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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那是一望无际的丰收的麦田。

正午，我独自在麦田里转去转来，就像在无边的大海中泛舟。夏日艳阳，给每一支麦穗注入了兴奋剂，麦芒支支挺秀，就像白种美人的眼睫毛。田野静寂无声，只有太阳这个铜铁铺里的伙计，卖力地敲打它的那面铜锣。偶尔有一只斑鸠，听到人的动静，飞快地逃走了。当然在半人高的麦地里，你看不到它，你看到的是一窝麦子在摇晃着，发出悉悉簌簌的声音，安静了几秒种后，有一路的麦子在扑扑腾腾的扇击声中摇晃和倒伏。然后在不太远的地方又安静下来。

如果是你来到这样的原野上，会有什么感受，如果你感到的是心旷神怡和劳动的喜悦，那我只能说，你是个不知道艰辛的没有良心的城里人。

我感到的是绝望。我那倒霉的红衫子，在我割麦子的时候，脱下来了，丢了。现在我被警告说，找不到就不要回来。我找不到，找得快迷路了，我想自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想自杀。

我好象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被带去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了。主要是在丰收的季节，农业机械缺乏和落后，所以必须赶着把这些劳动的果实进行各种处理，否则就有霉烂变质的危险。凭心而论，劳动的最初那一会，还是很快乐的，但是，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觉得劳动的过程漫长得让你绝望。

记得两岁时参加的一次劳动是这样的：果园里的葡萄大批地成熟，当然基本上都卖走了。但是，总有很多烂掉的，有的是因为被风雨打落，有的是因为粗放的采摘和存储方式，就是胡乱地堆成一堆，烂掉是很快的，只需要两三天。这些烂掉的水果就用来做酒。

几十个摇摇晃晃的像小鸭子一样的孩子，被丢到一个水泥砌成的池子里，池子里全是将烂未烂的葡萄。我们的工作是，脱掉凉鞋，牵着手，在里面欢蹦乱跳，把葡萄踩成浆水。——这个工作，本应该由机械完成，可能是因为机械一时没到位。所以我们就充当了搅拌机。在大人看来，这个活，我们一定干得兴高采烈，就跟现在的孩子进了游乐场，跳进“欢乐海洋球”的池子一样。

没错，刚开始下去，我们都含胡不清地大呼小叫，用以表达我们的惊喜。但是不一会，就感到不对了。那些葡萄已经在阳光下堆积了两三天，有点发酵的意思了。浆水一踩出来，就放出酒气，熏得人头晕脑涨，特别是脚板，细嫩的皮肉被汁水一蛰，就像踩在蒺藜上一样疼。终于有人忍受不了，哭起来了，接二连三地，大家都哭了起来，表示不愿意再参加这个游艺活动了。

在池子边上微笑着保护我们安全的阿姨，这才感到不对了，赶紧把我们从葡萄池里捞上来。

还有一次，也是只有几岁吧。花生收获了，这批花生被订购了，据说还是被外国佬订购了。但是这些缺德的外国佬要的是花生米，而且交货的期限只给了两三天。

几百个小学生都来到大仓库——就是我曾经住过的大仓库，现在没住了——沿着墙边席地而坐，就像仓库里的墙裙一样粘在墙上不能动了。每个人都要按时完成自己的份额：剥花生。

刚开始，我们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差使，可以边剥边吃花生米，事实上，你要想吃，也没有人干涉，问题是，剥着剥着，别人请你吃，你也不会吃了。

是这样的：剥花生是用手剥，这没有问题；但是剥了一上午后，你的指头就酸痛得连一片纸都捏不住了。但是，你的份额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午，一些聪明的同学就去折了几根新鲜有韧性的树枝，把它弯成“U”形，用这个“U”形的两端，来代替手指头。拿住弯折的地方一挤压，就可以了。这是个不错的办法，而且提高了效率。

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工具只有使我的劳动过程变得烦琐和困难。我虽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是天生不是劳动的好手，一到劳动的时候，我就成了让人讨厌的“资产阶级娇小姐”（老师的评论），我自己也觉得很羞愧和着急：我不是有意要娇气，但是，那个别人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一到我这里，就好象外国人使用中国的筷子，那个工具的两端，怎么也对不到一起去，一些同学同情我，把他们好用的工具借给我用，可是，在别人那里好用的工具，一到我手里，就变得不好用了。

好了，现在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一吃花生米就要呕吐了。因为我缺乏使用劳动工具的才华，我就只能动嘴了。用嘴磕开花生，就和磕西瓜子一样。但是，那些花生可不是加工好的西瓜子，它们上面全都带着土——不是湿泥巴，那样的话，我说什么也不会往嘴里塞，而是干干净净的，只是看上去还比较干净，但是你磕开的时候，随着小小的震动，那花生壳里藏污纳垢的小坑坑，就把微尘送到你嘴巴里去了，嗑一颗两颗还不觉得什么，磕得多了，就觉得嘴里是一个泥塘，不得不“呸，呸”地往外直吐。

干到即将完工的那一会儿，整个仓库里没有什么人还有心情说笑，全都埋头苦干，想赶快把自己的份额完成，从这个集中营里逃出去，好象做苦役的人盼着刑满释放。有时候，我抬头看一看，那些劳动的好手，也是手嘴并用，怎么快怎么来，仓库里一片花生破裂的噼里啪啦声，对面远一点的同学，根本就看不见他们，因为仓库里灰土飞腾，每一个花生破裂的时候，就顺手丢出一个小型的烟幕弹，而我们身上都是薄薄的一层土，快赶上兵马俑了。

我这时，还想着一件事，心里颇不平衡：我们都是无偿劳动。而且因为满嘴是泥，没吃多少公家的花生米，要是从这个仓库里一出去，想吃也吃不成了。所以，我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地往嘴里塞那些不十分饱满的花生——倒不是为公家着想，而是，你也肯定有吃生花生米的经验。那些饱满的，油脂太大，吃不了多少。

后来的事证明：在我家面临饿死的威胁的时候，我是家里的壮劳力，干活积极主动，而且干得效果不错。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干的那些活，都是给公家干的，而且没有一点报酬。我们只是廉价，廉价都说不上，是无价的劳动力。当然那时，也不知道什么价不价的，我们受的教育是：会劳动是光荣的，不会劳动是可耻的，义务劳动是光荣的，要报酬是可耻的。

现在，我在广阔的丰收的美丽的麦地里，徒劳无益地转来转去，寻找我那倒霉的红衫子。我简直想自杀，如果我这时候自杀，肯定是怀着对两个人的刻骨仇恨：一个是我的老师，一个是我的母亲。

成年以后，在报上看到多起小学生自杀的事情。多半是为了学习成绩，在压力下感到绝望，其中的一个是：一个九岁的小学生，被老师罚写作业，而那个妈妈也认为儿子得到这个惩罚后，会变得对学习重视起来，于是把孩子带回家，让他好好完成定额，自己就去上班了。等这个母亲回家，看到的是孩子用红领巾在门把手上自杀了。有很多评论认为，这反映了现在的小孩子心理素质太差，应该加强教育。——我觉得只有冷面杀手才说得出这样的话。他们不懂小孩子的绝望是怎么回事。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都是在悲愤中过的。因为“六一儿童节”正是收割麦子的时候，非常紧张，打谷场上挑灯夜战，整天整夜地脱粒。所有的人都要下田割麦子，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劳改”。

而我们学生，就被装进大卡车里，哪个队人手不足，就到哪个队帮忙。过一个“革命化”的“六一”。

比较小一些的时候，是去捡麦穗。要颗粒归仓，如果我们不去捡的话，那些掉在地上的麦穗，就会被周围农村的穷困的老乡捡走——老乡们这时也很忙，因为他们也要收麦子，但是麦子是公社的，只有这些掉在地上的农场的麦子，捡回去可以不用上交集体。

那些老乡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地边上，期望着农场的人放弃对哪一块地拾麦穗的计划。等了许久，终于发现自己寡不敌众，我们这些小孩子，我敢说没几个是真正爱劳动的。但是总有那么些人，特别是被安排在老师身边的人，特别爱劳动。他们奋力地，头也不抬地捡，于是得到了老师的精神鼓励，然后老师的“向某某某同学学习”的号召，就迅速地传达到我们这些一心想消极怠工的人这里，我们到底没有信心和“舆论导向”作对。于是只好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中去。何况还有一些专司检查的同学——如果你得到了向你学习的荣誉，你这个曾经的先进模范人物，就可以脱离劳动，在我们这些后进生的屁股后面，干监工的工作了，检查我们是否做到了“颗粒归仓”。

劳动休息的时候，还有小型的文艺表演，是那种自唱自跳的歌舞：

“我是公社的小社员哩，
手拿小镰刀哩，
身背小竹篮哩，
放学以后去劳动，
割草担水拾麦穗，
越干越喜欢。
哎嗨嗨——哎嗨嗨——
贫下中农####
##########，（这两句现在忘了）
热爱公社爱劳动，
我是公社的小社员！”

最后那句唱得斩钉截铁，不容质疑。在这样的气氛下，存心想不“颗粒归仓”都难。

所以那些老乡看了半日，终于认识到没有什么希望了，于是骂骂咧咧地走了。但是他们还有办法，他们把自己家的鸡轰出来了。还有大量的麦粒掉到地缝里，怎么也无法归仓。

一群鸡就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向麦田开来。傍晚，太阳收回了毒热，像一个表演了一天的舞蹈演员，现在终于倦了，满脸流汗地摆着最后一个造型。田野上吹来麦子的暖香，鸡们一见空旷的麦地，地上无数的吃食，吃惊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吗？让我们随便吃？”它们互相询问着，最后达成共识：没错！真的！管饱！我操！下去吃叻——大家纷纷摆出“美女扑碟”，“飞蛾扑火”，“饿虎扑食”的姿势，向麦地扑去，像热极了人扑进游泳池。

但是鸡毕竟是智力比较低下的动物，而且眼界比较狭小。它们一跳去，就在大田边缘的一小块地方，以极快的频率啄起来。而且挤成一堆，总觉得别人发现的那颗麦粒比自己脚边上的好。所以在忙乱中，还不忘啄几下抢夺者的脖子，并且以威胁的语气命令对方滚远点，在这种混乱的气氛中，鸡们终于吃饱了，但是还不舍得离去。这时它们抬起头，好象这才发现无边无际的收割过的麦田，它们吃的只是沧海一粟，于是鸡们把队型散开一点，懒洋洋地东啄一口，西啄一口，用它们的爪子没什么目的地乱扒拉一阵，直到确认全体都吃饱了，回去向人汇报。

可是人说：再回去吃点吧，到哪儿再去找这样吃白食的机会呢？

鸡们想了一想，觉得人说得对，于是扭头奔向麦田，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

可是人说：再回去吃点，明天劳改犯一翻地，你们想吃都吃不着了。你们一年就要饿肚子了，要自己找蚯蚓吃去了，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人呀。

鸡们不得不向人作揖了，鸡扑扇着翅膀向人告饶：

人爷爷，人奶奶，人大叔，人大婶，人哥人弟，人姐人妹，俺们可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呀。再吃一颗麦粒，俺们就铁定地要被撑死了。

人摸一摸鸡的硬石头一样的嗉子，表示理解。人说：

这样吧，你们到打谷场上跑几圈，运动运动，消化消化，休息休息，喝一点水，撒几泡尿，拉两遍屎，再去吃一点吧。

能够拿镰刀的时候，我们就割麦子了。把那捡麦穗的轻体力劳动，传给更小的同学干。

我觉得自己永远都割不到规定的地方，因为我劳动上的无能，所以分配劳动小组的时候，我总是被大伙抛弃的一个，谁也不愿意跟我一组。我的腰都要断了，也赶不上那些手脚麻利的人，只好跪在地下割，如果照成照片，谁都会觉得我是那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的小长工，但是那些劳动模范一点也不动心，认为我采取这种姿势是一种苦肉计，以换取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如果我现在讲劳动的艰辛和绝望，我知道你没有什么兴趣听，我只讲一个事：我们刚从捡麦穗的人晋升为割麦子的人的时候，一个男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还没走到规定的田垄就迫不及待地下田演练技术。他割出的第一刀，就砍在自己的腿上，顿时血流如注。结果他腿上裹着纱布，成了一个带伤劳动的送水员了，整个麦收季节都不用下田了。我割麦子的时候，常常想起他，我真是羡慕他，但是我没有勇气，照自己的腿上来那么一刀。

我在麦田转来转去，辨认我曾经割过的地垄，就好象在大海里，辨认哪块水域你在那里撒过一泡尿，心里充满了对我母亲的仇恨。

我这个劳动竞赛的最后一名，终于来到食堂里，排队打饭，就快轮到我的时候，我的母亲忽然有了一个发现：我那倒霉的，宝贵的红衫子丢了！因为热，我把它脱下来，放在地头，换田垄的时候，我就自己走了，衣服没跟着我走。而在食堂里吃饭的全体健在的人，谁也没看见。

不到几分钟，所有的人都从我暴怒的母亲那里知道了一个事实：我是一个愚蠢的，糊涂的，健忘的，无用的，连自己的东西都看不住的，长大了什么出息也没有的败家子。

而这个时候，我还比较镇静，对我母亲的叫嚷充耳不闻。我向我的老师走去。我相信衣服是她捡走了。小孩子们总有几个人忘性大，所以老师总是最后一个走，检查一下地头，让那些失主来认领东西。丢东西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的老师独自一人趴在满是残汤剩水的桌子边吃饭。她是个苍白的女人，满脸疲惫，看上去很像是二战的时候受迫害的犹太人。她的口音和我们当地土著不一样，我们也判断不出是哪里的方言，听说还是大学毕业生，（也有消息灵通的同学说，是肄业生，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为什么肄业，又为什么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不知道。

听了我的陈述，我满心以为她会点点头，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排队打饭了。谁知她看了我一会儿，眼里是闪烁不定的神情。她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顿时觉得五雷轰顶，要是她没看见，就不可能有其他人看见了，就算其他人看见了，他们一定会据为己有了。而我那个个性幽闭的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偏执狂，她不会善罢甘休的。

果然，我被命令不得吃饭，下田去寻找。我来到大田，站在田头向天边张望了一阵，就回来向我母亲汇报。

而我的母亲，好象长着千里眼，看见了我敷衍了事的动作，于是我不得不第二次来到大田，重复我的搜索行动。

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在美丽的原野里独自转来转去，想逃走，或者自杀。

这一次，我草草地寻找了一下，就放弃了努力，找了一个田埂坐下。

如果不是满怀心事，那田野的风景真是迷人。天地间只有你一个人，你可以清楚地听见麦穗的呼吸的声音，暖风吹来，麦穗就头碰着头，好象无数只碰铃在齐奏。就有一些熟透了的麦粒，滴滴嗒嗒地像清泉一样掉在地上。而我，坐在田埂上，想象着自杀的浪漫情景。

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而且也没有任何工具，总不能自己把自己掐死。我展开了一阵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后，还是说服了自己放弃自杀的打算，哭哭啼啼地顺着活下去的路回去了。

现在我想我比较坚强了，不会再有自杀的念头；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忍耐地活着，就是一种坚强。二十年后，事实证明，在自杀的问题上，我那个平生懦弱的母亲，比我有勇气。

我的那个老师！号召我们开展劳动竞赛的老师，现在已经吃完了饭，正在擦嘴的老师！这个时候，她才交出我的衣服，并且告诉我：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要长记性。

我当时肯定用意念杀了她！抄起我的镰刀，把她砍倒在血泊里；或者取下我的裤带，把她勒死；要么就学吸血鬼，咬断她的血管。

但是我听见自己喃喃地说：谢谢老师，以后再也不敢了。

同时在心里立下誓言：从此再也不好好地上她的课了。

这次事情以后不久，我看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的电影。那是当时唯一可以看到的欧洲电影，那电影是个儿童片，讲阿尔巴尼亚的儿童如何幸福地过“六一”。我看见了主人公家里光洁的木地板，漂亮的西餐桌椅，特别是他家的窗帘，居然是双层的。其中一层是薄薄的轻纱，风一吹，如梦似幻。

我一直以为阿尔巴尼亚占了半个地球那么大。上高中学地理时，在地图本上找来找去找不到。原来一些小得没办法的国家，有十几个吧，只用12345标着，要到注释里找。

（共23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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