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原谅（18）
（十八）
我接了一个电话。那边是侄儿。
他的声音其大无比。震得我的耳朵直发痒。大约他以为长途电话，通话的距离远，就跟站在一个山头，向另一个山头喊话一样。所以必须吆喝着说，对方才能听见。我不得不把听筒和耳朵的距离，调整到一尺之外，要是手里没有听筒的话，那样子很像是加入什么组织的时候，对着什么宣誓。他向我汇报我父亲的病状，前天是什么表现，昨天是什么表现，今天早上是什么表现。零乱而琐碎，说到次要的表现时，声音大得不得了；说到重要的表现时，声音又低了下去。弄得我只好不断地把听筒放近拿远。
我打断他的话说：是不是他快不行了？侄儿顿住了，想了一想，还是用极其琐碎的语言，叙述他昨天和今天的病状。大概是用事实说话，让我自己得出结论。他还没有彻底长成大人，对即将要到来的死亡很是畏惧，轻易地不敢说“死”字。怕吓到我，也怕吓到自己。
其实我何尝不怕死，死死死，死死死，从我嘴里说出来，轻而易举，但是面对真正的死，我还是怕的。而且越到老越怕。现在，我活到一百岁以上，更是只喜欢做快活的事情。什么遗体告别之类的活动，我能不参加，尽量不去参加。参加的时候，也敷衍了事。连一点点悲伤的样子都装不出来。在亲朋好友死的时候，我的角色是个没良心的享乐主义者。这招来不少的闲话，但我才不管呢。
我都一百岁了，一生不知委曲求全地干了多少不愿意的事。现在，除了怕丢自己身上的东西，什么也不怕了。
不想怀想任何人。我唯一爱过的人死了以后，我就很当心地保护我的心脏。因为那一次令我突发心绞痛，差点死掉。我这才知道自己的心脏早就有了毛病。
深刻的怀想是流产或者堕胎，是剧痛，是体内流血，是一部分生命被带走。
我说：好吧，我明天回去。
我明白：我的父亲要死了。可能没几天了。
其实，我认为他早就死了。他在政治上失败后，就死了大半了；我的母亲死了以后，他就基本上死了。但是他死的时间拉得比较长。
就是那种一个人走路，从室外走到室内，越走越迟缓，越走越疲乏，干脆就卧床，然后就死掉的死法。只不过这个过程拖了三年。我现在把它解释为衰竭。虽然论起自然死亡的时间，他显然还不到时候。但看看他的活法，就是三步并作两步，一个劲地往衰老那里大踏步地进军，也不难想到他的结局很快就来了。他要死了，这我一点也不意外。
没办法，我早早地就看到了他的死亡。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最后几个月，请了老家我舅爷爷的侄儿来照料他，我也说不清这侄儿和我算什么关系。为了叙述简单，我也称他为侄儿了。
我和我的侄儿合伙使我的父亲速死。
尽管这不是有意的，但的确是事实。令我的灵魂有两三个月不能安宁。不过也只两三个月而已。这是后话，等一会再说。
见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疑心侄儿把事态说得过于严重了。我的父亲坐在门口的破藤椅上晒太阳。门口的美人蕉开着血红的花，花朵软绵绵地耷拉着，很像是酒席上用脏的纸巾。早春的时候，阳光很是温馨宜人。风里有一种田野上清甜的味道。如果不是他穿得灰暗破旧，看上去倒很像是在海边休假的人。
我的家乡，总是带着压迫的气息。大地过于空旷，阳光占满了所有的空间，人掉到阳光里，就和苍蝇掉到稀粥里差不多，有一种窒息和挣扎的感觉。
我的父亲看见我了，只是说：啊，你回来了。他说话的时候，嘴一直张开，只是舌头在嘴里胡乱地搅一搅，脸上的肌肉迟滞地动了动，就像一盆稠稠的糨糊晃动了一下。也看不出他心里是不是高兴。长期以来，他习惯了面无表情，脸上就像上了夹板，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杀死在夹板的里面。我从来都搞不清他高兴起来是个什么样。他要死之前，我回来了，算是告别，想来他没有什么不高兴的理由。
走近了一看，很容易看出他身上已经有了死亡的气息。这个我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出依据。我不是医生。但我可以凭借直觉。似乎长了一双能够透视的眼睛，看到他的内脏正在腐烂。往体外散发着腐臭的气味。正在死的人，笑起来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好象笑容是个被大风吹跑的床单，他正在后面吃力地追赶。
那个破藤椅，也实在是太破了。就像一堆快腐烂的稻草。这个家，十年都没有添置一样东西，令我辛酸。但转念一想，反正也不需要添置什么东西了，他就快死了。只是觉得他死的有点不是时候。
我又一次失业，正在谋取一个职位，做了很久的准备，而且有很大的把握。只是要按别人安排的时间，通过一系列的考察。要是他明天死呢，我还可以赶上所有的安排；要是他三天以后死呢，就比较麻烦了。再加上办丧事的时间，我肯定是赶不上了，前功尽弃了；要么他最好十天以后再死，这样的话，我的事就差不多弄完了，可以静下心来办丧事。
我一边观察他的面容，一边盘算着我的事情。他的脸是厚厚的一层褐色，很像是穿旧的反毛皮鞋。不过看他的样子，不象是明天就死得了。要是他明天不死呢，那我就不能等了。还是要赶回去，得找个时间跟我的侄儿说，别那么一惊一乍的，确定了我的父亲即刻要死，再通知我回来。赶不赶得上见最后一面，也没什么要紧。
而我的侄儿，坐在他的对面，从侧面看过去，很难看出他在干什么活，好象是在抠自己的手，左手抠右手，右手抠左手，这不能算干活。只能算等死——等着我父亲人死灯灭。陪一个将死之人，想来是很折磨一个人的耐心吧。这一点我很知道。但不知为什么，侄儿的姿势很令人不快，很容易地让人怀疑他是否尽职尽责。
我的父亲示意要撒尿。我就避开了，到里屋放东西。侄儿端着尿盆到厕所去倒，他擦着我的衣服走过，脚步急促，三步并做两步，像一个赶时间的送外卖的雇员。我一看，大为惊讶，因为那个痰盂是漏的，所以他不得不采取倾斜的姿势，否则没等走到厕所，尿就洒光了。其实他再怎么倾斜，也阻止不了尿从痰盂下面漏出来，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业务不熟练的外卖，还没送到地方，就汤汤水水地洒了一路。
我的不快感觉尤其加重了。我又不是没往家里拿钱，怎么连个痰盂也不买？钱都跑到哪里去了？这么一想，才感觉屋里除了腐臭的味道，还有屎尿的味道。我的侄儿踏着尿液走回来的时候。我说：
这个尿盆不能用了。
侄儿说：就是。我跟他说过了，他不给我钱。
侄儿依旧没脱山里孩子的胚子。身体单薄，肩膀是那种不堪重负的样子，潦草地滑下去。只是嘴上留着一趟小胡子，是那种油滑的公子哥才有的胡子。这使他看上去，既木讷又狡黠，他是那种在极端穷困的环境里生存，于是天生懂得自我保护的穷人。他明显地从我的语气中听出了责怪的意思，所以这样说。我一时无话，刚回来又不好发作，而且我把要死的父亲推给他，说话也不那么理直气壮。我去糟乱的床上拿被子，把我父亲的被子晒一晒。
这一看，我又吃了一惊：被子中间有大洞，像个小脸盆，盆沿焦黑。头都可以钻进去。只要往里一钻，准像穿着一个前卫的大氅。
这是怎么搞的？
侄儿说：我叫他不抽烟，他非要抽烟。
我忍不住了，语气强硬起来，声调也提高了：你看看，烧这么大的洞。这要烧死人的！
侄儿也不示弱：他让我买的，又不是我让他抽的！
他背着身子，看不出他的表情。因为不必面对我，更增加了他反击的决心。而且他显然早已预备着我的责问，所以更决绝，听上去他似乎比我更窝火。
转念一想，庆幸有侄儿在，否则老头子连房子也一起烧了，更不堪设想。看到他这么凶，我又不说什么了。
在家里四处转转，屋里脏乱。灶门口光是空烟盒就扔了一大堆。窗台上满是大大小小的各种瓶子。我上次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这次回来，除了上面多了一层灰，再没什么变化。我想动手收拾一下，但刚一动手，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只要动手收拾，事情就会一直做下去，变得没完没了。没有一件东西是干净的，没有一样东西放得到位。只要伸手，不是一身灰，就是一手油。尤其是我父亲床前的地下，痰和灰一层盖一层，踩上去就像踩在厚厚的棉垫子上，富有弹性。
我赶紧逃到屋外的阳光里。也就是侄儿了，山里人，够窝囊，所以不在乎。我，是绝对不能够忍受的。
我的老天，我的父亲要拖到什么时候才死呀。
也不知道有什么吃。我到鸡舍里看看。那些鸡，又让我吃了一惊。
鸡舍前，长着浓密的蒿草。其中有一片，我认出不是草，而是汉菜。居然长到我胸口那么高，菜杆粗壮得能做扁担。鸡像是在荒岛上生活，十年没见过人烟，听到我披荆斩棘的动静，激动地跑了出来。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瘦骨嶙峋的鸡。四个鸡挺胸凹肚，双腿修长，眼睛炯炯有神。举手投足都很像是训练有素的芭蕾舞演员。因为瘦，脚下的动作极其轻快利落。鸡要是拉起手来，再配上点音乐，我真疑心要看到经典芭蕾节目“四个小天鹅”了。皇天后土，大好春光，居然把肥鸡养成了这个样子，瘦成了一缕诗魂。苍天在上啊，恐怖。
我母亲的照片，挂在墙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我母亲去世后，我父亲一直很镇静。似乎还有轻松的神情，他终于从我母亲的阴影下解脱了。但是我母亲放大的照片，在追悼会上用完以后，我父亲好象很害怕我会拿走。赶紧说：
给我。我要留下来。
他一把抢过去，无比心疼和爱恋的样子看着她。他的表情前所未有地生动，使我疑心自己看走了眼。他们虽然一生都不和睦。但是，在她临死的那段时间，他们像真正的恩爱夫妻一样，留恋对方，依依不舍。但是也仅仅是只言片语中，给对方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而已。还不知道对方能不能接收。长久以来，我们家的人都习惯了冷漠，心里已经承载不起丝毫的温情。有一丝留恋又如何，依然是孤绝的，即使是生离死别。
可是现在，我母亲的照片无人搭理，寂寞地挂在那里。上面黑布扎的花，和三年前我挂上去的时候，没有区别。连花的姿势都没有丝毫变动，只是灰尘的重量，压得黑花更加垂头丧气一点罢了。我看着我母亲的照片，腹中像有泉眼，聚集了一石窝的眼泪。有一股像喷泉一样往鼻腔里涌，被我强压下去。结果我像游泳呛水的人，用袖子捂住口鼻，咳嗽下泪。死者自顾自地在墙上干笑，不知道我这活着的人，尽管看上去还算年轻光洁，但已经活完了一生。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尽头，一路上都是必须处理的琐事和必须面对的苦难。剩余的时间，只是低着头往终点赶，满肚子怨言，了无生趣。
侄儿倒完了尿，又无事可做，坐在那里抠自己的手指头。我把他叫过来：
你去买个新痰盂吧。
他说：恩。但是却站着不动。说：他还要买烟。
我的气又上来了：抽烟抽烟，他这病哪儿能抽烟哪，吐得到处都是。说着，就感到自己面部肌肉的牵动，一定是不由自主地组合出了嫌恶的表情。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哦对了，你的工钱他给了没有呀？
侄儿说：恩，上个月的给了。……昨天他非要去银行，我还没看见他，他自己就走出去了，门口的那个麻袋倒下来，要不是我看见，他早就给压住了。……其实我们老家的好几个都到广东打工，他们叫我去，我都没去。……人也不能太看中钱了，你爹还不是跟我爹一样，人都是有感情的嘛。……还有前天，吓死我了，要不是我，他就……其实他人还是蛮好的，就是有点……反正人老了嘛，都是这样的……他们去打工的，说广东那边还挺好的，一个月一千多块，活也不重……恩，你爹他说，反正钱他也花不完，剩下的都留给我算了。是他说的……要是为了钱，我早就到广东去了，我根本就不是为了钱……
侄儿突然变成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我只不过问了一句钱，就带出他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堆话，全都是后一句推翻前一句，再后一句又推翻前一句。一肚子委屈，好象给了我很大的恩典一样，他自己被自己感染，声音越来越高。
我父亲在外面一通要死要活地咳嗽，我想他难保不听见。就打断侄儿说：
算了，等会儿我自己去买。
钱花不完？剩下的都留给侄儿？能剩多少呢？我哪次回家不给他好几百块。不花，留着干什么？剩下的钱，还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是本来属于我的呢。我想，我父亲肯定是糊涂了。钱的事，等会要跟侄儿说清楚。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先吃饭再说，我简直饿死了。翻了一翻，抽屉里只有一些面条，而且面条上有零零落落的老鼠屎，有一道菜叫“蚂蚁上树”，对，就是那种感觉。我去地里拔了两棵硕大的快长成精的葱，下面条。
厨房里脏得更是不能说。光是洗锅我就洗了半个钟头。下出了面，面汤里怎么看都还是有铁锈的颜色。我让侄儿端出去，他们两个在外面自吃。我翻了一张报纸，垫在凳子上，强忍着吃了几口，看看实在脏乱的厨房，像患了强迫症似的，强迫自己把厨房往最龌龊的方面联想，结果爬在水管子上呕吐起来。
钱，也就算遗产吧。我去找我的父亲。
是直截了当地问：我给你的钱你怎么不花呢？你还剩下多少钱？
他长久以来，都是一种波澜不惊的表情。好象黄土埋到他的脖子上，他也不会挪个窝。
他说了一个数字。不多，四五千而已，但我有点吃惊，因为照我推论，他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只是我母亲留下来的一点钱，很快就坐吃山空了。没想到居然还剩下不少。他知道自己的经济来源不可靠，所以预备着细水长流。他还以为自己会活好久呢。不会想到很快就死吧。
恩，我心里有数了，就去跟我的侄儿谈判。
他还是坐在小板凳上，抠着自己的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其实他听得很认真。他显然明白自己没有多少发言权。只能听我分派。探探我的虚实，然后再决定争取的方法。
我父亲的遗产，我和他算了一笔帐。他没什么话说。
侄儿说：电扇你要不要？
对了，我忘了，我要。至于桌子家具等一些粗笨东西，我很大度地说：家具你可以卖掉。
侄儿说：那个，水桶还有木盆呢？
啊？水桶木盆也算遗产？水桶我不要。
侄儿似乎不放心，又哩哩罗罗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不太放心我，怕我口说无凭，走了之后就变卦。还是用那种自相矛盾的标榜语言，表示他来我家，是给我解决了最大的难题——又不直接说出来，让我自己提高觉悟。我按捺着性子听，心里很毛躁。他的蔫蔫乎乎的态度，使我瞧不起，令我对他的一点点感激，全部被摧毁了。
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办法：
要不这样吧：我起草一个遗嘱。让他签字。
我那时很热衷于接受各种新潮的观念。很为这一点感到得意。我很瞧不起那些观念落后的人，一些代表高质量生活的新潮做派，比如婚前财产公证啊，做假日夫妻啊，让人愉快的安乐死啊，等等等等，如果需要发表意见的话，了解一点我的人，就知道千万不要问我的看法，因为我一开口，必定引经据典，意气飞扬，讲出一大堆骇世惊俗的说法，一些在文化方面不那么自信的，对我荒腔走板的说话方式不太了解的人，肯定是被我说得一楞一楞的，一边莫名其妙地点头，一边将信将疑地接受了。
我想，在立遗嘱的问题上，侄儿这样的山里人一定还没听说过，所以我清清嗓子，打算给他上一课。让他懂得：财产尽管不多，但是可以用法律的手段解决。这是新的观念，现代意识，等他踏上社会，眼界开阔，就知道运用这个手段来保护自己，是多么重要了。
侄儿迅速地说：对对对，没啥没啥。现在都是这样的，到处都是这样。
他抬起头，眼睛明亮。不光是接受了我的意见，而且似乎比我还要激进。好象他对现代城市文明，已经无条件地全部接受了。其实他还没有真正地在城市生活啊。这真是让我对他刮目相看，脑子里一闪：不知道他将来会成长为何种人物。
我起草了一个遗嘱，四千块钱，我得四分之三，侄儿得四分之一。凡是我需要的，或者我认为有纪念意义的，尽由我挑选了带走，我不要的，他随意处理。折算起来，他得到的就可以抵他的工钱了，何况还有个冰箱，我也拿不走，还值千把块钱。
侄儿说：冰箱是坏的。我还要送去修，还不知道修不修得好。
我想起冰箱的确坏了。是因为他们为了节约用电，所以，需要了就插，不需要就拔，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冰箱迅速地呜呼。坏了就坏了，修了又坏了，所以就坏了。
我说：是修得好的。你先修修试试。我出修理费好了。要不再给你二百块钱？
就这样，我和侄儿算是达成了协议。按侄儿的要求，把水桶之类的零碎玩意都写了上去。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还有，他死了以后，你还不能立刻走。得把他的丧事办完了再说。你帮着我把他的丧事办完了，这个遗嘱才能生效。也要写上这一条。
侄儿说：那当然了，你爹还不是跟我爹一样……
看来，他又要做以“人，是有感情的”为题的演讲，我连忙打断他：算了，不早了。睡吧。明天早上再说。
阳光出奇地明媚。很像是婴儿睁开眼睛看世界那样无邪。我去看看我父亲。他仍然在床上躺着，我站在床头，喊了他一声，他立刻答应，一定是早就醒了。脸似乎要扭过来看我，但他扭不过来，只是仰起头，往后面翻着眼睛看我——我在他眼里一定是倒着的美丽怪物。我看他精神不错，不像是立刻要死。
我说：
我走了。
他说：
好。
我说：
这个东西你看看，签个字吧。其实也没什么，现在好多人……
还是停住了，想阐发一番道理的欲望被压下去了，说多了，他反而不好想。但是不解释一下显然又不行。因为我还是很有法律意识的。知道这个遗嘱是我撰稿，他不弄明白，我就是胁迫了。我尽量做到轻描淡写，表示签遗嘱和死亡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一种达观的生活态度，现在还流行自愿捐献器官的呢。特别是在外国……我说到“外国”的时候，和侄儿说到“城市”的时候差不多，都是特意加了重音的，表示“外国”流行的东西，那肯定是很高级的。不晓得他看不看报，知不知道这个道理。我很后悔平常和他缺乏交流，和他说话都不超过一分钟。而他，因为没有人交流，变得像失语了一样，说话说到五个字的以上，后面要是还有话要说，就变成了啊啊啊啊~~，听的人，只能靠意会了。这种演讲对我来说，很是有些难度。
他沉默地看了很久，什么也没说，签了。笔画都是波浪型的。这样：~~~当然没有机器写出来的整齐和美观。全都是歪斜的，很有些变形艺术的美感。
我放心了。我还有一层考虑：因为我走了以后，只有侄儿和他在家，而他死的时候，我还未必在他身边，有这个遗嘱做保证，侄儿就是偷了存折去取，也不能了。我得防着侄儿。所以我还想着，这个遗嘱，我回去了，要到公证处去公证。
现在都妥了。买痰盂。买了痰盂我再走也不迟。我父亲说：
给我买包烟。
我说：你还抽烟呢，你少抽点吧。
他突然爆发地说：
给我买包烟！
他猛地翻身，变得这么凶，杀气腾腾，特别是他像翻毛皮鞋一样粗糙的皮肤，脸上花白的胡子茬，就像已在坟墓里发霉变质了很多年。他把一辈子压抑的凶，都拼死地凶到一起去了。我很惊骇，怕他吃了我。赶紧乖乖地买烟和痰盂去，不说什么了。
太阳当空照，我迈着轻快的步子，手拎一个美丽的痰盂往家走。
冰冷的蛇，从脚心，顺着脊梁窜上来：侄儿使劲地抵住他，给他喂水。他哆哆嗦嗦，看我的时候，已经眼神涣散，但是看到我手里的痰盂，却能一下子聚焦。他的意识还很清醒。说：
不要再买东西了……
丧事一切从简。从简了，还是难。人是死了，可还没有全部死完。把个死人送走，就是送不走。
没有车。我去我母亲的单位。领导开着会。他们正在商量着各种各样节约开支的办法。水，电，税，一个半边脸都是胎记的可怖的领导，黑着脸听下属一个一个地交代问题。我等得心急火燎，只得直接闯进去，说明我的意思。
车呀？我们车出去了。三天以后才能回来。
我刚一出门，就看见一辆车，蓝色的农用车，又小又破。像一只快艇，乘风破浪地冲出了院子。什么破车，还宝贝似的，不借。当我不认识人呢，到哪里找不到个车？
还真是，到哪里都找不到个车。我沮丧地坐在小板凳上，整个人就是一把收起来的雨伞。从头到脚滴着水。发了一回呆，妄图又一次冲到雨地里，去做一次努力。
侄儿彻底明白了我的无能。瘦小的人，一下子长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于是，操办丧事的时候，他让我明白，我的任务是：专心地扮演好伤心的角色，别叫人看出过于狼心狗肺了。拿钱出来，其他的琐事，由他来打理。
钱。存折。只能由我去他的内衣里掏。我得很小心地观察一下，他是不是彻底死干净了。把他脸上的床单拉开。是那种常见的死人的表情，眼睛翻过去，从一丝昏黄的缝隙里看人——看我，用力地看，其实什么也看不着——死了，别想看得着我。
我动作很迅速地解他的衣服，翻他的口袋，什么也不敢联想。我的想象力一向丰富。只要一想，就会想到他突然在我的手触到存折的时候，伸出他的爪子，抓牢我。让我道歉，或者忏悔，才会放开。
既然衣服都解开了，干脆换衣服得了。给他装殓的“老就业”，看我是女的，让我出去。我站在门口，没有彻底走。看他如何操作。他很小心地脱死者的衣服，好象在摆弄一件珍贵的出土文物，或者研究一具西汉古尸。我看不过去了，这么弄，得弄到何时？而且那个套头的内衣，着实难脱，一抬起死者的胳臂，我父亲的双手就在“老就业”的身上拍打，然后无力地划下去，好象极不情愿的样子，根本不听使唤。我忍不住抄起一把剪子过去帮忙，从裤腿哗地一下，一直划上去，像剖鱼一样顺畅，他的衣服像一把残破的折扇，在床上打开。全部身体都露出来了，是枯瘦的干柴。我的脑子里保持单纯的干活状态，把他像麦捆一样“扑”地翻过去，面朝下，这样他的胳膊和腿就听话，不会乱扑打了。而且不用看死者的面容，很是可以削弱恐惧感。全部操作干净利索，像合格的士兵打好背包。但是干得我满头大汗。终于把他穿利索了，翻过来，扣扣子，拉拉链，胳膊和腿理理顺。“老就业”说：
哎，没给他洗洗。
我才想起自己忘掉了一个步骤，而且他恐怕是十年没彻底洗过澡了。
现在也来不及了，谁还有兴趣把这步骤再重复一遍。
我说：算了，算了。
这么一点钱，居然还不止一个存折。存折里夹着一张信纸。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着一些日期和数字，还多亏了这些记录，我才很快地搞清楚，哪一部分钱是到期可以取的，哪一部分钱是三年以后才可以取的——数额最大的一笔是最近存上，三年以后才能取的定期——每一笔钱他都计算好了，到时候可以支取多少利息——还不止一家储蓄所。那一阵，金融秩序比较乱，银行家们比着抬高利息，恶性竞争。忽然一个文件下来，承诺就不算数了。过了几天，承诺又忽然算数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闹得手里有点闲钱的人，特别是管家婆，整天神经兮兮地，把那一点点可怜的钱，从这家银行提出来，存到那家，从那家银行提出来，存到这家。企图用一点点积蓄，谋取最大的利益——可苦了钱不太多，又指望吃利息的老百姓。不过，反正他，我父亲，也没什么事干，没事跑跑银行，练习一下算术，也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一看见这纸条，就伤心地大哭几声，也只有几声而已。
我父亲死了，缺乏关爱的家彻底地消失了。剩下我一个人，胡乱地活着。我解脱，也伤心。我的伤心，就像癫痫一样。办丧事的时候，我一般镇定和乐观。看到一些情景，伤心就突然发作。
我的能干的侄儿，没有找到车——也算个车，是拖拉机，没有顶棚。而外面下着小雨，我侄儿请了几个他的朋友，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在他的尸体上盖个青绿色的塑料布，一抬出太平间，塑料布像一只大鸟，乘着风就飞跑了。侄儿的朋友边起跳边捕捉，终于在污泥中抓住了那块逃跑的塑料布。他拎着沾满泥水的布，使劲抖，不知如何是好。我一把夺过来，在麦田的垄沟里涮了涮，涮得垄沟里像开了锅，泛起一阵黄汤。
塑料布重新盖在他身上。我说：
去，找个绳子来。
我麻利地用绳子把塑料布捆在他的尸体上。捆得结结实实的，像一根甘蔗。七极大风也吹不跑了。侄儿看了，小心地建议：
这不好吧……
我说：怎么不好？一百里路呢。——看到我父亲的尸体，这么一弄，一米八的大个子，只剩下细瘦的人形。还被肮脏的塑料布，包扎得狼狈和怪诞，——号啕几声。
拖拉机刚开到大街上。迎面有个人拦车，是管太平间的老头。他双手挥舞着，气急败坏。因为风大，拢着耳朵听了半天，才听清楚：我们把天平间停尸的木板一块抬走了。他拼命地追，才追上我们，让我们把木板还给他。
都走到大街上了。我说：
用完了就拿回来还你，又不是不给你。
我侄儿的几个朋友装出很凶恶的样子帮着吵。但老头坚持不让，说：昨天出车祸，一下死了五个人，木板都不够，到处找木板，原来是你们拿走了。不行，给我！快点！死人等着睡呢，你们给不给，不给你们今天别想走，不给你们今天……
想到新死的人没有床了，要睡地上。侄儿的几个朋友吵架得胜的信心渐渐低落，看我。我说：
还给他还给他，上面放过成千上万个死人，送给我，我都不要！搬下来！
只有一棵大树，刚刚抽出让人心痛的嫩芽，只能略微遮挡风雨，但是，除非把尸体像根真正的甘蔗一样竖起来，靠在树上，才能尽可能较少地淋雨——尽管尸体是硬邦邦的，我们都没有把握他会站得多好，万一坚持不住，栽下来，不太好办。所以只好用两个雨衣铺在泥地上，尸体放在上面。
拖拉机和侄儿回去，到我家拉床板——而尸体拉出来就不能再回去了，那预示着其他人的厄运。
雨越下越大，侄儿的朋友和我，没有雨衣。实在坚持不住了。看不远处有个小吃摊，搭着条纹塑料布的雨棚。有三两个人吃早点。我说：
走，过去躲一躲。
侄儿的朋友笑一笑，摇头，觉得不好。
我推他们：走走走，过去，冻死了。
我们坐在湿漉漉的长条凳上，像一群从水里捞出来的草鱼。上面的雨棚
我接了一个电话。那边是侄儿。
他的声音其大无比。震得我的耳朵直发痒。大约他以为长途电话，通话的距离远，就跟站在一个山头，向另一个山头喊话一样。所以必须吆喝着说，对方才能听见。我不得不把听筒和耳朵的距离，调整到一尺之外，要是手里没有听筒的话，那样子很像是加入什么组织的时候，对着什么宣誓。他向我汇报我父亲的病状，前天是什么表现，昨天是什么表现，今天早上是什么表现。零乱而琐碎，说到次要的表现时，声音大得不得了；说到重要的表现时，声音又低了下去。弄得我只好不断地把听筒放近拿远。
我打断他的话说：是不是他快不行了？侄儿顿住了，想了一想，还是用极其琐碎的语言，叙述他昨天和今天的病状。大概是用事实说话，让我自己得出结论。他还没有彻底长成大人，对即将要到来的死亡很是畏惧，轻易地不敢说“死”字。怕吓到我，也怕吓到自己。
其实我何尝不怕死，死死死，死死死，从我嘴里说出来，轻而易举，但是面对真正的死，我还是怕的。而且越到老越怕。现在，我活到一百岁以上，更是只喜欢做快活的事情。什么遗体告别之类的活动，我能不参加，尽量不去参加。参加的时候，也敷衍了事。连一点点悲伤的样子都装不出来。在亲朋好友死的时候，我的角色是个没良心的享乐主义者。这招来不少的闲话，但我才不管呢。
我都一百岁了，一生不知委曲求全地干了多少不愿意的事。现在，除了怕丢自己身上的东西，什么也不怕了。
不想怀想任何人。我唯一爱过的人死了以后，我就很当心地保护我的心脏。因为那一次令我突发心绞痛，差点死掉。我这才知道自己的心脏早就有了毛病。
深刻的怀想是流产或者堕胎，是剧痛，是体内流血，是一部分生命被带走。
我说：好吧，我明天回去。
我明白：我的父亲要死了。可能没几天了。
其实，我认为他早就死了。他在政治上失败后，就死了大半了；我的母亲死了以后，他就基本上死了。但是他死的时间拉得比较长。
就是那种一个人走路，从室外走到室内，越走越迟缓，越走越疲乏，干脆就卧床，然后就死掉的死法。只不过这个过程拖了三年。我现在把它解释为衰竭。虽然论起自然死亡的时间，他显然还不到时候。但看看他的活法，就是三步并作两步，一个劲地往衰老那里大踏步地进军，也不难想到他的结局很快就来了。他要死了，这我一点也不意外。
没办法，我早早地就看到了他的死亡。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最后几个月，请了老家我舅爷爷的侄儿来照料他，我也说不清这侄儿和我算什么关系。为了叙述简单，我也称他为侄儿了。
我和我的侄儿合伙使我的父亲速死。
尽管这不是有意的，但的确是事实。令我的灵魂有两三个月不能安宁。不过也只两三个月而已。这是后话，等一会再说。
见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疑心侄儿把事态说得过于严重了。我的父亲坐在门口的破藤椅上晒太阳。门口的美人蕉开着血红的花，花朵软绵绵地耷拉着，很像是酒席上用脏的纸巾。早春的时候，阳光很是温馨宜人。风里有一种田野上清甜的味道。如果不是他穿得灰暗破旧，看上去倒很像是在海边休假的人。
我的家乡，总是带着压迫的气息。大地过于空旷，阳光占满了所有的空间，人掉到阳光里，就和苍蝇掉到稀粥里差不多，有一种窒息和挣扎的感觉。
我的父亲看见我了，只是说：啊，你回来了。他说话的时候，嘴一直张开，只是舌头在嘴里胡乱地搅一搅，脸上的肌肉迟滞地动了动，就像一盆稠稠的糨糊晃动了一下。也看不出他心里是不是高兴。长期以来，他习惯了面无表情，脸上就像上了夹板，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杀死在夹板的里面。我从来都搞不清他高兴起来是个什么样。他要死之前，我回来了，算是告别，想来他没有什么不高兴的理由。
走近了一看，很容易看出他身上已经有了死亡的气息。这个我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出依据。我不是医生。但我可以凭借直觉。似乎长了一双能够透视的眼睛，看到他的内脏正在腐烂。往体外散发着腐臭的气味。正在死的人，笑起来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好象笑容是个被大风吹跑的床单，他正在后面吃力地追赶。
那个破藤椅，也实在是太破了。就像一堆快腐烂的稻草。这个家，十年都没有添置一样东西，令我辛酸。但转念一想，反正也不需要添置什么东西了，他就快死了。只是觉得他死的有点不是时候。
我又一次失业，正在谋取一个职位，做了很久的准备，而且有很大的把握。只是要按别人安排的时间，通过一系列的考察。要是他明天死呢，我还可以赶上所有的安排；要是他三天以后死呢，就比较麻烦了。再加上办丧事的时间，我肯定是赶不上了，前功尽弃了；要么他最好十天以后再死，这样的话，我的事就差不多弄完了，可以静下心来办丧事。
我一边观察他的面容，一边盘算着我的事情。他的脸是厚厚的一层褐色，很像是穿旧的反毛皮鞋。不过看他的样子，不象是明天就死得了。要是他明天不死呢，那我就不能等了。还是要赶回去，得找个时间跟我的侄儿说，别那么一惊一乍的，确定了我的父亲即刻要死，再通知我回来。赶不赶得上见最后一面，也没什么要紧。
而我的侄儿，坐在他的对面，从侧面看过去，很难看出他在干什么活，好象是在抠自己的手，左手抠右手，右手抠左手，这不能算干活。只能算等死——等着我父亲人死灯灭。陪一个将死之人，想来是很折磨一个人的耐心吧。这一点我很知道。但不知为什么，侄儿的姿势很令人不快，很容易地让人怀疑他是否尽职尽责。
我的父亲示意要撒尿。我就避开了，到里屋放东西。侄儿端着尿盆到厕所去倒，他擦着我的衣服走过，脚步急促，三步并做两步，像一个赶时间的送外卖的雇员。我一看，大为惊讶，因为那个痰盂是漏的，所以他不得不采取倾斜的姿势，否则没等走到厕所，尿就洒光了。其实他再怎么倾斜，也阻止不了尿从痰盂下面漏出来，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业务不熟练的外卖，还没送到地方，就汤汤水水地洒了一路。
我的不快感觉尤其加重了。我又不是没往家里拿钱，怎么连个痰盂也不买？钱都跑到哪里去了？这么一想，才感觉屋里除了腐臭的味道，还有屎尿的味道。我的侄儿踏着尿液走回来的时候。我说：
这个尿盆不能用了。
侄儿说：就是。我跟他说过了，他不给我钱。
侄儿依旧没脱山里孩子的胚子。身体单薄，肩膀是那种不堪重负的样子，潦草地滑下去。只是嘴上留着一趟小胡子，是那种油滑的公子哥才有的胡子。这使他看上去，既木讷又狡黠，他是那种在极端穷困的环境里生存，于是天生懂得自我保护的穷人。他明显地从我的语气中听出了责怪的意思，所以这样说。我一时无话，刚回来又不好发作，而且我把要死的父亲推给他，说话也不那么理直气壮。我去糟乱的床上拿被子，把我父亲的被子晒一晒。
这一看，我又吃了一惊：被子中间有大洞，像个小脸盆，盆沿焦黑。头都可以钻进去。只要往里一钻，准像穿着一个前卫的大氅。
这是怎么搞的？
侄儿说：我叫他不抽烟，他非要抽烟。
我忍不住了，语气强硬起来，声调也提高了：你看看，烧这么大的洞。这要烧死人的！
侄儿也不示弱：他让我买的，又不是我让他抽的！
他背着身子，看不出他的表情。因为不必面对我，更增加了他反击的决心。而且他显然早已预备着我的责问，所以更决绝，听上去他似乎比我更窝火。
转念一想，庆幸有侄儿在，否则老头子连房子也一起烧了，更不堪设想。看到他这么凶，我又不说什么了。
在家里四处转转，屋里脏乱。灶门口光是空烟盒就扔了一大堆。窗台上满是大大小小的各种瓶子。我上次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这次回来，除了上面多了一层灰，再没什么变化。我想动手收拾一下，但刚一动手，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只要动手收拾，事情就会一直做下去，变得没完没了。没有一件东西是干净的，没有一样东西放得到位。只要伸手，不是一身灰，就是一手油。尤其是我父亲床前的地下，痰和灰一层盖一层，踩上去就像踩在厚厚的棉垫子上，富有弹性。
我赶紧逃到屋外的阳光里。也就是侄儿了，山里人，够窝囊，所以不在乎。我，是绝对不能够忍受的。
我的老天，我的父亲要拖到什么时候才死呀。
也不知道有什么吃。我到鸡舍里看看。那些鸡，又让我吃了一惊。
鸡舍前，长着浓密的蒿草。其中有一片，我认出不是草，而是汉菜。居然长到我胸口那么高，菜杆粗壮得能做扁担。鸡像是在荒岛上生活，十年没见过人烟，听到我披荆斩棘的动静，激动地跑了出来。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瘦骨嶙峋的鸡。四个鸡挺胸凹肚，双腿修长，眼睛炯炯有神。举手投足都很像是训练有素的芭蕾舞演员。因为瘦，脚下的动作极其轻快利落。鸡要是拉起手来，再配上点音乐，我真疑心要看到经典芭蕾节目“四个小天鹅”了。皇天后土，大好春光，居然把肥鸡养成了这个样子，瘦成了一缕诗魂。苍天在上啊，恐怖。
我母亲的照片，挂在墙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我母亲去世后，我父亲一直很镇静。似乎还有轻松的神情，他终于从我母亲的阴影下解脱了。但是我母亲放大的照片，在追悼会上用完以后，我父亲好象很害怕我会拿走。赶紧说：
给我。我要留下来。
他一把抢过去，无比心疼和爱恋的样子看着她。他的表情前所未有地生动，使我疑心自己看走了眼。他们虽然一生都不和睦。但是，在她临死的那段时间，他们像真正的恩爱夫妻一样，留恋对方，依依不舍。但是也仅仅是只言片语中，给对方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而已。还不知道对方能不能接收。长久以来，我们家的人都习惯了冷漠，心里已经承载不起丝毫的温情。有一丝留恋又如何，依然是孤绝的，即使是生离死别。
可是现在，我母亲的照片无人搭理，寂寞地挂在那里。上面黑布扎的花，和三年前我挂上去的时候，没有区别。连花的姿势都没有丝毫变动，只是灰尘的重量，压得黑花更加垂头丧气一点罢了。我看着我母亲的照片，腹中像有泉眼，聚集了一石窝的眼泪。有一股像喷泉一样往鼻腔里涌，被我强压下去。结果我像游泳呛水的人，用袖子捂住口鼻，咳嗽下泪。死者自顾自地在墙上干笑，不知道我这活着的人，尽管看上去还算年轻光洁，但已经活完了一生。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尽头，一路上都是必须处理的琐事和必须面对的苦难。剩余的时间，只是低着头往终点赶，满肚子怨言，了无生趣。
侄儿倒完了尿，又无事可做，坐在那里抠自己的手指头。我把他叫过来：
你去买个新痰盂吧。
他说：恩。但是却站着不动。说：他还要买烟。
我的气又上来了：抽烟抽烟，他这病哪儿能抽烟哪，吐得到处都是。说着，就感到自己面部肌肉的牵动，一定是不由自主地组合出了嫌恶的表情。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哦对了，你的工钱他给了没有呀？
侄儿说：恩，上个月的给了。……昨天他非要去银行，我还没看见他，他自己就走出去了，门口的那个麻袋倒下来，要不是我看见，他早就给压住了。……其实我们老家的好几个都到广东打工，他们叫我去，我都没去。……人也不能太看中钱了，你爹还不是跟我爹一样，人都是有感情的嘛。……还有前天，吓死我了，要不是我，他就……其实他人还是蛮好的，就是有点……反正人老了嘛，都是这样的……他们去打工的，说广东那边还挺好的，一个月一千多块，活也不重……恩，你爹他说，反正钱他也花不完，剩下的都留给我算了。是他说的……要是为了钱，我早就到广东去了，我根本就不是为了钱……
侄儿突然变成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我只不过问了一句钱，就带出他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堆话，全都是后一句推翻前一句，再后一句又推翻前一句。一肚子委屈，好象给了我很大的恩典一样，他自己被自己感染，声音越来越高。
我父亲在外面一通要死要活地咳嗽，我想他难保不听见。就打断侄儿说：
算了，等会儿我自己去买。
钱花不完？剩下的都留给侄儿？能剩多少呢？我哪次回家不给他好几百块。不花，留着干什么？剩下的钱，还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是本来属于我的呢。我想，我父亲肯定是糊涂了。钱的事，等会要跟侄儿说清楚。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先吃饭再说，我简直饿死了。翻了一翻，抽屉里只有一些面条，而且面条上有零零落落的老鼠屎，有一道菜叫“蚂蚁上树”，对，就是那种感觉。我去地里拔了两棵硕大的快长成精的葱，下面条。
厨房里脏得更是不能说。光是洗锅我就洗了半个钟头。下出了面，面汤里怎么看都还是有铁锈的颜色。我让侄儿端出去，他们两个在外面自吃。我翻了一张报纸，垫在凳子上，强忍着吃了几口，看看实在脏乱的厨房，像患了强迫症似的，强迫自己把厨房往最龌龊的方面联想，结果爬在水管子上呕吐起来。
钱，也就算遗产吧。我去找我的父亲。
是直截了当地问：我给你的钱你怎么不花呢？你还剩下多少钱？
他长久以来，都是一种波澜不惊的表情。好象黄土埋到他的脖子上，他也不会挪个窝。
他说了一个数字。不多，四五千而已，但我有点吃惊，因为照我推论，他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只是我母亲留下来的一点钱，很快就坐吃山空了。没想到居然还剩下不少。他知道自己的经济来源不可靠，所以预备着细水长流。他还以为自己会活好久呢。不会想到很快就死吧。
恩，我心里有数了，就去跟我的侄儿谈判。
他还是坐在小板凳上，抠着自己的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其实他听得很认真。他显然明白自己没有多少发言权。只能听我分派。探探我的虚实，然后再决定争取的方法。
我父亲的遗产，我和他算了一笔帐。他没什么话说。
侄儿说：电扇你要不要？
对了，我忘了，我要。至于桌子家具等一些粗笨东西，我很大度地说：家具你可以卖掉。
侄儿说：那个，水桶还有木盆呢？
啊？水桶木盆也算遗产？水桶我不要。
侄儿似乎不放心，又哩哩罗罗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不太放心我，怕我口说无凭，走了之后就变卦。还是用那种自相矛盾的标榜语言，表示他来我家，是给我解决了最大的难题——又不直接说出来，让我自己提高觉悟。我按捺着性子听，心里很毛躁。他的蔫蔫乎乎的态度，使我瞧不起，令我对他的一点点感激，全部被摧毁了。
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办法：
要不这样吧：我起草一个遗嘱。让他签字。
我那时很热衷于接受各种新潮的观念。很为这一点感到得意。我很瞧不起那些观念落后的人，一些代表高质量生活的新潮做派，比如婚前财产公证啊，做假日夫妻啊，让人愉快的安乐死啊，等等等等，如果需要发表意见的话，了解一点我的人，就知道千万不要问我的看法，因为我一开口，必定引经据典，意气飞扬，讲出一大堆骇世惊俗的说法，一些在文化方面不那么自信的，对我荒腔走板的说话方式不太了解的人，肯定是被我说得一楞一楞的，一边莫名其妙地点头，一边将信将疑地接受了。
我想，在立遗嘱的问题上，侄儿这样的山里人一定还没听说过，所以我清清嗓子，打算给他上一课。让他懂得：财产尽管不多，但是可以用法律的手段解决。这是新的观念，现代意识，等他踏上社会，眼界开阔，就知道运用这个手段来保护自己，是多么重要了。
侄儿迅速地说：对对对，没啥没啥。现在都是这样的，到处都是这样。
他抬起头，眼睛明亮。不光是接受了我的意见，而且似乎比我还要激进。好象他对现代城市文明，已经无条件地全部接受了。其实他还没有真正地在城市生活啊。这真是让我对他刮目相看，脑子里一闪：不知道他将来会成长为何种人物。
我起草了一个遗嘱，四千块钱，我得四分之三，侄儿得四分之一。凡是我需要的，或者我认为有纪念意义的，尽由我挑选了带走，我不要的，他随意处理。折算起来，他得到的就可以抵他的工钱了，何况还有个冰箱，我也拿不走，还值千把块钱。
侄儿说：冰箱是坏的。我还要送去修，还不知道修不修得好。
我想起冰箱的确坏了。是因为他们为了节约用电，所以，需要了就插，不需要就拔，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冰箱迅速地呜呼。坏了就坏了，修了又坏了，所以就坏了。
我说：是修得好的。你先修修试试。我出修理费好了。要不再给你二百块钱？
就这样，我和侄儿算是达成了协议。按侄儿的要求，把水桶之类的零碎玩意都写了上去。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还有，他死了以后，你还不能立刻走。得把他的丧事办完了再说。你帮着我把他的丧事办完了，这个遗嘱才能生效。也要写上这一条。
侄儿说：那当然了，你爹还不是跟我爹一样……
看来，他又要做以“人，是有感情的”为题的演讲，我连忙打断他：算了，不早了。睡吧。明天早上再说。
阳光出奇地明媚。很像是婴儿睁开眼睛看世界那样无邪。我去看看我父亲。他仍然在床上躺着，我站在床头，喊了他一声，他立刻答应，一定是早就醒了。脸似乎要扭过来看我，但他扭不过来，只是仰起头，往后面翻着眼睛看我——我在他眼里一定是倒着的美丽怪物。我看他精神不错，不像是立刻要死。
我说：
我走了。
他说：
好。
我说：
这个东西你看看，签个字吧。其实也没什么，现在好多人……
还是停住了，想阐发一番道理的欲望被压下去了，说多了，他反而不好想。但是不解释一下显然又不行。因为我还是很有法律意识的。知道这个遗嘱是我撰稿，他不弄明白，我就是胁迫了。我尽量做到轻描淡写，表示签遗嘱和死亡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一种达观的生活态度，现在还流行自愿捐献器官的呢。特别是在外国……我说到“外国”的时候，和侄儿说到“城市”的时候差不多，都是特意加了重音的，表示“外国”流行的东西，那肯定是很高级的。不晓得他看不看报，知不知道这个道理。我很后悔平常和他缺乏交流，和他说话都不超过一分钟。而他，因为没有人交流，变得像失语了一样，说话说到五个字的以上，后面要是还有话要说，就变成了啊啊啊啊~~，听的人，只能靠意会了。这种演讲对我来说，很是有些难度。
他沉默地看了很久，什么也没说，签了。笔画都是波浪型的。这样：~~~当然没有机器写出来的整齐和美观。全都是歪斜的，很有些变形艺术的美感。
我放心了。我还有一层考虑：因为我走了以后，只有侄儿和他在家，而他死的时候，我还未必在他身边，有这个遗嘱做保证，侄儿就是偷了存折去取，也不能了。我得防着侄儿。所以我还想着，这个遗嘱，我回去了，要到公证处去公证。
现在都妥了。买痰盂。买了痰盂我再走也不迟。我父亲说：
给我买包烟。
我说：你还抽烟呢，你少抽点吧。
他突然爆发地说：
给我买包烟！
他猛地翻身，变得这么凶，杀气腾腾，特别是他像翻毛皮鞋一样粗糙的皮肤，脸上花白的胡子茬，就像已在坟墓里发霉变质了很多年。他把一辈子压抑的凶，都拼死地凶到一起去了。我很惊骇，怕他吃了我。赶紧乖乖地买烟和痰盂去，不说什么了。
太阳当空照，我迈着轻快的步子，手拎一个美丽的痰盂往家走。
冰冷的蛇，从脚心，顺着脊梁窜上来：侄儿使劲地抵住他，给他喂水。他哆哆嗦嗦，看我的时候，已经眼神涣散，但是看到我手里的痰盂，却能一下子聚焦。他的意识还很清醒。说：
不要再买东西了……
丧事一切从简。从简了，还是难。人是死了，可还没有全部死完。把个死人送走，就是送不走。
没有车。我去我母亲的单位。领导开着会。他们正在商量着各种各样节约开支的办法。水，电，税，一个半边脸都是胎记的可怖的领导，黑着脸听下属一个一个地交代问题。我等得心急火燎，只得直接闯进去，说明我的意思。
车呀？我们车出去了。三天以后才能回来。
我刚一出门，就看见一辆车，蓝色的农用车，又小又破。像一只快艇，乘风破浪地冲出了院子。什么破车，还宝贝似的，不借。当我不认识人呢，到哪里找不到个车？
还真是，到哪里都找不到个车。我沮丧地坐在小板凳上，整个人就是一把收起来的雨伞。从头到脚滴着水。发了一回呆，妄图又一次冲到雨地里，去做一次努力。
侄儿彻底明白了我的无能。瘦小的人，一下子长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于是，操办丧事的时候，他让我明白，我的任务是：专心地扮演好伤心的角色，别叫人看出过于狼心狗肺了。拿钱出来，其他的琐事，由他来打理。
钱。存折。只能由我去他的内衣里掏。我得很小心地观察一下，他是不是彻底死干净了。把他脸上的床单拉开。是那种常见的死人的表情，眼睛翻过去，从一丝昏黄的缝隙里看人——看我，用力地看，其实什么也看不着——死了，别想看得着我。
我动作很迅速地解他的衣服，翻他的口袋，什么也不敢联想。我的想象力一向丰富。只要一想，就会想到他突然在我的手触到存折的时候，伸出他的爪子，抓牢我。让我道歉，或者忏悔，才会放开。
既然衣服都解开了，干脆换衣服得了。给他装殓的“老就业”，看我是女的，让我出去。我站在门口，没有彻底走。看他如何操作。他很小心地脱死者的衣服，好象在摆弄一件珍贵的出土文物，或者研究一具西汉古尸。我看不过去了，这么弄，得弄到何时？而且那个套头的内衣，着实难脱，一抬起死者的胳臂，我父亲的双手就在“老就业”的身上拍打，然后无力地划下去，好象极不情愿的样子，根本不听使唤。我忍不住抄起一把剪子过去帮忙，从裤腿哗地一下，一直划上去，像剖鱼一样顺畅，他的衣服像一把残破的折扇，在床上打开。全部身体都露出来了，是枯瘦的干柴。我的脑子里保持单纯的干活状态，把他像麦捆一样“扑”地翻过去，面朝下，这样他的胳膊和腿就听话，不会乱扑打了。而且不用看死者的面容，很是可以削弱恐惧感。全部操作干净利索，像合格的士兵打好背包。但是干得我满头大汗。终于把他穿利索了，翻过来，扣扣子，拉拉链，胳膊和腿理理顺。“老就业”说：
哎，没给他洗洗。
我才想起自己忘掉了一个步骤，而且他恐怕是十年没彻底洗过澡了。
现在也来不及了，谁还有兴趣把这步骤再重复一遍。
我说：算了，算了。
这么一点钱，居然还不止一个存折。存折里夹着一张信纸。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着一些日期和数字，还多亏了这些记录，我才很快地搞清楚，哪一部分钱是到期可以取的，哪一部分钱是三年以后才可以取的——数额最大的一笔是最近存上，三年以后才能取的定期——每一笔钱他都计算好了，到时候可以支取多少利息——还不止一家储蓄所。那一阵，金融秩序比较乱，银行家们比着抬高利息，恶性竞争。忽然一个文件下来，承诺就不算数了。过了几天，承诺又忽然算数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闹得手里有点闲钱的人，特别是管家婆，整天神经兮兮地，把那一点点可怜的钱，从这家银行提出来，存到那家，从那家银行提出来，存到这家。企图用一点点积蓄，谋取最大的利益——可苦了钱不太多，又指望吃利息的老百姓。不过，反正他，我父亲，也没什么事干，没事跑跑银行，练习一下算术，也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一看见这纸条，就伤心地大哭几声，也只有几声而已。
我父亲死了，缺乏关爱的家彻底地消失了。剩下我一个人，胡乱地活着。我解脱，也伤心。我的伤心，就像癫痫一样。办丧事的时候，我一般镇定和乐观。看到一些情景，伤心就突然发作。
我的能干的侄儿，没有找到车——也算个车，是拖拉机，没有顶棚。而外面下着小雨，我侄儿请了几个他的朋友，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在他的尸体上盖个青绿色的塑料布，一抬出太平间，塑料布像一只大鸟，乘着风就飞跑了。侄儿的朋友边起跳边捕捉，终于在污泥中抓住了那块逃跑的塑料布。他拎着沾满泥水的布，使劲抖，不知如何是好。我一把夺过来，在麦田的垄沟里涮了涮，涮得垄沟里像开了锅，泛起一阵黄汤。
塑料布重新盖在他身上。我说：
去，找个绳子来。
我麻利地用绳子把塑料布捆在他的尸体上。捆得结结实实的，像一根甘蔗。七极大风也吹不跑了。侄儿看了，小心地建议：
这不好吧……
我说：怎么不好？一百里路呢。——看到我父亲的尸体，这么一弄，一米八的大个子，只剩下细瘦的人形。还被肮脏的塑料布，包扎得狼狈和怪诞，——号啕几声。
拖拉机刚开到大街上。迎面有个人拦车，是管太平间的老头。他双手挥舞着，气急败坏。因为风大，拢着耳朵听了半天，才听清楚：我们把天平间停尸的木板一块抬走了。他拼命地追，才追上我们，让我们把木板还给他。
都走到大街上了。我说：
用完了就拿回来还你，又不是不给你。
我侄儿的几个朋友装出很凶恶的样子帮着吵。但老头坚持不让，说：昨天出车祸，一下死了五个人，木板都不够，到处找木板，原来是你们拿走了。不行，给我！快点！死人等着睡呢，你们给不给，不给你们今天别想走，不给你们今天……
想到新死的人没有床了，要睡地上。侄儿的几个朋友吵架得胜的信心渐渐低落，看我。我说：
还给他还给他，上面放过成千上万个死人，送给我，我都不要！搬下来！
只有一棵大树，刚刚抽出让人心痛的嫩芽，只能略微遮挡风雨，但是，除非把尸体像根真正的甘蔗一样竖起来，靠在树上，才能尽可能较少地淋雨——尽管尸体是硬邦邦的，我们都没有把握他会站得多好，万一坚持不住，栽下来，不太好办。所以只好用两个雨衣铺在泥地上，尸体放在上面。
拖拉机和侄儿回去，到我家拉床板——而尸体拉出来就不能再回去了，那预示着其他人的厄运。
雨越下越大，侄儿的朋友和我，没有雨衣。实在坚持不住了。看不远处有个小吃摊，搭着条纹塑料布的雨棚。有三两个人吃早点。我说：
走，过去躲一躲。
侄儿的朋友笑一笑，摇头，觉得不好。
我推他们：走走走，过去，冻死了。
我们坐在湿漉漉的长条凳上，像一群从水里捞出来的草鱼。上面的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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