的力量从哪来。我欣赏这部作品，听说它在俄罗斯放的时候，放映成绩打败了《泰坦尼克号》，它有相当强的娱乐性，有很多通俗的故事，但我又看到导演自己的一种力量，有他思考的东西在里面，我很欣赏这样的作品，他能把这两种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座的每一位将来在拍你自己作品的时候，可以谁都不去管，谁都可以推翻，但要对得起心中所爱的东西。

张艺谋导演与学院师生座谈录（中）

学生：有人说您的影片是个人对秩序的挑战，片中主人公是反传统道德的，您如何认为？第二，年轻时的母亲讲普通话，而到老年是地方口音，这是您疏忽呢还是有意安排？

张艺谋：通常在讲故事的时候，希望人物有障碍，这样人物才有一个支点，演起来比较有意思，所以才能产生人物性格。很多电影当中人物都要面临障碍，或者在障碍面前退缩，或者在障碍面前异化，或者在障碍面前越过去，挑战，牺牲，等等。这个障碍或者是社会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文化的，或者是历史的，或者是外部环境的，自然条件的，甚至是自身内心的，这是一个故事结构的规律。关于口音的问题，我并不是疏忽，我们想到了这一点。《我的父亲母亲》分两部分。黑白部分是写实的，我们大量运用了业余演员，这是《一个也不能少》带给我的自信，使这部分带给观众一种平实的感觉，就像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一样。彩色部分我把它处理成非现实主义的，不求演员长得像，也不求演员口音接戏，因为这是想象的，我认为是孩子想象的，因为父母恋爱的时候显然没有他，他只是道听途说，片言只字。与其说我们是在拍一个回忆的完整的故事，不如说我们在拍一个意象。就是孩子对父母亲年轻时的一种印象，更多的是一些细节，一些情绪。俗话讲"子不嫌母丑"，母亲在我们心目中一定是很美好的，年轻时的父亲在我们心目中一定是风华正茂的，这是一种想象。所以我们并没要求少扮老，老扮少，演员一定要接戏。如果这样的话，就束缚了我们的东西，这个电影里那种诗意的浪漫的东西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强调这个女孩子像农民，这一部分完全是想象的，浪漫的，感觉上的东西。

学生：您怎样在体制范围内坚持你自己的想法？

张艺谋：在中国创作是有一定范围的，所以我们常说，拍电影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坚持自我的过程。我不太主张所谓的地下电影，体制外电影。离开这个现实，你可能更自由一点，但你要知道这个现实不会为你而改变，如果它存在三十年四十年，你一直躲着它走，那么你就没有机会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而在这种现实中经过锻炼的同代人会比你活得更旺盛，更坚强。大家都在这个范围内创作，这是必须面对的事情。

学生：在开始的黑白片部分，农家墙上显要位置有两张《泰坦尼克》的招贴画，请问这是由于疏忽还是有什么特殊意义？

张艺谋：肯定不是疏忽，这是一种现实。现在挂历贩子和书贩子把一些时髦东西贩到各个角落，所以农民家里挂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简单想象的"年年有余"或者"财神到"之类的东西。他们也挂一些城里时髦的东西。那个招贴画还不是电影海报，是音像制品的宣传画。我们当时还考虑是不是拿掉，按照我们过去的规范一定要换上农民的年画。后来我想这是犯了一个概念的错误。生活原本是这样就让它这样吧，没有什么其他意图，如果硬说有的话，只有一个信号，就是：这是一九九八年发生的事情。

学生：请您谈一下机会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张艺谋：我认为机会是均等的，不是特别光顾到谁身上的，所以命运是两点：命运是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抓住并能利用机会他就能成功。机会是可以等待的，但能力是锻炼的。不仅仅是锻炼专业技术能力，还有心态，还有意志。就是所谓的"胜不骄，败不馁"，"荣辱不惊"，不迷失自己，不彷徨，完全有自己执着的人生追求。这种意志是极其重要的。

学生：《我的父亲母亲》中彩色部分是回忆的，黑白部分是现实的，这是反常规的，为什么要这样用？还有当他母亲第一次在路上等他父亲的时候，画面景别不接，有绿有黄，在选景时是否有什么想法？

张艺谋：关于色彩的问题刚才的回答已触及到了。这种处理是比较主观的，是不符合常规的，但常规就是真实的吗？常规也不是真实的。我们回忆中的黑白部分也不是真实的。材料的真实绝非现实的真实，因为世界原本就是彩色的，为什么人类会有黑白的回忆呢？因为最初记录人类活动的影像是黑白的，所以久而久之给我们一种概念，似乎回忆就应该是黑白的，但这是假的，任何时候世界都是彩色的。我们把现实部分拍成黑白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山村的故事，是一个葬礼，没有笑容，没有愉快的情感，只有沉重的思绪，对死者的沉痛缅怀，故事又是发生在冬天，还下着雪，我想，用黑白应该能更好的传达出这种感觉。但回忆部分是彩色的，刚才说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印象。

学生：您一直是用传统制作的方式拍电影，现在数字技术已应用到电影制作当中，如果在您的片中使用数字技术是否会破坏您原有的特色？

张艺谋：数字技术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不好笼统地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使用数字剪接了。你可能指的是特技部分或画面部分。我认为，特技在中国还是一个雏型，其实做特技是需要用钱来堆积的，这种技术还没有那么简单。需要用格算，用秒算，算下来的钱也不比拍电影少，而且我们也没有广泛使用，只局限于一些大的制作。但我想技术是次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我们津津乐道于一些技术制作的惊世骇俗的画面，而十年之后，也许我们会非常喜欢那些平实的东西，一点儿技术的痕迹也没有，也许会返朴归真，因为那时候数字用的满天飞，人们也许会讨厌。所以现在拍电影关键还是要看你是什么题材，不能技术先行，要看题材需要不需要。

学生：《我的父亲母亲》是否能预示这种平淡风格是您将来的发展方向？

张艺谋：不能说拍的淡的电影就是我的发展趋势，只不过这一部电影是这样的。通常爱情故事都拍得非常复杂，撕心裂肺，要吸引观众，要尽量情节化，人物内心复杂化。但这一次所拍影片定的基调就是要拍一个删繁就简的故事。第二，我想把它拍成一个有中国味道的恋爱故事。什么是中国味道呢？我觉得就是这种窗户纸还没有捅破的，很含蓄的东西。实际上这是一个美学的东西，我相信西方人看这个故事肯定会有与西方不一样的地方。什么是爱情？如果说两个人过电的那一刹那，四目相对的一刹那是第一步，两个人白头到老，相濡以沫地走完人生旅程是第一百步，是从一到一百。爱情可以从一拍到一百，在任何阶段拍。这次我们只选了两个头，拍到了一就打住了。我们当然可以拍很多东西，比如草垛后面的相会，井台边上的秘密幽会，可以出点事，还可以被抓住，当然可以想很多情节，但我们就把它控制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交流，一直就没有机会，一直就是单相思。接着黑白部分拍得是一百，就是已经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一个人已经逝去的一百，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中间的部分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经历过的部分，国画叫留白或空白，这是一种想象，是一种韵味。我喜欢这种处理，拍了一和一百，中间都空下来了。从这个角度讲，它当然不能再要情节了，因为这会破坏它的美学构思。我从没有拍过这样一部爱情电影，从一到一百，中间没有，但这就构成了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所以我也很高兴我坚持拍了这一部电影。其实在最初讨论剧本的时候，很容易就迷失了，大家都说这个剧本太简单了，每个人都说要加强，人物要加强，情节要加强，冲突各方面都要加强，这样我就发现不知不觉编剧就加了一些戏。我曾经在开机前一度试图加强戏份，后来我干脆就放弃与大家讨论剧本。我自己很清楚，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喜欢它的人将喜欢它的简单，不喜欢它的人也不喜欢它的简单。后来我们就删繁就简。我们是在用"减法"拍这个电影，一定要让爱情走到"一"就不走了。跳过来就是黑白部分，一个人已经没有了，是人们对他的缅怀，希望陪他走一段路。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意境"，"意境"是中国人特别讲究的东西，是中国的传统美学，几乎所有的传统艺术都特别讲究"意境"。"意境"在西方人那里可能是很神秘很有魅力的，这就有可能构成一部电影的特殊性。

学生：您的作品大都改编自小说，许多都成功了，这是否表明您对文学有一定依赖性？

张艺谋：其实这是我的优点。你认为我依赖文学吗？文学是所有作品的母题。只有文学的繁荣才有各门类艺术的繁荣。不是我们要依赖文学，而是文学是整个艺术的基座。如果有一天公众的文学素养到了一定的位置，我们的水平还要高，我们的电影还要好。不仅仅是电影，我们的国家就会成为谦谦君子的国度，犯罪也会减少。为什么要去改编这些文学作品？实际上我们也经常操作一些电影，想一些东西让人去写，但这样我们慢慢发现一些弊病，就是主题先行，概念先行，很多外来因素影响使我觉得，当我决定要拍一部或想拍一部什么电影时，就去找几个笔杆子来捉刀代笔，但我发现这样不好。后来我就用现在这种方式，把自己放松一点，就像逛商店一样，你也不知道要买什么，随便去浏览，随便去看。我每天都要看大量的小说，也可能偶然发现的一个东西就会打动你，给你刺激，这种感性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要什么。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外部环境和人自身内部的改变，我们每一年都可能想得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但也不能总结说我今年比去年进步了，自己在求单纯等等。反正只要是感动你了，你就去拍，这样在找的过程就会产生一些感性，否则就会使作品太规范化了，我很警惕这种规范化。我下面的一个题材就是因为看了一篇散文，我很喜欢它，而这篇散文只有区区数百字，现在我就在想如何把这篇散文改编成一部电影。这完全是因为被它吸引，它有些东西打动了我。我还是希望以后继续用这种方式进行工作，我自己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方式。

学生:您在拍摄《我的父亲母亲》时，回忆部分的画面是唯美的，这种唯美的追求与您刚才提到的留白是否有矛盾，就是说，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情感强化于视听表象，能给观众留下多少体会的空白？

张艺谋：简单地说，我不认为它有什么影响，我不认为这些美的技术手段会影响到情感的表达，我倒认为回忆部分的情感是很充分的，回忆部分只有53分钟，我觉得有很多情感积淀在里面，我不认为这种美丽会破坏、会影响到情感表达，其实这就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能你认为它破坏了，但我个人认为没有。


学生：有人说，你和阿巴斯的电影很相象，你如何看待他的电影？

张艺谋：这次在威尼斯，阿巴斯的《风儿跟着我们走》我没有看。我到威尼斯的时候这部电影已经放过了，阿巴斯以前的电影看过几部，但没看全，我很喜欢他的电影。伊朗的好几个导演都受他的影响，跟侯孝贤一样，机器搁在那儿不动，很长很长时间，让你去关注，让你去感觉。这其实只是电影语言的几个大的分类，也谈不上特别的谁像谁，谁学谁。要说到风格的问题，只要三、四大类，就把全世界所有的导演概括了。在这一大类当中，或写实，或写意，大家都在互相看，互相感觉。阿巴斯的电影可能要比我们冷静一些，镜头更长一些，需要耐心品味。

学生：你对电影人性的挖掘有什么想法。

张艺谋：这个问题太大，这是电影的目标，我没有什么想法，这是我的最高目标。

张会军：有一个问题同学们问得比较集中，就是说，两部影片中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而这些演员表演得都非常出色。请问导演在现场怎样把握、完成这些演员的表演？

张艺谋：说来话长，这其实是最难的，是最有挑战性的工作。当然从一开始就要一步一步来，我们已经练出了一套筛选演员的方法。几个副导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农村找，这些孩子是从几万名孩子中间找出来的。我们选择的孩子首先要具有当众表现的勇气和自信，这种素质不是人人都有的。下一步就是工作。这些孩子你不能让他们提前知道故事，不能让他们看剧本，否则他们就会有意识的模仿电视剧。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工作方法和小技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非职业演员不能塑造很复杂的角色，只能完成很简单的行为，是不自知的。还要用大量的胶片陪他转。很多戏并不练，完全按时间、空间、故事的发展顺序拍，一点不能跳，而且第一遍就得实拍。常常会发现，第一遍就很精彩，不实拍不行。《一个都不能少》的平均实拍次数是20-30遍，最高达到70、80遍，而且不能跟演员说胶片有多贵。非职业演员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职业演员的那点廉价的自尊心，没有杂念。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工作。通过与这些非职业演员的合作，我自己也收益匪浅，这个工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了解人性的过程。电影的人性目标是最高目标，我们人对自己的身体是最感兴趣的，米开朗奇罗说过：艺术就是把世界还给人。所以最高级别的作品都是对人自身的强烈关注。我在工作中也能锻炼自己的这些能力，有了一定的感悟，才敢这么拍。

张会军：有学生问，张导演，从您的《秋菊打官司》到《我的父亲母亲》，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你的人物的执着，而且执着到了相当的程度。请问人物的这份执着与您的个人经历、世界观及艺术追求有什么联系？

张艺谋：其实没有特别的联系。因为执着的性格可以产生很多故事，这是一个创作的规律。比如说，一件事发生在一个一般人身上也就算了，但在性格特别强的人身上就算不了。一百个人碰一件事会有一百个处理的方式，性格比较强的人就会有戏，除非是特殊的需要，你要拍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也可以，但就需要一个符合他性格的故事。而我们这些电影的故事都不是关于这一性格的。至于我自己并没有特别偏好哪一类的性格。如果有一个随波逐流的故事也很有意思，那我也会去拍。

张会军：还有一个问题问得比较集中。《我的父亲母亲》中的音乐是在拍摄前就有基本设想还是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还有，这部片子的主旋律有点象《勇敢的心》和《泰坦尼克》的主旋律，您怎么看？

张艺谋：我在跟三宝谈的时候就比较明确，影片的音乐不拘于用民乐，可以宽泛一点，要宽厚一点。三宝就讲，西洋音乐的音色要比传统音乐的音色好。我想不妨使用合成器，但独奏乐器要是东方化的。《我的父亲母亲》的音乐算是东西结合的构思。我对三宝说，主旋律只要听起来好听，能煽情，有那种感觉就行了。我挺欣赏它，没特别的想它像谁。三宝不会抄袭这么近的作品，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曲家。我想这只是大类的相似，在大类上是一类，一般人很难区分它的细节，大类是不能违反的，写实类，写意类，抒情类，宽松类，深远的，舒缓的，这些都是大类的相同。

张会军：有同学问，您在很多国际电影节都获过奖，您对获奖问题怎么看？您在国际电影节上看到的片子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张艺谋：其实在国际电影节上我并没有看很多片子，我很忙，没有时间看电影。看别人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也都没有那么高的才华和悟性。通过看别人作品可以得到启发，这种启发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非常重视看别人的电影。一个电影如果形成话题，大家都在讨论，那我一定要去看。关于国际电影节，这是一个老话题。其实我们现在拍的都是文艺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业片。即便是我和凯歌等人能挤进别的国家的商业片发行，但也只是小规模的放映，只在那些专门放映艺术片的院线放。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没有进入那种扑天盖地的商业院线，所以电影节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阵地。电影节是参加、是推销、是展览，也是交流。电影节非参加不可，否则无路可走。还有，电影节对文艺片来说，如果获了奖，通常能提高国际发行方面20%-30%的上座率。每一个导演都很乐于得奖，因为这意味着肯定。这次威尼斯电影节上，阿巴斯在台上突然宣布这是他最后一次参赛，如果阿巴斯真是这样，我很佩服他的勇气，他的自信，我还做不到这一点，我还要去参赛，还要去竞争，如果有希望，还要去得奖，希望对电影有所促进。

张会军：张导演，你是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能否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谈一下你在电影学院的学习给你带来什么影响？以及你对现在在校的学生有些什么建议？

张艺谋：我觉得学校带给我的机会和学习条件是最重要的，当年不是电影学院我也不会投身这个行业。当你从电影学院毕了业，你就拥有了一种专业认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其次，我在电影学院学的基础知识也是特别重要的。比如《我的父亲母亲》的一些画面处理，声音处理，我们在做详细讨论的时候，发现用的都是基础知识。很坦率的说，当了导演拍电影后，知识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越来越窄了，交往面也越来越窄，再加上我走到哪大家都认识，所以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生活状态。交往的人都是圈内的人，说的事情、做的事情大都是电影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已经严重脱离了生活。但有一点是要保持心态，保持对生活的感悟。其实对生活的感悟是可以通过点点滴滴间接获得的。说到知识也同样，在学校时，老师常常讲学校是一个基础。现在越来越发现，真正工作了以后根本没时间学习，基本还是你原来在学校掌握的那些原理，然后看你自己灵不灵。有很多艺术的东西是一通百通，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即便是到了今天的高科技时代，基础知识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没有更多勉励的话，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今天的商业大潮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我觉得人很容易迷失，很容易让人放弃，很多同学都放弃过，尤其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当事情不顺的时候，当觉得没有机会的时候，人就很容易放弃，很容易颓废，很容易无所谓，尤其很容易迷失，迷失到使你用很简单的方法去做一些事情，忘了自己的那份感觉等等。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既要保持一种执着的心态，又要有一种平常的心态，因为等待是必须的。很多人说我运气好，其实我也等待了很多年，也算是大器晚成。我是37岁才当导演拍了第一部电影。等待是一定的，如果说同学们当中有谁将来能成为大师，这个同学一定是一个很坚定的，很执着的，很自律的，很清醒的人。肯定没有例外，一定是这些人先成功，所以要有这样的意志，要做好这样的准备。你不能寄希望于天上掉馅饼，要磨练自己，一方面要磨练自己的技艺，还要在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磨练自己的心态。我就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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