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诸多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毛登顶之前已经与党内党外斗争了近三十年。他本人数度被赶出中共权力中枢,而中共势力也几度命悬一线。长期残酷的党内外斗争养成了毛根深蒂固的猜忌性格。虽然些许时候隐忍不发,但一旦发作就是大规模的整肃、狂风暴雨。作为一个准军事政权的领袖,毛牢固的掌控着军队,倾全力于自身权力的巩固。即便在最疯狂的文革年代,没有他的手令,全国所有的解放军都不可以调动一兵一卒;而作为经济的管理者,他更像一个充满后现代色彩的画师。他带给民众的,除了深切的饥饿感,是众多经济指标的全面倒退: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一九五七年的58.4% 降至一九七八年的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升无减。1960年的城市化率是19.7%,一九七六年的城市化率是17.4%。
毛死时中国社会危机到了极限,人民大都害怕毛一死天下大乱。但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个被毛称为“内部是钢铁公司”的强人在旁边等待。这个等待者——邓,在党政军每一个方面都有极深的历练、极广的人脉和渊源。左派昙花一现,短暂掌权之后就全面倒台,邓则重新崛起。虽然变迁的过程被诸多书作描写得绘声绘色、扣人心弦、九死一生,但其实类似的权力更迭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突然。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康熙死后都曾发生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极权和专制政权是金字塔形的,绝大多数时期塔尖的座位,是强人的座位。在强人存在的情况之下,普通人即便坐上去了,也不会长久。
邓兼具雄才大略与老练深沉,这一点毋庸置疑。为避免华的过分猜忌,邓以主抓科教这一权力板块中的冷门为起点复出。却通过恢复高考等举措赢尽人心,使全国舆情天翻地覆。据说站稳脚跟之后,邓即宣布要召开全军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伸手军界而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化身为全国科教工作之一部分,这样的政治手法,华、汪很难匹敌。
一、八十年代
(一)、邓的经济改革
邓时代的主要经验是回归常识(“猫论”、“摸论”),主要成就则是回归常态(“与世界接轨”)。就基础而言,毛的“创造性破坏”奠定了邓的改革基础。
作为一个后现代思维的经济管理者,毛的“破坏”人所共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毛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毛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一九六一年所有的经济权曾一度收回中央,但毛一九六四年开始又把经济权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当时说的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八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国家,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毛的这一系列做法恰恰为以后邓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所没有的。而由于毛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不断解构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毛的分权化,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谢淑丽提出,中国在计划性最高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六百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五千五百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
邓的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一九七八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很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个规模比较大,其余都是中小企业,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
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改革结果的差异的。因为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地在计划的国有企业之外又发展出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
80年代邓的改革是由“草根资本主义”驱动,那个时代的英雄是万元户、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这样的人物,大量的草根创业家崛起; 1987年,邓同来自南斯拉夫的政府访问代表团谈话时,对中国经济改革给出了如下的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
邓的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为创新性地勤奋工作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扩张提供机会。
邓把土地交还给饥饿不堪的农民,打破了集体所有制(虽然没有完全私有化)。考虑到改善自己命运的可能性,中国人个个成了创业者。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缺乏自由市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财产权,至少没有西方人理解的那种财产权。从技术上看,中国的任何东西都是国家所有,虽然在实际上,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国家尊重财产所有权的现状,允许适度的自由操作空间。这种自主性给予创业者越来越大的安全感。比如,农民已经觉得足够安全,在国家按长期合同租给农民的责任田里种植庄稼。因此,在1980年代农业增长率达到十位数。一直忍饥挨饿的中国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可以养活自己了。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历史巨变,就连最贫穷的省份里,积极进取的企业家也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这种资本主义繁荣仍然是在没有任何正式财产权和法治的情况下出现的,但这些新企业家与当地中共组织和政府的官僚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发财赚钱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受到鼓励,毕竟,经济增长符合中国的利益,直接投资和腐败机会也让党员得到好处。这些乡镇企业虽然设备落后,法律地位不确定,但能够通过服务于国内市场而立足,因为在1980年代的中国,什么东西都缺乏。经过香港和华人的途径,这些家族型的乡镇企业迅速认识到全球市场是个获得利润的更大来源。当时在偏远地区看到为美国商店生产商品的乡镇服装加工厂或者玩具厂,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二)邓时期的政治改革
据前总书记赵回忆: 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邓小平的政治改革主张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集中批评了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等等弊端。指出这些问题同现行的制度有关,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这里他还引用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一句话,说像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在分析上述弊端的原因时,还特别提出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虽然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统治和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但对肃清政治思想方面的封建主义影响的任务估计不足,没有完成。
对于邓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
另外,邓的这篇讲话还有以下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另外,当时正在起草总结文革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深感由于毛的专断、家长制,把个人凌架于党之上,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而邓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李维汉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
邓在1986年6月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以及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提出了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说过,现在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其他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一年9月在听取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又提出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搞一个蓝图。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讲话,7月同孟加拉国外宾的讲话都一再提到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还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十三大两个主要内容之一。
但邓的这些讲话所讲的政治改革的内容,比1980年讲的范围就更窄了,邓所涉及到的内容仅限于行政体制、机构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他为政治改革规定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和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下放权力的问题。第三,精简机构。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是邓小平1986年9月13日的讲话。他说,我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加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企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增强活力。就其主要内容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干部年轻化。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主要的内容。
有人认为,邓有时讲一下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以获取人民群众的好感而已。也有人认为,邓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未能贯彻始终,是由于形势所迫,或受到某种阻力的缘故。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没有充分的根据。问题的实
质在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样的改革?在邓的思想上,政治体制改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矛盾,是可以兼容的。所以他每次讲话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或者在这之前之后,甚至是同时、同一篇讲话中,往往又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强化专政等问题。就在他1980年8月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前,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他所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是在思想理论界思想刚趋活跃的时候,加在思想政治领域的一个紧箍咒。而在1980年8月讲话之后的12月,他所做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强调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指出阶级斗争虽然不再是社会上的主要矛盾,但是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特别指出,国家机关要通过适当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先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要事先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闹事严重的地区,必要时要实行戒严。
1986年、1987年,是邓集中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期。正如上面提到的,就是在这期间,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都说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与一般人的理解,即国家现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决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力和效率问题,基本上是行政改革。邓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说,一般地讲政治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是很清楚;民主是我们改革的重要手段,民主怎么搞法,还是个新问题。
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他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就是指这个。1980年9月邓在讲到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时,就指出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987 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那次谈话,对这个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资产阶级讲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制、竞选、三权
分立,我们能搞吗?平时在讲到人大、政协作用的时候,他多次批评说有些人想把人大、政协搞成两院制,想把政协搞成上院。
1988年赵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作用的时候,他反对在人大会议期间民主党派建立党组,进行党派活动。对于选拔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担任实职,他也只允许以个人身份,不能以党派身份参政。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连一点点小口子也不让开。
邓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他在那次同南斯拉夫外宾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不受牵制,就能够立即执行,不像议会民主经过那么多复杂,那么多反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方面总的说,我们效率是高的,决定了就马上执行。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邓把不受牵制,不制衡,权力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鼎立,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类话他讲过多次。
邓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总是告诫人们一定要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这个优势,千万不要搞西方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那一套。因此不论进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邓都不会允许触动这种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
邓小平自从掌握最高领导权以后,非常强调要保持政治局势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他认为没有稳定,乱糟糟什么事也办不成。为了维护稳定,主要手段就
是专政这个武器。在赵印象中,邓是在老人中强调专政、对专政念念不忘最为突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他常常提醒人们不要忘掉使用专政这个手段。每当他强调稳定的时候,必然强调专政。他不仅反对政治制度建立什么分权制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厌恶人们用游行、请愿、闹事的方式表达意见。他主张用立法的形式,实际上达到禁止人们进行这样的活动。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主张快刀斩乱麻,用强硬的手段予以压制。因此,邓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专政是不允许动的。
鉴于斯大林和毛泽东晚年的沉重教训,以及邓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弊病不是没有觉察的。因而他也不时提到要扩大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废除家长制,肃清苏联影响的问题。但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要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而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讲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就连1986、1987年邓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条提出的党政分开,虽然只是坚持党领导下的职能分工,目的在于提高国家行政系统的统一和效率,但是1989年“六四”以后也就不再提了。所谓邓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干部年轻化、精简机构和中央地方、企业适当分权。实际上这种改革还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