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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祭成唐将，御，服二女，其彝血羊三，豚三。思又正。——周原甲骨H11.1

[2] 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3]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孙子兵法·谋攻》

牧野战场之上，商军倒戈以至于周人轻取天下的说法，几乎是定案了。

古人研究历史的方法，大抵以引经据典为主，不免为传统史观所束缚。而近人撰写的史书由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历史研究法的传入，往往会对传统的文献重新解读。

商军倒戈之说，有没有新的观点新的视角呢？应该说，多数近人撰写的史书并不求新立异。这个定案到了近人撰写的史书上，于是一而再的被重述。

我们这里不妨罗列一下——

史学家范文澜于1940～1942年在陕西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和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期间，组织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

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评价颇高，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之所以评价如此之高，乃是官方认定该书在唯物史观的运用上达到了阐述人类 社会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二者结合的更高层次，规模宏大，内容丰富.

是以1949年后，范文澜与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成为中国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之一。他们均持“有奴派”的观点[1]。

在该书中，范文澜第一次运用全新的马列主义史观阐述中国历史，对于牧野之战，该书是这样写的：

公元前1066年，……武王在牧野（河南汲县）誓师，指责纣听信妇言，不祭祀祖宗，不信任亲族，招集四方罪人和逃奴，尤其是第四条罪状，引起从征各国的敌忾心，要和纣决战。纣兵十七万人（一说七十万人），倒戈反攻，引导周兵杀纣。

周兵正月（子月）底出发，二月（丑月）底攻入朝歌灭商，兵力比纣小得多，成功却这样快，主要原因是商兵（有家室的老奴隶和自由民身分的小人）阵上起义，欢迎周对自己的拯救。[2]——

在该书中，牧野之战第一次被定性为奴隶起义了。

何谓“起义”，按照马列史观，特指的是进步的革命的公开武装行动。也即是革命人民为反抗反动统治而举行的武装暴动；

义之一字，已经将确定了战争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的立场。

这种严格的两分法，在叙述后世之农民起义时，显然有助于读者辨识，然而对于笼罩在迷雾中的夏商周三代历史，也用这样的词汇，则是预设前提了。

毕竟，牧野之战乃是商周两大民族的对决，正如后世蒙古灭宋，满清入关，对峙的双方都是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实在是谈不上义与非义。

范文澜为起义说的始作俑者，导夫前路，自然有后继者沿径而行。

建国之后，对于马列主义史观建构最力的莫过于郭沫若了，他提出在夏朝建立奴隶制国家后，商周是奴隶制的发展时期，西周是奴隶制国家强盛、经济高度发展时期。

这种坚定的认定“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的“有奴派”的观点，自然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稿》一书中表露无遗了。

该书是从1958年开始编写，到了1962年，其中的第一册和第二册一度作为大学文科试用教材印行过。

且来看该书对牧野之战的阐述：

（周师）渡过孟津，向纣都朝歌进发……。

那时候，商朝的主力军还远在东南战场，一时征调不来，于是商朝统治者便把大批的奴隶和从东南夷捉来的大批战争俘虏，一齐武装起来，开往牧野。

我们古代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爆发了。在激烈的战斗中，商王军队中的奴隶兵掉转戈头，发动起义，使周师顺利进占朝歌，商纣兵败自杀。[3]

总之，和范文澜的持论一样，就是牧野之战周人大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周人英勇善战，不在于周武王、姜尚的战略有方，而是商军中奴隶起义。

而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于1962年开启，不过随着文革爆发，该书要到1979年方始正式出版，该书自然也无外于以上两位：

公元前1027 年，……武王的军队，顺利地渡过了黄河，没有遇到抵抗。不久即进据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北），这时商王纣发兵仓惶应战。

《诗经》说“殷商之旅， 其会如林”，商纣王的军队虽然很多，但商军是由奴隶和贫穷自由民组成的， 他们对周人并无故意，反而把周人看作自己的救星。

古书上说，当时商军在战场上起义，倒转戈矛以攻于后。战争以武王的胜利而结束。中国史上最后的一个奴隶制国王帝辛，自燔于火而死。[4]

1979年去文革未远，是以该书本的仍是马列主义史观，将商王朝视为奴隶制社会，由此得出的结论乃是牧野之战周人之所以大捷乃是奴隶起义。

该书出版之日，正是中国国内“无奴学派”[5]渐起之时。于是对于牧野之战的定性开始慢慢的微调了。

到了1993年，改革开放已经十四年了，马列主义史观已经不再被那么强调了，中国的史学家们对于商王朝是否是个奴隶社会，未能取得共识。

是以，反映到了该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分卷》上，对于牧野之战的陈述开始客观了一些：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之战。因战地在商末国都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北)，故名。

……周军出动战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在牧野布阵誓师，并以吕尚为前锋，冲向商军。

商王仓促调集的大军多由奴隶和东夷战俘组成，刚一接战，就“倒戈”起义。周军直驱商都，纣王退走宫内自焚。统治达六百年之久的商王朝终于为周王朝所取代。[6]

起义一次依旧在，“倒戈”二字却是加了引号。

又次年，也即是1994年出版的《中国全史》百卷本之《远古暨三代军事史》的书中，在描述牧野之战，也算较详尽且客观了：

公元前1027 年周历二月甲子日清晨，在发起总攻前武王再次举行誓师大会，……面对联军的进攻，纣王毫无准备。

时商军主力仍在东线与东夷作战，为抵抗联军，不得不临时武装大批奴隶，仓促应战。

……商纣王为数众多的军队当不是国家军队的主体，而是由奴隶临时拼凑而成，唯充数以虚张声势而已。从战斗经过来看，两军并未有激烈的交锋。

武王采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派师尚父带领少数勇猛之士向纣军挑战，转移敌军注意力并挫伤其锐气，而后亲率主力向敌军发动猛烈攻击，纣军遭此突击，不战自溃。

奴隶大军纷纷倒戈，纣军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自知大势已去，逃回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占领朝歌，商王朝遂告灭亡。[7]

这个客观呢？就是商军奴隶的倒戈仅仅视为倒戈，而不再将倒戈视之为“起义”了。

史学专著容有争论，但是写入历史教科书的，则往往是定论了。我们再来看看最新的国内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册：

周文王死后，继位的儿子武王，决心乘商朝政治混乱，伐纣灭商，他联合西方和南方的小国、部落，向商纣进攻。

公元前1046年，双方在牧野大战。商军在阵前纷纷倒戈，引导周军攻入商都，商纣逃到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武王建立周朝，定都镐，又称镐京，历史上叫做西周。[8]

可见国内的历史教科书至为谨慎，一切容易引起争论歧义的措词都一应规避了。这也确实算是良史的态度了。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去强作解人。非得给一切历史安上预设的规律，这种通病是多数史学家都未能免的。

国内的人教版如此，对岸台湾亦然——

文王卒，子武王发于继位之第十一年亲自率兵伐纣，会合反纣诸侯，从盟津（河南孟县南）渡过黄河，与纣王大军战于牧野（河南淇县南）。

殷军阵前倒戈，纣王大败，逃回行都朝歌（河南淇县附近），自焚而死，殷亡。[9]

台湾教科书上的牧野之战，显然是直接改写自《史记》，将文献扼要说明之外，并不做多余的解释。

按照传统文献的解释，《荀子》一书所言之徒，即是奴隶了。而近世之史家对于这样的解释自然是非常乐从。

因为在马列史观里头，人民战争乃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战争是为谋求阶级解放或反抗外来侵略，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进行的战争。

以此衡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古罗马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西欧列国人民反抗拿破仑一世侵略的战争，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等，都称之为人民战争。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他领导下相继粉碎“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进攻所进行的一系列武装斗争定性为彻底的人民战争。

如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也自然接受了马列史观，重述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战争时，往往不顾具体的情况，先安上“人民战争”这顶大帽子再说。

牧野之战严格来说，乃是商周两大民族的对决，和所谓的人民战争其实关系不大。

如果论其实际，周人立国以来，历代商王固然对历任周王有各种的打压和羞辱，但那是国际外交上矛盾，并不是说商王就压迫了周国的人民。

夏商周三代的封建政治制度决定了，商纣王能压迫的也就是本国人民，压迫不了周国的人民。

商纣王有没有压迫本国的人民，那自然也是有的，历任的商王都在压迫本国人民。难道后来建立的西周王朝就不压迫本国人民了吗？依旧压迫。

西周王朝难道没有奴隶了，难道奴隶比商王朝少了，难道西周王朝不像商王朝一样，立国之后，一直对周边不臣服的列国发动战争，一直在战争中抢掠人口，贩卖奴隶。

当然，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商纣王治国果真如传统文献上所描绘的那么腐朽荒淫， 人民奋起抗争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是人民奋起抗争还是周人异族的进攻导致六百年的商王朝就此灭亡，却不可不仔细分剖了。固然这两样因素交互为用，但是到底何者为主要原因，实有赖史家之明断。

回到牧野之战上，如果商纣王所发动的七十万大军[10]真的全是如范文澜、郭沫若所断言的，那是商纣王临时征发的奴隶大军，那么我们确实可以将这场战役定义为人民战争了。

在中国上古夏商周三代战争中，是不是会出动奴隶呢？

有可能。

将奴隶组织大规模的军团投入作战呢？

不可能。

商王朝是不是奴隶社会，我们这里姑且存而不论。但是商王朝的统治下是不是有很多的奴隶呢？

有。

商王朝的奴隶之多，在甲骨文卜辞上记载比比皆是。然而商王朝这样的国家拥有大量奴隶这一不必辩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商王朝的军队由大量的奴隶组成。

在这一点上，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我们这里不妨以西方文明中奴隶制度最为的古罗马帝国为例而概言为何任何奴隶社会都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奴隶军团。

古罗马军团在军事历史上所取得的辉煌，归根结底是军事制度的胜利。

古罗马军团的基本建制是“百人队”，其长官称为百夫长。百人队最初由100名士兵组成，后来调整为约80人。59个百人队组成一个罗马军团，兵力大约为5000人。

那么古罗马军团的兵源从何而来呢？

在罗马王国和共和国时期，古罗马的兵团，即军队的核心，必须由罗马公民组成，他们的武器也不是统一配发的，而是要求自备。

当兵团征兵不足时，军队统帅就招募外国人，然后授予他们公民身份。比如凯撒创建他著名的远征高卢，组建的高卢军团即是如此。

尤其在罗马的东方，当兵源不足而公民又不足以补充军队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有财产的公民通过战争，可以掳掠资财以及获得大量战俘，进而，有了更多的财产，即可装备更精良的武器，比如成为一名自备马匹的重骑兵。

古罗马设计的兵役制度的特点有二：

第一，兵役的负担直接与财产多寡联系起来，财产越多。提供的义务越重。

第二，兵役的负担直接和政治权利挂钩。兵役负担越重的阶层，享有的政治权利越高。第三，兵役中所需的一切武器装备由服役者自己承担。

换言之，国家既不提供装备，也不支付工资。兵役完全是一个市民必须承担的政治义务。相应的，其换取的是其在城邦政治体系中所享有的政治权利。

如此一来，古罗马组建的军团何以在立国之初的两三百年中战无不胜的原因也就不难明了了。

一个罗马平民拥有公民的身份，则个人的利益与帝国利益的统一对应起来，由此大大提升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度。

而任何国家组建军团，第一位的考虑从来是军团对国家的忠诚。

现在，再反观古罗马的奴隶之构成和境况——

古罗马的奴隶来源很广泛，包括战俘、购买、海盗劫夺、家生奴、债奴等,使奴隶数量激增,战俘奴有时以数十万计。

如此一来，奴隶市场上的奴隶多时日达万人。手工业作坊中的奴隶人数，少者十余人，多者上百人；农庄奴隶通常有十数人，家奴多者竟达数百人。

据估计，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和罗马帝国初期大约有15%－20%的人口为奴隶。

罗马奴隶处于至为悲惨的处境之下，他们可以随意被打骂、转卖、处死。

罗马奴隶没有人身权、没有婚姻权、没有家庭权、没有财产权。白天带着脚镣在监工的皮鞭下劳动，夜里被幽禁在一种半地窖式的房子。

对于这样的人群，任何明智的统治者都不敢奢望组织起大规模的奴隶军团效忠国家。

事实上，自古罗马立国之后，奴隶起义频仍。

公元前三世纪，意大利境内爆发了大规模奴隶起义，公元前73年，意大利又爆发了共和国后期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也即斯巴达克斯起义。

这些连绵不断的奴隶起义，迫使罗马统治者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建立自己个人的独裁统治，到了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共和国的共和制逐渐向帝制过渡。

同时，罗马开始出现隶农制，奴隶制逐步解体。

同样的，中国文明也不例外，商王朝文献留存的少，我们只能将西周王朝的情况往上追溯。

西周王朝能够当兵的，和古罗马一样，都是有身份的人。

什么身份？国人。

国人指的就是大城市中的贵族和平民，而绝不会是奴隶。在西周王朝的军制中，作战的主力士卒只能由“国人”充当，奴隶当然也上战场，不过只能随军服杂役。

谈到这里，就得说说商王朝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了。

我们现在习惯了将失去人身自由，为奴隶主无偿劳动，常被奴隶主任意买卖或杀害的人称之为奴隶。然而奴隶这个词的成立，却不是自古有之的。

在夏商周三代自然是奴隶，只不过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叫法，并没有统一的通识。

在春秋时代的文献中，最经常看到的奴隶的说法，是男臣女妾，统称则为臣妾。此外又有“虏”、“仆”、“奴”、“隶”、“婢”、“臧获”、“僮”（亦作童）、“竖”、“奚”（女奴）等。

大约在战国晚期，出现了“仆妾”、“奴妾”等与“臣妾”同义的名称。

进入了西汉王朝，“奴婢”取代“臣妾”而成为奴隶的通称。要到东汉王朝，奴隶这个词才正式登场的[11]。

那么夏商周时代又是什么情况呢？

夏王朝文献即匮乏，出土文物也少，我们不妨存而不论。

商王朝的甲骨文卜辞上记录下来的奴隶很多，在手工业上，人骨等同于兽骨作为原材料而被广泛应用[12]。而就目前挖掘清理出来的商代墓葬而论，商王朝的人殉制度是至为发达。

以1950年发掘的五官村商代大墓为例，在大墓之旁的其他十六小墓，所葬之人皆俯身无头，亦无明器。可此小墓所葬人或者为大墓奴隶主的殉葬者。

此外附近又有乱葬坑八座，所埋葬人数多寡不定，但都是斩头俯身，大约是奴隶主死后，其子孙年年祭祀他时又新杀的努力。这在甲骨文中叫做“伐祭”。[13]

在甲骨文中，被享受到人牲待遇的奴隶可谓名目繁多：

伐、奚、屯、小臣、妾、姬、羌、仆、刍等等。

这些人毫无人身自由，往往被强制在农田牧地上工作，然而他们其实都是商人对外征伐所掠夺的战俘，有时候一场大战下来，就可以获得上千个战俘。

墨子是战国人，即在他的书中提到战俘作为战利品是如何被胜利者处置为奴隶的——

现在大国的君主自得地说：“我们处于大国地位而不攻打小国，我怎能成为大国呢？”

因此大国君主就差遣他们的爪牙，排列他们的舟车队伍，用以攻伐无罪的国家。

当军队进入小国的国境，就割掉他们的庄稼，砍伐他们的树木，毁坏他们的城郭，以及填没他们的沟池，焚烧他们的祖庙，屠杀他们的牲口。

人民抵抗的，就杀掉；不抵抗的就捆缚回去，男人用作马夫、奴仆，女从用作舂米、掌酒的家奴。

那些喜好攻伐的君主，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还以此通告四邻的国君说：“我攻下别国，覆灭他们的军队，杀了将领多少人。”[14]

商王朝末任君主商纣王又是好战的君主，他一生最大的功业皆在于征伐东夷集团，因此不难逆料在国都朝歌之中，所囚禁所驱使的奴隶当不在少数。

商纣王会不会在牧野战场上将这些奴隶放出来，许诺给予自由，并将他们组织成军了？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极为微小的，即便有之，也不可能是战场上主力。

首先，将众多的奴隶组织起来，发给武器，并教会行军打战之道，都不是一个月内能办成的事。

更何况配给奴隶武器最直接的结果，放在战场上的空旷之地，奴隶们的第一反应恐怕即是流亡了。

在战场上驱使奴隶并将之发扬为一种战术的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比如成吉思汗横扫欧亚之时，即如此做。

然而蒙古人的这一战术仅能用于攻城战而非野战。蒙古人进攻大城市之前，首先攻打弱小的郡县，获得足够的劳力和俘虏之后，再进攻大城市。

蒙古人所捕获的这些劳力和俘虏自然是将其视为奴隶。他们往往会有数万人，依“十进制”的原则，每十人为一组。每个蒙古兵会管理一组。

蒙古兵或指使他们准备粮草，或者命令他们挖掘土石，以填平将要进攻的城市外面的壕沟。如果蒙古兵认为某人工作效率低，就会采取“杀一儆百”的手段，迫使奴隶们加快进度。

为什么这种战术只能在攻城战中使用呢？道理很简单，奴隶们面前有坚城，后面有蒙古兵，如此一来无法逃亡。

然而《荀子》一书，明言“前徒倒戈”，这又是我们不能轻易否认。

荀子是战国时代的人，用的语言自然周王朝时代的语言，周人对于奴隶的叫法，在《周礼》上即名之为“胥徒”。

箕子有一个名字叫做胥余，学者颇有疑乃是箕子被商纣王囚禁贬为奴隶之后而得名号。在先秦文献中，还有一个常用于称呼服劳役的奴隶或刑徒的名号，叫做胥靡。

战国时代，卫国君主卫嗣君执政的时候，有一个胥靡逃到魏国，卫国想用百金把他赎回来审判，魏国不同意。

最终讨价还价的结果，卫嗣君为了显示法令的尊严，甘愿用一个叫左氏的小城市去换回这个胥靡。[15]

卫嗣君之所以这么坚决，其实和周文王姬昌坚持“有亡荒阅”之法是一样的。在甲骨文卜辞上，商王对于奴隶的逃亡，也是当成国家第一等大事来抓的。

有一块甲骨文卜辞即记载的较为详尽——

癸丑日贞人争问：这十天之内没有灾祸吧？

商王看了卜兆以后，判断说：恐怕要有灾祸。

卜问的第二日（甲寅日），果然应验了，发生了不吉利的事情，一位随从报告商王说：

在益地负责放牧的奴隶有十二个逃跑了。[16]

要是按照按照现代人的想法，不就是十二个奴隶逃跑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可是要放到夏商周三代，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这是国家的根本性大法。

如有奴隶逃亡，那作为政府有义务也有责任进行大搜查，从而保护奴隶主的财产安全。只有如此，奴隶主才会支持政府。

前面我们提到墨子的文章里头，也将奴隶称之为胥靡。如果看过《王天下》的同时，也当了然商王朝武丁时代的名相傅说也曾是一位胥靡[17]。

胥靡作为奴隶，过的是有如猪狗一样的生活，生不如死，所以《庄子》里头就说

被砍断了脚的人不图修饰，因为已把毁誉置之度外；胥靡登上高处而不存恐惧，因为已经忘掉了死生。[18]

胥是这样的情况，胥徒连称，徒的情况又如何呢？等而下之。

《周礼》一书中，西周王朝的政府机构是“六官”这六大官僚部门组成。

在“六官”的每一“官”之下，又分设很多的小部门。这些小部门都有各种各样的办公人员，比如府和史。府是主管典藏之吏，史是主管文书之吏。

府、史而下，就是胥、徒了。

《周礼》所述胥徒是很庞大的，比如在“天官”下属的“冢宰”部门中，即有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五职，掌管宫廷、宗庙、祭祀、宾客等各种典礼饮宴活动所需的膳食。

这个部门一共有多少人，四百一十人。这四百一十人就全是胥徒之属了。

胥和徒的关系是胥是徒的小头目，每十个徒由一个胥管理。

天官的人职就有“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地官的牛人职则有“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从胥徒所职掌而言，几乎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劳役，他们的技艺都是世代相传。

对于奴隶加以培训技能，并让他和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为奴隶主服役，这种强制性的制度一直到明清时代都没有完全消失[19]。

商王朝时代的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基本上死敌的关系，不像后世之隶农或农奴，尚有转变为自由民的可能。

是以，我们可以从甲骨文卜辞中看到奴隶对奴隶主的压迫之反抗是从未有止息过，连绵而不绝。

奴隶反抗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逃亡。逃亡对社会的震动不大，多是个体行为，顶到天了，也就是一个小群体事件，逃亡的奴隶多了，甲骨文卜辞最多纪录“丧众”二字而已[20]。

对于逃亡的奴隶，奴隶主是怎么处理的，就是追捕回来杀掉，而且往往集中在一块儿杀，以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因此甲骨文卜辞上又有“屠众人”一词[21]。

奴隶的反抗和斗争一旦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的话，则会出现大规模的暴动。暴动之初，最常见的乃是烧毁粮仓。比如甲骨文有这样一段卜辞——

商王亲自占卜得到这样的卜辞：有灾祸了，而且是很大的灾祸。

过了六天，也即戊戌日，外面果然发生了大灾祸。

有个奴隶在曼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负责放牧的奴隶在另外一个不知道的地方（缺字），他们本该是在那里拨除田间野草的，不料到了夜里，竟然放火烧掉三个粮仓。[22]

三个粮仓一起烧起来，可见这两个奴隶在逃亡之前就联合起来，计划好的报复行动。

烧毁粮仓自然会让城里人感到震动，开始传播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这就是卜辞中的“邑人震”[23]了。

“邑人震”要是多了，国家政权就会摇撼了。而奴隶从个体逃亡，走向群体联合，再往下发展，自然就是暴动。

甲骨文卜辞当然不会有暴动这样的词汇，那么商王朝中央政府是如何描述此类暴动呢？

两个字，“告众[24]”

商王朝从立国以来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奴隶主是不会给奴隶出路的，在这一点，商纣王如此，周文王也如是，并不是因为两国是敌国而有例外的。

奴隶没有出路，那么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将奴隶主送上绝路。

商王朝历史上是不是有类似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斯奴隶大起义，文献已经不可考。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是以商纣王除非脑子秀逗了，不然是不会将奴隶组织成军的。

在国亡前夕，将奴隶组织成军送上战场的情况，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呢？勉强言之，也有。

统一了六国的秦王朝被败家子秦二世胡亥胡搞瞎搞之下，激得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陈胜自立为王之后，派遣将领周文率军猛攻到了秦王朝国都咸阳附近的戏（今陕西临潼县东北）。

秦王朝政府震恐之余，下令少府章邯赦免犯了罪在骊山服劳役的人，以及家奴所生的儿子（这一人群的地位等同奴隶），全部调集来攻击农民军，把农民军全给打败了。[25]

章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对付的是周文在一边西进的过程中不断召集起来的兵马。

固然从人数来说，周文所指挥的农民军拥有战车一千辆，士兵几十万人。然而这种临时组织拼凑起来的农民军并非正规军，毫无战斗力可言。[26]

是以被秦王朝只要派一名懂兵法的将领章邯，将服役于骊山的刑徒组织起来，就能将农民军一击即溃。

将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送上战场，从来是兵家大忌。更何况是将随时想着逃亡、非常仇视奴隶主的奴隶送上战场。更何况商纣王面对的是周人的百战之师。

是以不管怎么说，商纣王秉政五十年矣，他不是秦二世胡亥那种昏庸之主，是断不会糊涂在牧野之战上去临时组建奴隶军团以抵挡周人军团的。

是以，牧野之战上，商纣王临时拼凑起来的大规模军团的主力绝不可能由奴隶构成，而是由本国王畿之贵族与平民构成。

商纣王治下的贵族与平民固然为横征暴敛所压迫，但是在异族外敌入侵之下，也不大可能遂即倒戈相迎。

任何时代任何文明，没有一个原住民会欢迎异族的入侵，那怕他们正受着本国统治者残暴的奴役。是以中国史上，对于改朝换代，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际。

亡国者，无非是群雄逐鹿，最终还是原住民（汉人）统治了天下，原住民（汉）文化得以长保。

亡天下者，则是异族入侵，变换衣冠，本国之文化传统被弃置，那么就是亡天下了。

明朝的遗老顾炎武即言——

自古以来，就有亡国的事, 也有有亡天下的事．如何辨别亡国和亡天下呢? 那就是: 易姓改号叫作亡国； 仁义的道路被阻塞, 以至于达到率领禽兽来吃人, 人与人之间也是你死我活，不分输赢不罢休, 这叫作亡天下。

 ……因此, 首先要知道保天下, 然后才知道保国家。保国家, 是位居国君和臣下的那些统治者所要考虑的；保天下, 即使是地位低贱的普通百姓都有责任。[27]

武王伐纣，周人兵团入侵商王朝，兵锋抵达于商王朝国都朝歌之左近，这种情况，显然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

商王朝毕竟也是立国六百年了，商人再怎么痛恨商纣王，也不可能在这一关键的时刻，集体做出欢迎异族侵略者的举动。

牧野之战商周双方的军事实力应该说周人军团这边是比较清楚明白的，大约也就五万人。而商纣王为了抵御周人军团的进犯在牧野投入了多少兵力呢？

《史记》给了一个数——七十万。

这是个今天任何研究中国上古史专家都不能接受的数字。

司马迁之《史记》有信史之美名，然而历代以来都对商纣王能够有“发兵七十万人”的动员能力表示质疑。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之《武成》篇即指出——

商纣王拥有的军队人数虽然众多，但是不可能有七十万人，这不过是史官为了强调周人能够击破强敌而给予的溢美之词，纯属虚言。[28]

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上也说——

夏商周三代用兵的规模没有接近过上百万的，更可况商纣王只是在很快的时间内征发王畿之内的军团，怎么可能一下子征召到七十万人之多呢？[29]

固然，我们大可以说商纣王倾全国之力以抵挡周人之入侵。然而商纣王即便有此心愿也如此能力。

商王朝版图是大约在70万平方公里左右，它能够动员征召的士兵是很有限的。我们只需衡准以古罗马的全盛时期所能动员的全国兵力，即可知道“发兵七十万”乃是虚言。

古罗马图拉真皇帝统治时代，罗马疆域大约590万平方公里，是商王朝版图的8倍，所能组建的大军团，最多不超过40个（在布匿战争时代），长期保持在28-32个军团之间。

罗马每个军团人数据专家学者推断，大致在3600-5400人之间不等。如此算下来正规的作战军团总人数大抵在15万-20万之间。

当然，罗马正规军团之外，尚有辅军、各类临时组建的杂牌军、雇佣军，但是即便把这些都算进去了，整个罗马帝国所能维持的动员的全国的军队人员也就40万左右。

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胡乱推断，认为古罗马帝国疆域是商王朝的8倍，那么商王朝所能动员的总兵力不会超过5万。

毕竟，中国文明的中原河洛之地自夏王朝时代开始经营，到了商王朝晚期已经发展了一千多年，人口密度应该是相当高，是以能动员征召的军队人数至少也在10万左右。

我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没有。就目前留存的文献上是不会支持我这个说法。

不过我们可以合理假设一下：

周人灭商之后，除了继承商王朝疆域之外，大肆扩张，西周王朝直辖的王畿的面积比商王朝翻一番，从征用的兵力应该说至少是商王朝的两倍。

那么我们只要弄清楚西周王朝常备的军团有多少万人，则商纣王在牧野之战所能动员的总兵力也就虽不中亦不远矣。

西周王朝组建军团最大编制单位是师，在其全盛时期也就维持正规的常备军团十四个师，最多兵员也就八万人左右。[30]

西周王朝明显比商王朝疆域更大，人口更多，可是能够进入国家编制的正规军团的总兵力就是这么点。

再来考察其后的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科技水平进展也是很缓慢的，即便到了春秋晚期铁器也尚未得到广泛之应用，是以大国之间规模最大的战役，动用的兵力也不过十余万人。

以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为例，晋楚两国乃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那么双方各自动员的军队有多少万人呢？

晋国有战车七百乘、五万多兵力。

楚国则联合陈、蔡、郑、许四国组成联军十余万众。

说起来，楚国能动员起十余万众前来中原争雄，已经是上古军争所组建军团规模最大之极限了。

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固然商纣王一生致力于征伐，也是个大肆扩充常备军的主，但是以彼时之生产科技水平，在牧野之战上商纣王所能浪掷的家底也就这么点了，不可能更多了。

好把，我们这里暂且将商王朝全国的军队的总数算成是七十万，那么商纣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间将全国的军团都组织、调动和集合到牧野战场上。

这个所谓的一个月，还是周人从镐京出发当天算起的。在那个时代，商纣王即便再快收到这一情报，也得是十天之后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商纣王还剩下20天征召全国军团。

这可能吗？

不可能。

大规模军团的组织、调动和集合，即便在今天信息时代，都是艰巨之任务。

以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而论。美国批准“沙漠盾牌”行动计划在是年的8月7日，而要到11月8日左右，美军才在海湾地区集结了43万人的军队，历时三个多月。

固然美军是跨海跨洋作战，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毕竟有先进的运载技术，美国更有超强的国力，才得以实在43万人大兵团的组织、调动和集合。

在三千年前，全世界没有一个文明有能力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内组织、调动和集合七十万人众大规模军团。这一点，是毋庸申论的。

正因为七十万之说实在是不可信，是以再怎么称美《史记》为信史的传统学者们都认为司马迁肯定是弄错了。

他们甚至给司马迁找了个很不靠谱的理由，那就是抄错了，应该是十七万而抄成七十万了。

究其实际，牧野之战商纣王所能投入的总兵力能够达到十万之众就不错了。

正因为有了两倍周人军团的总兵力，商纣王才毫不客气的将所有军事力量调集在牧野战场上，准备一举秒杀了周人军团。

只是商纣王真的有十万大军，那么在冷兵器时代的大平原会战，以十万对付周人的五万，又是在自家的主场牧野上以逸待劳，这还打败的话，是非常说不过去的。

当然，商纣王最合理的选择是坚壁清野，让远道而来的周人军团得不到任何补给，然后坚守朝歌城，等待全国各路勤王的军团 前来解围，最终里应外合。

如此，即便不能打败周人军团，也能将周人军团拖垮。然而，商纣王却放弃万全的战略而选择和周人军团野战，这至少能够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一：避战不是商纣王的性格，他生平正因为好战而百战。而周人军团居然敢渡过黄河，进犯到国都之下，这是他深以为羞，所不能接受的。

二：商人军团总兵力至少两倍于周人军团。

三：商纣王不愿意放弃一举消灭周人军团之有生力量之大好良机。

四：在东夷战事久拖不决、国内人心厌战的情况下，在微子内阁、箕子内阁相继垮台之后内争不断情况下，商纣王太需要一场胜利向自己的臣民证明他依旧是如此的英明和伟大。

他不认为自己是在赌博，他认为即便这是一场赌博，他也已然胜券在握。

然而，后世的史书记录了他的失败，彻彻底底的失败。他永远作为一个亡国之君而牢牢的被钉在耻辱柱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