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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貼被我只是个过客在2011-05-30 18:41重新編輯 ]

 

正常人因社会纠纷乃至家庭矛盾而被送入精神病院，“被精神病”威胁到个体安全，也因此成为社会关注热点。“被精神病”何以能发生？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我国70%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疗。他们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有些甚至危及家人、社会和自身安全。

　　专家认为，地方法规及现行法律设计存缺陷，无精神卫生方面的立法规范，长期经费投入不足等，都是精神病收治乱局存在的原因。

　　5月12日，南京市六合法院城东法庭，开庭审理杨某杀人案。被害者是杨某的婶婶。

　　事情发生在去年7月17日。杨某后来跟警方讲，当晚他看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看着看着浑身燥热，觉得美女都在勾引他。有点“飘”，他觉得母亲不是母亲了，于是去看个究竟。吵闹起来，母亲吓得往外跑，他拿起菜刀就追。

　　追到堂叔家门口，看到婶婶，他觉得婶婶是20岁的女子，觉得奇怪：“到底是鬼还是那24个美女？”接着殴打、刀砍，致婶婶死亡。

　　事发后，精神病司法鉴定显示，杨某属于短暂性精神障碍，作案时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此案尚未宣判。

　　调查发现，杨父也患有精神分裂症。因家庭贫困，父子都没医治。

　　据有关媒体2010年4月的报道，中国约有70%的精神病人得不到治疗。他们或被家人监护，或流落街头，有的还危害自己及公共安全。

　　5月，与杨某杀婶案形成对比的是，武汉“徐武事件”正在上演，“被精神病”成为舆论热点。而一些上访者称被强送精神病院的事也时有发生。

　　“该治疗的进不去，不该进去的却被强制收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精神卫生立法研究者刘白驹认为，有此乱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立法滞后和相关法律存在缺陷。

　　社会救助不足

　　精神病人治疗的一个现实是，家庭监护责任过重，社会救助严重不足

　　过去一年，国内发生了数起精神病人杀人案件。也发生了多起精神病人被杀事件，公开报道的就超10例，“凶手”多是他们的亲人。

　　去年7月3日，吉林梨树县农民白小涛杀死了患精神病的妻子刘影。白小涛称，刘影十多年来看病花费巨大但无好转，病发时会拿刀砍人，还多次举起儿子要摔死。

　　去年7月初，刘影又抓伤白小涛，还用菜刀剁死了鹅，吓得女儿不敢回家。白小涛称，去年7月3日半夜，刘影起来烧衣服，他一狠心从后面用绳子勒死了她。

　　“他们如果及早得到(入院)治疗，或许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黄雪涛，通过对100多个案例和300多篇新闻报道分析，归纳出这些病人的共性是：家庭监护责任过重，社会救助严重不足。

　　精神病治疗周期长、易复发，有些要终生服药，对于许多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病患者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超过1600万，70%得不到治疗。

　　卫生部公布的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16383名，平均每10万人拥有1.26名，全球平均数字是3.96名。据世卫组织研究数据，中国精神病发病率占所有疾病发病率总数的20%，是世界平均发病率的两倍。

　　与高发病率、低治疗率形成对比的是经费投入过少。据了解，在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完善的国家，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比例约为20%，我国是1%。

　　在经济发达的广东，该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200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广东有精神病患者1500万，其中150万是重性，住院治疗的人只占20%-30%。经测算，广东要解决精神病患者看病问题，需在三至五年内投入30亿，但每年投入只有1500万。

　　长期无法可依

　　相关法律难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难以规定国家、政府在救助方面的责任和力度

　　黄雪涛认为，对家庭形成负担的不仅是医疗费用，很多家庭都缺乏必要的医护知识，也没有充足时间。

　　据报道，江苏泰州的朱家虎患病后花费八九万治疗没效果，家里负担不起继续治疗的费用，而朱家虎是个“武疯子”，会惹事伤人，妻子于是将他锁进了铁笼。

　　刘白驹认为，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需要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努力。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马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世界上有3/4的国家已有精神卫生立法，非洲一些欠发达国家59%也已立法。我国自1985年就启动了相关立法工作，马力多次参加调研。但因种种原因，精神卫生立法进展缓慢。

　　到2000年，卫生部、民政部、全国残联、全国妇联又重新将此法草案提出来讨论。

　　2007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人口卫生体育室主任宋森发文呼吁加快立法进程。他在文章中列举，十届全国人大期间，2004年有258位、2005年有131位、2006年有104位、2007年有219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精神卫生立法的议案。在医药卫生领域，与精神卫生相关议案的数量仅次于食品安全卫生法。

　　到2009年，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终于出台，并列入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舆论曾预计“年内通过”。如今两年已过，还无通过的迹象。

　　刘白驹说，从立法过程来看，精神卫生法26年难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以规定国家、政府在救助精神障碍患者方面的责任和力度。

　　他介绍，早期因国力不足，这个问题突出，但随着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已不是很大难题了。精神卫生法第三次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政府在精神卫生防治方面的责任，特别是明确对经济困难的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