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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记录1978-2008中国民主进程关键词。本书以编年体结构，抉取1978至2008年间真实的中国言辞，梳理出三十余年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从制度到观念的转变，留存一份兼具人文思辨和知识趣味的历史档案。本书反映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艰难进程。）

 

伤痕文学

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1978年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把他的处女作《伤痕》贴在了班级墙报上。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

《文汇报》为了让《伤痕》顺利发表，提出了十六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小说主人公以关爱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因为小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在结尾处安排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将军吟》《芙蓉镇》等“伤痕文学”代表作相继问世。

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卢新华说，“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1998年，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里说：

 

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是北岛写于1976年的诗作《回答》中的头两句。1979年，《诗刊》3月号转载了《今天》创刊号上的这首诗，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在北京创建了民间刊物《今天》。在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这一年，王家新刚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年初开学，他班上的北京同学纷纷带着《今天》到校。“诗还能这么写？”大家惊呼着，这本刊物迅速风靡校园。

1979年4月8日，《今天》在玉渊潭公园组织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千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警察们在一旁观察动静。

1981年，《今天》被查禁，18个月中出了9期。

而此时，一个全民读朦胧诗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朦胧诗选》成为当时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床头书。

多年后，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1979年10月22日，许世友将军给大儿子许光写了一封信：

 

许光：

邮去现金伍拾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我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活到八九十岁，也只有十多年了，你们可以先作准备。

 

1985年初，许世友交代秘书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说自己来日不多，对组织别无他求，请求中央在他死后实行棺葬，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够，活着尽忠，死了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

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辞世。下葬时，灵柩里放了几件物品：他生前戴的欧米茄手表，天天听的半导体收音机，一瓶茅台酒，一支猎枪及100元人民币。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1980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在《十月》发表，卷首语中写道：“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剧本拍成电影，送审时改名《太阳和人》。影片讲述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凌晨光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女儿的出国决定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女儿反问父亲，“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影片被严厉批判，没有公映。

最难的时候，白桦接到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打来的电话：“尽管沸沸扬扬，（胡）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一再重申他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党鼓舞我们去改革

“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

1980年3月，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前的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发出这样的疑问。

 

当了和尚要撞钟

“邓小平应该长寿百岁！”

1983年11月15日，内地第一个赴港旅游团从广州出发，抵达香港观光。香港人相信内地真的要改革了，高唱赞歌。一位香港老太太拉住旅行团一位成员的手，激动地说：“邓小平应该长寿百岁！”

 

“这里的服务比国营餐厅好100倍。”

《亚洲华尔街日报》1983年8月发表的一篇北京专稿称，一般中国人更想找一个能够代替国营饭馆的地方去吃饭，因为国营饭馆服务态度不好，桌子脏，人们吵吵嚷嚷，有时还有人抢座位。在一家个体饭馆的意见簿上，有一条留言：“这里的服务比国营餐厅好100倍。”

 

“有人抵制这种搞经济责任制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想竞争，可是要是数以百万计的行政官员都不动脑子，我们的国家将成个什么样子呢！”

美联社1983年1月28日报道，北京京剧院著名女演员赵燕侠，在一场艺术革命——打破“铁饭碗”，以票房收入代替“大锅饭”——中走在前头。

赵燕侠把有800人的北京京剧院一团分成4个队，她自己负责一个有70人的具有事业心的队，这个队搞自负盈亏，实行浮动工资和现金奖励。其余3个队继续实行工作量不等，但报酬相等的旧制度。这一“大锅饭”制度当时仍在中国各个领域里实施。

自从改革以来，赵燕侠的队在18个城市进行了340场演出。1982年，该队赚了27万多元，为国家节省了10万余元补贴。其余3个队仍依靠160万元国家补贴。

赵燕侠说她不能容忍吃大锅饭的思想。“有人抵制这种搞经济责任制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想竞争，可是要是数以百万计的行政官员都不动脑子，我们的国家将成个什么样子呢！”

 

“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1983年11月，胡耀邦在介绍步鑫生改革尝试的新华社内参上的批示。

作为这一年的改革明星，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有句口号：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起那些只当和尚不撞钟的人来说，这位和尚可谓忠于职守。”

这是1983年热播纪录片《话说长江》中的一句解说词，配的是镇江和尚撞钟的画面。在片子的解说之一陈铎看来，这是内涵很丰富的解说词。

解说前，撰稿赵化勇却对陈铎说，把这句话拿掉。他担心有人对号入座，“会有人说，你是说我在其位，不谋其政吗？我们别找麻烦了。”

第二天，陈铎跟赵化勇说，“我想过了，我们电视还有教育功能，而这个教育功能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的。我们发现了，挖掘出这个内涵来，不容易，是我们有本事，别轻易扔掉。我的意思是不要删掉那句话，关键在于处理。”

这句解说词最终保留下来了，陈铎在解说时，用了很平和的语气。没有人对号入座。

 

 “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

1988年12月22日，“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回忆，那天下着雪，中国美术馆前买票的队伍蜿蜒一里多长，原定两毛钱的门票暴涨了10倍。

观众排队进门时非常急切，可看画时，却不敢长久驻足，直视画面。画家杨飞云的作品《十九岁》前，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后排的人踮着脚尖，根本什么都看不清。观众的眼神非常复杂，有新奇、震惊、羞怯与愤怒。

一个戴大皮帽的中年男人晃着肩膀从美术馆大厅中挤出来，满脸潮红，叨念着：“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

“大展”期间，曾有一个女记者，称自己代表妇女来与主办方交涉：“既然是人体艺术大展，为什么男的展得少，女的展得多？为什么男的不暴露生殖器，而女的都暴露生殖器？就那么几个男的还遮遮掩掩，把下体遮盖着？！”主办方回答：“道理很简单，这是人体展，不是性器官展。”

参展画家们生怕随便哪位领导一句话，就把大展扼杀的担心，没有变成现实。为期18天的展览，共展出了28位画家的130多幅人体画作，观展人数创纪录地达到20多万。

不过，人体模特们不干了，以罢课抗争：“凭什么我们1小时只拿24块，而你们又展览又出书，让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后来闹上法庭。10年后官司判下来了，3位模特每人获赔1万元。

 

让我们承认危机吧

“《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

《红高粱》捧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中国电影报》上一篇作者署名秋田草的文章说。

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信给西安电影制片厂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认为“《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还有人写批评文章说：“《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赏识。”

影片拍摄地山东高密的农民上访，抗议电影里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

 

“体育的功能被颠覆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1988年赵瑜报告文学《强国梦》中的一段话。这一年，中国奥运军团兵败汉城，对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金牌战略等的反思开始出现。

20年后，强国梦依然，金牌大丰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举国体制“既是我们优良传统、有效模式的一种概括，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

1988年4月8日上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到高潮。9点35分，代表们开始填写选票，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9点53分，开始投票。邓小平在主席台的票箱投完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来自广东的女代表邝健廉看到这一幕，写了一张“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的条子，从台下依次传递，递上了主席台。邓小平看到条子后，笑着连连点头说：“好，好。”他立即把烟熄掉，还将那张条子递给邻座的其他领导人。

            《真话：1978--2008中国状语》  九州出版社  定价：2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