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我不是爱说话的人。若非亲密至极的人，一般都静悄悄的。在同学朋友中，一个班寥寥二三十人，几年下来，一句话都没说过的，往往有好几位。代课老师，几年下来，交谈过的，也不过数位。在学校如此，在单位也如此。05年以降，我先后在三个单位工作过，各单位有过个人聊天的，加起来不过二三十位，无锡市规划局也罢，西安市规划局也罢，都是压根不认识对不上号的，远远超过认识的，现在的学院，也基本如此。日常相处，我的话本来就不多，熟人如此，不熟悉的，就更如此。但一方面是实际上话很少，另一方面却落下个闲话多的名声。原因是什么？想来想去，只能是窃听和监控的人士，能量比较大，现在流行一个字眼，叫“正能量”。我不知道这些人的这种很大的能量，到底应该算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落下一个闲话多的名声的根本原因，大概还因为闲来有时写点小东西。写了其实都在自己电脑上存着，有人通过一些技术拿到了，制造了一些事端，具体多大多小，我都弄不清，亦绝非我所能控制。这个“能量”，我的佩服，哪里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甚至是一年半载，但作为技术盲的我，显然是毫无办法。

闲话多的名声已经有了，就再说点闲话。这回的闲话，干脆就说说自己命运困局的关键因素，即所谓“人才”吏政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

中国的人事管理，共产党执政以来，以“组织”统领。组织管的是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所以，组织乃百官之为大者。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里有一句，是叫“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还是什么，据说是这个事业最核心的指导方针。这个当然金科玉律。一般来说，其中最要义的，是服从两个字。服从是无条件可言的。我一天组织人事工作都没做过，因此也不懂得其中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究竟何种尺度为宜。小号的不提，光说大的，众所周知，抗美援朝初期，毛泽东让林彪入朝作战，林称病拒绝了，似乎也就拒绝了，没听说组织怎么地。新近的媒体公开报道，新疆75暴乱以后，本来有派公安部长孟建柱入疆的意见，但孟书记身体条件所限，没去，也就没去。几乎所有的省、市、县官场，组织人事工作的征询意见，反复协调中，甲乙丙丁，没落实的，也几乎到处都是。据我认识的一位从事此方面工作的老人手说，基层的官员任用进程奇慢，原因大多也在这儿。所以，所谓的不服从、服从之类，有多么抽象。恐怕只有认为不服从的人，或认为服从的人，才能了解。有的情况，根本就不是服从的问题，而是服从了，反而成了不服从的问题。稍微琢磨琢磨，就只好归结为好事之徒喜欢整人了。

组织人事工作由干部而入人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事情。大约是1992年还是哪一年，中组部等部门发了一个文件，我是看公开报道的，是关于人才工作的，大意是要在干部任用中注重高学历、专业技术修养等，具体说法记不得了，这个讲法，大概是继承了邓小平时代“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四化以及更早时期“又红又专”之类思路，并加以进一步发展，是后来所谓“三个代表”中人事政策的先声之一。

再往后，我能知道的进展，大概就是“博士当官”这种社会现象的发生了。作为一名博士当官的亲历者，以及某些问题上的无可奈何者，我对这个现象以及尤其是与我有关的一些事情，早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掌握的资料有限。据我能查到的情况，最早的成批博士入吏役的队伍（所谓博士当官，多为处级靠下，早起有一些副厅级、正厅级（据我所知江浙、西藏和青海早期都有），但都是闲职，所以称为吏役，要较当官合适）的事情，大概在2000年左右（或许要更早得多）。重庆的要不是较早的（2000），河南的就也不是（2001）。这个情况，媒体公开报道的很少，所以无从全面掌握。我的印象，好像许志永等北大三博士上书改变收容条例一事，对于此一做法的成规模推进，至少让人感觉，有推动作用。原来可能只是静悄悄的，规模化的一次好几个、甚至十余位去一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但应该是不广泛的。

我的亲历，是2005年到无锡，后来又回西安，经见的还包括安徽、北京，听说的还有西藏、浙江、贵州、山东、陕西、青海、河南、重庆、海南、江西、安徽，估计要不是全国各地全面开花，也差不多。这个阶段，应该是已经比较普及的做法了。

就我的经见，先说正面的。

我在无锡的时候，有一位2001年到无锡的中科院博士，是这个进程中我亲眼见到的正面情况之一。名字就隐去了。该学长给人的印象，是确实适合当领导。我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正处级的局长，前边还做过区长和副局长。我离开的2006年，已经是副市长一级。算晋升比较快的。当地评价也较高。给我们这帮人谈话的时候，说他的经历是让无锡人跌破眼镜的，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呆不下去的，但他不仅待下去了，还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总之多亏了组织部的领导。还有一些经验之谈，在此不表。

见诸于媒体报道的河南郑州市规划局现任局长王鹏，清华关肇邺先生的博士，是2001下半年到的郑州，到郑之后，具体如何，非我等所知，但也待下去了，并升了官。不管酸甜苦辣，总之也算正面的情况。同样的报道的还有一些，如重庆的几个，青岛的一个。都留下了，晋升恐怕也不是没有。不管怎么说，都算正面的。这个，也都众所周知。

下边说中不溜的。

我刚到西安市规划局，由建设部的主任科员级干部获清华的博士毕业后下派的中组部博士团成员，当时挂职任西安市规划局副局长，姓名这里也隐去，正要离开。局里召开送行大会，局领导分头讲话，说该学姐来此一年，工作刻苦认真，脚踏实地，和干部群众密切配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提高了我局的规划工作水平，使我们学了很多东西等等。讲完请学姐讲话，学姐奉命，按下话筒，直接李逵进厨房——打翻了调料盘，顷刻间五味杂陈，激动异常，泣不成声。我因在此前在无锡市规划局已经工作一年，尽管被一些人认为是来旅游的，但也略知其中并不容易，故自以为对这个情况心有灵犀。但后来的经见，还是出乎意料，因为其看不见的挑战，及其流言的困扰，远非我在听不懂本地方言的无锡可比。该学姐大概早就被各种流言弄得快活不下去了，才会涕泗横流。

建设部下来的清华学姐尚且如彼，何况他人？

学姐哭毕，仍然是感谢-感谢-感谢，我学习了很多，我学习了很多，感谢组织，感谢领导——此情此景，如在昨日。回想起数年来我竟然有时也“感谢”、“学习”不绝，张维迎教授关于“语言腐败”的谈论之精辟，以此类“学习”表述，为经典案例中的经典案例。较之“改革”和“创新”说法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知道有没有人数学模型过因为“语言腐败”导致的经济学问题，在中国，这一类问题，要能假以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家数学博士级的充分数量化表达，绝对诺贝尔的干活。光华经济学数量化的牛逼，使人于深圳光华硕士跳楼问题上，早已侧目。不知数学或者算术很好，有屁的用途。孔庆东教授早就认为，连丘小雄这样的副部长级秘书博士都一度传闻有纪律问题，经济学家什么时候还真的牛逼过，秀才哪里能干过兵啊，从这一点来说，闪烁着中央军事委员会杰出光芒的城市规划思想绝对天下无敌，是“天下第一名将（犟）”也（详参孔庆东，2010，P198）。

见诸于媒体的昆明市副市长，女，比我小几岁，据说是温家宝还是胡锦涛看上的人物，参见过什么乱七八糟的国际谈判和重要会议的人物。一到昆明，以区区70后下半页生人的情况，在2007左右，出任省会城市的副职，至少给人的印象，是官中的人物而非吏役了。但这个人的人，是被网民中的人给骂得丢完了。见诸于天涯等网站的长贴里面，全部是“她上边有人”，“跟谁谁好”，“谁的蜜”，“她上下左右前后都是人”，更加不堪的话，还有许多。后来不知所终。不管是在昆明，还是在北京，估计未必也没晋升，所以也算中不溜的。但这位显然属于有点关系的，不是睁眼墨黑，应届毕业的情况。前途自然也是有的。网上的骂声，是组织部丐帮引入黄蓉当帮主一人一口唾沫的一种手法。哪一天你要看见这位是大人物了，是毫不奇怪的。

应届入职的，我经见的几位，一些多年原地踏步。中途调到其他城市的有一位。呆个把年份，又回归学术界的，相对较多。其中不乏一到政府即任省级政府副厅长级干部的博士。这些，都是中不溜的，非恶性的正常情况。

再下边，说纯粹负面的。

负面的案例，不知为什么公开报道的两例，竟然都在山东。一例是说一位山东不知什么地方银行的领导，北大经济学博士毕业，多少年都没事，忽然给双规了。双规的公开报道，给人的印象是，地方政府多年宽容，就是因为是所谓的北大博士，是“人才”，终于发下狠心，这回捉将官里去，削掉了老头皮，给收拾了。该学长的资历甚老，具体记不清了，应该是八十年代末期或九十年代初期的北大经济学博士。按照今天的某种理论，尽管求学时期能拿到的文献远不如当下，但因为较少，物以稀为贵，应该是不那么“水”，如我等毕业于博硕士扩招初期的。另一例是在青岛或者山东的什么地方，清华的博士，搞计算机还是什么的，竟然自杀了。媒体透露出来的信息是说该学弟属于书呆子，发展到后来当地的市委书记竟然要亲自过问该博的起居，不可谓不重视，但竟然最后，也自杀了。

更恶性的一例，是在贵州。北大不知学什么专业的博士，印象应该也是基层政府工作的情况，慢慢有了矛盾，最后竟然用刀捅了单位的领导（见孔庆东博客）。北大的血性，见于此公，远胜于我。

前述已经就任无锡副市长级干部多年的正面博士，跟笔者一众还说过一个案例，就是他的一个师兄，毕业后到基层政府就职，越数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死活不能成为官场一合格分子，最后被双规了。中科院的博士，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双规了，贪腐金额如何，非我辈所能猜想。以我的了解，中科院的博士，含金量跟北大清华的博士差不多，有的还说不定被认为科研上看起来要更好（至少从全国优秀百篇博士论文评选情况看是这样）。培养一个，无论如何不济，放到无论如何一般的科研单位，厮混数年，毕生再无成就，也在某一方面有所小小贡献，被莫名其妙的自己压根就一无所知的乱七八糟的的人际关系问题或组织人士问题（是组织人士问题而非人事问题，绝大部分的反腐败都是这个原因）纠缠住，遂被以“组织”为名的官场秩序的绞肉机给吃掉了。

上海同济大学的博士后、南京大学宋家泰院士的博士胡俊，清华武廷海教授的师兄，算我们的同行和学长。我还读过他的书。90年代中期，放弃了同济的教职，出任一个区的分局局长，后来在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双规了。这位师兄，给我的印象，如果不当领导，应该是同济的重要学术带头人之一。

多可惜啊！

不知为何，北大的博硕士，以及本科生，多年以来，杂七杂八的事情总是比较多。河南的一位历史地理硕士，我认得、且一块工作过的，印象中说找工作找在国家图书馆的，后来不知怎么，竟然没了工作回老家当起了油漆工，而且媒体还公开报道了。媒体好像看着还算善良，但不报道，是不是也就不报道了？大肆炒作，给人的印象，有些好事之徒的感觉。鉴于常年积累的观感和经验，这个人在国图的工作，我很怀疑是不是一些无良记者、监控人士硬追着、逼着给搞没的。

本地的陆步轩，众所周知，就不说了。

深圳的一位，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硕士，“内向得很”，内向着，内向着，内向着，死神的脚步近了，就跳楼了。

至于什么冒充中办局长的喻浩之类，属于没毕业就进过监狱的，情况可能相对比较复杂，跟这些相对单纯的不一样，这里就不提也罢。

北大以外，近年来见诸媒体的，还有一位海归的，说是发过比较好的SCI文章的，流落街头，炒作了一大通，说是精神都有问题了。最后好像进了一家什么科研机构，是一位专家看到报道给招进去的。

大凡走毕业就业一路而后不顺利的，大多都被认为内向，被动，不善于沟通，“不知道在想什么”，“人家不理我们”啊等。出恶性事件的，也基本上被认为都是这样。我们不否认，内向型性格相对不那么容易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但内向型性格一般也会被认为老实，被动也会被认为很少有麻烦，缺点的一面，也都有优点的一面。硬币看这边是一块，背后就是某个工整的图案了。如果说内向、被动、不善于沟通的，都多数成了问题，那么外向，主动，喜欢出风头的，恐怕出问题的更多。“人家不理我们”，我们多无辜啊。“人家不理我们”，那让他爱干嘛干嘛行不行？无非书呆子一个，读书做学术，即便不是院士那一种能带来虚无的荣华的品类，即便半吊子，也影响不了什么。我们不刻意去给别人找事甚至恶意纠缠住虐待，是不是也可以啊？

仔细想一想，这些人的遭遇具体如何，恐怕只有他们个人才晓得。鉴于党务方面长期以来的神秘特点，他们个人，恐怕也未必能晓得全部。

说到底，我很怀疑，是不是在一些事情上，这些人（仅仅是到基层政府工作的一群），被相对敌对的对待了，或者说，被某种恶意的党务方面的预先或稍后的非友善的判断，给毁掉了。

博士入基层的吏役，固然不可强求特殊，但是否因为一些单纯的文化冲突（科研院所的文化与政府单位不一样，是众所周知的），不能灵活处理，拘泥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拗相公式的理论框架（如在这里工作就是效忠政府什么的，不在这里就是政治落后如何，进而纠缠影响此人发展乃至个人生活等等，也都因为这个铁板一块、傻逼至极而又牛逼至极的理论框架），死死咬住不放，矛盾日积月累，最后恶性发展，出了恶性事件了，然后报道一下，震惊一下，屁事没有，或者干脆泥牛入海，雪落无声。

名牌大学、重要科研机构、博士、动不动就胡拉乱扯到国际洋人大专家的学术前沿，带给一些基层政府、党委及其有关部门、甚至一些人物的是一阵喧哗和宣传效应。有些方面甚至有意地、变着法地制造了一些额外的非常态的喧哗效果。噱头多多，上峰看在眼里，娇嫩可爱，刁钻可喜。这些喧嚣的泡沫之下，实际究竟如何，却很少有恰当地估计。有意制造的泡沫之下，领导和政府显得云里雾里，很帅，但实际的有益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多。用个把或几个人而已，能用且顺当，即已经不错，其他的，效应显然可以免去。本朝吏多，远过封建社会以官吏最多著称的宋代，一个市里，光领导干部就好几千甚至几万，再放大了估计，他们，也仅仅只是其中几个而已。走几个，走个把，不是那么大的事，看着不知不觉就似乎很大了，当然是一些方面故意闹大的，闹得甚至出人命案子了，是不是就很帅了？可以不闹的事情，非闹不可又何必呢？

这个莫名其妙就非得很帅起来的办法，让人觉得实在是吃饱了撑的慌。

我们的财政供养人员、尤其是公务员之多，向来被视为积弊最重的领域之一，朱镕基98年机构改革、政府下岗分流，“地雷阵”和“棺材”的豪言壮语言犹在耳。谁不知道？走一个少一个，财政可以少养一个闲人，自己厅局里的，年轻点的，或者办提前退休，下岗分流，离开政府公务员岗位还得给数额不菲的补贴，碰见主动离开、主管领导也同意的，追着追着宁肯坏掉别人的专业能力、非得弄到政府岗位上去、不去连日子都过不成，不把一种专业技术人员弄成万金油的情况死不罢休，这种事，得要有多么傻逼的思维方式，才能常年坚持不懈啊？

上述的这些属于负面情况中的博士，至少都是合格的专业人士，年龄也都是即便跌倒了也还能有时间爬起来的黄金时期。假如一些方面稍微灵活一点，放他们走，不再没事找事，不要说给予必要支持，只要一些或高或低的领导人物不跟着堆砌罪名、上岗上线、找茬不休，他们要不能自食其力，都是咄咄怪事。

是合格的专业人士，而不是组织人士系统合格的行政人才，非常正常。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有一点文化冲突，显然属于天然的矛盾，不必要强求如何如何。众所周知，我国的政府官员系统的所谓组织工作要求的人才，往往令人不可理解。此类问题中，一些所谓的情况复杂，纯粹是一些党务领导玩人而已。自己玩人成瘾，浪费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黄金发展年龄段和搞科研的大好年华，不知何故。至于官场上的一些东西，越是博士越学不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一些党务官员非得认为专业水平相对较高，就得一定是老练而成熟的官油子，否则便一定下大力气“培养”起来，吃喝拉撒睡都是政治思想问题，以自己之百无聊赖，耗他人之宝贵年华不说，同时恐怕还有许多社会成本。国家培养一名博士本身有投入、博士自己寒窗苦读、做研究也有投入，完了被基层官场上本无关于己的事情，因为一些社会上本来都不见得不常见的之类的问题和言论，纠缠住长期消耗，废掉一人，都是罪过，更何况废掉者远过于此？

共产党的党务，历来是隔几年就搞一次思想政治的学习运动。此类运动，往往被一些人视为机会，用来抓这些博士入职的外来户。党务方面的一些酷吏，政绩薄上非要添上这样喧闹的一笔，动辄纠缠什么延安抢救运动中改造外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套，根本不能合拍、又不让走，硬行监控起来胡折腾搞什么思想改造，水深得不得了，谁能奉陪得起？

很多时候，纠缠此类问题者最大的理由，都是地方的面子、领导的面子，一些领导自己那里，恐怕还是左的因素、封建的因素在作怪。这个理由的无聊和无意义，恐怕稍微有点理性，都会认为是胡搅蛮缠而已。你搞半天运动，最终收拾了一个和官场秩序不合拍的、手无寸铁、也没有任何势力的傻博士，显得自己很帅，能怎么地？有什么意义？

在我看来，很多党务方面的干部，对于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北大这样的学校出来的博硕士，似乎有些传统上的、深刻的思想意识上的成见，这个成见不革除，恐怕很多事情压根就无从谈起。更有一种更加深刻的情况，则使人不寒而栗者，就是自汉武帝时代以降的，延续整个封建年代的打摆子一般的“皇朝疟疾”， 隔一段就穷兵黩武，搞对外战争，以内部问题外部化；或者是隔一段就非得找一些人树为敌人，杀掉或整一整，以体制问题具体化、简单化。放在毛泽东那里，就是永不停息的政治运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羞辱知识分子，其乐无穷。其根本的思想根源，稍作分析，就知道，其实质乃是这种因为权力高度集中而自己战战兢兢，因而患上且遗传的“皇朝疟疾”。

博士入职吏役中的上述情况，根子在于一刀切，不能因人而异，灵活处理这样一些本来就不应该大起来的事。僵化于所谓的原则，执着于一些“看起来很美”的理论框架，说是什么“铁”的纪律，铁得如何，你知我也知，众所周知，不过是长老油条的油子志气，灭稚嫩的外来者本就不存在的威风。这样非得纠缠住一些本来可以无关此道的人，置其于炉火之上，挂一个自造的稻草人，守望于麦田而草船借箭。恐怕即便原初用意不是弊政，实质也是弊政了。弊政及处，害人不浅，显而易见。积弊甚多，而又不得结束者，不知是何等缘故。

所谓“人才”吏政之弊，也就是这些苦恼着一些博士，烂混着一些官员，滑稽着一些学术和学者，吵闹着一些无聊监控舆论人等的叽叽喳喳的“烂尾人才工程”。这些事情的弊端，早已众所周知，不可谓不明。要改，变胡作非为为无为而治，恐怕非常具体，非常简单。大笔一划，免于苦役的，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普通人，被赦免的，也未必不包括执着者自己。从人道主义出发，麻烦你赦免于我；从狗道主义出发，也麻烦你赦免你自己。

与其无聊透顶，不如从善如流。

                                                        2013-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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