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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落与反抗
　　——王朔式文化反抗分析兼论及当代中国的其他几种文化反抗方式
　　
　　
　　
　　[内容提要] 王朔准确的把握了很大一部分社会没落者的心态，并成功的运用这种心态引导了一股大众文化潮流，进行对传统文化的文化反抗。这种反抗方式利弊参半。王朔式的文化反抗必然将走向没落，而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文坛中，其他的几股文化反抗力量已经初步显示出自己的地位与价值，新的人文时代正在孕育之中。
　　
　　[关键词] 王朔 没落 文化反抗 抗争 痞子 时代
　　
　　
　　
　　 王朔小说最热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末。在当时来说，它新颖而独特，在小说界十分引人注目。王朔用他的小说成功地引导了一股大众文化潮流，用他独特的方式打击了旧的人文传统，成为了很大一群人推崇的偶像。与此同时，他也成功地打入了市场，使自己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中产阶级“码字工”。
　　 现在读起他的小说仍然会给我带来很多新鲜感。多少有点古怪的语言，玩世不恭的叙事风格，嘲弄神圣，践踏崇高，这些东西让我脑袋里早年接受的某些僵硬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分崩离析，一种解脱后轻松的快感萌生。可以想象在八十年代，这样的小说应该给当时的读者造成了更为巨大的冲击，因为毕竟我在阅读王朔之前接触到的“王朔变异体”已经不少，而在当时，“王朔”是“另类”的代名词。
　　 当时传统文化界的攻讦对象如今也成为学术界严肃讨论的话题之一，是招安？亦或如昆虫学家研究蟑螂？不得而知。
　　 王朔现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一个复杂的人文现象。知识分子在经受了大空虚大失落之后，思想逐渐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轻松简单的话语让他们从一贯的严肃中解脱出来，换上一种王朔式的玩世不恭，宣告脱离“知识分子队伍”，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肆意嘲讽“未脱离队伍者”及自己的过去。在某些商业成分的参与下，这种声音得到扩大和传播，响成一片，并被冠以“后现代”、“痞子文化”、“顽主文化”等多种头衔。
　　 有人认为：“后现代”这一概念已经混乱得几乎不能言说了（程文超《反叛之路》）；而在笔者看来，“文化”的概念同样如此，因此本文打算抛弃这些既定概念，回归自己的阅读体验，进行一点浅层的理性归纳，兼对一些文学话题做点探讨。
　　
　　一、走向没落的人们
　　
　　 从《空中小姐》开始，王朔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似乎都是些无固定职业的城市流浪汉。他们酗酒、赌博、勾引女人，他们的生活排斥规律、秩序和法则，唾弃崇高，鄙薄别人的理想主义，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却坚定地拒绝传统意义上的正常生活，在他们看来，那种正常生活有着比死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东西，那就是平庸。他们摆出一副“痞子”的嘴脸，带着那句王朔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游荡在城市的白天和黑夜。
　　 尽管他们常常宣称自己的“大老粗”，是“道上混的”，事实上他们与真正的黑道相去甚远。没有教父。没有手枪，真动手打架至多不过的抓起一个烟灰缸，与黑道相比，他们怯懦而软弱。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时地流露出一种优雅的气质，出口成章，文采斐然，暗示着每个人都有着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他们颓废、放纵和潇洒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寂寞与忧伤。如此一来，调侃、轻松的幽默、玩世不恭的洒脱都变成了刻意的追求和掩饰，变的造作而矫情，原来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最鄙夷的那一类人。借用他们的语言来反讽一下就是：你这人，假得很。
　　 稍微考究一下，发现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世家”，出自京城各“大院”，他们差不多都是柳湘莲式的“落拓之子”。《许爷》中的“我”和许立宇都出生在“那个连住房都按军阶高低划分的一清二楚的部队大院内”；《动物凶猛》中的方言、高洋、高晋也是出身军队大院；《顽主》中于观的父亲是“一个腰板笔直的穿着摘去领章的军装的老头子”；《浮出水面》里的石岜所住的房子“部里一直在要”，似乎也不是一般平民子弟……由此看来，他们的优越感也不难理解了。
　　 这种优越感曾经让他们傲慢地俯视着平民及其子弟。“我并没有把他看成对等的朋友，不管他多么的无愧，原因很简单，也很令人惭愧（现在我有勇气承认了），他的父亲是个司机”，“不管社会学家摆出多少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是个人人平等，职业无分贵贱的国家，而实际上我们社会中一部分人蔑视一部分人的风气仅略强于印度。”（《许爷》）然而这种对等级的期望最终落空，共和国巨变，这些自以为是钦定的世家子弟家道中落，他们流落街头，在抽烟，酗酒，打架，调情和莫名其妙的恶作剧中发泄苦闷。而这种沦落在给他们带来失落的同时也让他们获得了一种解脱，没有了束缚，没有了说教，冲出院落后的生活自由而且刺激，一种青春的活力也散发出来。
　　 他们让我想起古龙笔下的浪子们。楚留香、陆小凤，亦或是叶开。一样地喜欢漂泊，一样地厌憎束缚，一样地追求某种多少有些刻意的洒脱。除了没有楚留香们神奇的武功，没有叶开们乐观的人生态度，他们实在是相似之极。
　　 这些人物的遭遇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可以认为，小说中主人公们的“世家”出身只是一种作为意象群落的能指意义存在，而他们的“没落”才是真正的隐喻所在。从小说中抽出这一点来也许更容易解释共鸣者群落为何如此广泛。
　　 共鸣者群体的中坚力量却是知识分子（尽管王朔小说是宣称反知识分子的，事实上他得到的最强烈的支持也恰恰来自知识分子），确切地说是来自被抛弃到社会边缘的理想主义情绪破灭了的知识分子。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社会的转型期，传统观念及其相关的社会结构被拆解必定会将很多人抛到秩序之外，失落、痛苦、愤懑构成了他们的“焦灼”情节。这种非暴力的轻度社会变革让他们失去了本来所拥有的辉煌前程，而使他们从前所轻视的贩夫走卒们凭借经济力量的提升取得了高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一方面昔日的优越感使他们仍然固执地坚信“我不是一个俗人”，固执地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固执地抗拒者生活的平凡人生的同化；另一方面又坚决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俗人”，一个和知识分子完全对立的一群俗人，坚决地抗拒着对知识分子群落的回归，宁愿用“痞子”的身份去否定从前的信仰与责任。
　　
　　二、他们所走向的没落
　　
　　 理想幻灭之后，一种很务实的生活方式悄然降临在某些人的身上。方言很实际地开始追求一种体面的生活，若干年之后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清晰的形象，“我在自己钻营的领域很出色，成了一流的通俗小说作家……为我带来了广泛的名声和不菲的收入，在一般人眼里，我已经成了成功的象征。”这简直是王朔自己成长道路的直接写照。
　　 小说中的大部分人却仍然继续着原先的城市流浪。已经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优越感仍然充盈着他们的精神，鄙视一切日常劳动。“咱不能跌那份儿，那是人干的吗？咱是当海军司令培养的。”、“咱们谁呀？从来都是人尖子，咱们吃肉别人喝汤现在也不能掉个个。”、“我和别人不一样。”、“像人一样生活就难受”（《橡皮人》）……以至于高洋感慨道：“咱们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都想显得自己重要，都想在事件中成为中心人物”。他们最害怕的不是死，而是怕自己变成庸常之辈，却不知色厉内荏之余自己已经是个庸常之辈了。一旦被人有意无意地触及到这层痛处，立刻会对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空中小姐》里“我”与王眉的分手虽然从一开始就似乎命中注定，但是导火线却是王眉无意中的一句玩笑：“你配点菜吗？我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吧！”“我”霍然变色。虽然双方都做了努力，但是“我们终于明白，那种心无芥蒂、无拘无束的融洽感，已经一去不复返。”与之相比，杜梅的批评更加尖刻：“别觉得挺了不起的，有什么本事你倒是使啊？……早看穿你了，典型的志大才疏，没什么本事还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好象天下谁都不如你。……”这番话的杀伤力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只在一瞬间，所有的自卑都涌上来变成无数刀枪剑戟把他变成刺猬来保护脆弱的内心。“那种令我感到严重伤害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上床睡觉，甚至作爱也没有使我忘掉它，尽管我知道她是无意的，但我也不能原谅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人。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攻讦，容忍别人怀疑我的品质，哪怕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穷追至天涯海角，凭我的生命以报复。我活着，所做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小觑我的人逐一踩到脚下。”
　　 这些“不是俗人”的人们是一群可怜的人，骂人也好，“痞子”嘴脸也好，都无法掩饰灵魂的苍白和虚弱，自身意识一旦触及到“志大才疏”的本质立刻鱼一样地滑开去，谁要是有意无意地提及，谁就触犯了他们的大忌，立刻就会咬牙切齿地摆出拼命的架势要和人来个你死我活。他们反抗着社会同化，反抗着一切秩序，因为一旦停止这种反抗，这帮充满幻想的男人们立刻就失去了存在支点。从这种反抗的角度，我们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王朔小说中的人物都要抗拒婚姻。
　　 如果有谁要证明“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在王朔小说中可以找到很多于此有利的证据，这里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显露出不可忍受的一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当吴迪天真的描述着未来家庭美好蓝图的时候，张明却心烦透了。一个在说：“我要对你好好的，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永远不吵嘴，不生气，让所有人羡慕我们……”一个却在想：“怎么才能摆脱她”。女人们读到此处多半要在同情吴迪的同时痛恨张明的薄情，吴迪要是知道他正在想这些一定伤心欲绝，而充满幻想的男人们（这里尤其针对那些与朝九晚五，兢兢业业，非常务实，缺少梦想的男人相对立的那群男人）读到这里却会开始同情张明，并且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伤痛。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一种秩序都会腐蚀他们的梦想，意味着行星进入轨道，意味着自我角色的固定，意味着自己将成为一个再也不能自由自在地施展七十二般变化的孙行者。这种对秩序的恐惧往往使他们的爱情一遇到婚姻就会夭折。对于他们来说，不能忍受的并不是婚姻本身，而是包括婚姻在内的秩序。结婚，生子，上班，为生活奔波，每天下班回来捏着小酒盅啃着猪蹄子，让女人坐在旁边含情脉脉地望着……石岜倒是收敛起往日的野心和欲望，归依了婚姻，然而日常生活的平庸让他更加失落。生活变成深不可测的海底，只能偶尔“浮出水面” 从记忆的故纸堆里翻出一点从前鸡零狗碎的浪漫。完结了，他们的生命事实上在被纳入这种轨道的那一瞬间就宣布完结了。
　　 然而一切的抗争，一切的排斥，一切的抵御终究都是徒劳。能逃脱婚姻秩序又怎样？能逃脱职业秩序又如何？宏观的角度说，谁都在社会大秩序之下，也许这大秩序没有婚姻职业那么直接地摆在显眼处，但是它终究会以某种形式将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捆绑住。想做超人？尼采都疯了，“痞子们”还逞什么能？在《痴人》里，超人以精神病患者的形象出现，飞翔的梦想感染了阮琳，也感染了司马灵。从某种角度说，此种超人和庸常之辈无法相处。他们各自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各自认为对方才是疯子，只是庸常之辈的数量显然更多，于是“超人”们会被关进疯人院，那么选择“超人”之路的人们一定是具有绝大勇气的人群。相比之下，“痞子们”的气质也过于怯懦，真要走到那一步是不可能的，只能作为拉拉队、模仿者、崇拜者来呼喊几声罢了。“我知道自己再也没机会飞到那上面去了。”（《痴人》）梦想破灭。我想，他们到这地步的时候又“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动物凶猛》）
　　 王朔准确地把握了很大一部分没落的城市流浪者的心态，一方面帮他们虚构辉煌的乌托邦式的梦想，告诉他们“你不是个俗人”；另一方面教他们用“痞子”，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方式去对传统的规范和秩序的一切方面进行破坏，进行谩骂和攻讦。这种破坏引向文化领域的后果却超出了当初人们的预料，它一方面粉碎了许多假道学的面具，另一方面造成了文化的庸俗和浅薄。对于用这种方式改造文化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现在还很难评断。事实上对文化改造从来都没停止过。一直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主要原则是“批判地继承”，从理性地角度讲，这一原则似乎无懈可击，然而这样的变革进程是缓慢的。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终究是水磨功夫的细活，要慢慢来，那么它的变革势必难以跟上时代的需求。用偏激一点的方法好不好？搞“一锅端”的急功近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最彻底的革命往往就是如此，想杀除毒草之时不伤害禾苗似乎也不可能。“矫枉必须过正”在这里为偏激派提供了一种辩护方向。但是这种“最彻底”的革命革掉了所有的命，好的，坏的，一概不留，这样革命的同时也就坠入了浅薄与无知，偏执与浮躁，是阿Q式的革命。王朔式的文化变革实在与“文革”非常相似，一样地是用“打砸抢”去占领“传统者”的阵地，这种文化变革的主张显然也恰好迎合了许多人的浮躁心态，于是这“革命”的队伍逐渐壮大，队伍的人员成分也逐渐地复杂，大约在去“革命”的路上常常会有人叫嚷着“同去！同去！”，于是没落的知识分子，文化痞子，城市无产者等等失落的群体都因为各自的心理原因走到一起来，浩浩荡荡地开赴文化战场，有人主攻，有人佯攻，有人起哄，有人舆论造势，声势有就浩大起来，至于究竟当初是谁叫了谁来也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了。
　　
　　　
　　三、雅俗之间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泛俗化”成为一种潮流，纯文学市场萎缩，市民文学兴起，从前不入大雅之堂的金庸小说琼瑶小说成为一种时代象征。
　　 深究起来，泛俗化有它自身的承传脉络可寻。远一点的如魏晋文人的癫狂，近一点的如普罗文艺运动的平民化，都多少带有自上往下的泛俗化的印记。泛俗化常常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而出现的，并且常常被作为手段来对抗前一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文化最坚定最有活力的革命因素往往是来自下层，来自群众，因此一旦文化与社会现实脱节（这其实是常常发生的事），革命者的第一直觉就是在民间寻觅新生力量，并用泛俗化的手段把这种力量从江湖之间推向庙堂之上，而这种新生力量往往缺乏文化积淀，浅薄与庸俗在所难免。
　　 泛俗化手段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反复使用体现了一个悖论：对传统的批判如果不走向泛俗，那么对传统的颠覆将是苍白无力的；如果走向泛俗，那么彻底革命的同时会导致文化的轻薄与堕落，这种轻薄与堕落反过来大大削弱了一场文化变革的意义，于是往往在一场场变革之后而来的是一次次的回归，新生者的地位被确立，又成为一种传统，等待着下一次变革的发生。这一点上，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传统模式：暴力革命——王朝建立——王朝没落——新力量产生——暴力革命极其类似，也正如暴力的政治革命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样，这种文化革命对文化本身的杀伤也是惨重的，尽管对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大，但是难道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一旦变革必定要你死我活，成王败寇？
　　 雅文学与俗文学应该说各有千秋。前者存在时间长久，冼练深刻，更近于纯粹，接受者素质一般比较高，但是接受者数量少，而且往往流于谈论，并由于缺乏与现实的联系而了无生气；后者作为新生力量而朝气蓬勃，接受者数量多，也比较容易引起时代的大共鸣，但接受者素质参差不齐，文化本身为吸引更多的支持者而常常迎合大众趣味，因此也含有大量的哗众取宠的分子，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其文化含量。
　　 雅俗之争由来以久，俗雅之间明辨亦难。坚持在某面人文旗帜的号召下拒绝世俗力量冲击的人有之，摆出一副不食周粟的架势，其实至正近乎迂，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象王朔这样完全放弃传统并用世俗力量对传统反戈一击的人有之，换上痞子的嘴脸浪荡于文坛之上，见人就打，见文就骂，其实至偏即是邪，他们是时代的投机者；力求走中间，寻求雅俗共赏者有之，然而事倍功微，这条道路难于蜀道。 究竟路在何方，实在是个很重要的大课题。
　　 近年来很多人考虑究竟是文化的没落导致了大众精神领域的没落还是大众的取舍态度引起了文化领域的媚俗与附庸风雅，我想在这二者之间再加讨论也是无益，应该说是雅俗之争过于考虑了接受者的感受。如果创作者与接受者都不能平衡心态而落入圈中不能自拔的话，必然上谄下媚，恶性循环。
　　 莫泊桑说：“提笔为文，必当想到读者。”然而读者何其多，众说何其杂，有人说让我哭吧，有人说让我笑吧，想取悦读者往往吃力不讨好。对于创作者而言，我希望他们这样理解这句话：提笔为文，当想到文笔如刀，想到文人操守与文化道德心，莫用空言诈人，莫用大言欺人，莫用虚言敷衍人，莫用媚言谄谀人，当请凭本心为文，眼中世界是什么即写什么，心中想的是怎样即写怎样。真正的思想者在精神领域里都是值得佩服的，无论他想出的东西是对是错。不计一切利害得失追求真理的人是伟大的，无关对错。
　　 对于文艺的领导者们，我也有点建议。1942年在延安确立了一条影响深远的文艺创作精神：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长期以来，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两层意思：第一，所描写的要让人民看得懂；第二，要让人民从中获得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崇高的精神享受。对于这句话该怎样理解我还没想好，但是我想不能只这样理解。对于第一层，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写作，我绝对不为文盲服务，尽管我们的人民中文盲也不少。一个社会必然参差不齐，文化素质也一样。社会要发展，只能让落后者向上看齐，不能让先行者向下整齐划一。文盲与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上谁是先行者，我想不用多说吧。看不懂好作品的话，只能让读者提高自身素质，不能让创作者都依照他们的理解能力去写些没价值的东西。对于第二层，我想理解不要太片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高雅的一面，也有不雅的一面，只写某一类都是不合适的。反映真实是创作者的本分，片面的真实也是虚假。文艺，也是一种审美过程，只是美丑标准也难界定，流派上而言，以常人眼中的“丑”为表现对象的也大有人在，一定要强行地整齐划一对思想的百家争鸣即是一种遏制。倘若是出于艺术见解的理解不同，我想商榷该是主要手段，倘若出于某种非文艺的目的并利用强制的力量进行限定，那就非我所能知道的了。我想说，如果真的有这种事，相必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拿思想当洪水猛兽，那么必然适得其反。
　　 对于文艺评论者，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话说。在我看来，当代中国还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艺评论家。从文艺批评史上看，中国的文艺批评标准本就比较隐性，批评往往是一种鉴赏，而鉴赏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的，因人而异，那么这样的批评既然不能放之四海，其实用价值也颇值得怀疑。上个世纪中国的文艺批评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进步，成功引进了西方的很多好的理论研究方法，为中国文艺批评的建设做了很大的努力，基础性的建设初具规模，然而任重道远，想成熟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走。现在还是个孕育期，我们热切期待着有象莱辛、布封、别林斯基等这样的大家出现。
　　 对于读者，这里只说一点：如果是个成年人，那么你应当有个最基本的是非观，明白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选择不好的作品阅读，产生什么后果都不该只是去怪创作者，选择本身也有问题；如果是个未成年人，那么先去选择故事性强的书好了，思想性的接受，更应该去读那些经受过长期时间考验的古典名著，神农尝百草，那不是未成年人该做的工作。
　　　
　　四、找一个意义给王朔
　　
　　 王朔和他的小说将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了，至于这一笔是功是过，现在还很难说。
　　 从个人阅读的感受来看，我比较喜欢1985-1988年之间的王朔，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是《一半是火眼一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和《玩的就是心跳》等。当王朔初闯文坛，引起骚动乃至于倍受指斥的时候，批评界也有很多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其作品改变着文学的传统规范，是“当代文学中的颓废文化心理”的表现，并对这种颓废文化的意义给予辨证的论述：“它的反社会反规范反偶像精神不是体现在积极的反叛上，而是一种消极的自我享乐主义。在这种文化心理里，国家、民族、信仰、道德等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神圣的东西无不贬值，根本不占任何地位，唯一有意义的就是及时行乐，不需要没有明天也没有明天。‘颓废文化心理’绝对是反社会反规范的，但它没有任何高尚的内容和悲剧的精神，只是用极其庸俗的方式去吞噬、消耗，甚至腐化社会机能，促使社会的传统规范在嘻嘻哈哈的闹剧中瓦解消失，因而，它是消极的反社会的文化现象，研究王朔笔下出现的颓废文化现象，我想应该认识这种消极的革命因素。”（陈思和《笔走龙蛇》）
　　 王朔现象在最初是一种文化反抗现象。与以往的文化反抗不同的是，他拒绝承担一切难以承担的东西，拒绝超越性人文关怀。文化反抗实质上正是靠所承担的文化重量来支持的，拒绝重量，等于拒绝自我创生的根源。进入九十年代，最初颇让一批人恼怒的王朔不但让大众习惯了，而且热得发烫红得发紫。本来文化反抗的社会化适应过程是个规律，一种后起的与主体文化相对立的文化意识逐渐为社会大众所适应和接受，进而取代主体文化的位置，形成新的中心。然而王朔的情况显然不是如此。如果说以青春的热血举起人文的大旗是一种“青春病”，那么他的“病”似乎好得很快。这种“病痛”给王朔带来了一个契机，在转型期过后，他已经从当初的“幻境”中觉醒，务实地奔向世俗经济的追求。王朔在其《访谈录》中这样说道：“我个人追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显然，他成功了。调侃地说：痛苦从来都是一种创作财富，至今还有很多执迷不悟的创作者们在坚持者莱蒙托夫的格言：没有痛苦，那叫什么诗人。而王朔所代表的一类人为创作提供了另一个范例，即在体验到这种痛苦之后你就赶紧抽身而出吧，拿别人的痛苦来润色自己的创作，而不必整天苦兮兮的。“病”好了就主动地从文化的边缘位置上逃走吧，颇为自得地向中心地带挤靠，以媚俗代替反叛，屈从和投好于商业潮流、主体文化、大众媒介、市民意识。这其间虽然还保留了具有王朔式特色的反讽、调侃、弦外之音、插诨打科，但是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了为博得广泛赞赏而布置的精致的小摆设。王朔的“个人成功”正是从逃走开始的，他失掉了最先为他叫好的几个稀稀拉拉的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敏感者，却赢得了整个民众的欢呼。这一“文艺者生存方法论上的创建”真是“公德无量”。
　　 王朔事实上代表了一类人，他们才气横溢，却来自社会地层，依靠自身的天赋与后天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这过程中的确充满人所未知的艰辛，于是这批于连·索雷尔们在遍尝世态炎凉之后，心理上与“正统”格格不入，并时常以自己的成功反证“正统”的腐朽与没落。偏激的情绪使他们与“精英文化”从情感对立导致盲目拒绝。
　　 王朔的成功同时因为正借到了时代的东风。在今天这个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着商业文化的挑战，商业文化以它强大的世俗力量将人的存在往物质性生存的方向扭转，驱除精神、终极价值、理想主义。世俗时代唯一可以得到大众认同的光荣就是获得世俗性物质的成功，“知识分子”由于其经济地位的衰落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乏生存能力的代称，受到了大众的请示。王朔这时候站出来无疑是正赶上了时机。
　　 但是这场文化反抗最终因为王朔的逃离而产生质变，革命失败。
　　
　　五、另外的一些文化反抗潮流
　　
　　 接下来将谈到的与王朔基本无关，但是我想还是有必要说一下。
　　 文化反抗是个永恒的话题。文艺本身的最具活力因素就在于多变，在于人人都有自己的文艺观，也在于没有一种文艺观可以囊括整个文艺，所以新生者反抗传统，非主流反抗主流，各持胜场，各执一辞却能各自不败。争鸣催人猛醒，抗争也能催进文艺发展，文化反抗是好事，并往往显示着一个环境里的思想活跃度和宽松度。
　　 共和国建立以来，前期的文化反抗主要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文革”期间，万马齐喑究可哀。“文革”结束以后，文化反抗者众多，比如北岛、阿城、刘心武等以及老一辈的巴金等人都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反抗。那时候反抗也很偏激，但是基本上循理而行，无理取闹的还是少见，所以王朔绝对是个另类。这个另类者当然也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文艺之路绝对不能沿着这条道路去发展，完全没有文化责任的承担者不值得信任。
　　 “文革”以后，中国文坛真正够级别的大家可以说没有，与同期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日本相比，要逊色很多。而这个时期中国的作家数量是众多的，而且好作品不少，人人都有一手绝活，并凭借这一手立足于文坛，但是整体力量散而不凝，流派的旗帜多不胜数，而流派内部各行其事的很多，能合作与探讨的很少，流派之间攻讦甚多，交流与互取甚少，缺乏向世界进军的气度与能力。
　　 在我看来，上个世纪最后十年里最值得一提的文化抗争者是林白和王小波，虽然走的路子完全不同。
　　 一般认为林白是当代女性写作的代表者，我想这个称号给她并不太合适。同样是文化反抗，她的着手点是女性由性别差异产生的独特视角，但是写作的过程中往往这种性别差异渐渐淡化，“我”（她是常常用第一人称进行创作的）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超越性别的“人”来思考，而不是作为一个“女人”来思考，所思的问题虽然常常是女性心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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