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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领袖人物的道德

图雅/1996.5.15

这阵子的海外书报摊上，领袖人物个人道德的行情有见涨的趋势。这方面的东西有它内在的吸引力。比如，如果谁篡一篇“毛泽东和他的护士们”，其销量一定会超过“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而柴玲的几句关于流血的话，已经对海外各大报的ＧＯＳＳＩＰ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或许，不久各报会联合起来，请她再说两句“用学生的鲜血染红风采”之类，以保证他们今后若干年的销路吧。

　　毛泽东的护士和柴玲的话被副刊用做五香豆腐干，天经地义。但是被用在冠以“反思”，“历史”等类字眼的文章中，当做对领袖人物的道德评价，却跟一个评画的故事异曲同工。一个画家作了一幅山水，甚为得意，拿给他的朋友看。那朋友评道“好墨”，颇令这家伙悲伤了一阵子。如果毛泽东知道汪东兴今天怎样用他是否跟某个女人睡过来证明他的伟大，其感觉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要聊领袖的道德，我们不应该跳过列宁。列宁是个多姿多采的人物，他前庭宽阔，眼亮而陷，天生已经是一付坚忍不拔的领袖之相。唯一破相的是其下巴和一撮山羊胡子，两者的前冲力过强，说明他将成为狂热的革命家，也会过早地到达富贵的终点。

　　列宁的年代，搞革命不象今天这么容易，高中生磕着瓜子站个柜台，老头子在厕所发个手纸也算干了“革命工作”。那时候基本上是“别人流血，自己也流血”的道德模式，革命家得亲自动手，在地窖里满面尘灰烟火色地鼓秋土炸弹。然后混入火车站热烈欢迎的人群，等亲王前呼后拥地出来了，“双手紧握爆破筒”，惊天一掷，革命的，以至自己的命运就交给它了。列宁的哥哥和中国的汪精卫就是这种惊天一掷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如此革命固然浪漫，可惜杀伤力不大。盖亲王实在太多，你杀了几位，三宫六院的回答却是“你们能杀，俺们能生”，多加个夜班又造出来了。更不要说革命家多半是化学半吊子，地窖里经常发生叼着烟配炸药，配着配着轰然一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不幸事件。武昌起义时，就因为造炸弹时出事故，差点儿把一个大好的中华民国给炸成死胎。

　　多次爆炸之后，革命家们终于认识到革命也是个技术活，光有亲自上阵的匹夫之勇不灵。根据专业分工原则，得有化学家和掷弹手。可这里就遇到了道德暗礁。让别人流血，你在后面谋划，这不符合英雄主义嘛。他们不明白造反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簪着茉莉花儿的旧道德色相。特别，脚上有牛屎的无产阶级革命跟汪精卫主义格格不入。去地主小姐们的绣床上滚一滚，还ＴＭＤ要套条真丝三角裤，抹点香水？这个规定吓傻了很多泥腿子。“省城人士”也乘机说，看看，道德问题你们不太懂，还是揍田去吧。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列宁同志来了，他对腿子们说：没那个，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打破现存的基本秩序，无法不跟旧道德冲突。往大了说，社会改造成功了就是最大的道德，往小了说，就算你亲自暗杀个把亲王摄政王，赢得几声廉价的喝彩，你能暗杀一个皇朝吗？大家一听，有理。于是纷纷走出地窖，去搞“痞子运动”了。

　　列宁认识到，第一，新社会的脱胎好像生小孩，“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要当这接生婆？行，ＧＥＴ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　ＤＩＲＴＹ。第二，要革命就得利用群众。群众是最大的土炸弹，是革命的有机火药。人这个生物有个特性，上菜摊买个菜，你多收他两分钱他绝对不干。可一旦放在一起运动起来，他们可以争着用头去撞一堵花岗石垒的墙壁。这正如耗子。个别的耗子总是勤勤恳恳地为自己谋福利，连地上的馒头渣都不会放过。可聚到一起就不行喽，它们不是互相撕咬，就是大群大群集体自杀。这对于革命家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学习了耗子论之后，俄国同志调整部署，组成了工兵苏维埃，果然，不久赤卫队便高呼着“面包会有的”的口号，潮水般席卷了冬宫。

　　毛泽东学会和继承了列宁的做法，坚持痞子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他的聪明在于他刚开始玩的时候就搞清楚了这个所谓的道德问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没有礼貌。对于他来说，这已经一次性地回答了所有的道德指控。穷其一生，除了瓜分省城人士的田产和给他们带高帽子游街，他再也没跟他们多罗嗦一句。

　　杀人放火，小道而已。任何一个劳教释放犯都可以干，而且干得比绝大部分革命家更热心。搞革命讲究的是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对自己的毁誉，以完成历史交给的使命。这就是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什么李逵老在前面冲锋，宋江却坐了头把？如果每一个李逵都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聚义厅将变成反目堂，水浒将变成“一百零八人勾心斗角记”。显然，革命的前提就是每一个参加者都为了将来的利益做出各自的牺牲。参加运动对李逵可能意味着鲜血和生命。对宋江，又何尝不意味着成为外部和内部的主要攻击目标？当然，对宋江来说，也意味着得到更大的保护，包括吃四菜一汤，和ＰＯＳＳＩＢＬＹ使用小护士。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运动在开始时争权夺利和成员之间的道德指控不那么剧烈。这是因为这时运动仍在播种，将来能下多大的雨只有天知道，因此它的危险大于利益。“凭什么我吃窝头你吃烙饼”，“谁占了谁多少斤高粱面的便宜”等算术题经常是在割了一季稻的六月，以及秋粮登场的后期出笼。这就是为什么在危险的二七年毛泽东挺身当领袖，连他的死敌张国焘多年后回忆，也认为是不折不扣的“英雄本色”，而他在丰肥的六六年发动文革，却被所有的道学家认做是争权夺利的卑鄙行为。

　　在毛的早期的著作中很难看到关于分赃的讨论。到了七届二中全会，革命胜利几乎已经成为定局，我们才见到“不要以功臣自居”的告诫，而迟至九大，才见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叫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规劝。

　　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人的系统工程。“唤起民众”——或配制大量的爆炸物——是革命家的首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也可以说革命意味着欺骗和利用群众，而每一个革命家都是骗子。可革命家的高下也就是从这里区分。就个人的聪明程度，周恩来大脑的ＣＰＵ和存储芯片可能是奔腾，老毛可能什么都不是。可周恩来的缺点是他运动群众的水平不高。大卸顾顺章八口，南昌起义之类作品，共同的特点是脱离群众，神秘色彩浓厚而教唆色调单薄。后来周恩来吸取教训，加大了跟群众，特别是女演员扎堆的频率，却只造成了小超的愤怒，以及“叫父亲太沉重”之类的负效果。

　　而老毛呢，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气势磅礴的井岗山道路，后来更做出了文化革命等气象万千的大幅泼墨。可以说，在玩弄群众这一点上，周恩来充其量是个优秀的程序员，而毛泽东则是图灵和莱布尼滋。他的确没计算机，但是他用不着。如果他需要，他能给自己造一台。

　　邓小平的编程造诣介乎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跟毛泽东一样，他懂得如何给群众以甜头和让群众吃苦头。他的特色是设计一套操作系统，给它一套ＢＡＳＩＣ语言，比方“稳定压倒一切”，“不要谈六四”，“搞活经济”之类，然后站在旁边看着。如果系统运转正常，他会叼根烟，眯上眼打桥牌。如果系统运行超出他给定的行为规范，他把烟屁股一掐，立刻查找ＢＵＧ，找到后他的习惯是不由分说，“硌崩”一声咬死。取缔民主墙，血洗六四，大脚踢胡赵都是绝好的例子。你要发现他拇指和食指是黑的，不要惊奇，看看他掐过多少烟屁股就明白了。

　当然，文革中他也有过“烟屁烫手，紧嘬两口”的艰难处境。把他置于这个境地的是党内最大的烟鬼毛泽东。他们两个在调程序方面的差距太大。邓小平方法管教色彩浓，教唆成分少，属于“堵”的范畴。毛则属于“导”和“疏”的范畴。他对系统新出现的语法现象并不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在必要时他甚至愿意改变原设计。比如反右，他发现鸣放的原设计不好，马上加以改变，变成坑儒的新设计。另一个例子是他谱的大跃进狂想曲。 一开始只设计了一个互助组，后来进到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他把系统版本迅速升至２．０，３．０，而且大规模投放市场。他亲自导演了炼钢，养猪，公共食堂，人造卫星等一系列闹剧，你可以嘲笑他的技术土得掉渣，可你也不得不承认，他用四号铁丝联了一个计算机网，任何时候只要他乐意，按一下键，全国的ＰＣ和ＭＡＣ就会嗡地一声操作起来。

　　在镇压群众上，老邓最多玩到不按牌理出牌，或者输了之后用广安高腔骂两句“先人板板”。可老毛则会笑眯眯地跟你玩两盘，让你赢，然后同样笑眯眯地掏家伙毙了你。毛泽东看不起邓小平，并在文革中将其猴子般的耍来耍去，毫不足奇。这时的毛泽东已经走火入魔，超越了革命，或改造社会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而进入了玩的境界。他玩天，玩地，玩社会，玩人。他给同志们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在自己的游泳池里却从不执行“洗澡避女人”。他的道德就是“过把瘾就死”，随他大小便。可以构造新的系统，也可以把系统立马推翻，可以为了什么，也可以不为什么。

　　蒋介石算不算革命家？当然算。教唆和欺骗是他的两大法宝。他最大的成功是在玩弄军阀上，十几年间，他对各军阀诡计百出，有的小刀子活剐，有的让他们互相消耗，在群雄并起的局面中，他独树一帜，用辛勤的劳动收拾了中共以外的所有其他军阀。

　　显然，收拾军阀跟喝白开水不同，哪个军阀不是拥兵自重，张牙舞爪的猛兽？冯玉祥便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白眼狼，从大兵到十六旅，从哨长到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蒋介石的把兄弟，叛变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习惯于以此取乐。有一次蒋开宴会，山珍海味，这丘八来了，一身粗布褂子，从兜里掏出俩窝头就啃。干吗呢，恶心你，其傲桀不驯可以略见一斑。可蒋介石不但解了这个兵痞的兵权，而且逼得他走投无路，上泰山去读书。想知道他一肚子恶气憋到了什么程度，请读丘八文学名著“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收拾东北虎张学良是另一个例子，蒋瞅准了日本人和他的矛盾，一枪没放地完成了东北易帜，其成功跟历史上的杯酒释兵权，和共产党方面的平津战役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后来更让张在国人面前为他当不抵抗的替罪羊，并把他调到西北去与中共相残，其一着着递进，一着着紧逼，端的是阴险毒辣，令人不寒而栗。

　　蒋为什么没把中共收拾下来，当然是由于井岗山八角楼的灯光里，坐着一位比他更懂革命之道的人。蒋不如毛，根本原因是玩弄群众的骗术不够高明。毛的教唆深入到在赵庄土墙下每一个抓虱子的人。而蒋只把银桃子发给了张学良和冯玉祥，也许再搭上刘文彩和赵太爷。数十年，两个革命家都闷着头往自己的炸弹里填炸药，三年内战相遇，轰地一声大响之后，老毛整整他油亮的大背头，进了北京，老蒋却连滚带爬地逃出了这块差点儿要了他命的是非之地。也许这时候他才明白，土豪劣绅只是常规的ＴＮＴ，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却是地地道道的铀２３５。

　　观察近代造反成功的领袖人物，没一个不是善于利用群众为自己服务的大师。为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是因为他们不懂乾坤大挪移的法术，而是因为他们不懂群众。中国的民主派七年之间吵吵闹闹，到现在还拎不清一个道德问题，跟老毛相比，的确是一群书生。

　　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许可以用来分析革命家到底应当有怎样的道德。他这本书对个人和历史，必然和偶然做了如此透彻的阐述，以致连大革命家列宁都拍案叫绝。我们知道列宁本人也喜欢舞文弄墨，他的某些著作跟先锋派的诗差不多，必须带到冥王星去才能读懂。但列宁却高度赞扬普列汉诺夫，称他为“最优秀的理论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要乘乱起事，取沙皇而代之，写了“国家与革命”，普却主张先帮沙皇打赢了再说。两个人才翻了脸。

　　这本书鼓吹什么？一言以蔽之曰“时势造英雄”。一个人成为英雄人物，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什么是必然性？历史选中的只能是具有某些素质的人，这是因为他们能适应当时变革的需要。如果山中需要一个大王，又找不到老虎，那历史一定会造出一只猴子来。


　　饥荒和暴政产生了李自成，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崩溃，王朝已无法维持，而造反的农民大多无所依附，产生了统一指挥和协调的需要，李自成粗通文墨，具有一点智慧和远见，这使他成为同辈下层人物中叱诧风云的起义领袖。战国时期生产力充分发达，有了书同文，车同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需要，于是历史下达了统一中国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有比陈胜李自成辈更合适的人完成。秦王已经掌握一定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并且有了治理国家的经验。他远比光着大脚丫子，刚下地回来的农民更能恰当地满足这个要求，因此历史便选中他来完成统一中国的使命。

　　六四时，一群年轻幼稚，不具备政治经验的学生站出来领导了运动。这是因为改革所造成的分配不公产生了表达“反腐败”和“有限开放言论”的社会需要。表达这两个要求并不需要高深的政治谋略和政治经验。因而历史所选择的人，便是不带有多少政治背景，而且比较幼稚的学生。应当说，他们完整而清楚地向全社会以至全世界表达了这两个声音，从而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所谓领袖人物产生的偶然性，是指为什么选中的是李自成而不是张自成，是柴铃而不是戈铃。一般而言，社会存在满足各种需要的人才，“三条腿的蛤蚂难找，”想当皇帝的人可满街都是，你周围的许多人都很可能乐于变成跟朱元璋一样混蛋的人，可谁被选上，却是由于偶然的因素。

　　偶然性可能是天下最没道理的事。好比金庸小说解围棋珍栊的故事，多少聪明才智之士想到吐血，仍然毫无进展，一个傻瓜不小心搅乱了棋盘，却偏偏搅出了关键之着。一切善良的人们都可以保留对此表示愤慨的权利，可愤慨代替不了运气。六四中某些学领担任了指挥工作，绝不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有道德或者更没道德，更聪明或更愚蠢，更成熟或更幼稚，却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基本条件，又恰好出现在那些推举领袖的场合。如果他们不站出来，自会同类人物在同类的场合站出来，而且其数量还多得可以用簸箕撮。

　　领袖的位子有限，一旦有比较适当的人被选中，其他人取而代之的可能就被取消。既然统一中国只能由一个人完成，秦始皇的成功就必然使其他有同样野心的人落空。我们承认老毛有一把解腕尖刀，可这不等于他是唯一的屠夫，没了他，大伙儿一样给肥猪放血。毛死后邓的经济搞得不错就是明证。以毛泽东的个人能力和性格特色，他的历史角色早在１９４９年就已经结束。如果毛能够体谅中国人民，自觉地早死十年左右，今天我们每个人的钱口袋都会沉一倍。可他偏不，因此储君刘少奇和林彪只能惨死异乡，邓小平只能当十年猴子，而人民也只能在贫困中再磨炼十年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当客观条件和历史进程给英雄人物提供了舞台的时候，他们的个人能力和个人品质就开始发挥作用。这些因素能够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但是绝对无法改变历史前进的总方向。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后面，有远比他们更强大的变数在起作用。

　　理解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似乎可以得出一个逻辑的结论：衡量革命家和领袖人物道德的根本标准，不在于他们的床上有几个女人，或者在星期四的早上说了什么样的蠢话，又如何在星期五的早上推翻，更不在于他们是否利用了群众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在于他们是否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变革使命。如果他们完成了这个使命，那么他们的行动总效果就是道德的。事实上，有时革命家和领袖人物的出类拔萃之处，正在于他们能够突破世俗的毁誉，充分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把历史的节目用与世俗道德相悖的方式表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