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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史多才女
汉史多美才女，王昭君、班婕妤、班昭（曹大家）、蔡琰、卓文君，都有一股清卓自由气。她们的形象即使在经过刻板加工的历史中依然栩栩如生，个性十足。按照曹雪芹的观点，这个世界上有一股灵秀之气，总要在特定的时代凝聚成一些特别的人物；不过，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历史在某一段时间更有利于女性的生存，更大的可能是，写历史的人在某一段时间里对女性的记载特别宽容奔放一点。
也就是说，女人在历史中的形象跟女人关系不大，而跟写史者的要求以及读史者的要求关系更密切。同样的人物在不同的史学家观照下可以判若两人，不同的人读同一本传记，亦会读出截然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宋朝歌妓严蕊写《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总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了会觉得辛酸，觉得这个才女虽然是个歌妓，但是身不由己，实在可怜。但是宋朝的老古董朱熹心理不平衡，偏偏要把这首词记到另一个人的名下。这种做法不仅很不地道，简直可以说有点恶毒。一个歌妓，生前身心俱疲，生后就靠这么一点小词小曲传唱千古，他老人家因为自己跟严蕊的一点小过节，就故意扰乱史实，想把她在历史中的一点亮色抹去，实在有欠风度。
朱熹之所以有此一举，因为他在浙东做官时，对官家女严蕊沦为天台军营驻地的歌妓很看不惯。一般男人看不惯这种事时，会出资把严蕊赎出来，助她从良，朱老先生与众不同，把她抓起来投到了监狱去。按他的意思，这个女人明明是官家的女儿，却去做妓，真是天生的道德败坏毫无廉耻有伤风化，这样的女人光用道德谴责还不够，最好全部关到监狱里去，好让男人们清心寡欲。朱老先生其实知道，严蕊的父母早已在战乱中双亡，所谓官家的女儿早已经是过去式的了，她想谋生，只此一途。他大概想用严姑娘做示范品，把他的道德文章做到国家的法度里去。他的教化理想当然堪比舜尧，可惜身处乱世，天下尽是追名逐利的禽兽，把道德对准一个弱女子显然是避重就轻的讨巧战术。严姑娘道德文章遮不住，毕竟要出去，终于还是被朱熹的继任放了出来。

女人堕落隋唐始
从西汉到东汉，从魏晋到隋唐，从五代到明清，女人生存的环境在恶化着。
汉朝有一个班昭，史称曹大家（音gu，她的丈夫姓曹），被皇帝请到宫里修史，后来因为太后掌权，曹大家简直成了宰相一级的人物。可见在那个时代，女人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学问和才干立足社会的。西晋的甄夫人（野史称洛神赋的原型），曹丕的正室，原先是袁熙的太太，后来曹丕攻下邺城，抢在曹操之先把驰名北地的甄氏收为内室，且为正夫人，可见在那个时代，男人对女人的贞操还不是特别在乎。北魏的木兰女，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功至兵部尚书，辞官不做，解甲归田，重着女装以示同伴，同伴虽称奇而并未有欺君罔上之说，可见在那个时代，王权对于女性还是有一定的宽容度的。
世人都说隋唐是女权的鼎盛期，我看隋唐倒正是女人地位堕落的开始。隋唐有很多名女人，除了红拂颇具汉风，侠名卓著，武则天朝的上官婉儿以才名著世外，杨贵妃、武则天皆是弄权于后宫的高手，她们不代表什么女权，仅表示男权社会的日益强大和女性生命张扬的病态冲突而已。有诗形容当时社会风气是“不重生男重生女”，原因并非是女人在当时更加尊贵一点，而是女人可以像杨玉环姐妹一样，令她们的家族“炙手可热势绝伦”，只要她们攀附上君王或者有权有势的王公贵族。
隋唐以下，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投机于男权的社会。在这些女人当中，武则天也不见得是什么更特别的女人。她原本只是一个擅长持家善于自立的女儿，在丑陋的后宫学会了女人的媚术和男人的权术，于是先在女人的社会取得胜利，再在男人的社会取得胜利。她身上拥有很多男性化的残忍，因为她若不学会残忍，就要在男权社会的尼姑庵里悲惨地死去。她虽然是一个女人，但是她立身的榜样是男人，所以我们不如把她看成一个男性化的女人和一个男权秩序中的女领导人。武则天并未让女人有工作和从政的自由，在她以后，女性的天空重归黑暗，而且因为她的缘故，令男性社会更加警惕，令女性天空更加黑暗。隋唐以后，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越来越少看到自由自在的女性了。

为自由而堕落
卖身为奴还是卖身为娼？在很长时间里离开婚姻的女人只有这两条谋生道路。
奴隶有三种，一种是权势的奴隶，如丫环小妾之类，或世袭或被卖，成为主人的附属物；一种是家族的奴隶，一个女人可以做老姑娘，只要她的父兄允许她在娘家一直吃白饭；第三种是宗教的奴隶，所谓看破红尘只是借口，一个女人为求生只好把余生奉献给青灯古佛，当然，我们也只好容忍她们偶尔的不守清规。其实做人妻子又何尝不是丈夫的奴隶，只不过有一个肯给你做人的名份，又肯供你衣食脂粉的男人已是人间之大幸了，女人们容易在幸福中满足地死去。
娼妓是古代妇女唯一合法的自由职业。卖身为奴跟卖身为娼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一般男人认为，卖身葬父是一件义举，但是一个女孩子若是把自己送入娼门，那就是不孝了。事实上做娼妓比做丫头还多一点从良的自由，只要你挣够赎身的本钱，而做丫头，谁知道你明天会不会被主人卖到娼门里。做奴隶还是做娼妓，对很多女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多数女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那样比较省力。当然她们不会承认这样比较省力，因为她们已经在道德的谎言中浸润已久，以为她们选择的是一种清白的生活。
从最低的地方开始生活。我的朋友龙弟弟几年前吟出了这样一句绝世佳作。我知道人在最失意的时候会有一种堕落的冲动。我不知道他那时是不是想做强盗。如果问他他肯定是不会说的，现在，他在广州的一家报社里被收伏成了一个小编辑，是个有地位的人了。其实，做强盗的想法只是想法而已，又不是真的去做强盗，但是，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告诉别人呢？千多年前，有一个女孩叫严蕊，她在最低的地方选择了做娼妓，那真是令道德家震惊而泫然的伤风败德之事。你若问严蕊，她是不是自己选择做娼妓的，她也不会告诉你，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告诉别人呢。
女人若想为生，或者还有第三条路，做强盗，那是异数了。唐传奇里有一个聂隐娘，就是一个选择做强盗的女人。但是聂隐娘也不会说她想做强盗，她会告诉你，她的人生遇合如此，所谓“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为自由而逃跑
女人被改编的事情不在少数。朱淑真写《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比那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雅致多了。有人觉得这首词虽然很好，但是哪里是良家妇女应该说的话，于是大笔一挥，把作者改为欧阳修。他大概还以为是替朱淑真着想呢。朱淑真其实可以反问他：为什么欧阳修就可以写这首诗，这是一个良家男人应该说的话吗？世上有勾引女人的男人就有风流缱绻的女人，他大概没想过这个问题。
一个男人，见到美女，先想到道德，固然是社会安定团结之大幸，但是美女不免被他们折磨成木头，而且越来越以木为美。汉朝女子的清卓自由气因此不免日渐消磨了，到唐朝，我们还能从红拂无双身上看到一点汉女遗风，到了宋代，再优秀的女人也难免在惨淡中度过一生。
不久前我去了一趟长沙，临行前孤身跑到岳麓书院去转了一下。这个院子非常舒服，藤木森森，一进又一进，在后院里有一个别室，是跟男朋友坐而论道的地方。其实我不需要强调男朋友中这个男字。朱熹老先生的朋友当然只有男的，女朋友都被他投到监狱去了（一笑）。
宋史其实和汉史一样，也多美才女，像李清照、朱淑贞、琴操、唐婉、严蕊，都以诗出名。这五个女子里，有三个是已婚妇人，除李清照嫁了个好老公赵明诚外，朱淑贞、唐婉都婚姻不幸，另两个都是歌妓，生活也很惨淡，严蕊是被朱熹发神经动用国家机器投进监狱，琴操最后遁入空门。这些女子虽然多才，但是没有汉代的女孩子有个性。汉代的女孩子都喜欢逃跑，能够自立。你看王昭君、班婕妤、班昭（曹大家）、蔡琰、卓文君五个人，逃跑的就有三个：王昭君为了躲避为男人而死的命运，逃到了匈奴那种蛮荒之地；班婕妤为了逃避宫廷倾轧，逃到了太后的宫里；卓文君更是汉朝的红拂，她跟司马相如私奔且在父亲家门口当垆卖酒的故事名垂千古，只可惜司马相如并非李靖那样的大丈夫，配不上卓文君这样的奇女子。
朱淑贞之才可比李清照，但是她的人就很含糊，婚姻不幸，只好用文字来弥补，在文字里出轨，在文字里逃亡。时代给予女人私奔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女人随之也显得越来越懦弱起来。美国的大嘴美人去年拍了一部片子《逃跑新娘》，大概是要赞美那种不容易束缚的女孩子，这样的题材到了中国肯定会变成结局非死即伤的《逃婚记》。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玩味一下：随着礼教越来越盛，历代名女人中越来越多歌妓，仿佛做妓女是女人出名的捷径，好女孩想出名，都做妓女去了。时代弄人啊。现在好女孩都做电影明星去了，羡煞我等又愚又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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